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牌挂不出中国人的尊严

在小学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上了一篇关于吉鸿昌故事的文章，文章内容提到了“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的事情，当时的我读得热血沸腾，一直为这样的爱国同胞高兴不已。

可时隔多年，我再仔细思考，渐渐发现许多并不是老师说的那一回事情，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定要靠挂牌才能彰显自己的“尊严”呢？难道中国人的尊严就是在挂牌上吗？挂着牌子四处招摇，难道就是中国人唯一获得尊严的方式吗？为什么许多发达文明的强国他们的国民不挂牌子，人家也一样尊重他们呢？

就这样我开始领悟到了，其实中国人的尊严靠一个吉鸿昌挂牌子即使是挂一千年，其实都挂不来，有些时候这样的挂牌子恰恰反映了中国人无尊严的悲哀，说穿了吉鸿昌所谓的挂牌寻找尊严其实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委、区政府召开公开处理大会，17名阻挠重点工程建设的人员被挂牌公处。其中，因为索要被毁农田赔偿款未果进而聚众堵路的该区关家乡磨河村9名村民以“涉嫌妨害公务罪被立案侦察，并依法刑事拘留”一样，都是属于被公示参观的性质，只不过前者参观的是外国人，后者参观的是小学生。

或许挂牌想挂出中国人的尊严是中国人认为是获得尊严最聪明的一种方式，所以当不少自称媲美吉鸿昌，忠实于盅君思想的“爱国者”为了所谓和谐，于是劝我说不要老是批评拆迁，煤矿矿难事情，要多想想我们伟大祖国的阳光地方，诸如我们世界第一速度的GDP，还有伟大的奥运会，以及一次次大爱无疆的购买美国国债的伟大光辉事迹，认为我们中国人已经可以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挂着牌子高喊中国强大得让西方颤抖了。

可是，现实里我却看到不少中国百姓哀号声音连连，就连76岁的老人脸都被人左右开弓，不得不如此接受城管人员的“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没有办法，我只能想估计是这个老人没有挂牌子说自己是中国公平，所以被抽吧，因为中国人的尊严都只能靠挂牌子才获得，毕竟这是一种再好不过的“意淫方式”。

说穿了，今天的中国人还是过去吉鸿昌的年代，只不过挂牌子是从国外挂到了国内，这不，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委、区政府召开公开处理大会，17名阻挠重点工程建设的人员被挂牌公处，这就是中国人尊严的最好阐释，何为中国尊严，那就是挂牌，类似姨太太一样被强奸的方式，所以“被代表”的时候还能自我感觉可以代表全世界。

没有办法，这个神奇的国度都不把自己的国民当“人”，却在世界大喊“我是中国人”表示人类正义的浩气长存，这难道不可笑吗？即使今天我还佩服吉鸿昌这样的勇气，但我却无法再佩服那些明明是土奴才的义和团们以爱国的名义到处以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认为不同意他们所谓的“忠心”就是卖国贼，因为土奴才们认为中国不能没有皇帝，所以宁当土奴才，不愿意中国百姓当人，享受到自己原本应该属于公民的权利！

因此我认为：吉鸿昌，挂牌是挂不出中国人的尊严，而靠带血的GDP中国永远都无法成为列强尊重的国家的，哪怕他们自己认为三十年是所谓的奇迹，其实在强国的眼里，他们连自己的国土都不敢维护，只能压迫自己的百姓，因为中国不是土奴才，就是洋奴才的天下，根本没有百姓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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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主的主权高于奴隶的人权

常常见人争论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就是少见有人较真，说的主权到底是谁的主权？说的人权到底是谁的人权？不较这个真，争论就永远不会有结果，以争论双方的智商，难道就不知道需要先较这个真吗？我真的很怀疑，争论双方纯粹是为了过嘴瘾才争起来的，不较这个真，是因为如果较了这个真的话，争论就会变得太无味了。试想，如果双方事先声明，说的主权是奴隶主的主权，说的人权是奴隶的人权，奴隶主的主权当然高于奴隶的人权了，这还用争论吧？如果双方事先声明，说的主权是公民的主权，说的人权也是公民的人权，那争论公民的主权高于公民的人权，还是公民的人权高于公民的主权，不就成闹精神分裂了吗？

一较真谁的主权，谁的人权，主权跟人权哪个比哪个高的争论就可以休了，连带地，关于人权属不属于内政的争论也可以休了。奴隶的人权自然属于奴隶主的内政，一个人的人权属不属于谁谁的内政，全看他自己愿不愿做奴隶，愿做奴隶的人自然会认同自己的人权属于谁谁的内政，不愿做奴隶的人自然不会认同自己的人权属于谁谁的内政，那些自说自话，说某某的人权属于谁谁的内政的人，不过是流氓在强奸民意罢了！

虽然不能十分肯定争论双方是不是纯粹为了过嘴瘾，但可以肯定一点是，在关于主权跟人权哪个比哪个高，以及人权属不属于内政的争论中，争论双方必定是奴隶主跟奴隶，因为，只有奴隶主跟奴隶的争论才会不约而同地不敢把话挑明——奴隶主不敢把话挑明，是怕双方阵营分明，不利于奴隶主的稳定、和谐、盛世，奴隶主需要用“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社会”这些大词跟奴隶打哈哈；奴隶不敢挑明，是怕枪打出头鸟，自己要独自面对奴隶主的暴力，这样的奴隶同样需要用“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社会”这些大词跟奴隶主打哈哈，摆明自己不会破坏奴隶主的稳定、和谐、盛世。

处于奴隶地位的人，有抗争的，有心甘情愿的，当然，也有YY自己做着主人的。后两种奴隶是没法指望的，他们能少做点为虎作伥的事已经谢天谢地了，在这里要说的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些抗争的奴隶会一次次历史重演，周而复始地被自己用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围起来，成为新监牢里面的奴隶？眼力好的人可能看出来了，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问题里面了，既然“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抗争就是“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那么抗争的结果就是会成为新监牢里面的奴隶，不是很自然的吗？自从秦始皇开了大一统的先河，长城在历史上就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替奴隶主把奴隶象牛羊一样圈起来，不让外寇伤害或夺走，同时也免得在奴隶主自己把奴隶当牛羊一样宰杀的时候会被反奴隶主势力“粗暴干涉”！试问如果奴隶跟奴隶主一样爱着“长城”，又怎么可能摆脱得了做奴隶的宿命呢？

诚然，许多奴隶也知道不该跟奴隶主一样爱“长城”，但是很少有奴隶意识到，当他们不较真地跟奴隶主一起扯蛋“主权”，“人权”，“内政”的时候，“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社会”等大词就等于是“长城”，跟奴隶主打成一片，就等于是跟奴隶主一起爱着“长城”！

不只是“主权”，“人权”，“内政”，“和谐”，“稳定”，“盛世”，“长城”需要较真是谁的，还有象“民主”，“自由”， “正义”，“公平”，“真理”，“科学”，“法律”，“法治”，“道德”，“文明”，“传统”，“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反分裂”，“反暴力”等等噱头全都要一一较个真：那是属于谁的，你的？我的？他的？从中受益的是谁，是你？是我？是他？负责埋单的又是谁，是你？是我？是他？这些都属于根本性问题，一定要先较个真的。奴隶主掌握正确舆论导向，你在根本性问题上跟奴隶主打哈哈，不较真，玩什么“各自表述”，那就等于是奴隶主画个圈，你往里面钻，你再能钻，能钻得过奴隶主画的圈吗？还想摆脱奴隶地位，给奴隶主当猴耍还差不多！

玩“各自表述”，奴隶们是玩不起的，“各自表述”对于奴隶主来说是政治智慧，而对于奴隶来说无非就是被奴隶主卖了还帮奴隶主数钱——给奴隶主的正确舆论导向添枝加叶！知道玩不起就千万别玩，哪怕只是纯粹为了过嘴瘾也不行，玩不起还玩，那就彻底没救了。玩较真是奴隶们唯一玩得起的，那就跟奴隶主玩较真好了，不管奴隶主如何说得天花乱坠，愣是跟他较真：那是属于谁的，你的？我的？他的？从中受益的是谁，是你？是我？是他？负责埋单的又是谁，是你？是我？是他？人人都这么跟奴隶主玩较真，相信奴隶主的势力很快就会被玩残，而且是彻底的、不会借尸还魂的玩残，而这，就是传说中的“和平演变”，能让“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跳出历史循环，不再筑“新的长城”的“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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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难道还会上你的当？

人民网也Opinion了, 标题很惊人, 内容更是骇人听闻.

王雪飞同学开篇就说:”西方所宣扬的价值观念大多是子虚乌有的，连他们自己都做不到。比如它们宣扬人权高于主权理论，但西方国家能开放边境，让发展中国家的巨量人口去西方国家谋一份职，享受他们干净的空气、洁净的水和卫生的环境吗？”

王雪飞同学可能忘了自己生活在一个户籍制度都没有废除的国家.居然也敢厚着脸皮去指责别人没有敞开国门,让中国人去分一杯羹.可见王雪飞们”所宣扬的价值观大多是子虚乌有的,连他们自己都做不到”. 话说回来,西方列强若如王同学所愿,真的开放边境了,中国恐怕就没几个人住了.到了那个时候的王雪飞同学,一方面想“去西方国家谋一份职，享受他们干净的空气、洁净的水和卫生的环境”, 另一方面又不想中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圈套”,实在是矛盾得很阿.

王同学又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关系中的不民主。在处于国际生态顶端的富国俱乐部何时给广大后发国家民主、自由，让渡过它们把持的话语权和议价权？”

看来王同学对民主的认识,尚停留在2000多年前城邦制的古希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始民主阶段. 对现代”西方民主”和共和的概念可能是闻所未闻. 王同学大概在幻想,一旦全世界大民主了,占大多数的穷苦人民就要利用人数优势,把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财富彻底瓜分,来个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殊不知民主之外,还有共和,还有宪政.

