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中国目前正在加紧六十周年庆祝前的准备活动。不过，中国人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已经到了耳顺的年龄了。按照胡适的解释，耳顺应该是能够听得进不同声音的意思。可是今天中国的现实似乎并不能给予我们这样的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大庆的准备工作似乎并没有准备为不同的声音留下太多的空间。
如果我们从宏观角度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六十年正好由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拦腰斩断，将六十年分成两个时限相等而政策方向却截然相反的历史阶段。改革的定义可以有多种多样，但一般说来，必须承认对过去给予一定程度的否定是改革最起码的含义，否则不能言改革。以六十年后今天的中国现实来比照改革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国社会演变的轨迹，不难发现现今的中国同1949年建国经反右、大跃进、文革所走道路的差异，至少同中共意识形态长期宣称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难怪有人惊呼今天的中国又回到了中共革命的起点。
最近网上流传一篇被称为《一位老同志国庆60周年前夕的谈话》的文章，文中提到这位老同志一直“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此篇文章的真伪到现在还难以断定，但是这里提出的问题却是值得思考的。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宣称要建立一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公平、最繁荣、人人平等的新社会。然而，一直到文革结束时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不仅这一平等、公平、繁荣的许诺没有兑现，反而是专制、残暴、冤狱、贫穷当道、人性扭曲、谎言与暴政相得相生。正是因此，改革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需要，也成为统治者维持政权之关键。这乃是中国改革启动的合法性大前提，也是中国改革取得有限成功的理由。
然而，问题是，中国改革不是民主社会的改革，中国改革乃是一种专制政体或曰极权主义下的改革。也就是说，民主制度下的改革成功与否最后的评判者是民意，是通过各种民主机制，包括定期选举、反对党派、民意测验、媒体监督等等表达的民意。而极权主义下的改革成功与否的评判者则是极权政权本身。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只有在满足两个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推进：一、共产主义信仰余晖未尽，以共产主义信仰之名义启动改革；二、相信最后的胜利属于全能政权，也即是说，相信改革最终会加强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在世界共运史上，捷克的杜布切克、苏联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以及中国的邓小平都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正是因此，在中国改革初期，民意与政权的追求有重合的部分，因此，当时的思想较为开放，领导人相对有自信心，言论也相对自由。然而，1989年之后，改革经历了六四事件的血腥冲击，较早地偏离了轨道，曾经存在的一种“发展经济建立均富” 政府与民众的“改革共识”于是走向破产。
六四分水岭之后，改革只能是躲躲闪闪、避重就轻。改革虽仍然官方文件和媒体上的常用词，但改革其实已是名存实亡。除非准备好自己充当共产政权的掘墓人，否则无人会真正走上改革之路。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柏林墙崩毁之后1991年的苏联解体，不仅粉碎了共产政权的合法性，也使通过改革可以“完善”共产主义体制的“ 希翼”灰飞烟灭。中共高层对这一格局的清醒意识对政治决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与其说存在着某种有计划、有纲领、有预谋的改革，不如说改革已经没有任何蓝图可以参照，没有任何轨道可以依托，也没有理论可以论证其正当性。这也就是改革不仅受到主张中国走世界共同的民主道路的人士的批评，也受到现今仍然坚持原典共产主义理想人士的批评的原因。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