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影帝温家宝》有感

已故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曾于1945年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一切政党”的标志。如今，批评者被中共以煽动颠覆或其它不相关罪名关在牢里的事例不绝如缕。究竟中国立国前后的例子是否也是电影的一部分？看罢被禁在中国内地出版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不禁令人对戏如人生抑或人生如戏更感混乱。

“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这是中国1953年黄逸峰部长兼校长压制撰写批评校方文章的学生薛承凤后被免职并被《人民日报》批评的铁的教训；而已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亦曾于1945年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一切政党”的标志。现今，批评者被中共以煽动颠覆或其它不相关罪名关在牢里的事例不绝如缕。究竟中共立国前后的例子是否也是电影的一部分？看罢被禁在中国内地出版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不禁令人对戏如人生抑或人生如戏更感混乱。

几经波折，《中国影帝温家宝》终于如期在香港出版，初版印行五千本，在香港算是数量多的了。据代理的田园书屋表示，销情不俗。那就更加叫人迷惑了：为什么批评领导人言行或政策的书，不能在内地出版，让十三亿人堂堂正正地购买阅读？而要他们经港时购买后快速阅读，以便返回内地前看完丢弃？

难怪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为该书作序时指出：“中国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言者无罪的虚拟世界，一个是言者有罪的现实世界。领导和被领导，大家都在矛盾中间过 日子。”

可鲍彤没有放弃希望：“也许毛泽东当时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意在表演，但一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而载入史册，受党领导的警方就不应该把它视为儿戏。文明的进步需要积累，昨天和今天的表面文章，说不定就是明天保护人权的具体现实。”

但是，若要这虚拟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现今领导人必须先停止作秀，诚意为民。可是，作者余杰在《中国影帝温家宝》中举出不少例子，证明每每于灾后迅速赶到现场、与灾民同哭共苦的“温爷爷”，只是一个“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丞相，在中国处于历史紧急关头时没有作更多努力推动体制改革。总而言之，尤如皇帝的胡锦涛作了坏事，温家宝也脱不了帮凶之名。

余杰对此并不意外，因为温家宝“知道中共这架老爷车即将散架了，自己不是一个有魄力和能力剎车或改道的驾驶员，更何况自己只是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于是，他只能像一个木偶人一样，‘饰’得了一时算一时，坚持到曲终人散的那一刻就算是最大的胜利。至于下一场戏该怎么演，那就跟自己无关了。”

行文至此，新华社发出温家宝到深圳出席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罕有地大谈政治改革，至于这是另一出台词，抑或是历史的转折点，大家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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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秘密世界》

英国一位中国通记者撰写了一本谈中国共产党的书，被中国大陆查禁。这位记者叫理查德.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他在中国当了8年记者，现在金融时报英国总部当记者。他六月在西方(出版社Harper)出了一本新书：《党：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秘密世界》(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由于该书主要写中国共产党的“鲜为人知”或不被报道和披露的事情，所以，该书在中国的命运可以预见。中国数字时代 (Chinadigitaltimes.net) 报道说，该书目前没有电子版，也没有中文版，“目前在国内代购也已被禁”。另外，牛博网禁书指南报道，解密中共的英文书“大陆遭禁”。不过，该报道用了 “似乎”在中国遭禁的字样。设在美国的中文世界日报也报道，该书在中国被查禁。在中国搜索引擎网站百度上搜索，可以找到成千上万条相关网站，但有关这本书的网站，大多都打不开，或者搜索不到。香港的商务印书馆网站说有此书(售价266港币)，但是说“无货”(out of stock)。

马利德这本书为何遭禁？BBC报道说：该书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党和政府的关系、党和企业的关系、党和人事部门的关系、党和军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还谈到了腐败问题、 党和历史、共产党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报道援引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丁学良的话说：“因为它点中了一些穴位。”丁学良认为该书“非常有意思”，因为马利德既非华裔也未娶华人姑娘为妻、对中国的体制没有身处其中的实践体验、他的本职是报道财经消息，以及他本人的“认真态度和学者型工作风格”。理查德.马利德应算一个中国通。BBC介绍，他90年起在台湾、东京、香港工作、生活，期间为澳大利亚报纸《澳大利亚人》开设了北京记者站，2000年在上海加盟《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中文网介绍说，马利德当了三年记者站长。09年回到英国总部工作，担任新闻部副总编。这次马利德是六月出的书，但去年底，他就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谈中共组织部的事情。现在看来，在新书出版前他已经陆续发表相关内容的文章。