实事求是的说,王同学也不是每句话都是100%错误.比如下面这句:“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自由的百年征程，也不是没有尝试拥抱和移植西方政治民主模式，但每每都被列强和封建势力联合绞杀，他们只想给中国人以坐稳奴隶的自由。”这句话王同学倒是说了个大体正确,只是把对象搞错了.如果把”列强和封建势力”换成”共产党少数人的利益集团”,就可以给满分了.只可惜王同学接下来又开始胡言乱语了: “更何况三权分立也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模式。”

这样的鬼话, 王同学的文章通篇都是. 当然,除了三权分立,还有四权分立,六权分立,总之是有”Separation of Powers”和”Check and Balance”.反正没有听说那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首先规定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倒是有一个—-新加坡. 但是王同学接下来就阐述了, “富人俱乐部里不可能增加更多的人口，因为富人俱乐部的生活方式是无法“普世”的。例如，美国人均石油消耗量是中国的10倍以上，平均1.2—1.3人拥有一辆汽车，这个模式如果搬到中国，中国就要有16亿辆汽车，全球的环境都无法负担这种生活方式。” 新加坡人均财富25万美元, 这个模式如果搬到中国, 2148万人口的收入就要从年收入150美金(按照王雪飞们的算法) , 2.5亿人的收入要从年收入400美金 (按照世界银行的算法),上升到平均拥有25万美金的财富, 那还了得, 那就不是一辆汽车的问题了, 是人均4,5辆悍马了,别说全球,全宇宙都都负担不了.

对了,王同学数学似乎不太好,明明是”平均1.2—1.3人拥有一辆汽车”, 算中国13亿人口,那也应该是13/1.2=11亿辆汽车. 王同学的16亿大概是用13X1.3算出来的.13亿也好,16亿也好,其实并不重要,只是这种小学三年级的应用题都做不好,让我对王同学的智商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王同学不仅算术不好,逻辑也不怎样,总在自相矛盾. 一会说“富人俱乐部里不可能增加更多的人口”, 一会又要走“自尊自强的全民族的新路”"民族复兴”, 难道王同学说的民族复兴,不包括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 既然富人俱乐部都已经客满了,咱中国人民还忙乎个什么劲?

王同学不仅算术逻辑不好,对领导的精神领会也不够彻底. 王同学口口声声的说“邓小平对这些论调的分析是令人深省的”,但不知其是不是忘了邓小平同志有一个伟大指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今天王同学居然宣称“富人俱乐部里不可能增加更多的人口”, 不知是何用心!我个人认为, 这即使不算“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也一定属于“混淆视听，迷惑群众”, 肯定不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如此论调,发表在人民网这样广受人民群众欢迎的网站上, “已经脱离了一般的批评性言论的范畴，属于具有现实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结合之前王同学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民族复兴的理解,我在此建议国家司法机关对王雪飞的疑似犯罪行为进行调查.

“之所以设立三权分立，表面上看是权力互相制衡，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限制众议院的权力。因为美国的统治阶级认为，离群众最近的权力是众议院，议员是老百姓选的。所以首先设立参议院直接控制众议院，再用总统巨大的行政权力抵消和压制众议院，还通过最高法官否决权限制众议院的权力”

王雪飞同学大是在装糊涂, 美国的总统也是老百姓选的, 而且还是一人一票.不仅每个公民都可以投票, 而且是差额选举!不但是差额选举,还是多党派人士竞争. 顺便再告诉王同学一个惊天的秘密,其实美国参议院议员也是老百姓选的.

“法官又是总统任命的，而且是终身制的。参议员任期6年，而众议员任期只有两年。”

王同学想当然和没逻辑的毛病又犯了,一看到总统任命,王同学就激动了,以为抓到了专政的把柄.既然大法官是终身制,总统总不能把前任总统任命的法官全部废除再任命吧? 既然前任,前前任,前前前任任命的都还在,总统怎么通过最高法院控制众议院? 另外, 参议员任期虽然是6年,但是每两年就会改选三分之一.也就是说,美国每两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的全民选举.

“西方发达国家攫取了最多的利润，它们的发展是建立在盘剥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把这个财富基础撤掉，其所谓票选制度、多党制度就难以存在。”

请问王同学,美国确立共和制度的18世纪,谁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王同学真应该好好看看自家网站上的这篇文章). 那个时候的美国,应该才是王同学嘴里的”第三世界”吧? 请问美国两百多年前的多党票选制度,又是怎么存在的呢?

“因为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如果利益冲突太大，票选就会失效，就势必通过暴力来解决。要缩小利益冲突，只能靠由国家转移支付的昂贵的福利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基础是从全球盘剥来的巨额资源和财富。如果把这个基础撤掉，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运行良好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都会崩溃。”

王同学这里又开始逻辑混乱了. 难道王同学是要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不存在多元化利益的国家么? 王同学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没有票选的国家,可以更好的防止用暴力解决冲突么? 按此逻辑,那么王同学家的防盗门,是不是晚上也不用再关了,反正小偷太想进来,就势必用暴力解决.

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仅不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反而是民主制度发展的结果.王同学在这里完全是颠倒因果.例如在美国,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20时机初期和中期,FDR,LBJ时代才开始的.请问依照王同学的理论,之前的民主制度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

“比如，2005年法国的巴黎及其它几个大城市出现暴乱，一夜之间400多辆汽车被砸。其主要原因是大量阿拉伯移民移居法国后，就业很困难，特别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从而对社会不满。其深层次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财富问题，因为法国的福利制度不能把所有移民包养起来。”

先纠正王同学一个用词错误, 你说的法国这个事,不叫”暴乱”,应该叫”群体性事件”. 不能因为发生在西方国家,我们就给它恶劣的定性. 按王同学的逻辑, 法国发生了一次群体性事件, 就证明法国的民主制度一旦失去了财富基础就会崩溃.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中国每年上万起,几百万人参与的群体事件,宣布”社会主义民主”已经失败了呢?

“2005年8月，美国东南部比较贫困的圣路易斯安那州和新奥尔良发生飓风后，灾区出现了成规模的武装抢劫、强奸等现象，救灾部队不得不开着装甲车全副武装进入灾区。这样的情景在社会主义中国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的抗震救灾中，救灾部队是只带着救援工具和物资进入灾区的，大家看到解放军就像看到救星一样，而美国救灾部队是武装进入的，它的直升机是受到枪击的。”

Katrina期间,美国灾区确实发生了治安的混乱,但是绝对没有出现什么所谓的”成规模的武装抢劫,强奸”现象.

当然,王同学说的对, 在社会主义国家, 装甲车是不会开到灾区的, 它们是开向天安门广场的. 中国的人民,自然也是不可能枪击解放军的,因为本来就没有枪,再碰上逢年过节,开个什么会,连把菜刀都买不到,就是想打,也是手无寸铁,自然只有挨打的份了.

最后借王同学自己的一句话回赠他, 有些人”贩卖抽象的、干巴巴的说教和政治名词，掩饰自己的一己之私，终将为人民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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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需要危机

人类社会近两千多年以来，主要有两种社会权力结构。一种是金字塔形的君王制，权力来源于家族世袭；第二种是扁平网结构的民主选举，权力来源于选票。共产党的专制体制，和这两种不同，社会权力虽然是金字塔结构，但权力的来源既非世袭（北朝鲜例外）也不是选举，而是产生于一个强势利益集团之内。

通常，人们把这种权力结构称为威权体制，这种说法非常恰当的表达了这种体制的基础，就是需要一个绝对的权威人物立于金字塔的顶端。但问题在于，权威并非凭空而来的，它必须是在危机和解决危机中产生。以中共的体制为例，毛泽东的权威是战争中形成的，邓小平的权威，则是战争（他本人也是军事将领）加后来推动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没有中共七十年代“社会经济陷于崩溃边缘”也就没有所谓的邓小平权威。

共产党的专制体制，是一种半军事化的制度，利于社会动员而不利于社会发展，善于面对危机而不善于解决平衡稳定。这个特征决定了共产党的天下，需要连续不断的危机，进而进行社会动员，产生新的权威以便控制金字塔顶端。因此，共产体制如果继续维持专制，则总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效应。邓权威不如毛，江权威不如邓，而胡的权威更是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反映在体制上，中国社会运行的效率，同样是江河日下。故当今中国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

中共十八大，将产生新的权力金字塔，各方势力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各类消息满天飞舞，互相拆台的情形俯拾皆是。新的金字塔顶端人物，如果缺乏足够的权威，将造成更大的问题。

中共体制效率的丧失，在中国大陆各个社会层面上都十分明显。最明显的，是最近几个月中国国务院在国际问题上和中宣部及军方的对垒。八月中旬，笔者在本栏目中发表“中国外交形势不妙”的文章，仅仅一个半月，中国竟然真的出现了一连串外交危机，包括中日、中美、中欧的关系，都有急速冻结的景象，其实就是中国大陆体制失效的一种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强调必须“四个坚持”。这四个坚持，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虚文开始，最后具体到坚持共产党领导的落实上。而毛泽东思想，根据他自己的讲法其实只有两个具体内容，一个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第二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继续革命，按照毛先生的说法，是要“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中国大陆，很多中共理论家批评毛泽东，认为这种运动是胡折腾瞎捣乱，殊不知其实七八年来一次对专制体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对于中共来说，有效管治需要绝对权威，绝对权威需要管治危机，遂成为一个恶性循环。目前而言，中共需要一个席卷整个社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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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是自欺欺人

面对中国的持续经济发展，西方有人提出“中国模式”。有外人这样吹捧，中国的一些爱国学者，更是兴奋不已，似乎中国的政治专制下的经济发展，已成为一种模式和样板。

但一些头脑清楚的中国学者，则对中国模式提出批评。例如，来自中国大陆的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最近在台湾出的新书，书名就是《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他直截了当地说，“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加入了全球化市场，二是采用了西方的金融技术；只是把西方人早在工业革命后就开始的经济发展，延后到1987年才开始而已。同时这位经济学者预测，中国官方和学界越来越相信大政府模式，将可能带来财政危机。

