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下台与反西方药方失灵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民众抗议的强大压力之下，终于在本月十一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自此，由突尼斯引动的中东世界大变局又下一城。

二月十日，穆巴拉克下台的前一天向全体埃及人民作了最后一场讲话。这一讲话使人联想到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共产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最后演讲。齐奥塞斯库的讲话与穆巴拉克的讲话内容虽然有着重大区别，但都是两个独裁强人下台前留下的不可多得的自欺欺人的昏庸见证和历史笑柄。不同的是，以共产极权恐怖为统治手段的齐奥塞斯库死到临头还在梦想人民高呼万岁；而穆巴拉克面对十数天的汹涌愤怒的民情，仍然决定对民众进行最后一次爱国主义的欺骗表演。

从技术上讲，穆巴拉克的最后讲话声情并茂。除了将自己装扮成埃及民族英雄之外，穆巴拉克在讲话中一再拨动民族主义的琴弦。穆巴拉克表示他决不向外国势力低头，暗示埃及民意不能为美国与西方任意操纵。也许，时光倒流三十年，穆巴拉克的这一讲话可能奏效，但是，很明显，这一次，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讲了这番话。历史旋即告诉他，民族主义已经失灵，反西方和反犹的老药方也不再能够解救专制之痼疾。

穆巴拉克在此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由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发的这一波阿拉伯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问题。就近观察，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突尼斯还是在埃及，抗议的民众并没有将矛头指向西方。新一波阿拉伯地区的革命既不拒绝开放，也不反对西方；同旨在闭关自守的狭隘民族主义无涉。从这一角度观察，今天的阿拉伯革命在同西方关系层面上也是一次革命。

历史上阿拉伯世界一直同基督教世界存在一种对立竞争的关系。继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阿拉伯地区渐次为西方所主导。二战之后，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以反西方殖民主义为主要取向的民族主义阶段，即使是以社会发展为主要话语诉求的第三世界主义也具有强烈的反帝性质。而八十年代以来，受伊朗伊斯兰革命推动，不少阿拉伯国家陷入极端反西方的恐怖主义。从整个阿拉伯世界近代历史的遭遇看，面对深重的历史屈辱和复杂的现实战略利益，阿拉伯国家民众在此次变局中所表现出的清醒与明智，同其无畏与献身精神一样可歌可泣。正是信息时代民众的高度成熟，促使此一次阿拉伯国家的抗议运动跳出历史循环，同西方保持一种令人叹服的理性与平衡的态度。

至少有两个重要因素可以为此次革命的开放而不是封闭，理性而不是反西方的特点提供注解。第一即是信息时代之功。全球网络的普及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国与国之间的疆界，也打破了专制政权的信息垄断。普通网民所掌握的信息量空前增加，权力对信息的操作力不从心。专制权力的舆论导向失灵，多元的信息与独立的思考成为时代的潮流。

第二是西方的态度。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各国领导人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以反恐的战略意义为名，从打造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平空间考量，对阿拉伯各国政权之专制视而不见。此种情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舆论看不到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诉求，形成对中东问题认识的盲区和文化偏见。然而，正是西方与中东专制权力的战略加利益同盟，一方面使得中东地区民众不寄希望于西方政权，一方面使得中东专制政权也无法发动和操纵阿拉伯反西方主义。从此意义上看，西方对专制政权的暧昧不仅是此次阿拉伯民主革命的最大悖论，也是阿拉伯民众给西方上的一堂普世价值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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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革命与阿拉伯世界特殊论的破灭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冲击波迅即蔓延至阿尔及利亚、埃及、也门等阿拉伯国家。在声势浩大的埃及民众示威游行冲击下，埃及穆巴拉克政权风雨飘摇。很可能，埃及将是阿拉伯国家民主革命的第二块多米诺骨牌。无论短期形势如何发展，可以肯定的是，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突破以后，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专制政权，无论是处于那一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近况如何，均无法回避本国民众自由、民主的诉求。

从价值诉求、社会演进、现代性推进的角度上讲，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逻辑发展。突尼斯专制政权的崩溃同柏林墙倒塌而引发的共产主义制度之崩溃虽有文化区域之差异，但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实，均是现代公民对普世价值之追求的共同归属。

不过，针对这一从普世价值角度所推出的结论，也许会有人提出反诘：人类即使有普世价值的共同追求，但文化传统、宗教差异、社会发展等因素仍然十分重要。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区，特殊有可能遏制普遍，传统的惰性有可能压倒对现代性的追求，专制也有可能借助经济的暂时繁荣抵制民主潮流。突尼斯以及接踵而来的阿拉伯地区的变局的意义的重要不仅在于证明了普世诉求超越文化，超越宗教，也在于阿拉伯革命潮发生于世人往往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穆斯林地区，打破了阿拉伯世界特殊论。此前，出于对恐怖主义的恐惧，阿拉伯地区激进伊斯兰的存在不仅成为此地区专制政权延迟政治改革，忽略民主诉求，维持独裁专制的借口，也是西方社会倚重某些专制政权进行反恐的有力凭据。

