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主的主权高于奴隶的人权

常常见人争论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就是少见有人较真，说的主权到底是谁的主权？说的人权到底是谁的人权？不较这个真，争论就永远不会有结果，以争论双方的智商，难道就不知道需要先较这个真吗？我真的很怀疑，争论双方纯粹是为了过嘴瘾才争起来的，不较这个真，是因为如果较了这个真的话，争论就会变得太无味了。试想，如果双方事先声明，说的主权是奴隶主的主权，说的人权是奴隶的人权，奴隶主的主权当然高于奴隶的人权了，这还用争论吧？如果双方事先声明，说的主权是公民的主权，说的人权也是公民的人权，那争论公民的主权高于公民的人权，还是公民的人权高于公民的主权，不就成闹精神分裂了吗？

一较真谁的主权，谁的人权，主权跟人权哪个比哪个高的争论就可以休了，连带地，关于人权属不属于内政的争论也可以休了。奴隶的人权自然属于奴隶主的内政，一个人的人权属不属于谁谁的内政，全看他自己愿不愿做奴隶，愿做奴隶的人自然会认同自己的人权属于谁谁的内政，不愿做奴隶的人自然不会认同自己的人权属于谁谁的内政，那些自说自话，说某某的人权属于谁谁的内政的人，不过是流氓在强奸民意罢了！

虽然不能十分肯定争论双方是不是纯粹为了过嘴瘾，但可以肯定一点是，在关于主权跟人权哪个比哪个高，以及人权属不属于内政的争论中，争论双方必定是奴隶主跟奴隶，因为，只有奴隶主跟奴隶的争论才会不约而同地不敢把话挑明——奴隶主不敢把话挑明，是怕双方阵营分明，不利于奴隶主的稳定、和谐、盛世，奴隶主需要用“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社会”这些大词跟奴隶打哈哈；奴隶不敢挑明，是怕枪打出头鸟，自己要独自面对奴隶主的暴力，这样的奴隶同样需要用“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社会”这些大词跟奴隶主打哈哈，摆明自己不会破坏奴隶主的稳定、和谐、盛世。

处于奴隶地位的人，有抗争的，有心甘情愿的，当然，也有YY自己做着主人的。后两种奴隶是没法指望的，他们能少做点为虎作伥的事已经谢天谢地了，在这里要说的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些抗争的奴隶会一次次历史重演，周而复始地被自己用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围起来，成为新监牢里面的奴隶？眼力好的人可能看出来了，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问题里面了，既然“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抗争就是“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那么抗争的结果就是会成为新监牢里面的奴隶，不是很自然的吗？自从秦始皇开了大一统的先河，长城在历史上就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替奴隶主把奴隶象牛羊一样圈起来，不让外寇伤害或夺走，同时也免得在奴隶主自己把奴隶当牛羊一样宰杀的时候会被反奴隶主势力“粗暴干涉”！试问如果奴隶跟奴隶主一样爱着“长城”，又怎么可能摆脱得了做奴隶的宿命呢？

诚然，许多奴隶也知道不该跟奴隶主一样爱“长城”，但是很少有奴隶意识到，当他们不较真地跟奴隶主一起扯蛋“主权”，“人权”，“内政”的时候，“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社会”等大词就等于是“长城”，跟奴隶主打成一片，就等于是跟奴隶主一起爱着“长城”！

不只是“主权”，“人权”，“内政”，“和谐”，“稳定”，“盛世”，“长城”需要较真是谁的，还有象“民主”，“自由”， “正义”，“公平”，“真理”，“科学”，“法律”，“法治”，“道德”，“文明”，“传统”，“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反分裂”，“反暴力”等等噱头全都要一一较个真：那是属于谁的，你的？我的？他的？从中受益的是谁，是你？是我？是他？负责埋单的又是谁，是你？是我？是他？这些都属于根本性问题，一定要先较个真的。奴隶主掌握正确舆论导向，你在根本性问题上跟奴隶主打哈哈，不较真，玩什么“各自表述”，那就等于是奴隶主画个圈，你往里面钻，你再能钻，能钻得过奴隶主画的圈吗？还想摆脱奴隶地位，给奴隶主当猴耍还差不多！

玩“各自表述”，奴隶们是玩不起的，“各自表述”对于奴隶主来说是政治智慧，而对于奴隶来说无非就是被奴隶主卖了还帮奴隶主数钱——给奴隶主的正确舆论导向添枝加叶！知道玩不起就千万别玩，哪怕只是纯粹为了过嘴瘾也不行，玩不起还玩，那就彻底没救了。玩较真是奴隶们唯一玩得起的，那就跟奴隶主玩较真好了，不管奴隶主如何说得天花乱坠，愣是跟他较真：那是属于谁的，你的？我的？他的？从中受益的是谁，是你？是我？是他？负责埋单的又是谁，是你？是我？是他？人人都这么跟奴隶主玩较真，相信奴隶主的势力很快就会被玩残，而且是彻底的、不会借尸还魂的玩残，而这，就是传说中的“和平演变”，能让“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跳出历史循环，不再筑“新的长城”的“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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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的枪声和中国的矿难

10月15日，赞比亚南部中国投资的科兰煤矿响起了枪声，中方管理人员开枪打伤12名当地示威矿工。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已经证实了这一事件，并表示中国大使馆已派工作组协助调查。赞比亚警方已将两名开枪的中国人以“谋杀未遂”罪名逮捕。据报道，赞比亚工人的罢工是为了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