中国历史学者袁伟时则在接受香港《商报》采访时说，“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所谓中国模式。恐怕将来也未必有这样一个模式。”袁伟时认为，中共建政六十年，“前30年走了一条计划经济的错误道路。结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后30年的经济开放改革，“无非是在经济领域里接纳了现代文明的成果。农村半遮半掩地恢复了私有制，城市也有了相当的经济自由，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袁伟时的结论是：市场经济不是中国独有的，只是我们学的还不够。

中国另一位开明派学者，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主持编制国际通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周有光，今年已105岁高龄，但他的头脑，比那些二十多岁的中国愤青们，不知要清晰、健康多少倍。不久前他接受广东《南风窗》杂志采访时说，不存在“中国模式”。因为所谓模式，就要有别人学习、模仿你，可是，你找一找， “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这位经历反右迫害，深知专制之害的老学者强调，“从专制到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某个国家要不要的问题。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要改的是国情，不是民主。”

中国宪政学者、“后改革思想网”主编陈永苗，更是毫不客气，他批评说，“大声赞美中国奇迹，或者鼓吹中国独特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人，要么是傻人，例如被骗上当的不入流外国教授，要么就是张口嘴巴给主子当痰盂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小皇帝身边的太监……何异？”

陈永苗比较历史说，“路易王朝的法国、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斯托雷平改制之后的俄罗斯帝国，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晚清帝国，哪一个不是经济高速增长，最后爆发革命。威权体制之下的道路，如要说独特，那就是上帝要让谁灭亡，就先让谁自大和疯狂。中国模式，就是一条满身喷满香水其实内部已经腐烂的、通往灾难和死亡之路。”

其实，中国模式的提法，跟当年吹捧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设计师一样可笑。因为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发展，连共产党本身都称为“松绑”，也就是原来把中国人绑得死死的，现在松开几扣，结果中国人就爆发出这么大的经济活力。那么全部松绑，或原来根本不绑，中国人根本不不要任何人“设计”，谁都知道发财致富。中国现在经济起飞，就是走向市场经济的结果。而市场经济在西方已有几百年历史，根本不是邓小平的发明，更不是什么中国模式。而中国现在还是“双轨制”，即政治专制下经济开放，结果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机会。如果说这是一种模式，那就是巨大的腐败，巨大的社会不公，巨大的贫富差距。所以袁伟时说，“不要随便讲‘中国模式’，不要将中国的缺点、弱点固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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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国的形象大使

中国启动国家形象宣传片制作，包括长达三十秒的《人物篇》广告短片，以及十五分钟的《角度篇》专题长片。前者将由国务院新闻办投入巨资，在中共建政六十一周年前夕，在诸多国际主流媒体上播出。

在当局精心选择的五十个名人当中，包括体育明星姚明、邓亚萍、郎平，文艺界明星朗朗、宋祖英、谭盾、吴宇森、甄子丹，宇航员杨利伟，水稻专家袁隆平，以及互联网新贵马云、丁磊、李彦宏等人。该片主创人员透露，这五十个人为了宣传国家形象，全部都是“零片酬”，所以该片“制作成本并不高”。

正如韩寒讽刺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中的演员大半是白求恩式的“外国人”一样，中国的第一部国家形象片的主演，也有不少是“外国人”，或者至少是拿着欧美国家绿卡的“准外国人”。面对媒体的质疑，承担这一“重大政治任务”的上海灵狮广告公司董事长沈赞臣回答说：“我们偏重于考虑这些人在世界上都比较‘眼熟’，外国人看到他能想到中国。”

这种解释让人啼笑皆非。在十三亿人当中，难道就找不出五十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来吗？如果说“眼熟”是首要标准，那么奥巴马内阁中的华人部长骆家辉、朱棣文岂不更加“眼熟”？但他们是如假包换的美国人，除了长着一副亚洲人的面孔之外，跟中国大陆、跟共产党的党文化毫无关系。

这五十个人真能代表中国吗？比如，吴宇森虽然出生在广州，但五岁时便移居香港。如果不是香港自由的文化氛围，他能成为一名独具风格的电影导演吗？而他九十年代闯荡好莱坞之后，方才成为一名世界级的电影导演，他依托的是好莱坞“浪花淘尽英雄”的电影工业的平台。

那么，吴宇森为何如此热衷于在《建国大业》和《建党大业》中“跑龙套”以及参加这部《人物篇》的“义务”出演呢？这不表明吴宇森有多么爱国，而是他深知中国大陆是他的电影的巨大的票房市场，所以要通过类似的活动，跟大陆官方搞好关系。这才是一本万利、财源滚滚的高招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一份报告中哀叹，近二十年来，中国数十万精英人才移居国外。而少数回流的“海归”，也只是看中当下中国赚钱的机会，暂时回来“裸居”而已。《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张涛在一篇文章中讽刺说：“淘金淘银无需国界，爱惜个人的羽毛也无可厚非，但非要腆着脸打出‘建设祖国’的旗号，而与此同时口袋里装着在星条旗下宣誓后拿到的护照，这种拙劣的包装就太不厚道了。”在这群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伟人”当中，此类人士占了多大的比例？

这部被誉为“中国的名片”的宣传片，根本就是一个赝品。“中国”就这样无辜地被戈培尔们“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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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影帝温家宝》有感

已故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曾于1945年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一切政党”的标志。如今，批评者被中共以煽动颠覆或其它不相关罪名关在牢里的事例不绝如缕。究竟中国立国前后的例子是否也是电影的一部分？看罢被禁在中国内地出版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不禁令人对戏如人生抑或人生如戏更感混乱。

“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这是中国1953年黄逸峰部长兼校长压制撰写批评校方文章的学生薛承凤后被免职并被《人民日报》批评的铁的教训；而已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亦曾于1945年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一切政党”的标志。现今，批评者被中共以煽动颠覆或其它不相关罪名关在牢里的事例不绝如缕。究竟中共立国前后的例子是否也是电影的一部分？看罢被禁在中国内地出版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不禁令人对戏如人生抑或人生如戏更感混乱。

几经波折，《中国影帝温家宝》终于如期在香港出版，初版印行五千本，在香港算是数量多的了。据代理的田园书屋表示，销情不俗。那就更加叫人迷惑了：为什么批评领导人言行或政策的书，不能在内地出版，让十三亿人堂堂正正地购买阅读？而要他们经港时购买后快速阅读，以便返回内地前看完丢弃？

难怪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为该书作序时指出：“中国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言者无罪的虚拟世界，一个是言者有罪的现实世界。领导和被领导，大家都在矛盾中间过 日子。”

可鲍彤没有放弃希望：“也许毛泽东当时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意在表演，但一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而载入史册，受党领导的警方就不应该把它视为儿戏。文明的进步需要积累，昨天和今天的表面文章，说不定就是明天保护人权的具体现实。”

但是，若要这虚拟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现今领导人必须先停止作秀，诚意为民。可是，作者余杰在《中国影帝温家宝》中举出不少例子，证明每每于灾后迅速赶到现场、与灾民同哭共苦的“温爷爷”，只是一个“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丞相，在中国处于历史紧急关头时没有作更多努力推动体制改革。总而言之，尤如皇帝的胡锦涛作了坏事，温家宝也脱不了帮凶之名。

余杰对此并不意外，因为温家宝“知道中共这架老爷车即将散架了，自己不是一个有魄力和能力剎车或改道的驾驶员，更何况自己只是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于是，他只能像一个木偶人一样，‘饰’得了一时算一时，坚持到曲终人散的那一刻就算是最大的胜利。至于下一场戏该怎么演，那就跟自己无关了。”

行文至此，新华社发出温家宝到深圳出席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罕有地大谈政治改革，至于这是另一出台词，抑或是历史的转折点，大家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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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吉米‧霍法生在当代中国

德国之声最近报导说，多家跨国投资银行的在华机构，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旗下北京金融区工会的鼓励，被要求组建“工会”。跟资方和高层管理人谈组建工会，听起来就是天方夜谭，简直太荒唐了。也只有在中土，在这个把许多人类社会健全的组织和管理机制都误用、错用、恶意滥用的地方，才出现如此荒唐的现象。在正常国家，人家都是工人自己组织工会，然后以集体的力量跟管理层谈判，而从来没有什么管理层自己去张罗一气、弄出一个对手来跟自己叫板。要描述中国这个现象的荒谬，“与虎谋皮”都不够准确，“谋财害命”倒还差不多。

西方企业说，官方工会是出于经济利益要他们成立工会，因为这样才能收取2%的工会费。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中共的附属，观察家认为，其地位在市场化的趋势下，一直在被边缘化。而要加强它在体制内的地位，就需要建更多的分会。他们告诉德国之声，最近两年在推动世界五百强企业在华机构组建工会，现已有85%的企业建立了工会，他们还在继续推进。

中华全国总工会目前每年有200亿人民币的会费收入。但中国的工会会费不是向会员个人收取的，而是由公司缴纳的；不光是工会会员的工资计算在内，高层主管的工资也计算在内。中国工会法说，一家企业只要成立工会，就必须缴纳员工工资总额的2%作为会费。这可真是荒唐，那些出于种种原因不愿加入工会的人呢？凭什么把他们收入的2 %就这样拿走？

中华全总以前批评跨国公司，说他们口口声声讲尊重人权、履行社会责任，在本国也建立工会，但在中国却采用各种手段拖延、阻挠职工建会，实行双重标准。全总看来真是政府豢养的家犬，完全不知道自由工会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独立工会是怎么建立的。

中国工人需要问一问，这究竟是谁的工会？是为谁服务？工会从哪里来钱，又用在哪里？工会负责人怎么产生、向谁负责？在会员利益与资方冲突时，工会站在哪里？当资方是中共官员、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时，工会领袖如果还是中共任命，又怎样代表工人的利益？中共自诩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属于工会的。但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中共的角色恰恰是工会的对立面－－官僚垄断的资方。

官方人士说，如果改成员工自己缴会费，恐怕没人愿意。这才是中国工运的症结。难道中国工人真的不愿意组织起来，去罢工、谈判、讨价还价（collective bargaining）吗？以前有部电影《风暴》，讲到京汉铁路的工人，其中有个施洋大律师，他登高一呼，上万工人就罢工了。当时心想，哇赛，这律师可真够厉害的，就这么一喊，铁路交通就瘫痪了？后来才明白，施洋是中共的地下特务，他的目的不是工运，而是给国民政府捣乱。特务做律师，恐怕不会公正的按法律行事。

