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木兽行背后：有一种奴役叫“企业文化”

宋山木栽了。这个花钱六上春晚，一心想出名的“吊带胡须男”，终于出了大名：他因为涉嫌性侵犯多名女员工而被批捕。这次他的人气显然远高过六次上春晚的总和。

虽然一些人是被事件中酷似日本AV的情节所吸引，但或许还有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值得探讨，那就是在宋山木的兽行背后，一种变态的企业文化充当了强奸案的帮凶。正是由于这种全面控制人的极权企业文化的存在，才使得宋山木的兽行能屡屡得逞，而且持续数年不被举报。

在中国企业家中，宋山木这样的兽行具有偶然性，与其个人的生理隐疾和变态心理有关，但我们应该看到，像山木培训这样，营造一种日月神教似的、全面控制人的极权企业文化的，在我们的企业界却远不止一家。他们以企业文化之名大肆推行他们的腐朽哲学，利用巫术般的蛊惑、传销式的欺骗、各式各样的奖惩制度等系列手段来实现对员工的身心控制，突破员工的权利和尊严的边界。

先说山木培训这个企业。

首先是大搞总裁的个人偶像崇拜。山木教育集团的网站上有这样的宣传语：“企业的文化来自于领袖的性格，正是总裁性格中的成功因素，把优秀的品质融入到我们的企业文化中，使我们在行业中独树一帜。”企业内不断强化：“总裁不仅仅是总裁，他既是事业成功的楷模，也是道德的圣人。”宋山木和一些 “高层领导”的会见，都被做成视频和PPT，给员工们展示。

每年春晚，宋都要求员工们盯着电视，最早发现他并发出短信的人，奖励五百块。员工大会有固定流程，如集体唱《山木之歌》、抽员工背诵《山木服务宣言》和《羊羔跪乳》。《羊羔跪乳》是山木教义的“精髓”之一， 充斥着这样的警句：“前有羊羔为我师，后有总裁为我范；我辈再不思报恩，岂不愧对山木人。”

山木培训的新员工都要求重新取名，复姓“黄金”，将之前的一切身份和关系遮蔽，如同再生。

宋山木全面监控员工的私生活。从女员工的鞋跟高度到丝袜颜色，从各种礼仪到健身和体重，他都作出详细规定。他要求女员工入职两年内不能恋爱，掌管着宿舍钥匙的宋山木，女孩们多晚睡觉、打电话多不多、与男友关系如何，全在他的掌握之中。

为了达到掌控的目的，除了大搞个人崇拜之外还必须借助“暴力”。他经常提到日本和纳粹式的军事管理机制，并在企业内专门设立纪检部门，随时巡查，制造高压态势，并在公司内搞相互监视，用无所不在的小报告来制造恐惧。员工们稍有差错，就要罚款。《山木基本法》是公司的最高准则，罚款名目之多令人咋舌，罚则有280条。

这次宋山木被抓了，但以类似方式管理企业的，绝不止宋山木一个人。这些光怪陆离的伪企业文化随处可见：四川某啤酒大亨，在企业内部发行自己的文选，其名称、卷数、装帧设计，都比着《邓小平文选》来。

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的弟弟病逝，公司发文件到各个部门，明确规定员工在规定时间不得穿鲜艳颜色的衣服，并从各个部门抽调人员为亡者守灵，实行两班倒，哀乐传遍整个富士康……

打着“追求狼性竞争力”的招牌，出现了各种所谓追求人性“突破”的培训。这种培训在营销、传销领域最为常见。其突破的，往往就是人的基本尊严和人格。有的甚至公然宣称“做人要无耻”，“不要把自己当人看”，“突破”底线：温州市一企业4名员工因未完成业绩目标，竟在车站大道爬行，“自我惩罚”;5月16日，河南周口市邮政局员工培训，规定没有被评上冠军团队的男队长当众剃光头，女队长做100个俯卧撑;某公司董事长参加营销大师的讲座，当着一千多企业家的面从培训老师的胯下钻了过去。还有餐厅经理吃苍蝇的，为证明其销售的乳胶漆无害健康而当众喝油漆的，为证明卫生做得彻底当众喝马桶水的，林林总总，都被一些企业作为勇于牺牲的敬业美德加以宣扬。上述各种行为，如有雷同，绝非巧合，请企业家们对号入座。

在看到山木事件中，一些令人发指的细节之后，很多人都会发问，为什么兽行能够持续和隐瞒那么久，为什么那些受害者如此容易被奴役？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光怪陆离的变态企业文化，而员工却甘愿受辱受盘剥？

阿伦特研究极权主义的基础时指出，“孤独和缺少正常的社会联系”是极权主义得逞的重要原因。由于社会联系的断裂，个人成了社会上的多余人，这样的个人暴露在强权面前，没有任何团体来帮助他。孤立的个人组成了原子化的社会，这正是极权主义大行其道的条件。

在山木案中，我们看到，女员工长期受到各种侵权和伤害，她们之所以选择屈辱地沉默，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她们看不到维权的希望，因为没有一个有效的组织来帮助她们。很多受害女性选择了逃离，也是因为宋山木威胁她们：可以轻松地迫害甚至杀掉她们。 “反抗有用吗？在深圳，死一个人算什么？” 还炫耀他“废过两个男的。” 很多受害者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以为宋山木真的能够做到一手遮天，在她们感到抗争是没用的时候，她们只能选择屈服。