这样的暴力冲突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国外媒体多次报道过中国在非洲遭遇的所谓 “群体事件”。一件是2008年三月中国工人在赤道几内亚的罢工被中国建筑公司勾结赤道几内亚警方用武力镇压，两名中国工人被打死，多人受伤。这个事件由于政治上的敏感，中国国内公开报刊几乎没有报导。它发生在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的家乡一处由中国大连的一家公司承包的建筑工地的从中国招募来的工人中。

赤道几内亚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但其政权也以独裁和腐败闻名。这些中国工人来自山东威海和江苏东海，在交纳了高额抵押金，中介费和管理费后来到这里，很快发现工资饮食卫生居住等条件远不像招工时许诺的那样。于是他们开始罢工，而公司 方面竟然叫来当地警察镇压。为了 “维稳”，中国政府迅速包机将400多中国工人送回国内。这样一起中国公司勾结非洲警察镇压罢工并打死自己同胞的骇人听闻的事件，没有在中国大陆的爱国愤青中掀起半点风浪。

另一件也是在2008年，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与云南铜业集团投资的赞比亚谦比希铜冶炼公司的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每个月只有100美元的低工资。罢工工人焚烧汽车，破坏设备，造成巨大损失。事件平息后，中国公司想把所有参加罢工和抗议的赞比亚工人都开除，但却不被当地的法律所允许。

这样的事件在赞比亚并不是第一次发生。2005年，中国有色金属公司在赞比亚投资的一家炸药厂发生爆炸，52名赞比亚工人死亡。事故发生后工人不同意中方公司提出的对每个死亡矿工赔偿近一万美元的条件，要追究公司在安全生产和管理方面的漏洞，于是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

有人或许会说：非洲那么大，中国的投资有那么多，出一点事是免不了的，何况中国投资的主要效果是好的，帮助了非洲的发展，是受到非洲人欢迎的。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的官员正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在非洲的这些问题上说三道四是站不住脚的。赞比亚是主权国家，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和比较。

按照这种说法，“发展”就可以不顾人权，哪怕出了开枪镇压这样的事，国际媒体也没有资格评论。至于国内媒体，一个新华社通稿或者发言人谈话就统统摆平了。

这起中国“矿主工头”在非洲向当地工人开枪的事发生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候。最近，智利对受困在井下两个多月的矿工的营救震撼了中国，而前几天发生的河南平禹矿难让人们在比较中又一次看到自己国家和文明世界的巨大差距。尤其是河南省委书记说的那句话：这起矿难之所以性质特别严重，是因为发生在中共全会期间，言下之意是这些矿工死得也太不是时候了。这位省委书记的官场内部的老实话换来了网上一片声讨。但他话音未落，赞比亚又响起了枪声。用中共的官方语言来说，中国在赞比亚的这些个“矿主工头”可以说是“顶风作案”，完全不顾及北京的面子。

赞比亚的枪声和中国前仆后继的矿难向人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矿主工头为什么在非洲也如此嚣张？

第二，不是说非洲比中国落后，所以中国要帮助发展吗？那为什么中国矿难不断，却从来没有罢工抗议的新闻，而在被很多中国人看不起的非洲，那里的工人却动不动就组织工会，发动罢工和谈判呢？牢记西方殖民主义奴役自己祖先历史的非洲人，为什么从来不说罢工和组织工会的自由是西方价值观呢？

中国和非洲，在人权问题上到底谁更先进，谁更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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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截访安元鼎对人权白皮书的贡献

9月26日中国的国新办发表了2010年的中国人权白皮书。这个白皮书全文有七大部分，都是非常枯燥的数字，大部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较，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大概很少有人会把它读完，就是读完的人可能也记不住，新华网大概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网上选了一些重点，分别起了一些小标题来做小的段落的报导，其中最热门的可能是关于信访工作的那一条。

网易在转载新华网的报导的时候，用的题目是：〈2009年中国人权白皮书－信访总量连降5年〉，它的核心提示就是说国新办26号发表的这个〈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里面提到2009年全国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7%，连续5年保持了下降的态势。这也是网上跟贴最多的，网民意见最大的也是这条消息。在跟贴上说是参与的人有16万，显示是9,585条，这是在人权白皮书这条消息发出来当天网民关注的情况。

第一个问题就是信访总量为什么需要下降？显然在白皮书里面它是把信访总量下降作为一条正面消息来报导的。我想这首先要从信访工作的性质来说起，因为信访工作可以说是最具备中共特色的制度了。在西方国家他有了问题，一般都是要找相关的部门，但这个相关的部门是确有其部门的，只是说根据你这个问题就有这么一个部门，这可不是中国那个被人称为最神秘的、永远也找不到的所谓有关部门。这里这个相关的部门是很明确的。

中共是很特别的，它的政权也是相当特别的，就说这个江山它认为是它武力打下来的，它也知道这个江山打下来以后是没有民意基础的，因此它就需要制造出这个执政党和人民紧密连系的假象，信访办就是要建立这种假象的这个动机而应运而生的。所以信访办不是今天发明的，1951年中共建政不久就建立信访机构和信访制度，当时建的目的就是想表现中共这个党和人民紧密连系的。到了文革结束一段时间，信访工作的量非常大，主要是解决文革遗留的问题。