施洋被处死时，依然掩盖自己的身份，还高喊“劳工万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扮演施洋的演员金山以及金山的妻子、中共党魁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双双被中共投入监狱，孙维世死于狱中，金山囚禁秦城八年。反正，即使在中共自家的宣传中，中国工人也是有罢工的传统、知道维护自己权益的。

其实，真要组织罢工，还不像中国电影那么简单。有部好莱坞电影，意大利裔导演丹尼‧迪唯托（Danny DeVito）执导的《霍法》（又译：《最后巨人》），倒是反映了工运的艰难。工会领袖霍法一个一个司机的去说服、做“思想工作”，才把工会建立了起来。

吉米‧霍法（James R.“Jimmy”Hoffa）是美国工运史上的名人，生于1913年，62岁时神秘失踪。他19岁开始参与美国卡车司机的国际兄弟会工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45岁起担任主席十多年。直到今天，美国的卡车司机还怀念霍法，认为在他的领导下才有真正的工会。霍法任职期间，会员有一百五十多万，是美国最大的单一工会。1964年，他第一次为卡车司机赢得了全国性的工资合同；同年，霍法因篡改陪审团、试图贿赂及欺诈被判13年徒刑，1967年开始服刑。后来，准备竞选连任的总统尼克松赦免了霍法，但不允许他在十年内再度从事工会活动。霍法终究也没能返回工会，而是于1975年7月在底特律近郊的一家餐馆的停车场上永远的失踪了。

霍法的工会技巧非常娴熟：先迅速组织罢工，发起间接抵制，用工会之力对某个公司出手；然后组织工人，迫使其他公司接受工会的条件。卡车司机工会就这样在美国变成了最强有力的工会组织。霍法甚至设法躲过了二战的兵役，说对维护美国战时物资运输而言，他的工会领导能力对国家更为重要。他在成功的组织起美国几乎所有的卡车司机后，还试图把航空和其他运输业的雇员也拉进来，但没能成功。

从六十年代起，霍法就一直麻烦不断，他一辈子就在工会和法律之间游走。他的两个子女也一个吃工会的饭，一个走法律的路；儿子詹姆斯‧霍法子承父业、十年前成为卡车司机工会的最新领导人，女儿芭芭拉则成了圣路易斯美国巡回法庭的法官。

霍法的悲剧，在于权力欲太盛，不能见好就收、功成隐退。电影《霍法》的副标题是“一个愿意为权力付出代价的人” （The man who was willing to pay the price for power），颇为传神。尼克松对他的限制，其实没什么坏处。出狱后他得到工会170万的退休金，但他仍然试图东山再起、重掌权力。他的失踪，据说跟黑手党有关，《底特律自由报》后来报导说，是因为利益集团害怕霍法重新掌权，会不利于他们控制巨额的工会退休基金。

没人能否认，霍法是真正的工运领袖，有天赋的领导力和极大的权力欲。目前的中国，正缺乏霍法式的人物。如果霍法生在中国，会怎样呢？如果生在民国，因为欲望的弱点，他会跟施洋一样被中共利用；如果生在今天，能真正组织起中国工运，红朝绝不会像尼克松那么手软。没准儿，霍法的个人结局很可能与在美国一样。当然了，让他失踪于秦城的高墙之后的，不是黑手党，而会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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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打压广州市民“撑粤语”集会

广州"撑粤语"运动越演越烈，广州和香港同于八月一日为此举行集会游行，但遭到公安强力禁制，数十名市民和七名香港记者一度以涉嫌聚众生事被扣问，广州市政府把有关活动定性为非法集会，是别有用心的个别人士蛊惑煽动造成。

在广州，数百名市民响应网上号召，下午在人民公园内聚集。现在政府不少要职已被讲普通话人士占据，现在竟然连听讲广州话都受制，实在忍无可忍。二时过后，大批公安在公园和附近地铁站的出入口看守，禁止市民进入公园，被清场后，大批市民转为游行，沿北京路前行，沿途高叫“粤语万岁”及“广州人讲广州话”等口号，不久又被公安强行分隔，部份人不满公安用铁马阻止前进，向公安丢掷水樽，双方发生冲突，数十人被带走或抬走。个别市民声称，他们并非参与集会人士，只是路经有关地点。另亦有没有表露身分的记者被当作市民带走，与市民一直被扣查至接近午夜才获释。

除参与集会人士，到场采访的香港部分记者亦在集会未开始前被带走查问，被带走查问的香港记者共七名，包括两个电视台的摄制队、通讯社和杂志的记者。不过，当局今次不是指他们非法采访，而是指他们涉嫌聚众扰乱公众秩序，扣问五小时后把他们释放。

市政府深夜向传媒发出通稿，指有关集会是非法集会，而涉及的地区人流众多，容易演变成公共安全事故，于是派出民警维持秩序，劝导聚集群众离开，个别人士不听劝告，警方于是将滋事者带走，并会依法惩处无理取闹人员。有关通稿重申，广州市委、市政府已多次表明，“推普废粤”根本不存在，希望民众及及网民不要轻信谣言。

强行推广普通话的目的，在于文化专政。不仅在广东，普通话已经对各地方言构成了实质的威胁。虽然官方没有明确提出要废除方言，但实际上却采取打压方言的策略。

就目前局势而言。中共“推普废粤”政策很可能不了了之。如同去年“绿坝”软件一样。当局为过滤互联网，强制在个人电脑上安装过滤软件。然而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弹，随后当局又称“绿坝”软件由网民自愿安装，而不是出于强迫。如今，“绿坝”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关门大吉。如果民众沉默，当局则悄悄上马，采取行动。一旦民间形成强烈反弹，官方又矢口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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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中共“红地毯效应”

红地毯、国宾酒店、警车开道，省长市长全陪，体贴入微的美女翻译，每日三顿大宴、航机头等舱位，前呼后拥的拎包、警卫……近年来，一些西方政要到访中国，受到“皇帝般的待遇”，回来后一反过去坚持民主自由的理念，对“中国模式”大加赞赏，并对中共亦步亦趋，对敏感话题则“保持沉默”。

这种待遇，普通人在一生中都难以遇到。可是在当今中国，这已成了各地政府接待西方政要和商家及名人的一般规格。有几人能不为之受宠若惊？

今年二月，马英九在探视高龄九十岁的诗人周梦蝶时，首度坦承父亲马鹤凌期望中国统一。可实际上，马鹤凌爱国理念很强，期待大一统中华，早为人所知。曾为蒋介石侍卫官的马鹤凌既不贪财也不贪色。从他对孩子德行“九思”，形体“九如”的教育，以及马家祖训“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可见一斑。中共当局多次邀请生前的马鹤凌访问中国，给予高规格的“红地毯”接待，一下飞机就有民政部、统战部、教育部等中央五个部委的高级官员环绕着，并特意安排他到各地发表了数十场“爱国”演讲，赠画题诗，好不热闹。

官媒则报导，“台湾各政党领袖纷纷回应胡锦涛总书记的‘四点意见’到大陆访问”，以此来打击“台独”。而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早说过，两岸之间最大的矛盾不在于政治分离，是在于中国没有民主和自由。台湾民意期待的是“先民主，后统一”，在中共独裁专政下，在上千枚导弹窥视下，台湾人有的是“惧怕”，却难以认同“统一”。

很多西方人把“红地毯”现象解释为，中国人有好客传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孰不知，中共专攻人性的弱点，根据不同人的喜好来设计，采用不同的手段投其所好，使其就范。很多人来访几次就变了，不再指责中共侵犯人权，被称为“人民大会堂红地毯效应”。中共有统战部、中联部、侨办、外交部、安全部、总参二部等部委，在海外有庞大的情报人员物色有用人士，如政府高官，大商人、议员、知名学者、侨领等和他们的家属，以搜集资料。他们多打着商人、学者、记者的旗号，干着特务的勾当。

根据“猎物”的有用程度，攻其弱点，交朋友，而后邀请他们访问中国，拟定专门接待规格和方案，各个攻破，期间设局，投其所好，或金钱美女，或吹捧宣传，搞得排场、舒服、晕乎，而后让其就范，不乏软硬兼施。许多拥共的政要都是禁不起查的，说不准就有和中共情治人员的勾搭背景。

民主国家的人绝不会想到这种刻意的“服务周到”有何诡异，几乎没有一个不“晕”、不被“搞定”的。最简单的例子：一些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后，返台感慨道，妈妈的坟还在。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先生看得明白，知道那些坟墓是后来做出来的赝品。而一个赝品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什么不可能造假？

二零零四年八月，在距离香港立法会选举不足一个月，民主派候选人何伟途到广东东莞公干时，在酒店被大陆公安指“嫖妓”而拘捕，随即送往东莞大朗劳教所“教养”了五个半月后获释返港。此事件震动了香港。何伟途获释后表示，在酒店睡至凌晨三时许，有一名男子致电找一名女子。不久，一位他认识的女子拍他房间的门，他以为该名普通朋友有要事找他，所以邀请她入内。其后公安在四时许来到他的房间将他拘捕。他在妻子陪同下召开记者招待会，否认了嫖妓，并不得已宣布退出民主党。何伟途被捕后，公安不准他打电话，也不准他请律师，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威迫利诱他认罪，“只要招认马上放人”，因此签下悔过书，而在收容所期间，更被逼隔天写悔过书和赞美书。在狱中他的肝功能急剧恶化，仅剩两成功能，并染上牛皮癣和红斑。

中共意图把民主党搞臭，所以用各种手段来捏造事实，然后强加给何伟途罪名。他说，经过何伟途事件，不论是民主党及香港人，都应该重新认清中共的恐怖及造假的本质。每一次认罪，每一次训斥及诱骗招供，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们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今天的民主党，难道真的走上了中共的“红地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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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世界杯：“朝鲜热”可休矣

