茉莉花革命的中国前景

茉莉花革命之火迅速蔓延，不仅在整个阿拉伯地区蔚成燎原之势，远在亚洲东端的中国也正在被卷入其中。

据各方报道，2月20日中国网民发起中国式茉莉花围观行动，在北京、上海等13个城市发起“茉莉花革命”集会。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度发达的网络监控系统，有着长期一党专制所形成的暴力控制体系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的天价维稳条件，但是，众多的中国网民不仅仍然获得了信息，甚至甘冒风险，走上街头，加入围观行动。

面对中国迅即被卷入茉莉花革命浪潮的前景，官方媒体一致表示中国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但并没有详谈原因何在。香港中联办官员郝铁川则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原因。郝铁川提出四个理由。第一，因为中国领导人实行了任期制度及退休制度，再也不会出现终身任职的情况。第二，中国经济发展成绩骄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得到很大的提高。第三，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反腐败工作。第四，中国领导人头脑非常清醒。

通观这四点，实际上除了第一点之外，其余三点均不能成立。第一，阿拉伯革命发生地突尼斯与埃及均是经济发展成绩骄人的地区。第二，无论是本阿里还是穆巴拉克均通过官控媒体宣传反腐成就，穆巴拉克在其最后讲话中甚至炫耀他将一生都献给了埃及人民。至于说自己领导人头脑清醒，一方面是影射其他国家领导人不清醒，一方面有自吹自擂之嫌。至于说中国实行了任期制度，相对朝鲜这种世袭专制，中东一些国家领导人终身制来说，确实可以说是中国的进步。即使这种进步十分微小，但仍然是向民主化方向的演进。

然而，历史地看，这一进步得益于文革大劫难之后中共改革开放的反弹，只不过是中国由极权体制向后极权体制过渡之插曲。更为严重的是，自1989年镇压学生运动之后，这种分权制衡的政治改革思路已经寿终正寝。六四血案封杀了现制度从后极权平稳渐进过渡至民主体制的大门。从目前看，中国共产党废除了个人终身制，却无法废除一党终身制。按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由一党专制走向世袭独裁乃是开历史的倒车。但是，但如果寡头独裁的让步，只不过是为了维护一党专制的长治久安的话，也只不过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失灵之后，政权日益转向暴力与警察国家的后极权主义而已。从中国目前的现实看，没有人不承认中国社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然而，正是社会的巨变，才要求政治制度的变革。突尼斯、埃及同中国的异曲同工之处，正在于政权拒绝政治变革。而茉莉花革命只不过是当局拒绝变革而酿成的苦果而已。

中共提出过与时俱进的口号，这应该是清醒之言。但适应时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共无法承继八十年代开启的改革之业，公权力于是成为保持政权的工具。没有民众参与的维持政权，只能向暴力与恐怖滑行。阿拉伯一些国家专制政权的演变也可以印证这种趋势。

以突尼斯为例。本阿里借助于其前任突尼斯独立之父布吉巴的遗产，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也有过堪称辉煌的历史。他用暴力消除伊斯兰激进势力，为自己赢得了国际声誉，也蒙蔽了不少突尼斯知识分子的眼睛。然而，在没有权力制约、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环境下，本阿里胜利之时，就是警察国家抬头之日。本阿里恣意于权力舞台，将突尼斯推向党即国家的极权主义之路，并进而企图将党产变成家产。也许，在信息不畅的传统社会，本阿里还可以苟延残喘，然而，在互联网的今天，他注定为历史所抛弃。实际上，本阿里与穆巴拉克的下场，只不过是所有不能与时俱进的专制制度、独裁寡头的共同命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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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巴拉克下台与反西方药方失灵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民众抗议的强大压力之下，终于在本月十一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自此，由突尼斯引动的中东世界大变局又下一城。

二月十日，穆巴拉克下台的前一天向全体埃及人民作了最后一场讲话。这一讲话使人联想到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共产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最后演讲。齐奥塞斯库的讲话与穆巴拉克的讲话内容虽然有着重大区别，但都是两个独裁强人下台前留下的不可多得的自欺欺人的昏庸见证和历史笑柄。不同的是，以共产极权恐怖为统治手段的齐奥塞斯库死到临头还在梦想人民高呼万岁；而穆巴拉克面对十数天的汹涌愤怒的民情，仍然决定对民众进行最后一次爱国主义的欺骗表演。

从技术上讲，穆巴拉克的最后讲话声情并茂。除了将自己装扮成埃及民族英雄之外，穆巴拉克在讲话中一再拨动民族主义的琴弦。穆巴拉克表示他决不向外国势力低头，暗示埃及民意不能为美国与西方任意操纵。也许，时光倒流三十年，穆巴拉克的这一讲话可能奏效，但是，很明显，这一次，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讲了这番话。历史旋即告诉他，民族主义已经失灵，反西方和反犹的老药方也不再能够解救专制之痼疾。