中共的这个信访工作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常规操作，而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在这里是政治上的形象工程的需要和特殊事件的需要。政治上的形象工程那就是刚刚建政的时候要表现它政权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而特殊事件的需要就像文革结束以后，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信访工作主要是解决文革的遗留问题。到了1995年，第一个信访条例出笼，2000年信访办升格为国家信访局，这个就有点奇怪了。按理说，在一个国家走向正规化以后，就是随着政府职能、司法机构职能的完善，对于信访这种革命时期工具的需要应该是下降而不是上升，而95年到2000年这一段时间，按说起来应该是国家机构职能完善的一个过程。这就说明了几个问题。就是说在90年代到2000年这个阶段，整个社会的矛盾是激化的，也就是说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这种社会不公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政府正常的疏通环节，要就是没有疏通环节，要就是这些疏通环节没有起作用。第三，就是司法不公，使得在一般的西方国家可以有法律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无法解决。第四个，就是中共一直到现在为止，它都没有解决政权的合法性的来源的问题，所以还需要信访这个系统、这个制度来做为它合法性的民意基础。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到了90年代末到2000年初这段时间之内，为什么要加强信访工作呢？实际上这时候信访起到的是一个常规的社会减压阀的作用，而本来这些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是由其它社会、政府和司法的职能来完成的。由于社会其它管道的不通，社会矛盾又愈来愈严重，这个巨大的社会压力没有出路，最后就向信访这个社会压力最后的减压阀去聚集，结果就使这个减压阀不堪重负。所以到了2000年的中期的时候，中共最终决定要减少，最终封闭这个减压阀，它的代表就是2005年的信访条例。

那不管怎么说，信访在这里我们看到，它不是一个政府的功能，而是一个党的，是中共的统治机制的一部分。这个信访工作以新华网2009年有一篇文章，就是分析60年信访工作的，它的性质用一句话概括叫作：“为党分忧、为民解难”。那“为民解难”这句话是假的，而且是排在后面的，最重要的是“为党分忧”，所以它是党的工具，而不是政府的工具。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信访的总量为什么需要下降？是因为中共到了后期，把信访工作数量巨大、不堪重负看成是一个不好的形象，所以为了解决它的好的形象的问题，而且是为了解决共产党的形象，而不是政府的形象问题，它要减少信访这个数量，因此信访数量的减少是必须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信访的总量是怎么下降的。

有两种方法是可以把信访的总量下降的，一种是实际数字的下降，这个下降就需要各地的暴力截访；另外一种比较简单，就是按照去年同比编一个数字就可以了，它的技术含量就体现在所编造的这数字的大小上。像这个2.7%就比较合适，它不会让人觉得减得太多不可思议，和大家所实际看到的情况太不符合。另外一个，稍微减一点，明年还有继续减少的余地。对于编数字这种方式来减少信访总量，各地的官员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的，它符合这个官场上数字的重要性的这个规律。

首先这个要求是自上而下的要求，就是说要求减少信访总量，这个要求是来自中央的。它一旦和领导责任制挂勾以后，每个官员他都会编，只不过有的时候地方官员由于过于热情，任务完成的过分好了，中央就不得不对这些编得有点离谱的数字做出修改，结果是各地数字汇总以后和中央发布的最终的数字不符合，这个在中国的官场的数字上体现得最充分的就是GDP的数字，各省的数字累加起来一定超过中央的。对于前者，就是实际数量的下降，就是真实的到达中央或者是到达省一级的数字的下降，是通过各地的截访来完成的，怎么完成的？我们不去分析各地的情况，我们最好的注解就是同样在9月份曝光的北京专业截访公司“安元鼎保安公司”。

这个职业截访的公司是愈办愈火红，它从2004年以50万元注册资金开设这个公司，到2006年转让给现在的拥有者，注册资金增加到1百万，2007年全年的营业收入仅仅为861万人民币，而到了2008年这个数字就变成了2千1百万，就是说从2007年到2008年这一年之内，营业收入增加翻翻还不止，而很多人认为这个数字还是远远偏小，就是隐瞒了很多真实的收入。也就是说明对于截访的要求需求量之大，使得这个截访的公司的营业额在一年之内就翻到几千万。

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就说到各地的驻京办都有这个公司的电话号码，显示这个公司生意非常兴隆。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推理，就是说如果信访人数减少了，截访公司的业务肯定会减少而不是暴增，反过来说，会不会是由于截访的业务暴增，截访如此有效而导致上访数字的减少？这个简单的推理就说明，真正的上访的人数很可能是增加的，如果说事实有减少的话，很可能是由于暴力截访的结果。

在这个人权白皮书里面当然还提到了中国人民享有充分的互联网上的自由。那我想凡是在中国上网的应该都有体会，我们这里就不会去谈太多，因为这些例子也太多了，那我们还是以刚才所提到的“安元鼎事件”为例子，因为这个案子比较新，而且是直接的，我们很可以把它和现实做一个强烈的对照，就是互联网有多自由。财经网在9月13日在网上发了一篇题为〈保安公司专职截访〉的报导，揭露的就是这个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拿地方政府的钱来帮地方政府做截访，就揭露这么一个罪行，仅仅过了24个小时，国新办亲自出面把这篇报导做了撤稿处理。

国新办就是这个发表了人权白皮书的国新办，那是13日的事情。到了20日下午，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的网监处的警察就上这个财经网的部门，去上门恐吓去了，结果还是到后来由《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导，就是〈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打破了这个封锁。这里有人说是异地报导起的作用，不过我认为还不完全是，因为封锁消息的绝不会是北京当局，北京当局没有办法去封锁全国的网络，国新办的干预和全面的网络封锁，它这个已经超出了北京当局的这个权力范围。

网络上现在到什么程度呢？你如果到百度百科去查安元鼎的话，我查的结果是：“对不起，您所要查看的词条无法显示”。在这个白皮书的全文登载的网易的跟帖上面显示，参与的人是1,072人，跟帖是126条，但只有24条显示。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一条显示出来的是支持白皮书的观点的，没有能够被显示出来的 102条，很可能观点更激烈，那么这102条到哪里去了？这就是这篇显示中共互联网自由的白皮书所显示的互联网的自由。这还是最好的，它还有跟贴，包括凤 凰网在内的很多大网站跟贴都关闭了，天涯社区关于这件事的论坛也关闭了。