葡萄牙7：0无情的狂胜朝鲜。若不是横梁和门柱的怜悯，想必比分还会扩大。惨败，完全的惨败！朝鲜终于原形毕露。说句自吹自擂的话，当朝鲜队勇猛战巴西时，我没有被震撼。当朝鲜队被葡萄牙残酷的横扫，我依然没有被震撼。朝鲜小负巴西，精神气势震撼了很多人，不过是穿了一件皇帝的新装，自不觉的掩饰着实力上的孱弱。狂输葡萄牙，则是将那件无形的外衣扒将下来。黔驴以刺耳的咆哮咋退老虎，可一而不可再。

葡萄牙则不然，C罗等不谙世故，以酣畅淋漓的进攻，以远胜于对手的实力，让朝鲜队员根本找不到拼命的机会。葡萄牙吸取了巴西队的得失，不跟朝鲜队死磕，而是坚持自己的技战术打法，生生的将朝鲜队的精神意志击垮。有劲无处使，朝鲜队没了心气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好比皇帝身上的那件新装，一旦有人点破使人们走出虚幻的精神世界时，就会让没穿衣服的皇帝现出原形。

朝鲜国家电视台可以堪比CCTV了，不播小负，一播大败，而且是体无完肤败无可败。坊间传言，巴朝大战后，朝鲜人民比全世界晚了很多个小时才看到他们的国家英雄比赛录相，而且是组织着在大小广场上看的，而且是有删节的，他们把一场死守下来的小负当成大胜来宣传，而且是战胜帝国主义的大胜。

在一场伟大的朝鲜人民足球军“赢了见金正日，输了见金日成”的比赛中，果然信仰的力量还是有限的，纵然领袖在身后注视着他们，朝鲜队还是不争气地被葡萄牙狂虐。不知道首场被郑大世“泪流满面”感动了的人有没有被再次感动，可能这次你们又哭了，看着朝鲜队员漠然的眼神和呆滞的动作几近崩溃，好可怜！这就是容易感动的中国球迷，小负感动，赢了感动，惨败感动，逼平感动。果然，好敢动。

10天前，你如果不知道谁是郑大世没有任何问题，那时的朝鲜军团很神秘。10天后如果你还不知道郑大世，那么你落伍了，有爱心有人性，你就应该知道鸭绿江对岸有一个叫做郑大世的好兄弟。当郑大世同学的眼泪在飞成为经典，郑大世同学已C罗般粉丝遍地。用10天时间，感动天，感动地，感动祖国人民，让鸭绿江对岸的中国人民唏嘘不已，甚至，连世界传媒亦被其搞的神经兮兮。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奇迹。郑大世，留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恐怕仅仅是眼泪，除此之外，他表现平平。根本就没有任何出色的机会。换句话说，他的眼泪也许能骗取国际上的一次同情，但是大家都不是傻瓜。来到南非，见到了如此多的美女和宽松的政治气氛的时候，朝鲜人彻底被腐蚀了。他们的铁的纪律，主体思想完全崩溃了，也许只有他们胸前的伟大领袖的像章还至少能说明，他们来自朝鲜。

也许是领袖在首场比赛小负巴西中获得了勇气，据说朝鲜国内首次对本场比赛进行了直播，朝鲜人试图一报穿越了44年的仇恨。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向是伟大国家的通病，由于葡萄牙队缺乏政治常识，平时不看日报，打出了7比0的比分，导致朝鲜队员在回到国内后将注定面临空前的压力。

有个更奇怪的现象是，即使朝鲜输了7个，还有人说朝鲜虽败犹荣的，如果中国队踢则会输更多云云。国人一向是自大的，比如将韩国视为“棒子”，努力发动圣战之类，但是在中国足球上我们却总是谦逊得可怕。既然你这么喜欢朝鲜足球以及朝鲜精神，这么相信领袖的力量，怎么不游过鸭绿江去投奔伟大的金正日领袖？

看着朝鲜球员们永远低着他们的头，我真的感动了。全场3次犯规，队友间几乎没有相互交流，从来不敢向着裁判申诉，我们甚至没有看清朝鲜队员那张仅有的黄牌是为什么而得。可以肯定的是，本届世界杯公平竞赛奖将非朝鲜队莫属，一支习惯了在“老大哥”注视下的球队早就忘记了什么是个性。看看朝鲜全队割韭菜般的一样身高和几乎一个憨厚质朴的表情，这样的球队就像孤魂野鬼，他们剩下的只有精神，呆滞的眼神显示着内心的崩溃。也不要再说他们还有精神了，他们有的可能只有革命的浪漫主义情结。

不知道隔江而望的朝鲜人民此时作何感想，可能6月21日足以成为朝鲜的耻辱日了。同时我又极想听听金领袖如何宣传这场惨败。如果上场打巴西可以作为爱国主义的版本大张旗鼓的话，这场惨败就只能作为国际主义的版本了，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落后3个球的时候，朝鲜主教练毅然决然地换下后卫换上前锋加强进攻，看，多像伟大的朝鲜人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可惜郑大世不是核弹头，葡萄牙人的回应是接下来的摧枯拉朽。

这下各大媒体也不用担心接到有关部门下达的通知了：不准借世界杯讽刺中国足球，我们从此可以借中国足球讽刺世界杯了。0:7，这就是朝鲜足球，中国足球还要去学吗？！今天的南非，郑大世的哭确实不如C罗的笑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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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足球，值得敬畏但无需学习

世界杯32强，国人偏偏要把其他31强放在一边去学习朝鲜。至于朝鲜能否打进下一届世界杯，还是个未知数。难怪共产主义难兄难弟之间，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早在世界杯开幕前，朝鲜足协副主席孙光浩就喊出了“朝鲜队将会夺得世界杯冠军”的豪言。而对于夺冠的理由，孙光浩是这样解释的：“因为我们有亲爱的领袖金正日的巨大支持，这将会带领我们达到最后的伟大目标！”朝鲜队的主力前锋郑大世亦表示：“朝鲜与巴西将携手出线，而我在世界杯小组赛中将场均攻进至少一个球。”“通过世界杯让世界认识真正的朝鲜！”

朝鲜足球重回世界杯，就用惊世一击差点让五星巴西难堪，同时，在一夜之间，有着浓厚“阶级兄弟”情节的中国在朝鲜队惜败巴西队后举国飙泪，全国学习。有一些是感动但更多随之而来的是对与朝鲜足球队在战绩上面形成强烈反差的中国足球（仅仅是战绩上的反差）谩骂和诟病。之后又是我们无数次在我们的舆论看到的对中国足球爷们气质的声讨和铁血精神的议论。在网络“主流”舆论的眼中，似乎只有把中国足球立马置身于高压环境中的朝鲜，中国足球才会有出路，才会有血性。这种敬畏产生因为朝鲜足球平乏的物质环境，但放到中国队身上，明确的说，朝鲜足球之路不能学习也不值得学习。

总是以拼搏精神激励运动员的中国各界，想必在观看这场异乎寻常的比赛后，一定深受感染。果然，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大多是围绕朝鲜队的超级精神而大发感慨，前几天鼓噪要学习韩国足球，今天则又捧出了朝鲜这个新的偶像。我以为，中国体育一直以来误读了拼搏精神。而从今天的舆论来看，中国的误读远未达到朝鲜足球的境界。朝鲜队对精神力量的崇拜远在中国之上，几乎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体育竞技场上，拼搏精神值得提倡但绝不可误读。误读的深层次原因，往往是为了伟大领袖崇高的荣誉，为了金正日光辉的形象。就在朝鲜迎战巴西之前，朝鲜队就大放豪言，要战胜这支五夺世界冠军的球队。据说，此前，便传来朝鲜队如果输球，球员回国后将被罚当矿工。如此条件下激发出来的拼搏精神，已经超越了竞技体育的本身，成为一种变异的精神分裂。这种变异的精神力量或可给人以震撼，但绝对不值得提倡，更不值得学习与效仿。

中国足球实力不济，所以，也希望把获取胜利寄托于超强的拼搏精神。是以，巴朝之战刚刚出炉，便赢得了我们国内较为一直的喝彩。这是一种另类的误读，甚或成为一种误导。过度渲染这种被误读的拼搏精神，有可能导致中国足球本末倒置，不苦练基本功以提高技术，而是灌输朝鲜式的拼搏精神，是否要将中国足球拉回到很久以前的闭关锁国时代？

现在朝鲜足球除了精神，其他的还处在蛮荒时代，他们虽然比赛打的风生水起但是很不职业，他们的足球仍然是被“政治”和“爱国”的想象所充斥，从职业体育的角度来说，金正日将军指引下的朝鲜足球只是短暂的盛世，不会是长久的兴盛。 回归到世界杯，朝鲜队接下来面对拼死要出现的科特迪瓦和葡萄牙，仅仅以泡菜、打糕还有集资买的可乐为伙食的朝鲜足球首先从体能出现溃败并非没有可能。

反观表现上和曾今和朝鲜相仿的伊拉克就不是如此了，伊拉克足球取得辉煌的成绩时候，是他们摆脱了萨达姆家族枪炮指挥之后所取得的。现在稍微起色的中国足球也是如此，环境稍微宽松，杂念少了专心到球场上之后，胜利也随之而来。体育竞技背上“政治”或“爱国”这两个包袱只会起反作用。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而且要有坚韧不拔，不轻言放弃的永不服输的精神和意志。尤其是竞技体育，失去了内心的精神支柱，则永远难以获得胜利。但是，把精神力量完全凌驾于实力之上，甚至于迷信舍命的拼搏可以战胜一切，则基本上是不现实的。朝鲜足球长期闭关锁国，缺乏与世界足球的正常沟通与交流，已然落后于足球发展的潮流。无知者往往无畏，他们很难想象巴西队能够强大到何种地步，他们只迷信自己的超级精神力量。尽管朝鲜队给巴西人制造了很多麻烦，但是，悬殊的技术数据表明，朝鲜队最终还是输在实力上，拼搏精神只能为他们粗陋的技术做些许文饰。球队实力与拼搏精神是相辅相成的，在一定的实力基础上，以勇猛顽强的斗志战胜对手，才是拼搏精神的精髓所在。所谓“两强相遇勇者胜”，首先必须是强者，才能谈得上以拼搏取胜。