两害相权取其轻。长期以来，在伊斯兰激进势力当政与世俗专制之间，世俗专制优于极端宗教势力已是欧美民主国家的共识。然而，突尼斯、埃及的民主抗争打破了这一神话。突尼斯民众明确告诉世界，世俗专制与神权政治并非伊斯兰世界的宿命，政治与宗教的分立在阿拉伯世界也是可能的。

从目前突尼斯革命政权重建的进展以及埃及民众街头抗争的推进来看，此次阿拉伯世界革命不仅从价值诉求上汇入1989年以来东欧民主变革的历史大潮，也从革命的路径上具有相通性。

同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茉莉花革命同样需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需要政权的更换，但不寻求政权的专有。这种革命不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武装斗争，不需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大的军队，也不需要严密的政党。这种革命可能有自己的灵魂人物，但这也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旧政权的极度腐败，是社会公众的人心所向，是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民主参与的诉求，是统治者内部的分裂，是世界潮流的推动。同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茉莉花革命是没有政党，没有领袖，没有组织，没有预谋的革命。当然，二者也存在着区别。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网络时代。茉莉花革命是网络时代的革命，网络革命无须阵地，甚至无须筹备。信息技术的潜在空间，冲破了国家暴力的钳制。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共识的扩大，公民社会通过网络的传播与表达，可以迅速化为冲破专制的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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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柏林墙倒塌到茉莉花革命

自1月14日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出逃至今，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变局一直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

从过程上看，突尼斯这场政治变局是由一个水果商贩点火自焚而起。这一反抗当局政治压迫的极端行动，迅速蔓延至整个突尼斯。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曾经被多次投票验证，历次获票率均在百分之99.9% 以上并准备永久执政的总统仓惶出逃；为官方舆论一致拥戴的突尼斯本阿里政权顷刻坍塌。

从外部看，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为世人所瞩目，不仅仅是其星星之火，一朝燎原的社会怒气；更是这看似固若金汤，实如枯枝朽木的政权，一旦面对燎原之火，顷刻土崩瓦解的腐朽躯壳。

长期的一党专制，长期的极权暴政，长期的谎言欺世，长期的言论垄断，长期的蔑视民意，长期的迷信维稳，显然是突尼斯人民摧枯拉朽、推倒旧政权的制度原因。然而，这一革命来得是如此迅猛、如此突然、如此不动声色，不仅使阿拉伯世界为之震撼，使全世界为之惊愕，即使一些民主国家也无所措手足。作为与突尼斯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纠葛的法国，面对变局，直到突尼斯总统出逃之后仍然难以调整立场就是明证。法国外交部长在本阿里出逃的前两天还建议帮助突尼斯训练警力，法国政府至迟到本阿里出逃之后的第二天才发表声明支持突尼斯民间变革力量。

不过，迅即变幻的当今世界的悖论是这个时代既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又是一个肤浅健忘的时代。突尼斯茉莉花革命虽然突然，但在这个时代并非绝无仅有。1989年12月，隔绝东西冷战两个营垒的柏林墙一朝坍塌，起动的是一连串东欧共产极权主义政权的崩溃。由柏林墙倒塌引起的多米诺骨效应，几乎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涤荡一净，直到1991年12月苏联帝国最终崩溃。对于二十世纪末期发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解体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事前出乎东西方世界专家学者、政治家的意料，事后也困扰着众多的历史解说者。历史进程加快，全球化席卷天下，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竞相出笼。然而，共产主义世界崩溃的多米诺骨牌终于被改革易帜的中国所堵，东欧走向宪政民主的历史转型大潮似乎锁定于欧洲的防线。柏林墙倒塌二十年来，尽管东中欧颜色革命不断，尽管亚洲多国踏入民主轨道，尽管非洲民主转型加快，尽管中国、越南等放弃共产主义平等理念，加入原始资本主义行列，却很少有人觉察到阿拉伯世界也存在着同样的历史潜动。

2001年九一一事件之后，文明冲突论压倒历史终结论，世界历史似乎变换了方向。恐怖与反恐，而不是专制与民主似乎成为历史进程的主线。而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阿拉伯世界跃入时代的前台，伊斯兰运动成为历史的重心。这一视角，突出了文明冲突，彰显了宗教势力，从而遮蔽了伊斯兰社会的内部演变。在万恶之首乃激进伊斯兰的观念下，中东、北非如埃及、阿尔及利亚等世俗专制，成为防堵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坚强屏障。对于备受恐怖主义骚扰之苦的欧洲与美国说来，对反恐统一战线的重视代替了对阿拉伯社会现代进程的关注，忽略了各国民众向往民主宪政的共同诉求。于是，突尼斯这样的经济增长、封锁异议、权力腐败、打压反对派的世俗专制不仅成为重要联盟，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样板。