当然安元鼎公司只是一个工具，它是谁的工具？在它自己的网站上它声称它是北京市公安局授权的，但是北京市公安局所授权的保安公司里面并没有安元鼎公司。根据报导显示，安元鼎公司实际上是国家信访局下属的部门，也就是说由信访局养着这么一个截访的公司，来减少到国家信访局去上访的人数，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也充分显示以信访这一件事情为例子的人权状况究竟如何。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人权白皮书是写给谁看的？从跟贴和网路反馈的情况来看，显然白皮书并没有骗得了中国大陆民众，连五毛好像都不敢出头来唱赞歌，或者是不好意思出来唱赞歌，可见中国大陆的民众对于白皮书里面所谈到的中国人权情况是认识得非常清楚的。人权状况究竟怎么样？以前人们还认为自己身边发生的，自己看到的事件是特例，其它地方可能不是这样，全局不是这样，但是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互联网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发现这种恶劣的人权状况是普遍现象，所以受骗上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以前有人相信中共所说的“人权最基本的是生存权”，就像白皮书里面第一部分说的，但是人们发现现在最基本的生存权，衣食住行当中最基本的这些生存权里面有很多仍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或者是比以前更难实现的梦。像居住权就是一个恶梦，居住权包括不被任意拆迁的权利，现在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有不被任意拆迁的权利。还包括什么呢？包括“蜗居”这个电视里面反映的实际情况，还有更糟的蚁族，还有高房价，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敢想像的高房价等等。另外像食品安全、饮水污染等等影响到每个人每天生活的这些生存权都在日益恶化的时候，白皮书在国内除了被人嘲笑以外，不会有其它任何别的意义。

从发布人权白皮书的部门来看，它也不是针对国内的，国新办虽然从名义上看是一个国务院的部门，但它的实际控制权却是中共中央，因为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外宣办。这一类在中国是个很特殊的机构，叫做一个部门两块牌子，像这种机构相对于政府而言，实际上它的作用、它的重要性是对于中共的利益更加重要的部门，它主要是贯彻中共而不是政府的政策。

全世界的人权报告都是指出人权状况的不足，对其它国家对于本国都是如此，它的目的是找出问题以便于改善。一个人权非常好的国家它是不需要去吹嘘自己人权状况好的。尊重人权的国家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机构，都是针对本国和外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提出批评的；人权记录不好的国家，民间机构有的是有机会提出批评的；而当侵犯人权成为政府行为的时候，民间有的时候就不被允许提出人权问题，当局也不会提，所以这种情况下，人权记录极端恶劣的政府和民间都不会写出人权报告来，民间是不允许写，政府是不需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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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捍卫主权到捍卫人权

日本司法部门决定，将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的拘留期限再延十天，使得钓鱼岛撞船事件再添新变数。钓鱼岛撞船事件涉及外交与内政两个层面。外交层面是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就钓鱼岛的归属，中日双方虽然各执一词，但钓鱼岛由日方控制，这是现状。历史地看，一个国家的领土和疆域并非一成不变。清帝国曾经开疆拓土，扩大了中国版图。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领土又大大萎缩。不谈较远的黑龙江东岸所谓江东64屯与蒙古共和国的领土归属转移，在中国共产党治下，江心坡地区大片中国领土被让与缅甸，2008年中俄谈判收回半个黑瞎子岛等均是领土变迁的事例。换句话说，按照中共现政权的成例，领土问题不仅可以妥协，也可以转让。

既然如此，为什么钓鱼岛主权就不可以妥协呢？缘于两个难以化解的因素。一是钓鱼岛关系到海上资源，此一海域是石油富藏区，谁拥有钓鱼岛主权，谁就在开发利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石油资源问题上享有极大主动。这一因素事关民族利益。

第二个因素是中日战争历史积怨以及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对中国社会舆论的影响。这一因素事关现政权的合法性。由于中国政府不具备先天合法性，即权力不由民选获得，因而其政权的合法性只能靠后天的政绩和强硬的对外姿态来维持。

问题是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紧张。如果现政权从民族利益出发，确保中国石油资源的话，那就必须同日本强硬到底，甚至不惜一战，夺回钓鱼岛主权。但是这一选择却可能破坏经济增长，损害政权合法性所依赖的第二个因素，即政绩合法性。对于当权者说来，战争可能凝聚人心，但也可能带来权力变更，军人干政的可能也不容排除。从这一角度，战争不是当权者的最佳选择。

理想的选择是一方面对日显示强硬姿态，发动中国反日民族主义，同时将这一民族主义控制在一定程度。从此次九一八中国各地游行来看，中国政府似乎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各地有小规模的民众举行反日游行，游行队伍在警察控制下井井有序。如果此时日本方面给予配合，在中国船长被押十天之后放人的话，此次中日冲突就基本落幕了。如果做到这一点，那就真可谓一箭双雕。事件落幕之后，即使网上网下仍会有各种批评与议论，但是假以时日，再加上对媒体和网上的“和谐”管制，新一波的反日民族主义浪潮不仅会无疾而终，而且会大有益于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并会在一段时间内将舆论话题引向中日冲突。