中共前领袖毛泽东曾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是党领导一切，党指挥枪。各省市自治区各大部委军种兵种第一把手必定是党委书记。胡锦涛春节到西北视察慰问农民，第一句话就是：我代表党中央来看望大家。而马利德在其书中谈到中共时，曾这样说到：党仍然直接控制着军队和媒体。中组部是其第三大、也是最鲜为人知的权力支柱。中组部直接管着全国部级以上干部的任免权。香港中国学者丁学良说，马利德曾采访他并多次提及：马利德采访接触到的中国公司负责人，“居然都是中组部任命的。”马利德对此感到“难以理解。”

在中国，所有重要的公司都是国有的，这些单位往往是部级单位，第一把手当然由中组部来分派或任免。马利德说：“要想对中组部的职能范围有所认识，不妨试想在华盛顿有一个平行部门。这个假想的部门将监督以下人事任命：美国各州的州长和副州长、各大城市的市长、联邦监管机构负责人、通用电气、艾克森美孚、沃尔玛及其它50来家最大公司的CEO、最高法院的法官、《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各广播电视公司和有线电视台的老板、耶鲁、哈佛及其它重点大学的校长，以及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等智库的领导人。”马利德援引北京知名知识分子吴思的话说：“归根结底，你无法绕开组织部。”马利德的书还援引广州历史教授袁伟时的话说，这一制度完全从苏联照搬过来，但中共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做得更为彻底。(党)要领导一切。”

马利德在出书后接受电子刊物《采访中国事务》记者专访时说，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谈党的无处不在的问题。比如中组部，就是全世界最庞大有力的人事部门。但如此强大的一个部门，对外却非常的低调。马利德的书中说：“中组部在逐渐掀开其运作的面纱。不过，改变旧习惯谈何容易。今年，它任命了一名发言人，但至今尚未公开此人身份。中组部的大楼就在王府井大街不远的地方。楼外没挂其他部委都有的大牌子。查114也查不到该部的电话。“从楼里打出的电话不显示来电号码，只有一连串的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曾在去年底公布了79个国家各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及联系电话，但没有中共党组织的相关信息，更没有中南海的任何信息。但就在最近，马利德出书后，中共一些重要部门如中宣部、中组部、中联部等“神秘”部门，都对外公开了其新闻发言人的信息和联络方式。

不过，中共最主要的低调和隐秘性，还反映在其“红机子”上。马利德说，中共最重要的人物，大约有300左右，是家里安装着红色电话机的官员。所以，谁家有 “红机子”，谁家的地位就可见一斑。前中南海医生李志绥也在其谈毛泽东的书籍中，数次谈到这一点。不过，在当今中国，政治局委员每家都有不在话下，另外，全国最大的50家国企(如中海油、中铝)老总家里，也都有。

英国前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五月曾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上发表书评说，马利德这本书，有许多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事实来支撑全文的骨架，使得该书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马利德在书中谈到的案子包括：三鹿奶粉案和陈良宇案。彭定康援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陈元(中共元老陈云之子)的话说：“我们是共产党，共产主义含义，由我们来定。”马利德则援引一位北大教授的话说，“党就像上帝，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无处不在。”彭定康说，给中国唱赞歌的人说，中国经济成功，全靠党对各方面的绝对领导。但是，彭定康援引马利德的话说，中国97年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全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在GDP中的比例，却从当年的百分之五十，下降到了百分之四十。富的愈来愈富，可以把孩子送到英国最贵的私立学校读书，而穷的越穷，医疗卫生水平，同非洲最穷的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有得一比。

毛泽东说，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江泽民说，党是三个代表(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几十年来的不断灌输，歌曲“唱只山歌给党听”，让人民“我把党来比母亲”，几十年来每到七月一号，仍然是各种节目中耳熟能详的“主旋律”。

共产党和人民，到底是什么关系？党和国家什么关系？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任何撰写中共的书籍，都无法避开这个问题。马利德说，这些问题，在中国仍然是非常敏感的话题。表面上看，老百姓和党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他们都是和政府、同制度在打交道，没有党什么事。党也不管你什么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你一旦越过红线，涉及到了党的组织政策方针路线，党就非常有可能变成一只非常凶残的野兽。(the party can turn into a very brutal beast indeed).