在朝鲜惜败巴西之后网上开始盛传一篇帖子，帖子的大概内容是1、1999年中国举办的四国邀请赛时，朝鲜队4-5个球员凑起钱来，才能买得起一听可乐。就是靠着这一点可乐的激励，朝鲜队两度攻破中国队的大门。2、中国足球前掌门人阎世铎看到朝鲜队员喝中国队员丢弃的矿泉水瓶时平身第一次为足球落泪。3、一件中国企业赞助的队服被提倡艰苦奋斗的朝鲜队一穿就是好几年。除了主题，当然还不能缺少对国足的质问，随同以上的逻辑，最后很多的人的结论是现在现在中国足球必须学习朝鲜。4、朝鲜足球一旦落败，回国后有可能被抓去挖煤。

联想到中国足球，在反赌扫黑后中国体育界又开始了究竟是坚持举国体制还是全民体育的论战，现在朝鲜这么一折腾，中国足球稍微觉醒的民智恐怕又要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了。明确的说，现在朝鲜足球的大环境是我们早就经历过的，比赛是为了身后的领袖和人民、胜利关系到民族尊严；输了球对着国旗做检查，虽然比现在那个更加蒙昧的朝鲜动不动喊去挖煤强，但是最终的结果所有人都看到了，举国体制在迎来中国体育的一段时间高峰后在西方的娱乐体育面前开始失去保持良久的优势。现在有人诟病中国足球，在从业者素质低下的同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过于行政化的体制造成的。

鉴于全国人民由“阶级兄弟”激发出的虚心求教朝鲜的风气已经开始矛头，强烈建议每每出来圆场的“有关部门”立即澄清网络盛传的一些实例：1、首先请调出当年朝鲜队战胜中国队的录像，对当时一瓶可乐的带来的胜利在战术角度想家解读。其次，顺便调查是否人为的在可乐里加入了某些雄性激素。2、请当时被朝鲜人民艰苦奋斗精神感动的飙泪的阎王出来澄清飙泪的事实，更多的眼泪恐怕出自于对中国足球现状的哭笑不得吧。3、朝鲜队挖煤和金正日将军指点朝鲜队首发阵容之说是西方小报宣传卖点炒作的还是确有其事请立即考证。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早在去年就对世界杯下了禁令，在世界杯期间，朝鲜国营电视台只可以播放朝鲜胜利的赛事，其他赛事一律禁止播放。至于朝鲜参加的比赛，则会通过剪辑才会播放给朝鲜国民观看，据说是要让朝鲜看起来像一只较强的球队。朝鲜电视台播出时，还将遮盖足球场内的所有广告和与朝鲜敌对一方球迷的镜头等。

我们才知道，朝鲜球迷被禁止前往南非观看足球比赛，国际足联分配给朝鲜的1000张世界杯比赛门票已转卖给中国球迷，每张240欧元。

我们才知道，为朝鲜队进球的前锋郑大世一直生活在日本，在日本J联赛效力，周薪4000英镑。与他的队友相比，他的生活可以说是“奢侈”。他的手机、ipad和任天堂游戏机都成了他们羡慕的奢侈品。此外，队友们非常渴望从他嘴里听到海外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也打听他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钱。

就这样，通过世界杯，我们再次看到了朝鲜这个国家物质是怎样的匮乏，对人民的钳制是怎样的严厉。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啊！当生活在日本的郑大世感叹队友们精神世界的强大时，我无法相信这真是他发自内心之语；我也很难相信，经历过自由世界生活的他会真的愿意回到那个“精神世界无比强大的国家”。看看他的队友们那充满渴望的眼神和言辞，就知道身在强权下的人们内心真正的需求。

想一想，对一个让世界充满欢乐的赛事都如此控制的国家，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几个？又有多少人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国度呢？

世界可以对顽强的朝鲜球员表达敬意，但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会对朝鲜这个国家产生同样的情感的。这大概就是朝鲜通过世界杯带给世人的观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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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废话的废话——纪念六四21周年

关于从八九学运到六四屠杀的评论观点，20年来海内外学者、民运、民间等人士存在许多分歧，甚至戴晴说过89学运不是民主运动的结论。首先我尊重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亦是达成共识的基础。但是有时候我总是想，个别文人学者的观点真各别，思维因何这么缺乏常识性的辨别判断能力？不错，学术观点有时是需要创意性思维，但置基本事实于不顾的“创意”就是胡说。

20年来，国内许多人对8964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知，年轻一代更勿用提。除共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宣教是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外，一些异议人士一时糊涂言论也在客观上帮助了共军。

前不久看一些国内和本人一样的同龄人谈论8964，其中一位说：“王丹有一句名言----学生有错，政府有罪”。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不清楚，总之我也看到过王丹兄说过此话。本人对此话很是反感，在真相仍没有清理、公布的当下，此论调会误导正确的判断。所以，我要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以为，“学生有错，政府有罪”之言不能并置在同一个语境下谈论。如放在一起，学生就没有错误，所谓的错误与政府之罪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学生有错”应是在追求民主、反思8964及推翻极权体制的语境前提下方能使用此话语，怎么能与共军屠杀之罪相提并论呢？不是我咬文嚼字，而是此话确实有误导的危险。望列位三思。

通过我的观察，许多貌似很异议的人士，在关键时刻有向刽子手抛媚眼的嫌疑。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 64后刽子手用“稳定”学说来证明屠杀的正确，异议人士圈里刮来“告别革命”之旋风，随后是“用暴力手段获得的政府必然是独裁”观点又广泛鼓吹；刽子手始终没有放下拳头，又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地贩卖“和解”；杨佳到底杀没杀警察还是未解之谜，“纳粹”的头衔倒是先给杨佳戴上了，有人还巧妙地说杨佳行为是“原始正义”理论。许多年来我一直没整明白，一些异议人士们在要紧的时刻到底在帮谁？

综上所述乃个人之看法，仁见仁智见智，最起码并非是多余的唠叨吧。

20年了！64屠杀后共军在国际上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现如今已人五人六地在国际上开始大摇大摆了。共军步步为营节节胜利，我们溃败成散沙一片。这当然说明共军太狡猾，但不得不承认，我们也太无能了，有些“无能”是源自于个人太聪明。呜呼！2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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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两个世界

美国《商业周刊》署名肖恩•瑞恩的评论称：“无论你生活在世界哪个角落、从事何种行业，都必须重视中国的崛起。无需讳言，中国还有太多贫困人口，社会保障体系落后于不少国家。许多分析家说它缺乏在不同半球随时发起攻击的军力，他们荒谬地宣称中国其实是一个因政治和经济体系可能崩溃而焦虑不安的弱国。这些人忽略了关键问题。当中国去年取代美国成为日本和巴西最大贸易伙伴时，它帮助别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能力使之获得了比苦苦挣扎的美国更多的影响力。中国的崛起使重新定义超级大国成为必然。超级大国的概念不再是具有投下炸弹足以摧毁整个地球的能力。决定超级大国地位的，应该是经济实力以及通过网络和金融战制造混乱的能力。”

广东《南方都市报》署名程亚文的评论称：“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有人不能就‘中国崛起’发表几句议论，那几乎就不能称作有知识有文化。中国近年来是如此地吸引住了世界的眼球，以至全球主要媒体——— 无论纸面的还是网络的，时不时就以中国为题大张旗鼓做出报道。与日本陷入‘失去的20年’、欧洲‘对世界事务越来越无足轻重’、美国‘相对衰落’形成对照，中国以‘新贵’的身份出现在名声赫赫的‘金砖四国’中，且在其中占据着最大分量。”“在经济总量的背后，没有多少人愿意提及的是，中国还是一个极为落后的国家。就拿即将‘取而代之’的日本来说，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包括城市化比率、二三产业占比、人均收入、社会公平度、婴儿死亡率、高等教育普及率、技术创新能力、社会保障能力等，其实只相当于日本的一九六零年代，整整相差了将近五十年。”“ 对中国来说，整体永远都是一个大数字，但这个大数字一旦放到十三亿人这个分母上，一切成就似乎又都无足轻重。更何况在决定国家长远发展和稳定的‘软件工程’———法治化水平、公民的参政议政程度、行政的公开性，以及社会监督的效率等方面，中国与已经完成‘现代性’构建的国家间的差距，就更为显眼，而且其长远前景如何，尚未可知。”

香港《明报》署名张文光的评论称：“世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潜台词却是：中国，已大国崛起。开幕礼的繁华璀璨，黄浦江的灯火通明，展览馆的美轮美奂，道路基建的不惜工本，科技包装的环保信仰，掩不住万邦来朝的盛世虚荣。会场任何角度仰望，中国馆如天朝君临天下，港澳台湾馆如三星拱照，环抱中国馆变相统一，政治含义呼之欲出。从中国轴心向四方伸延，既有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友邦，也有黯然失色的欧美日强国”“ 当西方世界陷入金融海啸的泥沼，当民主政治影响政府决策的效率，中国遂以其威权政治畅通无阻而沾沾自喜，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优越性的体现，不断追求至强至大至刚的盛世宏图，忽视社会贫富不均和政治制衡失效的深层次矛盾，中国其实是站在危局之上。” “一个中国是两个世界：一边是大国崛起，一边是贪污腐败；一边是国际盛事，一边是民不聊生，就像中国馆的辉煌，也像汶川的豆腐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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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让欧美外交官了解了什么

5月初，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通气会，专门面向欧美国家的外交官。据悉，有30个国家包括6位大使在内的40余名外交官应邀参加。这是中联部继去年9月、今年2月针对西亚和北非外交官后举办的第三次通气会。

在会上，中组部党建研究所所长高永中作了40多分钟的发言，称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模式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中共党内民主既要“积极推进”又要“循序渐进”，即“摸着石头过河”。“中共的民主是有组织的民主，不是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无独有偶，3月30日，来自11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驻华高级外交官，应邀在中共中央党校听了一堂关于中央党校和中共的“党课”，这也是中共中央党校首次对外交官开放。在回答外交官提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时，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称，改革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扬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给所在国外交官上“党课”，这在西方国家是闻所未闻，因为在实行民主制的西方国家中，“党”并不代表国家，“党”不过就是一个组织，相信党的理念的人聚在一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党”组成的政府也会因为政绩不佳被老百姓选下台。既如是，执政党当然也不会利用执政的便利大肆宣扬自己所信奉的党的理念，为自己的党谋取私利，而更多地要考虑民众的利益；更遑论去给外国人上什么“党课”。