不过，日方决定继续关押中方船长詹其雄，给中国民间民族主义提供了更长的发酵与演出的时间。如何在未来十天内有效防范中国民间民族主义走火入魔，想必会是官方的重大任务。但是，从较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可能恰恰出在这一对民族主义情绪的释放和管制之上。为了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就必须维持这一情绪，最好是将其维持在一定的火候上，做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然而问题是在中国民众维权行动如火如荼，参与意识日益高涨，舆论趋于独立，传播手段无远弗届的今天，彻底掌控民间民族主义几乎没有可能。也即是说，民族主义之火可以焚烧日本，也可以危及自身。同时每一次对抗性的民族主义的释放，尤其是释放后的控制，就可能唤醒一批虔诚的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具有集体主义的内在逻辑。强调集体、压抑个人、崇尚单一、排拒多元，这种逻辑使得民族主义可能通向国家主义，爱党主义。但是，民族主义也同时具有参与的逻辑。当一个民族主义者无法正常参与捍卫民族利益之时，他无疑就会提出言论自由，民主参与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民族主义者难以走上街头举行反日游行，在网上又被封杀的话，他就会从捍卫主权走向捍卫人权，从民族主义走向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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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客黑你没商量，外交部贼喊捉贼

近日，谷歌探测到来自中国高度精密而又有目标性的入侵，进入了公司的企业基建架构，并且偷取了谷歌的智慧产权。谷歌在网志上又透露，黑客的目的相信是意图取得中国人权活跃分子的Gmail电邮信箱资料，不过迄今只有两个电邮户口遭到入侵，不过同时也有至少20家的大企业也遭到入侵，谷歌目前正与该等企业联络之中，并同时协助美国当局调查，但谷歌并未透露这些公司的名字。全球第二大搜索引擎公司雅虎也成为中国黑客攻击的目标，情况类似谷歌。谷歌公司本周表示，去年12月间至少有其他20家公司遭受一系列“高度复杂的”攻击。据美国《商业周刊》引述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雅虎是这些受到攻击的公司之一。

政治受难者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告诉《纽约时报》，她检查了自己的Gmail电子邮箱，发现被偷偷设置成自动发送到一个陌生地址。而维权律师滕彪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形。

此外，《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报道称，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宣布受到来自中国的电脑攻击。这家律师事务所代表美国加州某软件公司对中国政府和7家PC厂商提起诉讼，指控他们窃取该公司软件中的部分内容。该事务所表示，从周一开始，事务所的多名律师都收到类似是同事间的电邮，但实际上是窃取他们电脑上的有关数据。事务所指出，通常律师所不是黑客攻击的对象，他们本周所受到的电脑攻击显然是他们代表美国软件公司对中国企业正在做法律起诉的结果。位于美国加州的美国软件公司周二对中国政府和7家PC厂商提起诉讼，指控中国政府正在推广的一个网络过滤软件"绿坝"含有从该公司软件中窃取的部分内容。为此向中方索赔22亿美元。此次其代理诉讼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宣称受到黑客攻击是谷歌自周二宣布受到中国黑客攻击而可能退出中国市场之后的又一事件。

针对上述指控，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中国的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黑客攻击行为。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依法管理互联网，我们的有关管理措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中国欢迎国际互联网企业在中国依法开展业务。

黑客是谁？如此高精度复杂的攻击只有政府才能做到。为什么又将目标指向人权活动人士的电子邮箱？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拥有规模庞大的网络警察，时刻监视着公民的一举一动。既然中国法律禁止黑客攻击行为，为什么不去调查黑客是谁？当局明显是贼喊捉贼。

此外，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在去年（2009年）9月曾委托恶意软件研究所（http://malwarelab.org/）进行了一项研究显示，驻华外国记者的中国籍新闻助理的信箱已经成为黑客邮件攻击的目标。恶意软件研究所是一个由自愿者组成的独立科研实验室，专门调查和披露为达到政治目的、针对公民社会团体的恶意软件攻击事件。恶意软件研究所将收集的专业数据与社会政治背景相结合，从而更好地认识攻击者的能力和动机以及攻击所产生的总体影响。

近期，陆续发生多起针对驻华记者的恶意软件攻击事件。攻击的对象均为在跨国传媒公司工作的驻华员工。这些机构包括：路透社、海峡时报、道琼斯、法新社和安莎通讯社。

报告描述了这一攻击的过程和细节。首先，这些员工都曾收到过一封署名为“Pam”的电子邮件，并且发件人自称是海峡时报的编辑。但事实上，邮件包含一个含有恶意代码的PDF文档。当PDF文档被打开时，文档中的恶意代码便试图通过Adobe Reader软件的漏洞入侵操作者的计算机。电子邮件的正文，以及附带的恶意文档，均使用地道英语写成并包含准确信息。邮件的具体内容讲的是通知收件人，某位记者计划前往中国写一篇有关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的报道。附件中提及的所有个人均为真实姓名，且都是对于中国经济现状有所了解的业内人士。

这一署名为“Pam”的电子邮件，似乎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无论是邮件正文还是PDF附件（Interviewlist.pdf）的内容，都可以看出是为记者们量身定做的。邮件本身的内容涉及安排记者在中国和具体受访人会面，而PDF文档中则包含了相关联系人的列表，且姓名、酒店名称、地址均为真实。打开后的PDF文档中包含了一个联系人列表，列表中提及的姓名、头衔等内容均为真实。然而，有些个别联系人的工作单位内容过时，这说明此文档并非最新创建。以此推测，这篇文档可能是从先前某台被攻陷的主机上窃取的真实文档，在加入恶意代码后用来诱使收件人打开阅读。邮件PDF附件中的恶意代码通过Adobe Reader的软件漏洞，向操作者的计算机植入恶意软件。根据Virus Total网站的测试结果，在所使用的41种杀毒软件中，仅有3种能够检测出包含在该PDF文档中的恶意代码。当附件被打开后，恶意软件便被悄然植入操作者的计算机。并将信息发送到特定的地址。邮件附件里携带的恶意代码指向的主控服务器域名，在2007年曾经被用于同样目的。和先前的记录一样，此域名解析后的真实IP地址只存在很短时间。此恶意软件试图通过Adobe PDF Reader软件的漏洞实施攻击，类似特征的恶意代码曾于2008年在西藏流亡政府驻伦敦的办公室的电脑中被发现，并被包含在政治主题的附件里。

