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专制的“成就”与民众的苦难

古往今来的专制者在物质上其实都留下了所谓“成就”。因为是专制，所以它能够把“人”变成畜役、变成机器，甚至和珍珠财宝一样变成殉葬品。埃及的金字塔、希特勒的大众汽车、高速公路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苏联1957年的卫星上天，导弹氢弹发展，中国六十年代初的原子弹……

古往今来的专制者、暴君也会因为维护权力不得不去做暂时的退让，让民众有些微喘息的机会。例如中国传统专制中的让步政策；1925年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对西方资本家的宽待；二次大战中苏联暂时与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去世后的解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邓小平的所谓改革；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的中国进一步经济的放松……

然而，专制就是专制，因为它是反人性的，因为它是少数人为了自己的权力对多数民众基本权利的剥夺和剥削，所以专制者无论在什么时期，都是民众的压迫者、剥削者，都是民众的敌人。这一点尤其是在近代世界更为突出。无论什么形式的专制，都一定是民众与社会制约和反对的对象，因为近代世界的社会是建立在人权、自由、民主的基础上的社会。但是尽管如此，最近一百年来，近代世界也呈现给我们另外一个不得不思考的悖谬现象：那就是在最近二百年产生的现代国家的国际关系中，在由于工业化带来的现代媒体舆论中，对于专制统治者的绥靖、美化，乃至合作、共生。

毫无疑问，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统治，从1917年一出现，它的排他性、残酷性、嗜血性就赤裸裸地显现在人们面前。对此，就连它的同党、同一个主义的拥护者考茨基都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并公开提出“恐怖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问题。可就是有很多知识分子、政客还是面对在面对无数牺牲者的尸体仍然歌颂这个专制，为残暴提出各种解释和期许：什么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牺牲，为了未来的美好不得不交出的学费，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比以往的俄国社会好了、进步了等等。可直到1989年，72年过去，这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也没有向人们提供任何好的回报。

二十年代中期后，西方更由于自己的经济危机，不顾俄国民众们遭到的残酷迫害，而大举向能够利用政治权力有效控制劳动力的苏联投资，帮助共产党苏联政府建立了各种大型的重工业基地和城市的基本设施。这些设施直到1989年苏联崩溃的时候，还做为重要的建设屹立在苏联。

尽管类似的悖谬在三十年代的希特勒的崛起中不仅是重复，而且更为悲剧性地发生——西方，乃至德国国内民众对于希特勒极权专制的纵容，对于暂时经济繁荣的“享受”，让犹太人，以及全世界的民众在其后发生的二次世界大战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面对专制者闭著眼睛手淫，只要专制政府的屠刀暂时还没有沾上自己的鲜血，就袖手旁观，甚至去分一杯羹的现象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减轻，遁词也永远是相同的。

专制政府非常廉价的解释就能够让那些心中没有他人，只有自己的利益的政客、商人，乃至知识分子尾随他们而去，甚至助纣为虐。

所有这些，其实自身都充满明显的矛盾，可人们从来不去回想，不愿意正视。例如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对于解冻的歌颂和幻想，六十年代初期德国乃至西方社会甚至争论过东德及东欧是否还是极权主义国家，就连那位以《极权主义的起源》而著名的阿伦特都认为不能够再说共产党社会是极权主义社会了，实际上他们都忘记了，这意味著他们这些人，国际上的左派知识分子，此前十年积极参加过苏联暗中支持下所谓世界和平大会时对当时共产党社会的歌颂是错误的，对于以前苏联的经济成就，卫星上天的欢呼是错误的，不然何以有所谓解冻？何以有他们所认为的共产党政府变了？

不是专制者的本性改变了，而是想要从专制者们那里牟利的人变换著说法，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开脱。从六十年代的那场如何认识斯大林后的共产党社会到七十年代的所谓欧安会、和平共处，变了的都不是共产党政权，而是西方的政客、商人。