然而，文明冲突不能阻挡历史的现代进程，反恐与安全也万难替代现代公民对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价值呼唤。从价值诉求、社会演进、现代性推进的角度，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逻辑发展。换句话说，突尼斯专制政权的崩溃同柏林墙倒塌而引发的共产主义制度之崩溃虽有文化区域之差异，但却具异曲同工之实，均是现代公民对普世价值之追求的共同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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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获奖之后的世界与中国

从欧洲舆论角度观察，刘晓波获得今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从今年十月到目前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由于中国一位正在狱中的异议人士获奖，而其本人及其亲属均不能代其领奖，诺委会决定以空椅子面对世界，使得今年的诺奖仪式受到舆论的强烈关注。刘晓波及其亲人均不能出席领奖，是 1936年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首次。正因为这一特别的象征，使得世界舆论将对中国关注的焦点从经济发展转移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自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以来，外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一次深度聚焦。

众多的观察家注意到，此次授奖仪式将从多方面给西方舆论留下深远影响。

首当其冲的影响即是有关中国内部民主诉求的代表性问题。刘晓波无法出席领奖仪式，即使可以由刘晓波仍在狱中的理由解释，但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并不是在押囚犯，为什么就不能代领？而且数以百计的中国人因为授奖仪式不能外出，他们难道也有刑事犯罪之嫌而不能走出国门？对于众多对中国问题并不太关心的西方民众说来，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成长有目共睹，于是认为中国的法制与政治制度也日趋完善，但众多中国公民被阻止出国这一事实打破了这种经济发展自然推动民主进步的推论。而同时，由于被阻止出国的人士众多，也从一个侧面向西方公众形象地揭示了中国除了经济成长和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之外还存在着民主诉求，而这种诉求也并非如官方媒体所说的那么边缘化。换言之，中国官方长期对外营造的中国人民“爱国、爱党主义”的整体形象被有力证伪。

在这种语境下，中国官方以刘晓波为在押罪犯和干涉中国内政来要求各国杯葛刘晓波授奖仪式的理由于是显得极为苍白。众多媒体指出，刘晓波的获奖及其在押的事实实际上无异于给欧美民主国家装上了一幅价值的紧箍咒。自此之后，西方政要同中国打交道都难以回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仍在狱中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刘晓波的获奖使以人权、舆论自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获得了提升。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欧美经济处于深度危机之中，面对中国一枝独秀的经济成长，西方领导人从振兴经济的短期利益考虑，在同中国打交道时，避谈价值，希望以此从中国获得大笔商业合同。刘晓波获得诺奖之后，在今后西方国家同中国外交谈判桌上，人权与言论自由问题将会受到更多关注。

同时，没有政改的中国经济发展，能否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市场经济也成为疑问。长期以来，西方舆论，包括中国人自己均认为或者期望中国会通过经济的渐进改革，而走向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但是，这一想法同样无法接受现实的检验。法国《扩展》杂志主编就直接了当地说：直到现在发展的结果是，中国既无正常的市场，也无自由的竞争，有的只是仍然带有共产主义胎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中国政府对于挪威政府的经济制裁和对诺贝尔委员会的谴责，一是以不允许干涉内政为名，二是以中国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进行的。换句话说，中国官方在此问题上仍然是站在西方的司法独立这一价值理念上讲话的。但是，包括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在内众多人士均指出，中国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公约，中国宪法中也加入了保护人权的条款，所以中国官方本身也是认同普世价值的。关押刘晓波有违中国自己的宪法，封杀有关刘晓波获奖的信息有违自己已经承诺的价值准则。

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此次刘晓波获奖争议也使西方公众了解了更多关于中国宪法与中国对普世价值的纸上认同但却不能落实的实例。使得中国宪法与现实的冲突大白于西方舆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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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也一样” 和中国国情

中共很喜欢用“国情”来作借口。别人有民主，中国不能有，别人能有言论自由，中国不能有，别人有信仰权利，中国不能有，为什么呢？因为国情不同。但是，如果别人有什么坏事，中共这时就不讲“国情”了，而是强调“普世价值”，告诉人民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然后就要老百姓认可、理解、原谅中共的劣行。

说腐败，它会说哪个国家没有腐败？说镇压民众，它会说美国也对民众开过枪；说民主，它会说印度搞民主，也没搞出什么名堂；说和平演变，它会说俄罗斯演变后是如何糟糕；说选举，它会说台湾的选举是多么混乱；说中国现在资源浪费，贫富差距大，它说那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哪个发达国家没有经历过？说没有言论自由，它说西方哪个媒体不是被财团控制？说天安门抓访民，它说你到白宫去抗议试试，看抓不抓你；说中共人权不好，它抓住美军虐囚大做文章，说美国自己都不好，哪有资格说中共？……