但由于此次邮件攻击事件针对的驻华外国记者的新闻助理，这些助理的姓名通常不在新闻报道中出现，并且按规定是通过向外交部下属的的外交人员服务局雇用的。报告作者称，这些新闻助理的联系信息并不公开，只在中国外交部登记，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于后者在此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产生质疑。

但在此后，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当有记者问到这一问题时，发言人姜瑜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这件事，可以帮你了解一下。”此后，此事再无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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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一紧绷的弦还不能放松

中国政府以全国之人力物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紧绷大半年的弦在十一大假结束后，却还不能放松。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中国马上就必须面临其每年都特别不愿面对的诺贝尔和平奖。另外15位中国知识界人人士昨天10月8日在互联网上公开一份《网络人权宣言》，加上日前获得美国国会奖的西藏流亡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又在美国为中国作家王力雄颁奖，这一切都形成了对中国政府的新考验。除了在天安门广场向世界显示中国进步强大的巨人身段以外，中国还需要在人权、网络言论自由和民族政策等领域向世界作出接近国际标准的负责任国家的姿态。

胡佳是否会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今天即将公布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最大看点。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每年的诺贝尔奖的评选对中国民众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刺激，各项科技奖暂时与中国大陆生长的人无缘，但倾全国之力造就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还是可能的。文学奖的情况就很不同，在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政府对这一奖项产生抵触心理，但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哪一天能有自己可心的中国大陆作家获奖，中国政府总是批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带有政治性，但自己对文学领域的控制却也让世界乍舌，今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政治风波不断就是明证。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昨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躲避政治迫害而从罗马尼亚迁往德国的米勒，尤以描写罗马尼亚共产党垮台前最后一任总统齐奥塞斯库极权统治时期，民众痛苦生活在秘密警察无所不在的监控中，而震撼人心。负责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对米勒描述“被剥夺自由的状况”表示推崇。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对女作家米勒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示祝贺。默克尔说：“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来临之际，米勒获奖真是令人惊喜。” 柏林墙倒塌20年之际，将诺贝尔文学奖给予这位批评集权体制的德国专家，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显而易见，但“自由”的价值理念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一般意义的“政治”。

再回到胡佳是否会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问题上，据报道，34岁的中国大陆维权人士胡佳因为通过网络等方式批评北京为筹备奥运会侵犯人权等问题，而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入狱。胡佳去年就曾经是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今年仍然是呼声最高的几人之一。据本台法语部的报道，胡佳的律师李方平说，胡佳并不知道他今年还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但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一定会很高兴。胡佳本来就是一个肝病病人，现在他愈来愈消瘦，使人对他的健康担忧。

胡佳通过网络批评中国人权问题而被判罪，但中国民众要求网络自由的呼声更加强烈。昨天中国知识界15位作家、学者和律师，在互联网上公开一份《网络人权宣言》，提出十项要求，并呼吁应该把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的十月十日设为“中国网络人权日”。这个宣言说：“关心公共事务是公民的责任，而关注网络言论自由也是网络公民的责任。网络公民合法地发表言论、报道真相，是行使公民权利，也是促进这个古老文明注入以个人幸福与基本人权为核心价值的新血液，促进全体国民的福祉，因之应该予以鼓励、善待和宽容”。这一宣言的执笔人是北京的作家、学者和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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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跑，祖国来了!

今天也许没几个人知道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但他在 "十九世纪三部曲"里，引用过一句意大利农妇的话："快跑，祖国来了！"却成为流传至今的名言。

其实，此前的人类先贤们对"祖国"就有过深刻的思考。裴多芬的不朽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已通俗易懂地告诉人们，"自由"而非"祖国"，才是我们生命中不可让渡的权利。从央视里我们也知道，战争很多时候都是以颠覆主权为目的，但战争罪却只追究"反人类"、"反人道"、"反社会"，而不追究"反主权"。

为什么这样呢？这要从国家开始说起。从十八世纪起，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开始在欧洲建立，伴随这一时代潮流，"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被人们认为是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但是，率先强大起来的国家总是喜欢欺凌弱小国家，为了扼制这一"强权即公理"的现象一再发生，国家之间签订了各种各样的国际条约，某种意义上就是"国际法"，以此对国家的"外部行为"进行制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民族国家获得了独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却发现，独立之路并不就是一个民族的新生之路或幸福之路，更多的罪恶在国家主权的掩盖下公然地发生着，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国家主权的深刻反思。

上世纪60年代初，前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在前苏联治病时，喜欢上了该国美食，于是向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要了一名苏联的厨师回国。正是这名厨师，在为蒙博托服务时，发现该总统居然烹食婴儿成癖。良心驱使他逃离这个"主权国家"，并公布了他的经历和蒙博托的"食癖"。这一消息曾震惊文明国家，很多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这样的"主权国家"，人类应该怎么办？而且蒙博托并不是个"例外"，他只是现代非洲三大食人魔王之一。

当时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好到哪里去。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建设时期比他们在战争时期所"牺牲"的人都要多得多。前社会主义老大哥和当代社会主义老大哥都可为这一判断提供巨大的注脚。