要西方的政客、商人，以及那些在知识领域中为自己牟利的人，为了受迫害的民众，被专制奴役的民众牺牲自己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当然，由于民主社会是多元的，有著自己的监督机能，更由于现代经济和政治使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违背基本的价值原则，为某一个人或群体牟利必然直接或间接地伤害本国民众的就业、小公司的运营，以及其他党派的利益。所以，现代社会的政客、商人，知识分子不能够明目张胆地利用权力和国家机器与专制者携手共谋。他们需要借口与说法，而这个借口与说法，说穿了，最重要的目的是欺骗本国民众，而不只是专制政府下被迫害的民众。

七十年代的东西缓和，是建立在西方认为共产党统治短期内不会崩溃的基础上，是他们试图把他们与极权专制的共产党政府的合作合理化的一种政策措施。这种政策说白了就是西方承认共产党政府对于本国民众专制的合法性，在这样一种“缓和”的说法中，西方的政客、商人和他们分一杯羹也就心安理得、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肆无忌惮了。

“缓和”与对于所谓斯大林后共产党专制的歌颂与幻想，曾经让共产党社会的民众处于十分绝望的境地，曾经把东欧社会的反抗者、异议人士置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由于这种气氛的逼迫，那位后来在捷克民主化后当了总统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哈威尔，曾不得不对所谓“后极权主义”（posttotalitaer）概念进行辨析。

他说，“虽然使用‘后’（post）这个字，我却绝不是想说，它涉及的那个制度不再是极权主义的了。我只是想说，它涉及的是另一类根本性的极权主义，而不再是通常那种我们与经典意义上的独裁专制相连的极权主义概念。”

1989年柏林墙和东欧共产党社会出乎所有西方人的预料崩溃了。无论西德的媒体、政界还是知识界都众口一词地承认，是东德民众自己的努力带来了和平革命，推倒了专制。显然这个看法意味著：不是缓和，不是当年对东欧共产党的幻想与对所谓“改革”的歌颂造成了专制的崩溃，自然也更不是共产党的“改变”导致了专制的崩溃。事实上，东德、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共产党政府，一个共产党社会自身能够演变成、进步到民主社会，共产党社会极权专制的结束永远伴随著革命，甚至血腥，其原因在于共产党手里有屠刀，而不是民众！在现代社会中，最残暴的暴力永远不是由民众，而是由国家制造的！这尤其是在极权主义国家！

同样的道理，1989年后，中国所谓的经济繁荣没有任何值得惊奇与出乎意料的地方，它不过是历史的重复。西方政客、商人们重复著历史。投资利用极权专制下的工人及环境是牟利的政客、商人们必然的去处。

部分国家的政客和商人们的投机，造就了苏联二十年代末期后的发展，最近二十年世界上所有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客、商人们到中国的牟利，当然就造成中国经济的分外繁荣。但是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无论经济上有什么变化，专制还是专制，并且依然还是冷战时期的极权专制，共产党的锁链、皮鞭和屠刀仍然在他们的头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约束、制止专制者们的暴戾，恣意而为。

任何对世界，对中国民众说中国共产党变了的人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你用什么可以约束、制止共产党在拉萨、在乌鲁木齐的屠杀，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甚至退一万步说，你用什么可以了解到这些屠杀迫害的真相？如果你不能，那就是说明，你的说法、你的绥靖与歌颂是欺骗！然而对此，我们却可以告诉你，只有一次曾经让共产党有所收敛和后退，那就是1989年后，全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愤怒和制裁，这个制裁和愤怒使得最近二十年共产党能够有所收敛，专心提防国内民众，放手让你进去。

所以那些说中国共产党变了的人，不仅是对于专制下中国民众的痛苦雪上加霜，而且使得二十年前的冷战加速脚步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对于那些歌颂专制者成就的人，专制下生活的中国民众只有重复哲学家卡尔‧波普的话：就是专制在经济上再有成就，我们也不愿意生活在专制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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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模式