马利德的书，谈到了中共的成功之处，也谈到了中共本身的弱点和被人垢病的地方。比如，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没有这样一种机制，就无法遏制司法腐败，无法有效监管几千万党员，也无法彻底改革官僚体系。正是因为缺乏这种独立监督体制，所以，有党内最高层的反腐败调查案，看起来就像美国黑手党电影情节。比如，要拿下中共前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必须得到已经退居二线的前总书记江泽民的首肯。因为，江泽民是89年春夏之交从上海直接调到北京主政中南海的，是民间和政界公认的上海帮老大。

知名英文刊物《经济学人》为马利德的这本书撰写了书评。网络刊物《中国电子时代》援引书评的话说：任何研究中共的人都很快面临两个尖锐的问题。第一是为何一个党制造了那么多悲剧却仍然大权在握--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革命中，1958-1960年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饥荒导致三千五百至四千万人死亡，除了 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外，还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的威胁。

经济学人的书评说，二是为什么它仍然自称是“共产主义政党”，即使当今中国对任何有着平等梦想的人看来，似乎更接近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书评说，回答这第二个问题比较容易。从毛泽东之后到邓小平，一直都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这四项基本原则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与邓同时代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到邓之后的江泽民胡锦涛，也没有人敢放弃这几个原则。这种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甘愿抛弃意识形态包袱的行为，还有助于解答第一个问题---党为什么有着惊人的生命力。由于党自1978年起就同时领导和适应着痛苦的变化，灵活性早已成为了核心。用毛泽东---一个不那么务实的共产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正确处理矛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已经学到了享受毛领导下不可想象的自由和繁荣。“马利德正确地指出，该系统的终极手段仍然依赖恐怖，但党的统治不再是恐怖的绝对代名词。”马利德注意到，中共的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像交易税那样的东西，让统治阶级在内部分配不义之财......这成为粘合整个系统的胶水。”“外人不允许超过党的权威。”经济学人的书评说，马利德注意到，独立的反腐运动“可以带动整个大厦轰然倒塌。”


曾在中国驻过站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希金斯(Andrew Higgins)在星期天邮报上发表书评说，10多年前，新闻集团老总墨多克(港译梅铎)在北京一次宴会上说，他访华多次，没见过一个共产党人。台湾工商巨贾王永庆，也曾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到，他到大陆见到许多省委书记或部级高干，都是精明的商人。希金斯说，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操控互联网问题，吵得沸沸扬扬。中国可能做了很多西方不喜欢的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早就全方位彻底抛弃了共产主义，只剩下了一个挂着共产党名称的空招牌了。即便玩资本主义游戏，中国也玩得炉火纯青，让美国防不胜防。无论从何种意义上，中国也不能算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马利德却认为，中国的骨子里还是苏联那一套。软件变了，但硬件还是苏联的老货。中国虽然摩天大楼鳞次栉比、星巴克遍地开花、工厂到处可见、国民生产总值屡创新高，但中国最重要的硬件---还是无处不在看不见摸不着那个架构———共产党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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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奈思比的新书《中国大趋势》

美国著名学者、被誉为当代趋势大师的约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自去年在法兰克福书展推出他的中国问题新作《中国大趋势》以来，这本书的一些论点在学界引起了许多学人的关注。奈思比断言共产主义已经不能反映今日中国的社会实质，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告别自己的名字，也就是说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了。该书荣登2009中国烂书榜第三名，中国人总是不相信身边的人，却靠别人展望自己的生活，在意淫中觉得特靠谱。

