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的分析和评论

最近，贵州瓮安县出了人命，民间发生万人抗议行动，贵州当局则将此定性爲“受少数别有用心人士的煽动、公然向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下面介绍一些有关“瓮安事件”的分析和评论。

香港东方日报的评论指出：瓮安骚乱之所以会在短时间内突然间爆发且诉诸暴力，肯定有其内在原因。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老实的，只要有一点生存空间，他们都会忍辱偷生，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走上对抗政府的道路。当局称今次事件是受到“少数别有用心人士的煽动”，但当局有无想过，这群质朴的农民爲何会如此容易被人煽动呢？他们心中到底有何冤屈呢？当局不问是非黑白，便片面地将事件定性爲敌我矛盾，如何能够服衆？当然，将事件定性爲敌我矛盾，当局可藉机动用警力进行镇压，大刀阔斧，穷打勐追，求得一时的「社会稳定」，但却失掉了道德高地，也造成政治上的极其被动。这种处理手法极其愚蠢，而且短视，政府在民衆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国际社会对当局在抗震救灾中的良好形象，恐怕又悉数流失了。

自由亚洲电台播出鲍彤的评论称：中国确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干部，当官当惯了，从官本位出发，敏于思考，一事临头，本能地站在民衆的对立面，不是以民爲本，而是倒过来，以民爲仇，以民爲敌。但是贵州省委书记石先生和那些人不一样。他从一个弱女子之死所激起的民变，痛切地体察到了官员们掩盖唯恐不及的黑箱里的深层。

鲍彤说：“瓮安县在矿産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衆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问题就出在动用警力上。动用警力干什么？是保护公民吗？不。是镇压公民，是镇压本来已经被损害被欺压的公民，镇压爲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请愿的公民，镇压同仇敌忾替同胞们打抱不平的公民。这些干部镇压惯了，习以爲常，认定这是党和国家教导的应对群体性紧急事件的艺术。警力，成了官家的护院。建国，就建了这么一个国。这种以民爲本的领导艺术，同以民爲敌有什么不同！现在的制度是，连一些干部也有权随意动用警力了。可见这个共和国一定在制度上出了毛病。

亚洲周刊发表邱立本的署名文章称：这次贵州瓮安县的万人火烧政府大楼事件，源于女生李树芬死亡的刑事桉件，但从事件发生之初，中国主流媒体只有当地官员的一个口径的说法，更让人吃惊的是贵州地方政府在这次事件中，一度“四封”，即封网、封城、封通信和封记者，使信息不能开放。但恰恰是这样的举措；恰恰是在一个被封闭的黑盒子里，才是谣言传播的最佳土壤。没有人会相信，黑盒子里面会找到和谐社会。这也是当前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的危机。每次出现内部矛盾的时候，似乎本能的反应就是製造一个越来越大的黑盒子，让信息断绝，让正常的新闻采访变得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但客观上却造成了更多的矛盾，埋下了更深远的危机。

《观察》发表刘晓波的署名文章称：“瓮安事件”起因看似偶然，而实乃愈演愈烈的官民对立之必然：正是官权的长期霸道和欺骗造成了压抑已久的民怨，一次小冲突才能酿成数万人抗议的突然爆发，足以见出民衆对官权的积怨多么深厚和强烈，用烈火乾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文章认为，对这样的官民关係现状，胡温还是有所警觉，所以上台后就提出“亲民路綫”，但也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胡温执政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的事实证明，只有自上而下的恩赐性亲民，而没有实质性的制度变革，无论胡温的亲民口号喊得多响亮，也无法遏制官权的普遍腐败和劣质化。

所以，如何通过爲民间政治动员提供有弹性的政治空间，把民间释放出的维权能量和政治参与热情导入一种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遏制跛足改革的恶性发展，来保障民权和遏制官权，来逐渐建立起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才是中共现行政权化解民间怨恨和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之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