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有时比那些严肃的说教更有迷惑性。但是，这种类比本身却是错误的，是欺骗误导民众。

首先，人都有人的弱点。所以，哪个国家都有贪污，都有人权问题。我们无意去为其他国家的行为辩护，我们只是要指出中共“因为别人杀了人，所以我就可以杀人”的这种颠倒是非的逻辑。其次，中共在报导宣传那些类比例子时，常常对事情发生的背景、经过和处理方式断章取义，有意隐瞒不利中共的东西。我们知道，出问题是一回事，对问题的反应和处理是另一回事。而中共重在渲染问题的发生，而回避民主国家从政府、媒体到公众反应和处理问题的姿态。

美军虐囚事件一出来，中共就大加炒作，无非是想说，美国人权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共的人权不好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我们对比美国政府和中共在这种事情上的处理态度，就会发现区别很大。事实上，案发之后，美国自己是举国震动，不但美国媒体上大量曝光，就连总统也得马上回应，立即着手调查。中共引用的资料基本上也都是来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导。而中共对自己的人权恶行，却是从上到下地一味掩盖，还不准别人去揭露。

对于中共在天安门抓访民，甚至“64”屠杀，有个说法，就是你到美国白宫前面抗议看抓不抓你。中共在这里混淆了一个根本区别。中共说是可以申请游行示威，但根本不会批准申请，对申请人还要打击报复，更别提你要申请到天安门示威。而在美国，民众可以很容易地申请去白宫前面抗议，而且有些抗议人士就是故意要让警察抓走制造新闻效应的，美国警察常常会主动问抗议者要不要被逮捕。根本就不是象中共宣传的那样，美国白宫前不容许抗议，要象中共一样抓人什么的。就算抗议者有过激行为，那也是按法律制度来处理。

还有人说美国也对民众开过枪啊。是有，那是1932年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补贴金事件，一万多名失业的退伍军人在美国国会大厦前集会。当时的胡佛总统下令联邦军队进驻华府，驱散示威民众，造成两名退伍军人死亡，多人受伤。根据美国公开出版的百科全书、记录片、历史书、回忆录等记载，他们并不是死于美国军队，而是被华盛顿的警察误杀。不论这件事本身的是非，我们来看看美国朝野对这件事情的反应。首先，美国政府遭到新闻媒体的无情鞭笞，《纽约时报》以头版头条的长篇通讯报导了事件经过，胡佛总统也向美国人民承认自己的责任。在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人民更是用选票把胡佛赶下台去。动用军队的教训之深，成为后来美国总统的前车之鉴。1971年在白宫附近发生大规模的反越战示威，尼克松对前来请示的助手说：“让他们在那里好了。”对比之下，至今中共也没有对“64”事件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说法，中国立法机构也没有提出过如何接受镇压民众的教训，以及如何避免将来犯类似错误的提案。

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讽刺西方言论自由的例子，就是说你写篇文章，看西方报纸是不是给你发表，如果没有发表，那肯定证明言论自由是假的。很多中国人因为这么一个例子，似乎一下就看穿了西方言论自由的虚伪，也就认为中共控制言论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其实是中共给人们制造的歪理。报纸怎么可能来什么都给发表呢？真要如此，那也只能是头几个人有份，版面有限啊。事实上，言论自由并不是说每个媒体都要做到“绝对公正”。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理念，他们后面当然也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也就是说，媒体作为个体来说，除了职业道德之外，当然有自己的喜好，对稿件和报导角度都有自己的选择，这并不是媒体界要掩盖的什么秘密。言论自由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媒体本身，它可以自由地发表它想要发表的内容（出格了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二是对读者而言，他的自由体现在可以获得任何意见的媒体，你既可以看反共的报纸，也可以看亲共的报纸，还可以看中共的喉舌报纸，你也有自由去办自己的媒体去发表你的意见，这才是媒体自由的真谛。新闻自由最关键的尺度是权力者有多大权力控制资讯。在美国，政府常常处于媒体的批评之下，即使政府想动用权力制止，也无能为力。但在中国，如果共产党不想民众在媒体上看到什么消息，动不动就给予封杀。把言论自由当作任何媒体都必须发表你的言论，根本就不现实。用西方报纸都有自己的立场来否定言论自由，不过是为中共钳制媒体找借口。中共自己是知道西方言论自由的妙处的，所以中共才在海外极力渗透、操控，并大肆发展自己的亲共媒体。

海外的民主选举出现的争端，也常常成为中共笑话民主自由、用来劝说人民拥护中共独裁的素材。很多人也由此而相信中共的说法，帮助中共维护一党专制。民主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相比中共的黑箱斗争和可能带来的动乱，民主的透明、媒体的监督和军队的独立毕竟是一种可借鉴的出路。大家都注意到，民主国家不管选举争端多厉害，国家很难陷入动乱和战争，这就是民主对社会的制衡作用，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像个洪水猛兽。