奈思比还认为，自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历了30年的经改历程之后，中国正在创立自己的政治体制，他把这个政治体制称作“纵向民主”，或“垂直民主”，其结构是自上而下的指令贯彻，然后是由下而上的民众参与，类似某种上层权威与下层民众互动的新的金字塔民主制度。

对于这些论点，我们接下来会谈到。现在先来看看奈思比其人。奈思比不是书斋学者。他曾担任过白宫特别助理、泰国皇室顾问、IBM与Kodak公司高阶主管，目前在南京大学任教。他之所以被称作 “未来学家”，是因为他在1982年发表了一部一鸣惊人的书《大趋势》，随后又出版了《2000年大趋势》、《全球弔诡》、《亚洲大趋势》等分析当今世界走向的著作，因而被誉为当代趋势大师。

奈思比堪称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的政治风水师。现在评价他的理论似乎为时过早。不过，他1982年发表的《大趋势》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大趋势”这个名词也从此伴随着奈思比的名字进入社会政治理论的视野，大有开创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学理论的架势。也因为如此，奈思比的《大趋势》被视为与威廉·怀特的《组织的人》、阿尔文·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并称“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三大巨著。

另外，奈思比也是一个对政治体制沿革与变迁极有兴趣的学者。他对中国问题发生兴趣，似乎是想把中国体制的变化作为研究当代社会趋势的一个个案。从2006年起，奈思比夫妇在天津成立奈思比中国研究院，挑选28名大学生帮忙搜集、整理中国基层的信息资料，这就是《中国大趋势》这本书的材料来源。

奈思比这本书的德文版去年10月17日在法兰克福书展全球首发，中文版也已于去年底在中国大陆出版，英文版则于今年在1月在美国上市，书名全称叫做《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从八个侧面剖析中国的发展，包括：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奈思比这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行经改之后，经济模式起了作用，资本主义经济改变了中国社会，由此也改变了中国政治。奈思比说，自从邓小平在1980年代发动改革以来，中国已经从共产主义转向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这种转变也是催生新中国的因素之一。似乎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社会分配领域取代毛泽东的那种带有军事配给制的原始共产主义之后，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本身都发生了变化。

其实这个论点并不新鲜，早在中国经改第一个十年期或第二个十年期初见成效之时，西方学者中持这种预设论点的不乏其人，但很多人后来都修改了自己的看法，倾向于认为中国走的是一种资本主义加权威体制的道路，其核心仍然是由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为基础的极权体制。

但奈思比却认为，这其中有一个转换过程，即“思想解放”，其结果是中国社会有了某种自主的下层参与，也就是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称之为“纵向民主”；而支撑中国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他认为，这是理解中国独特政治理念的关键。

奈思比这些论说的依据之一，似乎是认为专制上层只要在经济上创造出奇迹，给老百姓以经济上的改善和实惠，人民就顺从了当政者，无论这个体制高高在上的是什么样的制度，都可以“从底层”互动和参与了。人民成了顺民。而且，按他的说法，好像共产党采纳了马基雅维利式的实用主义，就可以创造一个和谐的民族社会。譬如他说，经济道路的探索是中国经历的大趋势，“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例如免除一个时期的税收，贸易方面的特殊竞争等，看效果如何。有效的办法就坚持下去，无效的就停止，摸索着前进”。

的确，现在有一种笼统的批判模式，在批评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忽视了这个社会潜在的危机，包括对现行体制不满的社会力量。正因为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要求中国政治改革的社会力量，北京才会在一个经济强大的中国内部强化政权的控制，至今仍列为宪法条款的所谓“三个坚持”，就是这个制度的支柱之一。而奈思比却看不到这些，或者是看到了，但不愿意谈。至今，中国官方仍然在严厉控制宗教、司法、言论和媒体，包括对网路和信息自由的控制。