个人在组织面前，是脆弱的，他们其实无力守卫自身的基本尊严，能够有效制约组织之恶的，还是组织。富士康在发生连续跳楼事件之后，董事长郭台铭破天荒地要求加强工会的独立性。一个维护工人权益的独立工会，是对企业主的一种制约，但最终对于企业主也是有利的。一个以极权的方式运作的企业，对人的尊严，对企业主，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对社会的稳定，都是一种伤害。

由于很多企业主缺乏对现代企业观念和管理文化的理解，在很多基本观念上都有问题，因此我们常可以看到以下一些关于企业文化的流行谬误，譬如在企业中强调家庭观念，要求员工将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企业主和员工的关系是家长和子女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格格不入。在企业里，大家通过合同走在一起，本质是一种经济活动，通过合作满足各自的经济需求而已，不存在什么向父母领导感恩的问题，这完全是一个平等的交换关系，不是什么“羊羔跪乳”的哺育与受养的关系。

丘吉尔连任落选后抱怨“英吉利民族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但他又说“对自己民族的功臣不感恩戴德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太多对感恩的滥用，丘吉尔的话无疑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现代人格的特征就是摆脱人身依附，以独立的尊严姿态，以一种理性的契约精神，去看待各种社会关系。

高度集权的企业可能会拥有短暂的高效率和执行力，但时间稍长就会导致管理的崩溃，实际是最无效率最无执行力的一种管理方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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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经典名著 汉娜•鄂兰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被称为解释19及20世纪极权主义的西方现代经典名著美国人汉娜·鄂兰所著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有一个较好的中文译本，这是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在1995年4月推出的林骧华的译著。

其实，《极权主义的起源》手稿早在1949年完成，全书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反犹太主义」说明19世纪中，西欧反犹主义的兴起；第二部分「帝国主义」检视自1884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欧洲殖民帝国主义；第三部分「极权主义」处理极权主义运动和政府的组织及运作，将焦点放在纳粹德国和史达林统治下的苏俄。在诠释十九及 20 世纪的政治体制特色及其问题方面，本书的地位无可取代。而视为想要了解极权主义的读者不可不读。

《极权主义的起源》是阿伦特生前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一如其他所有的论著，如《伊赫曼在耶路撒冷》、《论革命》与《人间条件》，这本著作所建立的极权主义理论，及其历史根源的解释与叙述，激发学院的历史与政治学学者的严厉评论。尽管如此，阿伦特的论述构成理解西方现代之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现象的一重要的解释观点。

据东海大学历史系及政治研究所副教授蔡英文认为，依阿伦特的解释，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新的统治形态，过去任何专制独裁制，无论如何残暴，都没有如极权主义一般，把人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而以「集中营」或「劳改营」为场所，进行集体的改造与屠杀；过去的专制政权仅止於迫害反对此政体的「政治敌人」，但极权主义毫无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民」；过去没有一个政体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条，如「你不应杀人」与「你不能做伪证」，而把杀人与说谎转变成公民应该服从的法律命令；过去没有一个政权的领导者如此狂妄地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而得以从事人性的改造，跟这相对，过去也没有一政权的领导者那么谦卑自称是执行「历史或种族必然法则」的工具。

而这样崭新的政权，作者阿伦特进一步解释，乃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的统治支配，这套「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者的运用下，表现为一套讲求前提与推论必须首尾一贯的演绎逻辑，这套逻辑以「种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为前提，而对人类整体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全盘的解释，同时认定人类整体的历史意义在於一终极目的，意即「无阶级社会」或「纯粹人种」，的实现。

极权主义者运用这一套「意识形态」塑造或者改造生活世界的「事实」或「现实」，这一「意识形态」拒绝实质的经验与事实的认证，其结果把它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封闭的「虚构世界」；同时，为了确实实现这套「意识形态」所揭示的历史之究竟意义或目标，极权主义者自认是这一人类伟大的目标的执行者，但他们也知道这个目标并非一蹴可即，而是为「百年大计」，执行此目标的任何阶段也都不会是绝对完美的，因此，「意识形态」的法则，不论是历史的或者是种族的法则，必然是动态的，在此动态的运动法则的支配下，极权主义者名正言顺地摧毁一切阻挠此运动的既成制度与宪政的结构，扫除人间世界的任何法律与道德伦理的界线；偏执於绝对之历史目的之达成，极权主义者不断在他们发动的所谓运动的历史过程，寻找与肃清偏离或颠覆此运动法则与过程的「危险分子」。所以，在作者阿伦特的解释之下，极权主义的本质乃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俾能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之势力。

据作者分析，这套「意识形态」显现在极权主义者身上的性格，一力而是表现「凡事皆可为」的虚无作风，一种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的狂妄；另一方面则是自认为执行历史或自然之动态法则的工具，一切作为因此不是自发性的，或是自律性的，而是法则支配下的傀儡，这造成极权主义者全然丧失「政治责任」的理念与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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