大致从2004年起，中国与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关注一个新概念，这一新概念即是“中国模式”。近两年，由于中国刺激经济方案的奏效，中国模式大有对外输出之趋势。一般说来，舆论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两条：一条是政治专权，一条是经济放开。在这个基本框架下，不同的阐释者总结出不同的中国模式定义。论者大多对这两个基本点并没有原则分歧，但却对中国模式的功过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对中国模式给予肯定的多是中国官方学者的立场。中共中央编译局教授俞可平即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一例。俞可平于2009年12月接受上海《社会科学报》专访时表示：中国模式的要素包括五个方面：

1. 在经济上，中国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 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共产党的一党政治。
3. 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4. 在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一直实行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
5.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产生，但民间组织并不具有自主性。

与俞可平接受采访的同时，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一书出版，此书被一些舆论称为“标志着具有独立性、敢于向西方争取“话语权”的“中国学派”初步形成”。潘维将中国模式总结为三条：

1. 官民一体的“社稷”社会模式。
2. 一党代表民众执政的“民本”政治模式。
3. 国企主导的“国民”经济模式。

仅仅从上述两个例子来看，无论是俞可平对中国模式的五条定义还是潘维的对中国模式的中国古典式包装，均未脱出政治专权，经济放开的基本原则。尽管潘维自己认为中国模式并不是市场加专制。

针对上述对中国模式的高度肯定和张扬，众多的海外学者对中国模式提出批评。中国思想界先锋人物李泽厚最近表示，现在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中国仍然是封建的官本位社会。著名历史家袁伟时甚至认为不仅现在谈论中国模式太早，将来会否存在中国模式也是一个问题。

除了将中国模式归纳为市场加专制，将中国的经济成就看成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成功和中国一系列社会问题归结为制度问题的相当普遍的观点之外，也有不少舆论将中国从78年开始的改革至今看作是两个阶段和两个不同的模式。即“六四”以前有一个政治革新、经济开放的“中国模式”，“六四”之后的“中国模式”则是改革死亡后极权体制借全球化苟延残喘的模式。中国异见人士高瑜则认为，在今天为人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中还有一个为维护一党专制不惜血腥镇压学生运动和民主人士的“天安门模式”。

中国国内民间学者陈永苗则指出：中国模式的提倡，是对改革共识的背叛。是掏空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延长专制。陈永苗同时指出，中国模式之所以可以一时间内骗人，是因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竞争，那么经济方面吹嘘上去，也就把自己的政体也吹嘘上去。

旅居美国的学者陈奎德则认为北京当下抵抗普世价值，包装中国模式，不过是拖延专制时日而已。怎样包装中国模式呢？陈奎德认为中国官方主要通过宣传中国模式的成功来达到这一目的。宣传的法宝无外是一方面封锁信息，包装之后向外推销。

将中国模式放置于国际大背景下考察，考量中国模式输出的有效性，实际上是中国模式对外吸引力和感召力的问题。中国模式可以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乃是“北京共识”。所谓北京共识主要指国家主导增长的的经济模式，而非由自由市场主导的“华盛顿共识”。这一层次实际就是中国学者所谈论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如何体现在国际关系架构中呢？这一模式主张不干涉、不干预，强调主权，是一个基本上同冷战后发展出来的国际秩序相对立的模式。冷战后国际社会主张干预，主张建立强制性的共同规范。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为此提供了例证。西方主张就全球气候达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中国则坚持国家主权，拒绝国际核查。

中国模式的第二个层次是经济管理模式。这一模式集中于在中国对外经济投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效率。中国目前对外投资，尤其是在非洲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中常常能够排除欧美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取得成功。这一情况表明中国国家与企业在管理上是有效益的。但是，即使是在中国大为成功的这一方面，中国也体现出明显的悖论。一方面是在国际上连连得手；另一方面又浪费巨大、管理混乱、贪腐横行、黑社会显现。重庆打黑所显露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