俄罗斯和平演变之后，中共就一直害怕俄罗斯好起来，所以总是宣传俄罗斯如何如何惨。俄罗斯固然有其自身的“国情”，问题多多，但是，中共把俄罗斯作为民主化后的反例宣传的确是在误导民众。一些中国人到海外听到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三时（2006年7月的报导)，竟大吃一惊，觉得俄国人不是连饭都吃不上吗？印度的民主也一直是中共嘲笑的对象，是民主失败的经典样板。但是，印度自1991年拉奥政府正式开始经济改革至今，其年增长率达7%，这一经济增长率已非常接近中国的水平。印度的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经营效率较高，银行坏账率低于10%。印度的经济结构跟一些发达国家相似，再加上印度有大量优秀且成本低廉的技术人才，因此有人预言印度将在未来成为“世界的办公室”。实际上，印度如今已成为世界的主要研发中心之一。我们无意为俄罗斯和印度说好话，他们都有自己的严重问题和发展变数，但是我们不应该被中共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不愿全面改革所做的片面报导而误导，不加分辨地重复中共的论调，按照中共的说法去思考问题。事实上，共产党在俄罗斯仍然是合法组织，如果俄国人民真喜欢共产党，完全可以在大选中把共产党选回去，人们不走这条路，显然共产党不受欢迎。

对于中国现在遇到的掠夺瓜分社会财富的问题，有人用“资本的原始积累”来形容，意思是西方世界现代化过程中也走过这么一个阶段，所以，也就是正常的了。我们不去说这个原始积累的对和错，我们至少看到西方在原始积累之后，资本很快进入了再生产，同时有产阶级在政治上有了明确诉求，参政，办媒体，搞教育，做慈善等，成为巩固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中共治下的原始积累就是捞钱，捞个没完，然后外逃，享乐，根本无意去影响政府和共产党，同西方当时的情况根本不一样，怎么能指望出现“原始积累”后的良性循环呢？

还有一个听起来最彻底的类比：如果你去颠覆国家和政府，你看哪个国家不镇压你？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偷换概念的问题，很有迷惑性。其实，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中共反复宣传灌输造成的概念混淆的典型表现。“煽动和颠覆国家罪”是中共继过去的“反革命罪”以后的替代罪名，这个罪名把普通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有关的活动归到“煽动和颠覆国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侵犯。被中共称为“煽动和颠覆国家”、“泄漏国家机密”等等的许多行动，在西方民主国家根本就是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民主政府怎么会镇压呢？办报骂政府，在中国，这就是颠覆国家的“惊天大案”，而在西方是很正常的事，同颠覆国家根本无关，除非是囤积武器或者搞恐怖主义暴动。

对于一些少数极端宗教组织在世界上引起的恐怖和战乱作为，也是中共用来否定宗教自由，为中共的无神论开路的反面教材。而对世界上作为主流的那么多的正教正信带来的对社会道德和人性的正面意义，中共却尽力回避。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因此而跟着中共对信仰一概进行批判，排斥别人争取信仰自由的努力。

这样似是而非的类比还很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对于中共不利的东西，中共就不类比了，而是强调中国特色和国情。“国情”成了中共逆世界潮流的一柄尚方宝剑。其实，这不能学，那不能学就是因为触动了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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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普世价值就意味着动乱流血吗

今天的中国，有一股妖魔化“普世价值”的“毛左阴风”。在毛左嘴里（不一定是心里），普世价值是和大动乱大屠杀连在一起的。如果某专制国家接受了“普世价值”，举行民主选举之类的西方玩艺，就注定会发生社会大动乱和大的流血事件。毛左的论调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在不爱思考的国民中有很大的煽惑力。

因为在某些民主转型国家确然发生了骚乱甚至流血：台湾在国民党独裁时期表面看上去铁板一块，可一旦实现民主政治，城市广场街道上就经常出现非政府组织性的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民主投票选举出来的议员甚至在立法院拳脚相向。俄罗斯在民主转型期虽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骚乱，但车臣却跳出来和国家政权武装对抗，独立阴谋失败后又制造了别斯兰人质惨案。伊拉克被强制性输入“普世价值”后，国家就在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声浪中艰难地走出阵痛。乌克兰总统选举居然出现了投票舞弊现象，几十万选民在首都街头静坐示威。四年后同样的事件又发生的伊朗，不但投票舞弊选民聚会游行抗议如故，还发生了暴力流血事件，导致近二十人死亡。泰国的民主诉求最终走向骚乱和流血，人民民主联盟和政府警察发生暴力冲突，造成至少几十人死亡……

除此之外，毛左还振振有词的声称：美国在全球推行“普世价值”是“自己搬砖砸自己的脚”，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东伊斯兰国家。埃及、叙利亚等民选政府多坚定反美；沙特、科威特等皇权国家则是美国难以动摇的盟友；巴勒斯坦甚至选出了恐怖政府哈马斯？

毛左列举上述事例的意图是不言自明的：无论是“普世价值”的接受国还是输出国，自身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所以专制国家最好不要接受普世价值；民主国家也不要输出普世价值，否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问题的核心是：上述事例有必然性和代表性吗？没有!

