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身份特权和身份欺诈－－也谈郎朗

郎朗在白宫演奏由他人改编的《我的祖国》后，在接受美国公共电台采访时用英语反复强调说他根本不了解这个选曲的电影背景，只是从一个音乐家的角度想让贵宾们欣赏美丽的中国音乐，而且这个曲目一直在他表演的节目单上，他不搞政治，希望人们不要把音乐政治化。但在中文媒体的报道中，他又对中文世界说这首乐曲赞美了“中国的强大”和我们“中国人的团结”，并为能够在众多贵宾面前演奏它感到“深深的荣幸和自豪。”

当我看到这些报道时，很自然地想起了“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这个在西方社会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影响下流行起来的概念。“身份政治”是说个人的所属的种族，族群，文化和性别等等都会在他们的社会角色中发挥作用，尤其指弱势群体有意利用自己的“身份”，突出和这个“身份”相关的那些特征和关系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行动。

郎朗具有“中国人”和“在西方获得成功和声誉的中国人”的身份，他也正是以这两种身份对不同的社会和公众说这些话的。但是，他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又超出了日常生活中弱势群体的“身份政治”，因为他绝不是弱势群体的一员。他在西方和中国的上流社会和权势阶层中都如鱼得水。在西方，他的“中国人”身份不但不会招致被歧视和被损害，只会为他的成功锦上添花。而在中国，他以“在海外取得成功的中国人”身份的发言又使得他成为被媒体欢呼和国家首脑拥抱的对象。

在他那里，“身份政治”变成了“身份特权”(identity privilege)。他对这种“身份特权”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利用。你看，同一首曲子，他以中国人的身份告诉西方人说这是中国精致的传统音乐，但在中国人那里他又以在西方的中国人的身份说它赞美了“我们国家”近来的强大；对于西方人，他既是中国艺术纯洁的天使，又是自己社会和文化强大的包容力的典范；而对于中国人，他既是“征服”西方音乐界的才子，又是享誉西方的爱国者。他从弱冠之年就在西方生活，受到西方最好的教育，现在很多时间生活在西方，出入西方顶尖的的音乐殿堂和国家级礼仪场合，但回到中国语境下又热泪盈眶地告诉中国人他是多么热爱这个国家并为她而骄傲。在他那里，“中国人”的身份甚至不但是一种政治，一种特权，而且成了一种绝大多数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奢侈。

但这些都不是大问题，至多你只能说他在玩弄身份政治和利用身份特权上做得太过。真正成问题的是他那个自己“不搞政治”的声明。这个声明给他带来了身份欺诈的嫌疑。

郎朗在美国公共电台NPR的采访中一再强调说他根本不知道《我的祖国》的背景，但他又是如此热爱这首可以说是他的保留曲目的曲子，作为一个音乐家，这已经很难让人们信服了。但当他声明自己“不搞政治”（I am not a politician直译为“我不是政治家”，但当一个大家都知道他不是政治家的人说这话时不过意为“我不搞政治”）时，人们可以有证据说他在撒谎。因为在中国官方的“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网站的“本届领导”网页上，郎朗是2010年9月当选的副主席之一。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当然是政治组织，它的章程说得清清楚楚。无论郎朗事实上有没有参与这个政治组织日常的活动甚至领导，他没有拒绝这个头衔，这就说明他知道自己的这个政治身份。在很多情况下，不参加一个组织的日常活动但允许这个组织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主要领导的名单上，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你对这个组织的重要性。严格来说，这样一个组织的副主席其实完全够得上“政治家”的资格。

如果郎朗承认他知道《我的祖国》的由来，但告诉外界说他认为现在这首曲子只代表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赞美；如果他承认说他确实有中国官方的政治背景，但同时他也是中国对外友好的音乐使者；如果他说他虽然是一个音乐家，但也不排除在音乐之外参与政治，那么人们可以对他的艺术品味和政治倾向有不同看法，但都会承认这些无可非议都是他的权利，对他作为一个经常在国际重要场合现身的公共人物的道德品质也不会有疑问。

其实，《我的祖国》的背景也好，参与中国政治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世界。如果你遮遮掩掩甚至公然说谎，那么等于告诉世界你清楚地知道在那个场合演奏这么一个曲子对于郑重地请你来的主人是不礼貌的，所以只好推说你不知道它的来历；你也等于告诉世界你知道在那么一个层次和意义上的“政治”和你作为音乐家的身份是不符合的，所以干脆把自己的政治角色和政治身份推得一干二净。

这样郎朗就不但在撒谎，而且涉嫌身份欺诈。

“身份欺诈”（identity cheating）不言而喻是一种极其恶劣的品行。一个公众人物公然的身份欺诈不但更为不堪，而且必须承担社会后果。从这个角度，所谓“郎朗风波”提出的最有意义的问题其实是：这个郎朗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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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是中共政治棋子

美国政论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资深编辑诺丁格尔（Jay Nordlinger）1月24日在该杂志的网站上发表文章《污秽之歌》（A Song and an Obscenity）评论道：中共的御用钢琴家郎朗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招待胡锦涛的国宴上演奏宣扬独裁中共的反美歌曲——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是不光彩的行为，是选择与独裁者、迫害者为伍。每一个独裁政府都有这样的艺术家，纳粹有，前苏联也有，郎朗也是。