然而，这样的新鲜事就发生在中共身上。联想到目前中共在国内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执政危机，中共此举目的显而易见，就是希望以所谓开放的姿态让西方了解自身地位，了解中共所提倡的“民主”，从而减少“误解”，即对中共的批评；换句话说，就是让外国人看到，中共还是有改革的意愿的，只是要“循序渐进”，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

只是中共不要忘了，早在近六十年前，中共在批评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同时，就提出了要建立美国式的民主，“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然而，当中共夺取政权后，便将曾经的承诺抛之脑后，反而大批西方式民主，并建立了自己所谓的“民主体系”，这就是坚持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民主。说白了，真正的权利并不在老百姓手中，而是牢牢掌控在中共一党手中。而中共党内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说穿了，也不过是“顺我者昌，逆我者死”的“民主”。对此，1945年时的中共如此批驳道：“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当年的中共说的多好啊，“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所以，无论中共为自己的民主理论套上怎样华丽的包装，无论中共怎样为自己辩解，只要不结束自己的一党专制，就永远只是穿着新衣的皇帝。

而那些从小浸染在民主氛围中的欧美外交官们，怎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来参加所谓的 “党课”，不过是为了更近距离地观察中共，看看中共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结果是他们更加明白了中共根本不打算改弦更张，放弃一党专政，而他们对于中共党内民主可以促进人民民主的说辞深表怀疑。

一位美国外交官就在“党课”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共党内如何实现权力制衡？权力是否合理合法，如何界定？”这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恰恰切中要害，就是中共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真的合理合法吗？潜台词当然包含着对中共所界定的“民主”的质疑。对此，高永中自然是避重就轻地予以回答，因为身为中共官员的他，不敢也没办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我相信听“党课”的欧美绝大多数外交官们都没有读过当年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胡适先生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胡适清晰了列出了两种政党，即西方民主政党和共产党、德国纳粹党截然不同的性质，它们是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而这种区分迄今仍不过时。如果他们有机会读到胡先生的文章，当一笑：原来中国早就有明白人啊。希望这样的明白人在中国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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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表中国起诉你们

以为有钱就可以胡作非为，这是土共一贯的套路。前些天有中国外交官郁伯仁被美国警察铐走，最近又有内地女子在香港醉酒，与警察纠缠不休，上演了一出闹剧。

据《苹果日报》5月13日报道：一名"80后"内地女子，昨通宵在中环消遣后怀疑醉酒，召救护车要求送到跑马地养和医院治理。惟到埗后她情绪激动，扯烂救护车的倒后镜。警员到场时反被女子叫他们站开，又声言自己在港豪花60万元买名牌，却被港人歧视唤作"大陆妹、北姑"。女事主吵闹逾半小时，最终被警员以涉嫌刑事毁坏拘捕，将她五花大绑送院治理。怀疑醉酒闹事女子姓曹，现年28岁，持双程证。曹女长发披肩，穿着红色低胸上衣、黑色窄脚裤及一双露趾凉鞋，皮带系有一个小腰包，操普通话，间中夹杂广东话和英语单字。昨晨6时许，曹女在中环威灵顿街报警表示醉酒不适。编号A346救护车到场后，她要求救护员将她送到跑马地养和医院。惟到达医院后曹女并没接受诊治，登记后情绪激动，走出门外扯烂A346车头左边倒后镜配件，倒后镜更被扯得扭转，救护员报警。警员到场时曹女拒绝合作，更驱赶警员站一旁。她向记者大控诉。她自称是中国记者，在香港豪花60万元港币，买名牌货，但售货员表面恭敬，实则悄悄称呼他们"男的大陆仔、女的大陆妹、北姑"。她声言投诉香港政府，"北京已经代香港政府向我道歉。"她又声称曾向无线一名男艺员送香水。曹女继续诉说："中国邓小平告诉我、托梦给我，香港瞧不起中国"，更称"由2010年5月12日（昨日）起，再没有大陆这两个字，再说就坐牢三年！"曹女说得兴起还猛踢路边铁栏。由于她涉嫌刑事毁坏，警员事后将她制服，捆绑担架床上送院，结束闹剧。

这个女子酒醉说大话，甚至要代表中国起诉香港，以为有钱有权就可以胡作非为。虽然是个案，但仔细想想，那些土共愤青何尝不是这样的嘴脸？一方面仗着北京有势力，一方面以为自己有钱别人就会尊重他，这幅德性跟中共太子党富二代之流简直如出一辙。此人自称内地记者，我看一点职业素养都没有。这也不能怪她，共产党的媒体本来也没什么水平，除了抹黑谩骂，“强烈谴责”，“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之外，并没有什么本事。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北京是怎样抹黑五区公投的。不过世界上比钱重要的东西太多了，有钱没素质，充其量就是个土皇帝，暴发户。如此出言不逊，公然侮辱他人，就是内地人也看不起。

这场闹剧，也是香港土共势力的真是写照。保皇党不正是仗着北京的势力，仗着有钱，霸占着功能组别吗？

对于这场闹剧，香港保皇党要提高警惕。该女子一口一个“中国”，“香港”，好像香港不算是中国的一部分。还说“中国邓小平告诉我、托梦给我，香港瞧不起中国”。不知道她是想搞“香港独立”还是想搞“大陆独立”？在内地，有《反分裂国家法》伺候着呢！幸亏香港没通过23条，否则她是否要对她的言论负责，按照23条法办呢？如此明显的“港独”或者“陆独”没有引起保皇党的关注，和平理性的五区公投却被抹黑成“港独”，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就在几天前，笔者刚写完《暴政出暴民》一文，就看到了这个视频。为什么我们这些“敌对势力”的论断一再被验证？甚至如此自觉的验证了这一点：暴政出暴民。难道是被“反华势力”利用了，跳入了精心设计的圈套？还是完全处于巧合？CNN主持人曾经发表过“呆子和暴徒”的言论，结果愤青们立马气急败坏：“你们才是呆子和暴徒呢，就是你们不客观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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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政出暴民

中国近日连续发生歹徒袭击校园恶性案件，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恶意攻击和屠杀无辜平民甚至孩童的犯罪事件当然不是中国的专利。从美国校园杀人案到伊斯兰恐怖组织在各地制造的自杀性恐怖攻击均是将屠刀指向无辜的例证。不过，中国最近发生的多起杀童事件既不是带有宗教或政治意图的有组织的恐怖活动，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精神病患者的非理性发作。面对一系列伤害孩童的恶性犯罪，中国舆论的基本共识是此类事件并非孤立的个案。从纸媒与网络的众多讨论可以看到，多数评述者认为必须寻找伤害儿童的深层社会原因才能有效防止此类案件继续发生。

什么是深层原因？较多的说法是中国目前社会冲突增加，民怨得不到疏解，官民对立激化。如果再追问下去，民怨何以加深？官民何以对立？回答往往是多层面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最近指出，贫富差距、贪污腐败这些常常被提起的社会冲突原因其实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的民怨难以获得疏解。茅于轼认为，民怨沸腾的原因是社会正义的缺失。社会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在他看来就是不讲理。茅教授明确指出，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与此同时，研究中国社会冲突的专家于建嵘也表达的同样的判断。于建嵘认为中国社会今天所缺乏的是规则，是官民同时遵循的规则。中国的现实是：社会并非没有规则，中国一直存在着完整的宪法和越来越健全的法律系统；中国社会也不是有规则而不执行，只是中国的规则的执行是不平等的。有权有势的人可以操纵规则，使规则只针对弱势阶层。所以于建嵘认为中国社会冲突的解救之道即是全面公平的执行规则。其实，在此处，于建嵘和茅于轼二人是殊途同归。茅于轼说国家应该讲理，也就是说制定规则的人自己必须执行规则。于建嵘说执行规则，也即是说政府应该讲理，应该按规则办事。

分析到此，引起当前中国社会恶性案件激增的社会深层问题应该已经有了充分的阐释。不过，仅仅停留于此似乎也不能完全说出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在一个非民主社会，由于政府不是民选政府，没有任何制度机制与法律规范能够制约公权力。本来应该维护公民利益的公权力反而成为压榨民众的利益机器，本来应该站在各个社会利益群体之上调节和均衡各利益集团的政府却成为个别的或强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是专制或非民主国家的共性。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不少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也甚为普遍。同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现实有什么特殊性呢？回答是肯定的。

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国家的罕有强大。改革之前的中国属于共产极权主义是没有争议的。改革三十年之后，现在的中国制度是否仍属于共产极权主义存在争议，但是中国政府无疑是世界最强大的政府，最无制约的政府。政府对于社会的绝对优势，对于舆论的生杀大权，对于民众铁腕控制，对于社会与自然资源的全面垄断不仅是非洲、拉美的专制弱国所不可比拟的，即使是由前苏联蜕变而来的俄罗斯和神权政治的伊朗也是望尘莫及的。

中国现阶段的特点还应加上近几年少见的公权力泛滥和所谓国进民退的极权主义统治思路。中国著名社会学者孙立平教授最近提出中国是否有回归极权主义的态势的问题。三十年前的中国极权主义是意识形态与国家暴力相结合的极权主义社会，现今的中国意识形态光环已经褪尽，中国成为仅仅剩下国家暴力而无意识形态支撑的单腿极权国家。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对民间力量加强限制和打压的同时，对各地访民镇压、严堵，摧毁了带有儒家德治特点的信访制度。即是说，将过去极权主义极盛时期仍然运行的民怨泄洪渠道完全堵塞。

简言之，目前中国社会官民对立激化，民走极端的现状正是国家毫无制约和社会全面堵塞的后果。带有悖论意味的是，这一以强力全面堵塞的政治思路的结果却是国家暴力的失灵。暴力不仅不能阻止暴力，相反却是在呼唤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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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同狗噏辩论