其一：专制国家的民主转型不一定都发生动乱和流血。二战以来世界上有几十个专制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出现骚乱和流血的国家就只有那么几个。前苏联集团的十多个民主转型国家，只有乌克兰出现了暂时的骚乱。俄罗斯的车臣问题是极权专制时代种下的苦果，就算没有民主转型迟早也会发生流血惨剧，并且结果更残酷更惨烈。前苏联一样发生过民族反叛和平反屠杀，车臣问题就是斯大林时期播下的民族仇恨种子。

其二：专制国家在和平时期一样避免不了动乱和流血，且动乱常演变为大屠杀，制造巨大的生命灾难。前苏联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就发生过土地所有者的反叛，斯大林政府出动军队镇压，屠杀了五百多万无辜平民。至于民族反叛和屠杀事件则不胜枚举，斯大林时期在车臣的大屠杀远远大于车臣战争造成的生命灾难。毛时代的中国文革动乱前后持续了十年之久，国家几乎每天都在动荡流血。南美各国独立后，除巴西外都实行军事独裁，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政治局面几乎就是动荡、腐败、屠杀的宿影。阿根庭军事独裁政府屠杀了首都近六分之一的人口。就算没有反叛者，专制统治集团也会制造假想的敌人实施有组织性的合法大屠杀。斯大林肃反消灭了前苏联的整个精英阶层。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执政时间只有短短三年时间，却消灭了这个国家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知识分子则被屠杀罄尽。萨达姆则定期对自己的国民实施大屠杀，前后共屠杀了三十多万人，别忘了伊拉克只有区区两千万人……

除了大屠杀外，专制暴政常造成大量国民非正常死亡。毛时代的中国大饥荒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北朝鲜在人类普享现代文明物质成果的今天，有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在饥饿中死于非命。和专制暴政造成的巨大生命灾难相比，民主骚乱事件造成的意外死亡根本不值一提。

其三：民主转型造成的骚乱是局部、短期和暂时的，要不了多久就转入长治久安。台湾立法院打架只持续了几年就停止了，乌克兰选举骚乱也没持续多久。俄罗斯民主转型期除车臣地区外，基本没发生什么生命灾难。其实有秩序的游行、静坐、抗议是民主国家的常见现象，是民众通过和平手段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方式，只要没掺杂暴力冲突就不属骚乱范畴。从这种意义上看，台湾的民主转型就基本没发生什么动乱。美国也经常发生街头游行事件，甚至发生局部的暴力骚乱，洛杉矶黑人骚乱就死亡了几十人，可谁说这个国家因此动乱了？相比之下，专制国家的动乱则是长期和周期性的，一段时期的“稳定”往往是又一次大动乱的前奏，政府只有通过周期性的屠杀和恐怖政策才能维持表面上的“稳定”。

其四:专制国家不可避免会出现因权力交接造成的社会转型，民主转型可能会出现动乱和流血，却是生命代价最小的转型方式。民主转型一旦成功，权力交接造成的生命灾难就会成为历史。如果拒绝民主转型，暴力革命转型就不可避免。和某些国家民主转型死亡几十几百人相比，暴力革命造成的生命灾难则是几百几千倍。皇权中国周期性改朝换代战争就是最生动的例证，换代之战死亡人数多在国民总数的一半以上，有几次内战近乎人口灭绝式大屠杀。三国时期中国有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死于非命，从五千万人下降到五百万人。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执政集团，统治者企图永操国家权柄就和秦始皇幻想自己的家族千世万世而为君一样不切实际。既然权力交接社会转型不可避免，主动实施民主转型比被动接受暴力革命结果不可同日而语……