今天的人们早已知道，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否则就会危害人类本身。人权其实就是对国家主权这一权力的制约。对人权的尊重，才是国家健康行使主权的保证。一个不尊重人权的国度，对内，主权会成为一个暴君或一个强权组织用作于隔绝世界、图谋个人或集团专利的篱笆；对外，会成为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

因此，对一个肆意践踏人权的暴政或邪恶国家，如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汉、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是对天赋人权的最好保护，是完全符合人类正常情感的正义行动。而且人类政治实践也证明：暴政只能被推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暴君因"良心发现"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事实上，"主权高于人权"，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一个颠覆性极强的概念。据此，可推出美、英出兵伊拉克是非正义的行动；但据此，也可推出人类历史上任何进步的革命都是非正义的，如美国独立革命是非正义的，因为它推翻了英国的主权，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非正义的，因为它推翻了满清的主权。

这种荒谬之至的"理论"，为什么得到暴政国家、邪恶国家、专制国家的一致赞同呢？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并非不知道，这是在"自欺欺人"，但是，他们同样知道，只有"愚民"，才能维系他们社会的稳定和延长他们的"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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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纪念"六四"二十周年，北京气氛紧张

今天是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消息显示，随着六四二十周年的来临，中国当局不仅加强了在天安门广场以及周围地区的保安措施，而且还把许多异议人士带离了北京。法新社周三注意到，从早上开始，天安门广场一直没有对公众开放。

中央社周三晚发自北京的消息说，当地时间6月3日晚间21时30分左右，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所见到，广场被全部封锁，从长安街以南，人民大会堂侧以东，中国国家博物馆侧以西，正阳门以北的天安门广场，除了南端前门地铁站外，全部管制不允许进入。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以及广场外围路旁的人行道，有不少公安人员及车辆，也有武警和便衣。中央社的报道还说，尽管天安门广场被封锁，但周边马路及人行道还能通行，一些民众在附近乘凉或拍夜景。

另外，中央社还注意到，中国加强了对网路的封锁，近年来在大陆已经能看得到的少数台湾媒体的网站，从上周起就无法进入观看。外国媒体针对这个纪念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提出的问题，在官方网站与大陆媒体上均看不到。

在澳门，知名的六四学生领袖之一：吾尔开希，周三从台北搭乘长荣飞机前往澳门，准备向中国当局投案，结果在澳门被拒绝入境。

在香港，法新社周三报道说，另一位知名的六四学生领袖：项小吉周二从美国来到香港机场，但在周三被送上返回纽约的班机。据介绍，现年53岁的项小吉，89年时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生，六四事件后经《黄雀行动》辗转来到美国。项小吉目前持有美国护照。法新社引述《南华早报》的报道说，项小吉在1999年六四事件十周年之际，曾顺利入境香港。

另外，同样是在香港，中央社周三报道说，中国民主党香港党部当天发表宣言，要求平反「六四事件」，建设民主中国。

在欧美地区，法国巴黎今天6月4号19点至24点，将有纪念晚会，地点是在巴黎十一区《冶金工人之家》。另外，周四晚间19点至19点30，还将播出纪录片《天安门一代：1989-2009》，之后在19点30至21点，还有法国汉学家玛丽-侯志明女士主持的讨论会，主题是：六四二十周年之际，看中国民主现状。玛丽-侯芷明女士20多年来致力于支持中国异见人士，特别是对89年六四以后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见人士提供帮助，被誉为“中国异见人士之友”。她在六四 20周年前夕荣获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授勋仪式已在两天前2009年6月2日周二在巴黎伊夫圣洛朗基金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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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异乡人"的问题

"异乡人"说:

我來自台灣 我很喜歡你的文章 但是請原諒我冒犯的說 由於我接觸過各式各樣的中國大陸的公民 有知識份子也有來自最低階層的勞工我經常對你們口中的真相感到很模糊 例如六四天安門 我就聽過好多個版本 你寫的文章和我在台灣看的天安門紀錄片的觀點相像但是我一位中國同學又說那是西方媒體的太過強調 因此真相到你們的口中 我經常有種摸不清的感覺 如有冒犯 請原諒

感谢网友"异乡人"的问题。关于六四问题，确实存在很多不同的说法。然而真相却只有一个。由于官方封锁消息，导致六四问题有不同的“版本”。六四以后，官方加强对学生的洗脑，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六四，能说出事情的起因和经过的就更少。而关于“西方媒体太过强调”，请看《媒体多元与公民责任》一文，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08年4月13日的《思潮与政见》节目中播出。中共强调媒体是党的喉舌，毛泽东更是宣称“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见插图）。

媒体多元与公民责任

由于西藏事件爆发和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全球聚焦中国与西藏，引发了全球部分华人对西方传媒报道的激烈反应。本台也收到了各种批评。对于大量的反应和此事件引发的各个层面的议题，我们当然难以一一谈及，我们在此简略讨论有关新闻自由与新闻失实的问题，也借此回应本台听友和网友，欢迎大家收听。

最近不少本台听友对我们的报道提出批评、建议，有因为最近的报道而失望者，有言辞激烈但仍不脱礼貌者，有义愤填膺而破口大骂者，当然也有一如既往鼓励本台同仁者。我们在此对各位听友表示谢意。无论是批评还是建言，都是大家对本台的关注。应该承认，西方传媒对中国人权等问题的这种较为集中的批评并不常见。正如我们曾经在“思潮与政见”专题节目里所谈过的，中国从来没有如此深入地卷入世界，西方也从未在有关中国民族主义感情的问题上对中国提出如此直接的批评，因而，中国听友对西方的反应十分激烈也是自在情理之中的事。本台欢迎批评，尊重听友，但绝不认为本台可以垄断报道、垄断言论、垄断真理。相反，作为一家媒体、一家之报道，本台希望汇入多元的媒体行列，为大家在众多视角之外，多提供一个视角，增加一种选择，使大家有更大的判断的空间。尽管我们有消息来源的局限，也有无法亲临现场的遗憾，但仍希望尽可能反映事实的多层次面向，多方声音。然而一家媒体不能构成多元，一种声音不能穷尽真相。正如只有一个党参加的选举不可能构成真正的民主选举，一家媒体也不可能提供选择的空间。