曾荫权说过一句话：我不想同狗噏辩论。这句话用在我身上正合适。至于谁是狗噏，不同的人判断的标准不同。正如曾荫权眼中的狗噏和我眼中的狗噏意义完全相反。

在共产党全面渗透香港的时代，党员在香港人数应该不少。做个疯狂的假设，曾荫权是共产党员，那么他的地位应该相当于香港市委书记。就算特首变成书记，曾荫权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共产党员的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善于表现，一说到党的领导，三个代表就来劲，谁要是反对党，一定要当面痛斥一顿。就算争的面红脖子粗也要装君子，做出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而曾荫权情急之下竟爆出一句“我不想同狗噏辩论”，算是表达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去年内地有个干部，接受采访时无意说了句“你是要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党立马急了，马上辩护说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是一致的云云。这个干部算他倒霉，竟然透露了官场潜规则，捅破了灯笼纸而已。

不想同狗噏辩论，其实也算是一种大度。何必小肚鸡肠和别人争论不休呢？本人一介草民，偶然骂两句也没什么不好，就像许多网民把“草泥马”挂在嘴边一样。不跟五毛党辩论也许是一种好方法，这种人昧着良心拿钱，普通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应付，跟这种人辩论也毫无意义，不如不理吧！

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有些事情他们明知道是假的，却偏偏还是要维护它假下去，如果有那无知的人想揭破，还马上不高兴，要为作假者讨伐，说那揭破的人居心不良。于是成龙只要还在台上不会急到马上找女星XX，他就绝对德艺双馨，那么其他什么的刚从天上人间赶过来或者表演完后要找谁XX，这些都是可以忽略的。所谓人前满口仁义道德挂嘴上，其背后就越多有不能见人的黑暗事，中国谁需要扫黄呢？中国谁需要道德呢？这个扫黄的人不会告诉你答案，缺德的人也从来不会告诉你结果，最和谐的所在往往就潜藏着最大的风险，从来不会出现反对声音的朝鲜，只要有一点不对的苗头就是身首异处的下场，敢在国会打架的欧美，搽干嘴角的血迹之后就可以无忧无虑地继续过自己君子或流氓的生活，他们没有扫黄的概念，但他们并没有把性交当成基本国策，他们不需要时时不忘宣传道德教化，可是拉斯维加斯大酒店里的高官并不比我们天上人间的多。

我们早晨起床，掀开黑心绵作的被子，用致癌牙膏刷完牙，喝杯过了期的碘超标还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吃根地沟油炸的用洗衣粉洗干净的老铁锅炸的油条，外加一个苏丹红咸蛋，在票贩子手里买张车票，准时赶到地下烟厂上班。九点三十分偷偷用山寨手机看股票从6124.04点跌到1240.46点.中午在餐馆点一盘用地沟油炒的避孕药喂的黄膳，再加一碟敌敌畏喷过的白菜，盛两碗陈化粮煮的毒米饭。晚上蒸一盘病的瘦肉精养大的死猪肉做的腊肉，沾上点毛发勾兑的毒酱油，夹两片大粪水浸泡的臭豆腐，还有用福尔马林泡过的凉拌海蜇皮，抓两个添加了漂白粉和吊白块的大馒头，还喝上两杯富含甲醇的白酒。唉……这日子过的真是爽!

这就是一个中国人幸福的一天！让我们为中国人百毒不侵的健康干杯！为中国进入全民医保，住院消费超过万元庆贺！因为吃了特供的畜生们只要吃一点地沟油就死了，说一句不和谐的人话就噎死了，一天不上电视表演就被淹死了。好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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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外交官，你以为在中国啊？

环球网消息，据美国世界新闻网29日报道，当地时间24日晚间，中国驻休斯顿副总领事郁伯仁在总领馆附近遭到休斯顿警察围捕，期间美国警察手法粗暴，郁伯仁受伤被送往医院。此事已经掀起一场外交风波，中国政府已就此事向美国发出抗议。美国国务院表态称正在调查，并非常严肃地看待此事。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9日披露，休斯顿警方以郁伯仁开的车子没挂牌照及未按要求停车为由，派出多辆警车进行追踪。当郁伯仁驾驶的车辆开进总领馆车库内时，多名美国警察冲进中国总领馆内，给郁伯仁铐上手铐。期间，郁伯仁副总领事的手和脖子受伤，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治疗。郁伯仁副总领事在医院敷药后出院，目前已经恢复上班。

休斯顿警察局目前还没有对事件发表任何评论，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中引用的消息来源称，警方当时并不知道郁伯仁进入的是中国领事馆。不过在这一新闻的跟帖中，一些美国网民质疑警察不知道他们冲进去的是中国领事馆的说法，称警察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在追逐郁伯仁，而汽车牌照问题只是借口。有人表示，警察显然是像对待美国普通民众那样对待外交官。还有人指出，外交车牌被窃，在休斯顿是家常便饭。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王培军领事在接受环球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关案件正在处理之中，中方要求美国严守《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中美领事条约》，确保中国外交领事人员及馆舍不受任何侵犯，中方将坚决维护中国外交领事人员的合法权益。

美国国务院官员29日就此事作出表态，称美国务院正密切调查此事件及相关的执法权限。美方将与中国政府讨论调查结果。这位官员指出，“美国国务院非常严肃看待此事”，并已和中国大使馆就事件原委接触。美国国务院认为至关紧要的，就是（保护）所有在美国的外籍外交及领务人员的安全。

明眼人一看就知，中共的报导与事实的出入。官方媒体则有所取舍和润色、充满了煽动，已非客观层面了。中共将具体的事实过程一带而过，并用“以……为由”这种感情色彩的话为转移视线，并为事实定调。然后轻重倒置，大篇幅的修改润色以利于中共方面的所谓引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导，将当事人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同时将一个可能的肇事者置于无辜和令人同情的境地。

依照美国司法惯例，“对法律法规的无知”通常不能被用作可以触犯法律的借口，所以三名警官有错是确定的，因为他们误闯入外国领土。不过，因郁伯仁的车没有牌照，他又没有在受到警示后照章停车，警官不可能知道他是外交官，否则也不会逮捕他。

但中共的媒体又是千篇一律地重复着喉舌的相同题目，添油加醋的报导：美国警察冲进中国驻休斯敦领馆铐走我副总领事！强烈谴责！这种效果，是期望得到民众的同情和对美国的声讨。目的何意呢？那不过是个警察的行为，对与错，是与非，至多是美国执法部门的事情，能谈到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吗？而中共要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层面，无非是号令全国人民起来爱国，进而变成爱党，进而用对已百姓无关的美国的仇视，替代与百姓密切相关的对中共在国内的胡作非为的注目，为中共自己减压释负而已。

有人说外交官有豁免权。而外交豁免权不等于可以破坏所在国的法律，这是常识问题。问题是中国外交官毒奶粉喝多了，脑结石了。既没有牌照也没有证件，凭什么去豁免？既然正大光明，理直气壮，警察来了为什么逃跑？可爱的郁伯仁，你以为在国内吗？八脚河蟹横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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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感言:中立是一种病

五区公投即将开始，目前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有些话闷在心里，不得不说。

在香港，有一群成为“温和派”的人，主张与北京沟通。当然，我不怀疑他们的好意。但我不得不说的是，中立是一种病！

讲中立，讲可观，本来没有问题。可惜在内地，中立和客观本身就是问题！人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想法，指责他人不“中立”，不“客观”就等于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标榜自身“公正”。其次，在内地，很多人保持与中共一贯的思维方式，凡是与中共观点不符合的，一概斥之“不公正”，“偏激”等等。

内地互联网上，充斥着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愤青和五毛党。然而，表达不同意见的网民却处于劣势。网民在发表文章以后，第一步就是网站管理员的审查，审查不通过的，就直接删除。由于当局的指令，网站管理员迫于压力，避免惹事上身，寻求自身安全感，于是退缩到一个更小的圈子里。中共的人治社会，不讲法制，要求网站删除“有害信息”，但是“有害信息”是什么，也没能给出个具体标准，所以自我审查往往更加严厉，这就导致中共层层加码，变本加厉的封锁网络。

在这样的环境下，官方的声音被无限放大，民间的声音则被压缩到最小限度。此时，如果一味强调中立，在官方和民间寻求折中方案，最后的结论依然是偏向官方的。原因很简单，官方的言论占优势地位。不少香港人抱怨五毛党太多，就算在海外网站，也能看到中共的影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反对的声音被压制，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中立？所谓的“中立”，有时是明哲保身的好工具而已。很多人表面上“中立”，实际上摆出一幅事不关己的架势。在“文革”时代，“中立”则被视为“骑墙派”，甚至会被视为“包庇纵容反革命”，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代，每个人都被强迫拥护毛泽东，“中立”不过是个幻想，一种奢望而已。在内地，不听话的动不动就抓起来，但是在香港，言论自由还是有一点的，表达意见也没有什么风险，所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吧！最近上海的世博会也是搞的如火如荼，但上海市民并不十分高兴，因为世博会，造成诸多生活不便，民间颇有怨言。在官方媒体上，反对者被消音了，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种意见：我非常支持世博会，我十分支持世博会，我特别支持世博会。只有这3个选项，没有反对的意见。请问这三个选项里面哪一个是中立的呢？哪一个属于偏激的呢？追求客观中立的您，请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吧！

面对大是大非的问题，只有两个选项。5月16日那天，请投下宝贵的一票，支持香港的民主。每个人都是一根稻草，但是如果不愿意做稻草，就永远压不死骆驼。指望中立的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逃避责任不思进取的。此外，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人也特别喜欢“中立”，因为党本来就是“公正”的嘛，再一个就是多讲“中立”可以趁机搅浑水，蛊惑人心。看着这么多人追求“中立”，北京阿爷多么高兴啊！阿爷心想，就算没人给我擦鞋，“中立”的人越多越好，至少不碍手碍脚的影响大局，打乱党中央的部署，是吧？

您可以说我不公正，可以说我有偏见，骂我也行，但我坚持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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