在中东出现的反常现象，主要是宗教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民主政治和普世价值的过错。在地球上更为辽阔的领域，接受普世价值的民选政府无疑更靠近民主阵营，前苏联卫星国就是最好的例证。民主国家输出普世价值是“自己搬砖砸自己脚”的论调显然是以点代面。可毛左分子无视最显而易见的事实，象他们的先辈一样危言耸听妖魔化“普世价值”。三十年前毛左的先辈就曾在中国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明智务实的邓阵营划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并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电台媒体声嘶力竭地叫嚷如下论调：“如果让走资派的阴谋得逞，几千万人头就要落地……”几年后邓政府在中国实行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革开放，按毛左先辈的逻辑就是“阴谋得逞”了，可中国几千万人头落地了吗？“普世价值”就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我想问毛左几个问题：有哪个民主法治国家发生过毛中国和金朝鲜那样的大饥荒没有？有哪个民主法治国家在和平时期发生过苏联大清洗、红色高棉大屠杀、萨达姆大屠杀、阿根庭大屠杀和文革大迫害没有？前苏联和美国是冷战世界的黑白老大哥，哪一个国家更腐败？冷战时期，走近英美的国家都富强进步；走近苏联的国家都贫困落后，这是为什么？东德和北朝鲜选择极权政体；西德和南朝鲜接受“普世价值”，哪一方更为富强文明？如果香港在回归前一直和国家保持高度一致拒绝普世价值，今天的香港会是什么样子？输入普世价值的伊拉克虽然经常发生爆炸和死亡，可和萨达姆政府的三十万大屠杀比起来哪一方死人更多？这些问题是不言自明的，除非他是白痴或别有用心。

毛左分子把苏联阵营的民主化归因于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搅局，同样是一个荒诞可笑的逻辑。和平演变是相互的，当初红色极权阵营的公开口号就是“把红旗插遍全世界”和“一定要解放美国人民”。为什么红色阵营在英、美的和平演变没有成功？苏联阵营的民主化真个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造成的吗？假设美国白宫一样出现斯大林、卡斯特罗，美国会走向极权专制吗？不会！就算出现一百个斯大林和一百个卡斯特罗也不会。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不但不是苏联阵营崩溃的始作甬者，相反还给国家民族和极权统治集团自身带来福祉。没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民主推动作用，苏联各民族将面临毁灭性的暴力革命，等待特权集团的命运将是血腥的清算。

毛左分子不但把苏联阵营的崩溃归罪于西方阴谋，连专制国家发生的抗暴民变和突发事件也归罪于西方阴谋。按照毛左的逻辑，民主转型国家的动乱流血是西方民主阵营的过错；专制国家的动乱流血也是西方民主阵营的阴谋。总之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动乱流血都是民主国家的阴谋，都是普世价值造成的。毛左逻辑让我想起了半个世纪前的“信阳事件”。大饥荒时期，当信阳地区饿死百万人的消息传到中央后，毛太阳把信阳大饥荒归罪于“国民党特务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报复和反攻倒算”？有其师必有其徒，今天的毛左分子把祖师爷的“大饥荒理论”发扬光大了。

综上所述：接受普世价值就意味着动乱流血是毛左分子最别有用心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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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形象”话语的泛滥

这几年来，国内的学界，尤其是传媒研究界，流行所谓“国家形象”的研究，几乎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尤其是2008年，一系列事件牵动着各中事关“国家的话语神经。这个话题的常见问题包括：为什么西方媒体总是“妖魔化”中国的形象？如何才能建构我党和我国政府所需要的“正确的”国家形象？大众媒介如何才能更好地为这个目标服务？

我并不想去争论这个问题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而是想看一下“提出”这个问题，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逻辑，以及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一）

“形象”这个词本身，本意指一个人在别人眼中所具有的一种面貌或者印象。很多时候，这个形象，其实是一种自我想象的产物，就是所谓“镜中自我”，就是去想象自己在别人眼中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形象。

如果把这个大致的界定套用到国家上，那么提出形象的问题至少说明：中国人其实非常在乎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家。由于这种渴望了解别人想法的心态是如此急切，以至于他急不可耐地在自己的脑子里想象别人会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当这种心态与长达两百年的民族主义的被迫害和被蔑视者情结糅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这样一种强迫症：自大无知的西方世界，总是要丑化我们，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魔鬼的形象。更为严重的是，当他把西方叙事中的“丑化”倾向，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和谐”的信息秩序相对比的时候，他的这种被丑化者情结更加强烈了，内心的愤怒也就更加疯狂地燃烧起来。

悖论在于，国家形象问题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它诅咒的对象和期望获得抚慰的对象，都是西方。它指责西方“妖魔化”了自己，另一方面，它又没有宣布中止对正名的强烈欲望，没有宣布不再在乎西方的“正面呼应”。前者似乎表明了这个国家及其主体性是强烈而不容置疑的，但后者却又立刻解构了这个主体性。前者是自尊的凸现，后者却又隐含着自尊的缺失。这正应了一个常识，自大总是与自卑比邻而居。这个突出的逻辑矛盾，在当前的研究中非常突出，如果它们还能算作研究的话。

（二）

形象是一个话语的建构过程，换言之，它反映的并不是一种现实，而是对现实的建构，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事实。就像每个人心中有一部不同的《红楼梦》，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不同的美国。正因为如此，伊斯兰激进分子眼中的美国，与一个中国普通公民眼中的美国是不同的。