穆巴拉克在此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由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发的这一波阿拉伯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问题。就近观察，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突尼斯还是在埃及，抗议的民众并没有将矛头指向西方。新一波阿拉伯地区的革命既不拒绝开放，也不反对西方；同旨在闭关自守的狭隘民族主义无涉。从这一角度观察，今天的阿拉伯革命在同西方关系层面上也是一次革命。

历史上阿拉伯世界一直同基督教世界存在一种对立竞争的关系。继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阿拉伯地区渐次为西方所主导。二战之后，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以反西方殖民主义为主要取向的民族主义阶段，即使是以社会发展为主要话语诉求的第三世界主义也具有强烈的反帝性质。而八十年代以来，受伊朗伊斯兰革命推动，不少阿拉伯国家陷入极端反西方的恐怖主义。从整个阿拉伯世界近代历史的遭遇看，面对深重的历史屈辱和复杂的现实战略利益，阿拉伯国家民众在此次变局中所表现出的清醒与明智，同其无畏与献身精神一样可歌可泣。正是信息时代民众的高度成熟，促使此一次阿拉伯国家的抗议运动跳出历史循环，同西方保持一种令人叹服的理性与平衡的态度。

至少有两个重要因素可以为此次革命的开放而不是封闭，理性而不是反西方的特点提供注解。第一即是信息时代之功。全球网络的普及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国与国之间的疆界，也打破了专制政权的信息垄断。普通网民所掌握的信息量空前增加，权力对信息的操作力不从心。专制权力的舆论导向失灵，多元的信息与独立的思考成为时代的潮流。

第二是西方的态度。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各国领导人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以反恐的战略意义为名，从打造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平空间考量，对阿拉伯各国政权之专制视而不见。此种情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舆论看不到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诉求，形成对中东问题认识的盲区和文化偏见。然而，正是西方与中东专制权力的战略加利益同盟，一方面使得中东地区民众不寄希望于西方政权，一方面使得中东专制政权也无法发动和操纵阿拉伯反西方主义。从此意义上看，西方对专制政权的暧昧不仅是此次阿拉伯民主革命的最大悖论，也是阿拉伯民众给西方上的一堂普世价值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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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革命与阿拉伯世界特殊论的破灭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冲击波迅即蔓延至阿尔及利亚、埃及、也门等阿拉伯国家。在声势浩大的埃及民众示威游行冲击下，埃及穆巴拉克政权风雨飘摇。很可能，埃及将是阿拉伯国家民主革命的第二块多米诺骨牌。无论短期形势如何发展，可以肯定的是，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突破以后，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专制政权，无论是处于那一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近况如何，均无法回避本国民众自由、民主的诉求。

从价值诉求、社会演进、现代性推进的角度上讲，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逻辑发展。突尼斯专制政权的崩溃同柏林墙倒塌而引发的共产主义制度之崩溃虽有文化区域之差异，但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实，均是现代公民对普世价值之追求的共同归属。

不过，针对这一从普世价值角度所推出的结论，也许会有人提出反诘：人类即使有普世价值的共同追求，但文化传统、宗教差异、社会发展等因素仍然十分重要。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区，特殊有可能遏制普遍，传统的惰性有可能压倒对现代性的追求，专制也有可能借助经济的暂时繁荣抵制民主潮流。突尼斯以及接踵而来的阿拉伯地区的变局的意义的重要不仅在于证明了普世诉求超越文化，超越宗教，也在于阿拉伯革命潮发生于世人往往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穆斯林地区，打破了阿拉伯世界特殊论。此前，出于对恐怖主义的恐惧，阿拉伯地区激进伊斯兰的存在不仅成为此地区专制政权延迟政治改革，忽略民主诉求，维持独裁专制的借口，也是西方社会倚重某些专制政权进行反恐的有力凭据。

两害相权取其轻。长期以来，在伊斯兰激进势力当政与世俗专制之间，世俗专制优于极端宗教势力已是欧美民主国家的共识。然而，突尼斯、埃及的民主抗争打破了这一神话。突尼斯民众明确告诉世界，世俗专制与神权政治并非伊斯兰世界的宿命，政治与宗教的分立在阿拉伯世界也是可能的。

从目前突尼斯革命政权重建的进展以及埃及民众街头抗争的推进来看，此次阿拉伯世界革命不仅从价值诉求上汇入1989年以来东欧民主变革的历史大潮，也从革命的路径上具有相通性。

同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茉莉花革命同样需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需要政权的更换，但不寻求政权的专有。这种革命不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武装斗争，不需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大的军队，也不需要严密的政党。这种革命可能有自己的灵魂人物，但这也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旧政权的极度腐败，是社会公众的人心所向，是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民主参与的诉求，是统治者内部的分裂，是世界潮流的推动。同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茉莉花革命是没有政党，没有领袖，没有组织，没有预谋的革命。当然，二者也存在着区别。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网络时代。茉莉花革命是网络时代的革命，网络革命无须阵地，甚至无须筹备。信息技术的潜在空间，冲破了国家暴力的钳制。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共识的扩大，公民社会通过网络的传播与表达，可以迅速化为冲破专制的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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