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模式

大致从2004年起，中国与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关注一个新概念，这一新概念即是“中国模式”。近两年，由于中国刺激经济方案的奏效，中国模式大有对外输出之趋势。一般说来，舆论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两条：一条是政治专权，一条是经济放开。在这个基本框架下，不同的阐释者总结出不同的中国模式定义。论者大多对这两个基本点并没有原则分歧，但却对中国模式的功过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对中国模式给予肯定的多是中国官方学者的立场。中共中央编译局教授俞可平即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一例。俞可平于2009年12月接受上海《社会科学报》专访时表示：中国模式的要素包括五个方面：

1. 在经济上，中国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 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共产党的一党政治。
3. 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4. 在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一直实行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
5.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产生，但民间组织并不具有自主性。

与俞可平接受采访的同时，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一书出版，此书被一些舆论称为“标志着具有独立性、敢于向西方争取“话语权”的“中国学派”初步形成”。潘维将中国模式总结为三条：

1. 官民一体的“社稷”社会模式。
2. 一党代表民众执政的“民本”政治模式。
3. 国企主导的“国民”经济模式。

仅仅从上述两个例子来看，无论是俞可平对中国模式的五条定义还是潘维的对中国模式的中国古典式包装，均未脱出政治专权，经济放开的基本原则。尽管潘维自己认为中国模式并不是市场加专制。

针对上述对中国模式的高度肯定和张扬，众多的海外学者对中国模式提出批评。中国思想界先锋人物李泽厚最近表示，现在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中国仍然是封建的官本位社会。著名历史家袁伟时甚至认为不仅现在谈论中国模式太早，将来会否存在中国模式也是一个问题。

除了将中国模式归纳为市场加专制，将中国的经济成就看成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成功和中国一系列社会问题归结为制度问题的相当普遍的观点之外，也有不少舆论将中国从78年开始的改革至今看作是两个阶段和两个不同的模式。即“六四”以前有一个政治革新、经济开放的“中国模式”，“六四”之后的“中国模式”则是改革死亡后极权体制借全球化苟延残喘的模式。中国异见人士高瑜则认为，在今天为人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中还有一个为维护一党专制不惜血腥镇压学生运动和民主人士的“天安门模式”。

中国国内民间学者陈永苗则指出：中国模式的提倡，是对改革共识的背叛。是掏空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延长专制。陈永苗同时指出，中国模式之所以可以一时间内骗人，是因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竞争，那么经济方面吹嘘上去，也就把自己的政体也吹嘘上去。

旅居美国的学者陈奎德则认为北京当下抵抗普世价值，包装中国模式，不过是拖延专制时日而已。怎样包装中国模式呢？陈奎德认为中国官方主要通过宣传中国模式的成功来达到这一目的。宣传的法宝无外是一方面封锁信息，包装之后向外推销。

将中国模式放置于国际大背景下考察，考量中国模式输出的有效性，实际上是中国模式对外吸引力和感召力的问题。中国模式可以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乃是“北京共识”。所谓北京共识主要指国家主导增长的的经济模式，而非由自由市场主导的“华盛顿共识”。这一层次实际就是中国学者所谈论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如何体现在国际关系架构中呢？这一模式主张不干涉、不干预，强调主权，是一个基本上同冷战后发展出来的国际秩序相对立的模式。冷战后国际社会主张干预，主张建立强制性的共同规范。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为此提供了例证。西方主张就全球气候达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中国则坚持国家主权，拒绝国际核查。

中国模式的第二个层次是经济管理模式。这一模式集中于在中国对外经济投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效率。中国目前对外投资，尤其是在非洲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中常常能够排除欧美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取得成功。这一情况表明中国国家与企业在管理上是有效益的。但是，即使是在中国大为成功的这一方面，中国也体现出明显的悖论。一方面是在国际上连连得手；另一方面又浪费巨大、管理混乱、贪腐横行、黑社会显现。重庆打黑所显露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

根据以上论述，确实存在一个中国模式。这一模式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吸引力。但中国模式其实主要是说给中国人听的。中国现在所谓儒家的复兴，中国外交学派，中国样版、中国经验等等均基本出不了中国大门。即使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孔子学院其实也难以超过教授中国语言的范围。在中国国内，官方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电影、电视剧、讨论秀，希望用官方的语言影响中国的中产阶级。中国政府斥巨资支持各种文化工程，发展自己的网络搜索系统。所有这些表明中国现在确实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宣传模式，这一模式从历史上看，是世界范围内的威权国家所仅见的。唯一可以同此相比的，也许是上世纪德国产生纳粹主义的30年代。