其实在郎朗表演之前的1月19日，诺丁格尔就写了一个极其简单的评论说，郎朗为奥巴马和胡锦涛演奏，他喜欢那样。他曾在北京奥运会上演奏，在奥巴马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上演奏。他为甲壳虫（The Beatles）乐队成员Paul McCartney在白宫的活动演奏，Paul McCartney当时在白宫发表愚蠢的反布什言论，郎朗和其他人像鬣狗一样笑。他说，如果郎朗想成为一名宫廷钢琴家，他应该能找到更好的宫廷。如果他敢说一个反对中共的字，他会拥有一个美好的世界。然而他宁愿取悦于古拉格的主人，而不是批评他们。

郎朗在国宴上演奏了什么？最匪夷所思的是，他演奏了一首宣扬独裁中共的反美歌曲——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1997年流亡到美国的中国民运领袖魏京生说，这部电影在中国家喻户晓。魏京生在写给国会和克林顿国务卿的信中说：“我听到那音乐非常震惊，《我的祖国》取自于中共洗脑宣传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曲，该电影描绘的是中共军队如何在朝鲜战争‘击败’美国军队。”这部叫做《上甘岭》的电影在中国家喻户晓，就像《飘》在美国一样。

郎朗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声称自己对这首曲子的背景一无所知，自己从来不知道“上甘岭”这个电影。当被美国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问到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时，郎朗始终不敢承认先前自己通过不同形式用中文抒发的“爱国情感”。

这首歌名叫“我的祖国”，原名“一条大河”。在一个凤凰卫视的采访中，郎朗强调他选择了这首曲子。他说：“我想到演奏‘我的祖国’因为我觉得在白宫演奏这个曲子可以帮助我们中国人感受到极度自豪，通过歌曲表达我们的感情。我认为这个特别好。同时我很喜欢这个曲子。每一次我听到他我就感到特别感动。”他在博客中面更为直率的写道：“为全世界各国首脑演奏这首赞扬中国的歌曲好像是在告诉他们，我们中国是强大的，中国人是团结的，我深深荣幸和自豪。”后来在一片质疑声中，他又在自己的facebook主页上用英文做了一个简短的说明，表示自己是从旋律、情感表达以及国人对曲目的熟悉程度上选择了这些曲目，和其他因素无关，他还曾通过经纪人告诉网友“别把艺术的选择泛政治化”。

凤凰卫视在华盛顿时间19号晚上六点，也就在白宫国宴开始前一点，播出了采访郎朗的节目。采访不是现场，而是之前录制好的。凤凰卫视总是声称是独立的，但是跟中共关系密切。研究中国媒体和宣传的学者Anne-Marie Brady说，凤凰卫视对中共当局比官方媒体还更忠实。凤凰卫视的职员知道郎朗打算在白宫演奏这个曲子。由于中共和凤凰卫视的紧密关系，中共官员事先不知道是不太可能的。

同日，郎朗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声称自己对这首曲子的背景一无所知，自己从来不知道“上甘岭”这个电影。当被美国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问到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时，郎朗始终不敢承认先前自己通过不同形式用中文抒发的“爱国情感”。当美国记者追问：“很多中文博客抓住这点，说这是一个世界著名钢琴家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向美国人展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这里的nationalism民族主义，其实就是中国式的爱国主义）”。郎朗答称：“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因为，首先，你知道，我从少年时代就在美国长大……我对美国人民怀有非常美好的感情……”为什么郎朗在对美国记者和凤凰卫视记者的答覆相差迥异？为什么郎朗对美国记者用英文讲的话不敢用中文公布在他的中文博客？为什么他用中文高唱“爱国”而不敢用英文承认？ 这足以戳穿他的谎言。

这是无耻而可笑的谎言，一个艺术家都不知道自己弹奏曲子的背景，如何演绎情感和主题思想？他自己在表达什么难道连自己都不知道吗？紧跟中共当权者走，高弹中共“红色”歌曲，“把艺术政治化”最大化的人还自称“别把艺术的选择泛政治化”，这是对中国人和全世界人智商的侮辱。

音乐有没有政治性，都是他们说的，怎么对他们有利就怎么说，受到质疑时就说没有政治性。如果音乐没有政治性，那为什么因为张惠妹被封杀若干年，为什么那么多西方音乐家都被禁止在中国演出。如果没有政治性，为什么搞出那么多的爱国歌曲？

在外界的压力下，他最新的说辞，声称自己对这首曲子的背景一无所知，自己从来不知道“上甘岭”这个电影，且不说他在撒谎，他否认的本身就是在默认外界所谴责的内容，就是在承认其中共主子让他演奏的这个曲子是带有政治色彩和反美意图的，也承认他所‘热爱’并演奏了多年的歌曲的背景是不光彩的。

艺术是有道德属性的。二战纳粹德国最有名的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才华横溢的她拍摄的《意志的胜利》，至今从艺术角度还被认为是“杰出的作品”。不过影片客观上成为了法西斯的宣传工具。二战后，里芬施塔尔是第一批被送进监狱的电影人。尽管她一直重复道：“我只是一个艺术家，不太关心现实”，但法庭认为，她的行为是有罪的。因为她选择了一种“带罪的美”。

每一个独裁政权里面或者旁边，都有御用艺术家。纳粹有，苏联也有，所有最坏的政权都有。郎朗选择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当然，美国曾经帮助他。他来到美国完成他的音乐教育。他曾就读于美国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加里格拉夫曼。他享受过在一个自由社会生活和工作的无数好处。这与他的好多被无端关在监狱里的同胞，是多么强烈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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