奈思比的观点正在受到中国大陆有自由精神的人士的批评。现居杭州的作家、独立撰稿人傅国涌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就这样写道：“写过《大趋势》的约翰·奈思比应中国官方之邀写了一本《中国大趋势》，拼凑出所谓的新社会“八大支柱”，特别提出了不同于“水平式民主”的“垂直式民主”，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辩护，说白了也就是一种宣传，没有什么思想价值。作为一个外国人，站在中国的权势集团一边，振振有词地为他们的利益说话，奈思比不是六十年来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奈思比没有低估中国，但他低估了中国人的自由精神。他说，世界应该将中国视为一次机会：“与中国打交道，需要既竞争又合作。选择适合你自己的方法，但是要抓住中国呈现给世界的这次机会。”这些话并不错，但是认为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一个“和谐社会”，共产党的专制不存在了，这是在欺骗中国老百姓。奈思比说，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告别自己的名字。不错，中国共产党不仅最终要告别它的名字，还要告别它的制度。这将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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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经典名著 汉娜•鄂兰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被称为解释19及20世纪极权主义的西方现代经典名著美国人汉娜·鄂兰所著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有一个较好的中文译本，这是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在1995年4月推出的林骧华的译著。

其实，《极权主义的起源》手稿早在1949年完成，全书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反犹太主义」说明19世纪中，西欧反犹主义的兴起；第二部分「帝国主义」检视自1884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欧洲殖民帝国主义；第三部分「极权主义」处理极权主义运动和政府的组织及运作，将焦点放在纳粹德国和史达林统治下的苏俄。在诠释十九及 20 世纪的政治体制特色及其问题方面，本书的地位无可取代。而视为想要了解极权主义的读者不可不读。

《极权主义的起源》是阿伦特生前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一如其他所有的论著，如《伊赫曼在耶路撒冷》、《论革命》与《人间条件》，这本著作所建立的极权主义理论，及其历史根源的解释与叙述，激发学院的历史与政治学学者的严厉评论。尽管如此，阿伦特的论述构成理解西方现代之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现象的一重要的解释观点。

据东海大学历史系及政治研究所副教授蔡英文认为，依阿伦特的解释，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新的统治形态，过去任何专制独裁制，无论如何残暴，都没有如极权主义一般，把人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而以「集中营」或「劳改营」为场所，进行集体的改造与屠杀；过去的专制政权仅止於迫害反对此政体的「政治敌人」，但极权主义毫无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民」；过去没有一个政体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条，如「你不应杀人」与「你不能做伪证」，而把杀人与说谎转变成公民应该服从的法律命令；过去没有一个政权的领导者如此狂妄地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而得以从事人性的改造，跟这相对，过去也没有一政权的领导者那么谦卑自称是执行「历史或种族必然法则」的工具。

而这样崭新的政权，作者阿伦特进一步解释，乃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的统治支配，这套「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者的运用下，表现为一套讲求前提与推论必须首尾一贯的演绎逻辑，这套逻辑以「种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为前提，而对人类整体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全盘的解释，同时认定人类整体的历史意义在於一终极目的，意即「无阶级社会」或「纯粹人种」，的实现。

极权主义者运用这一套「意识形态」塑造或者改造生活世界的「事实」或「现实」，这一「意识形态」拒绝实质的经验与事实的认证，其结果把它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封闭的「虚构世界」；同时，为了确实实现这套「意识形态」所揭示的历史之究竟意义或目标，极权主义者自认是这一人类伟大的目标的执行者，但他们也知道这个目标并非一蹴可即，而是为「百年大计」，执行此目标的任何阶段也都不会是绝对完美的，因此，「意识形态」的法则，不论是历史的或者是种族的法则，必然是动态的，在此动态的运动法则的支配下，极权主义者名正言顺地摧毁一切阻挠此运动的既成制度与宪政的结构，扫除人间世界的任何法律与道德伦理的界线；偏执於绝对之历史目的之达成，极权主义者不断在他们发动的所谓运动的历史过程，寻找与肃清偏离或颠覆此运动法则与过程的「危险分子」。所以，在作者阿伦特的解释之下，极权主义的本质乃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俾能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之势力。

据作者分析，这套「意识形态」显现在极权主义者身上的性格，一力而是表现「凡事皆可为」的虚无作风，一种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的狂妄；另一方面则是自认为执行历史或自然之动态法则的工具，一切作为因此不是自发性的，或是自律性的，而是法则支配下的傀儡，这造成极权主义者全然丧失「政治责任」的理念与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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