根据以上论述，确实存在一个中国模式。这一模式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吸引力。但中国模式其实主要是说给中国人听的。中国现在所谓儒家的复兴，中国外交学派，中国样版、中国经验等等均基本出不了中国大门。即使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孔子学院其实也难以超过教授中国语言的范围。在中国国内，官方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电影、电视剧、讨论秀，希望用官方的语言影响中国的中产阶级。中国政府斥巨资支持各种文化工程，发展自己的网络搜索系统。所有这些表明中国现在确实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宣传模式，这一模式从历史上看，是世界范围内的威权国家所仅见的。唯一可以同此相比的，也许是上世纪德国产生纳粹主义的30年代。

同时，从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软实力对世界的吸引力来看，如果说，中国目前在非洲、在中东、在南美获得一定影响的话，在欧美却远不如人意。从欧美民意看，目前的中国形象可能是三十年以来最差的时候。同时，从中国邻国看来，中国的形象也同样空前糟糕。2008至 200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在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国家的形象尤其不好。中国的崛起在这些国家带来的不仅是不安，而且是敌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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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不在强权者手中

在关于柏林墙倒塌二十年纪念专题框架下，法国世界报刊发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一篇题为《难以预知的历史》的文章。哈维尔曾经长期为捷克民主事业奋斗，是东欧著名的共产主义异议人士，并在苏东剧变后担任捷克民选总统长达十多年。他于2003年退出政坛六年后于柏林墙倒塌二十年之际所写的此篇文章，堪称是他从异议、从政再回归社会后思考的精粹之作。

哈维尔此文集中阐述的是对历史进程和人类未来所必须采取的一种谦卑态度。他从三个层次论述这一态度。这三个层次也是哈维尔一生的三个阶段：即异议人士阶段、身为总统执政阶段和退出权力顶峰阶段。

有人将哈维尔的一生比作一件艺术精品，他在二十世纪欧洲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自始至终扮演了弄潮儿的角色。当共产主义看来强大无比之时，哈维尔不惜蚍蜉撼树，冲击坚硬的极权主义；在共产主义大厦瓦解之时，哈维尔临危受命，担当起重建民主的重任；在捷克民主转型成功，进入欧盟快车道之时，哈维尔功成名就，退出政坛。当然，哈维尔的隐退遵循捷克宪法总统连任不超过两届的规定，这是民主宪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哈维尔从政坛上的隐退只是意味着领域的转换。戏剧、政治、哲学正是他生命艺术的三部曲。从2003至今，哈维尔有多部思想著述问世，而此篇关于历史知识的文章乃是其政治思考的重要归纳。

哈维尔写道：当他还是一位异议人士时，既没有国家权力机构可以依赖，也无社会阶层的明确支持，面对外界认为他们自不量力的评论，他们虽然没有结论，但是相信极权体制虽然看上去铁板一块，实际上却色厉内荏。他们当年的希望正是建立在小雪球有朝一日会引发雪崩的意志之上。

当极权制度经过丝绒革命，倾刻瓦解之后，并没有准备接管权力的异议人士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哈维尔认为：当历史车轮加速之时，在没有准备的状态下承担历史的责任也并非坏事。哈维尔在此显然点出的也是既然历史进程难以预测，也不可能出现早已对未来作好准备的全能领袖。

隐退政坛之后，哈维尔告诫所有的政治人物，历史并没有终结，未知的未来还有待于人类谨慎应对。这是哈维尔以其思想者的智慧和实践者的观察所作出的对二十世纪人类冒险的重要批判。他说：共产主义者自以为是世界上唯一全知全觉的人，是唯一掌握了历史的人，有资格对历史发号施令。如果历史的发展超出了自己的预测，就不惜干预，甚至动用武力。正是在这种傲慢与自信的推动之下，共产主义理论家和设计师们走向了古拉格，走向了暴力和专政。

哈维尔在此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正是部分人的傲慢和自信，使他们对普通人的想法与利益不屑一顾，而最终从为多数人谋利的起点走向了剿杀普通人的极端。他在此写道：“对我来说，最为令人惊异的，是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历史，但却不能强暴历史。”