同时，从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软实力对世界的吸引力来看，如果说，中国目前在非洲、在中东、在南美获得一定影响的话，在欧美却远不如人意。从欧美民意看，目前的中国形象可能是三十年以来最差的时候。同时，从中国邻国看来，中国的形象也同样空前糟糕。2008至 200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在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国家的形象尤其不好。中国的崛起在这些国家带来的不仅是不安，而且是敌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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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乃十九世纪思维？

自去年十二月哥本哈根峰会以来，国际舆论关于中国强势崛起的议论增多，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评估，到对中国的世界责任的期望一直到对中国政权性质的追问。毫无疑问，中国在国际舞台的高调亮相，也迫使国际社会加快对中国的分析和认识。

哥本哈根之后，西方媒体对中国在哥本哈根峰会上态度的报道及评论存在相当的反差。从欧洲范围内看，英国及哥本哈根峰会所在地丹麦媒体对中国的态度批评较多，法国媒体则相对含糊，将没有达成充分减排目标的责任主要归咎于中美两国。但随着有关后续报道的增加，尤其是同哥本哈根峰会几乎同时发生的几件大事，使得舆论将批评的重点转向中国。这些事件包括中国利用其经济强势，支持柬埔寨遣返入境要求政治避难的维吾尔人，中国拒绝英国对英国死刑犯阿克毛进行精神病鉴定的要求，在圣诞节重判中国知名知识分子刘晓波等。将这些议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哥本哈根峰会的失败对于多数观察者说来，一个明显的后果即是所谓中美共治世界设想的破产。法国《世界报》认为，哥本哈根峰会宣告了中美共治的破产。不过，世界报认为，中美共治破产的原因是中国并不想立即改变这个世界的现行规则。而不想改变世界现行规则并非是由于中国的谦让和中国对这一规则的绝对认同，而只不过是中国领导人知道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艰难性。

第二，中国的强势出击对欧盟提出了严峻挑战。法国《费加罗报》指出：里斯本条约通过之后的欧盟必须回应中国的挑战。该报提到，英国政府明确谴责中国是此次峰会失败的负责者道出了所有欧盟国家的心声。

第三，西方对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和先经济后民主期望的破灭。

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两个重要因素使得西方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决策渐渐从围堵倒向卷入。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天安门惨剧的渐渐远去和中国致力于打造软实力和国际形象工程的进展。尽管西方舆论一致存在着各种批评，尤其是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但欧美各国政府对此自我辩护，表示对于中国的卷入政策短期会使中国进入负责任的大国轨道，也最终会引导中国走上普世自由民主制度。然而，这一自我辩护在中国于哥本哈根对世界说不和重判刘晓波之后难以自圆其说。舆论普遍认为，从上述事态来看，中国崛起并没有增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意识，更何谈可能的政治体制的松动。

第四，众多的评论注意到，中国近期的行为方式一反当年邓小平留下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戒律，在外交场合高调亮相，言辞抨击，似乎迫不及待地展现已经崛起的大国姿态。对此，有评论提出，中国的崛起似乎已成为事实，不过，这一崛起却又难以同世界互动。

从中国的角度，同世界互动的要求可能是西方卷入战略的另一种说法，而中国对世界的全面出击则是建立在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从现在看，中国当今的崛起，仍然是遵循西方各国当年崛起的老路，从经济腾飞、控制能源到划分势力范围，保障国家利益直至确立地区或世界霸权。包括中国同西方算减排历史旧账的做法也是当年西方崛起的旧逻辑：风水轮流转，你当年污染，现在该我污染；当年你称霸，现在轮到我称霸。这一看似振振有词的立论在今天其实完全过时。当今的世界，从经济、消费、信息到文化、政治已成一体，只能互相依存。固守当年西方的殖民主义原则固然是不可想象的，步其民族主义立国之后尘也已是虚妄飘渺之路。如果仅仅是以国家利益为招牌，行个别集团，个别党派之私利，则更是别有用心。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常将西方批评之声斥责为“冷战思维”。而此次则有分析，如法国学者尼凯，将中国这种新姿态界定为“十九世纪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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