所以，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反映现实的问题。从实际历史进程来看，现实是权力的产物。但从一个理想的状态看，现实应该是主体间相互建构的产物。这就是说，平等的主体间的互动创造了彼此公认的现实，所谓想象也应该包括在这个现实之中。权力只是扭曲了这个过程，但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现实的建构性。权力的作用是使得这个建构过程更加扑朔迷离，而不是打破建构的叙事。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大部分国家形象的论说，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形象问题看成一个事实的问题。“妖魔化”的说法，就隐含着这样的前提：事实被扭曲了，现实应该有一个真相。但这样的前提，在建构的观点中，是一厢情愿的。如果命题的知识论基础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这样的命题还有什么价值？他除了能够增加我们义愤填膺的民族情感和对“敌人”的仇恨之外，除了能够为官方的政策提供修辞注脚之外，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它除了把自己变成一种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之外，对于增加我们的知识，丰富我们的世界观，其实一无是处。最关键的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形象问题，是个死结，是个无解的绝望的结局，因为“误解”（或者民族主义意识所喜爱的标签：别有用意的抹黑）是无穷无尽的。从对应论的世界观出发，企图去彻底消灭这种差别，实现信息沟通的和谐世界，就像要在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一样，无异于痴人说梦。

（三）

试想：为什么被“妖魔化”的总是我们？为什么只有我们才这么在乎自己的形象？《环球时报》和《国际先驱导报》那样的以“妖魔化”理论为旗帜的媒体是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的。这就像许多人反思苏联倒台和东欧剧变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的想：这都是西方和平演变捣的鬼。而从不会想：为什么被和平演变的总是我们？不是说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吗？如此之大的优越性为什么还是抵挡不住“和平演变”？那不只能说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吗？

之所以必须要这样提问，在于提醒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应该善于从自身内部去分析，而不是一上来就找外部借口。目前所见到的所谓“国家形象”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停留在这样的思维层次上。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敌人”是天生要敌视我们的，所以他们要摸黑我们，所以他们要扭曲报道。这就是中国国家形象问题的来源。

可是，果真如此吗？即使不能说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利益的差异和较量不是主要的因素，但把它说成唯一的原因，不是一种思维的惰性，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修辞惯性。这种逻辑之所以是错误的，在于它忽略了形象是主体间的产物，不绝对是别人的问题。它忽略了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千年历史，以及作为一个极权国家几十年的历史。它忽略了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法制、政治制度、经济秩序和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要素，对作为一个具有个性特征的国家的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如果省略了这些历史性的和制度性的内因，而去单纯探讨国际传播中的形象修辞，不是因为无知，就是因为无耻。

（四）

在今日中国，常识是除了诚信之外最缺的事物。在所谓“国家形象”问题的讨论中，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国家等同于党和政府。前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存在的几千年的事实，而后者则是一个仅仅存在了几十年的政权。就像我们看到的类似“国庆XX年”这样的错误一样。

于是，很多所谓的“国家形象”的“研究”，实质上是对政权在国际层面上合法性的一种修辞和包装策略的论证。考虑到当前的党国现实，不难理解，没有独立人格尊严的人，是如何迫于学术体制的压迫，而就范于权力恩宠的阶梯之下的。

由于这种不能挑明白的制度困境，“国家形象”的“研究”最后只能变成一种指责，指责西方的“新闻自由”以及“客观独立的报道”是虚伪的，是假的。可是，指出别人患有痔疮，就能治好自己的痔疮？就能说明自己是纯洁的？

恰恰相反，这并不是什么重大发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绝对的新闻自由都是不存在的，绝对的客观独立也都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这个路人皆知的事实，并不是什么新闻。它之所以此刻变成了研究者和政策宣示者们的“重大发现”，在于它为构建“仇恨”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此处极端缺乏新闻自由和客观独立报道的现实提供了借口。这种心态不是把自己瞄准一个更完善的标准，而是把整个世界拖到和自己一样低下的水准。

可是，这样的逻辑很光荣吗？很理直气壮吗？还是很无耻？

无论新闻自由，还是客观独立的报道原则，从来都没有宣称自己是绝对的。相反，它们承认自己的限度。原因在于，它们都是人的产物，都是在人造的特定制度下运作的。但它们并不因此就没有价值，也并不因此就可以与专制制度下的新闻钳制和言论压迫相提并论。西方媒体和舆论在国际上之所以始终占有优势，始终能够把握话语权，除了政治经济上以及国际秩序中的道德优势等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它坚持了经过一百多年发展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自由、客观、真实、独立的报道，它的力量并不在于它能够绝对的实现这些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是美好的，是值得追求的，是不容否定的。这就是理想的力量。理想的美好，并不因为现实的不完美性而丧失它的价值。

那些用一种仇恨哲学来批评新闻自由和新闻职业信念的人，恰恰是一些丧失了理想追求的人。他们臣服于现实的牢笼，迷失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窠臼之中。也因此，他们永远不能理解，他们的“仇敌”为何总是能够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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