在今天的欧洲，从认识论上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批判已相当深入。刚刚去世的法国人类学家、思想家列维斯特劳斯就是另一个例子。1979年，列维斯特劳斯在对世界报的一次访谈中表示：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屠杀等同近代西方以科学主义、人道主义的名义征服自然、征服世界有着某种逻辑关联。将人与动植物划界，以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划界，然后以一部分人的意志改造世界，改造社会，从而导致人与人的互相残杀和自我毁灭。列维斯特劳斯在此点破的正是统治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的病根。

哈维尔的观察从政治家的角度，向所有掌握着国家机器的政治人物，无论是民选的还是非民选的，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当政者提出了警告：历史是无情的，未来并不在强权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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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极权的死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举行了六十周年庆典，受到全世界的广泛瞩目。今天我们继续同大家谈谈有关六十年庆典的话题。

从仪式的角度，此次六十周年庆典最为人关注的大概是威武显赫的北京大阅兵。不过，对于这场大阅兵的解读则可称之为众说纷纭。说炫耀军力者有之，说标志崛起者有之，说展示民族意志者有之，说独裁游戏者也有之。总体来看，尽管存在不同评说，但对庆典仪式的总体评价在两个层面仍然是比较一致的。第一个层面是庆典传达的可以称之为法西斯美学的气象。这是一种通过方阵正步、金戈铁马、整齐一律、规模与气势所表现出的统一、服从、集体意志、国家至上等价值符号。第二个层面是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庆典而却将人民排斥与仪式之外的事实。

不过，在阅兵仪式之外，此次庆典还有一个虽被广泛注意，但却缺乏深入分析的细节，即中共前一号人物江泽民高调参加庆典，以一介平民之身同胡锦涛共同阅兵。如果将这一安排看作是中国敬老文化的体现的话，人们却可以问为什么同属于中共前领导人的乔石、万里均未参加仪式。海外评论认为，江泽民以仅次于胡锦涛的位置参与庆典，显示江泽民在党内仍存影响力。这一事实也可能显示直到目前为止，胡锦涛还没有完全摆脱江泽民的权力干预。

从中共政治传统入手分析，已退休的领导人退而不休本是常例。邓小平是最好的例子。1989年八九学运期间，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没有多数常委同意的情况下，撤销了赵紫阳党的总书记的职务，最后导致八九年六四屠杀学生惨案。值得提出的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共产制度已经不是典型的共产极权制。典型的极权制度是国家领导人终身制，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都是例子。正是由于终身制的弊端，1978年邓小平主持的中国改革开放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提上了议事日程，并成功的进行了改革。废除领导人终身制曾经是中国改革引以为傲的功绩，也是使世界对中国改革刮目相看的重要因素。然而，废除领导终身制的中共，并没有完全解决领导继任问题。邓小平的垂帘听政实际上仍然是一种领导终身制的延续。从这一角度，江泽民出席六十年庆典，同样是领导终身制的延续。也许，江泽民今天对中国高层决策的干预已无法同邓小平的垂帘听政相比，但同样表明了中共继任问题无法制度化的现状。这也同时是为什么海外舆论十分关注习近平是否能够成功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原因。

同民主国家不同，中共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政党。这一政党的合法性不来自于民主选举。如果说暴力的胜利可以是一种历史的合法性的话，这一合法性不可以给予中国共产党永远执政的合法性。正是为了弥补这一合法性的缺失，中共需要改革，尤其是需要政治改革。八十年代废除领导终身制就是共产党在政治改革上走出的一步。然而，共产党权力改革死结之一不是不能在特定的时候实行特定的让步，如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废除领导终身制。极权体制改革的死结恰恰是无法将改革制度化，从制度上、程序上永久杜绝人治与专横发生的可能。如果当年毛泽东遵循中共自己的党章，刘少奇就不会被迫害致死，如果当年邓小平遵循自己的改革承诺，六四惨案也许就可以避免。今天，江泽民在天安门城楼的出现所显示的既是中共相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制度改革的倒退，也是中共无法进行制度改革的根本症结。从极权主义内在逻辑看，制度化、程序化，正是极权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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