整体上看，虽然讨论空前热烈，但中国国内仍然只有极其少数的网友可以自由地加入这一大讨论。身在西方的听友或网友，可以自由收听我们的播音，也可以自由进出我们的网站，可以获得多方信息。经过比较、思考之后，无论是对本台还是对西方媒体的批评或鼓励均是新闻自由制度下的受惠者。而相反，大量的中国国内听友、网友既无可能获得足够的多方信息，又难以真正了解事实的多个面相。但是即使有着新闻封锁的巨大局限，此次有关传媒报道的大讨论也可以说乃是全球华人社会围绕奥运和西藏问题而展开的一场民主的大演练。拜全球化与互联网所赐，全球华人可以看到不同的视角、听到不同的声音，必须在多种不同的声音之间进行判断。

西方媒体受惠于新闻自由制度，这种自由的权利使其注定有报道不实的可能。问题是如何能够从制度上将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迄今为止，言论自由、媒体多元是西方所找到的最能保证新闻真实的制度。自由的新闻制度建立于独立的媒体之上，多元的言论空间建立于受众综合各家、独立判断的基础之上。新闻自由同新闻垄断不共戴天，新闻自由不仅是专制制度的死敌，也将千千万万个社会个体看作独立的、理性的、具有判断能力的公民。新闻自由不仅可以冲垮专制对真理的垄断，也将愚民政策下的芸芸众生解放出来面对自己的责任。换句话说，对不实报道的揭露、批评，正是民主社会下公民责任的一部分。从这一意义上说，正如本台和其他的媒体均属于舆论多元的一部分一样，听友对本台或西方传媒的批评也正是听友诉诸其民主权利和履行其公民责任的具体实践。从全球化所促成的世界公共空间的视角上看，不仅海外华人，而且中国政府与中国媒体都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到这一世界性的公共空间中来，成为不同声音中的一种，多元世界中的一种选择，舆论大家庭中的一员。

遗憾的是，至少在中国国内的舞台上，可以看到对西方传媒如对CNN或BBC的大量不实报道的揭露、批判，但却难以看到这些媒体本身的解释和辩词。没有竞争对手的选举不能说是一场真正的民主选举，封闭了对手的声音的批判当然不能言讨论。这样的批判、这样的讨论其实仍存记忆的中国人是十分熟悉的。文革期间，刘少奇、邓小平都是只许规规矩矩认罪而不能乱说乱动的批判对象。

民主体制之下的传媒将批判的目标指向政府和权力，不容忍权力的滥用。报道忠于事实，意味着报道必须独立于官方。官方的说法，即使是真实的，也必须得到独立媒体的检验，否则永远是官方的说辞。因而，有独立的媒体就必须有开放的社会，就必须取消新闻封锁，否则不仅政府不能取信于民，民众也没有判断的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在激烈竞争下的媒体，迅速、严谨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张力，媒体的公信力建立于对二者的全面把握。而对于公众说来，报道的偏差更需要多元的新闻制度来加以弥补。

在一个新闻垄断的条件下，民众面对一家之言，既无法进行判断，也无权进行谴责。长期受此种制度的压抑，可以形成一种逆来顺受、无所用心的惯性。一些政治学者将此称作“极权下的安逸”。来到自由世界，失去了专制压迫下的“安逸”，公民必须履行公民的职责。在获得自由之初，这种职责也会化为一种不能承受之轻。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暂谈到此。最近听友一些较普遍的反应还涉及到民族主义问题、主权与人权问题，批评或者批判的资格和正当性问题等等，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中继续同大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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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要求北京与达赖喇嘛就西藏“真正自治”展开对话

欧洲议会昨天要求北京与达赖喇嘛就西藏“真正自治”展开对话。这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海外五十周年之际，欧洲议会就西藏问题再次向北京发出呼吁。这是继美国众议院一天前通过支持西藏人权的决议之后，欧洲议会也投票通过西藏问题决议。

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员大厦，最近几天一直悬挂一面西藏雪山狮子旗。昨天欧洲议会以绝对多数的高票率通过了一份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将2008年11月达赖特使提出的西藏实现真正自治的备忘录作为双方实质性谈判的基础”。

这次欧洲议会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案，投票结果是388票赞成，131票反对，4票弃权。欧洲议会的议员们还要求欧盟27国就西藏问题公开表态，要求北京与达赖喇嘛就西藏自治“展开建设性的对话”。这份欧洲议会决议还要求欧盟成员国在声明中明确提到达赖特使提出的西藏自治备忘录，作为今后会谈的基础。

欧盟外交事务专员费雷洛-瓦尔德纳夫人昨天在欧洲议会有关西藏问题的辩论中表示，她本人对去年11月达赖喇嘛的特使与北京会谈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结果感到遗憾。她指出，北京有必要与达赖喇嘛的代表“尽快恢复对话”，“找到一个最佳办法来避免西藏年轻一代的失望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暴力事件”。

达赖喇嘛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的代表扎西旺堆也应邀出席了欧洲议会昨天的会议。扎西旺堆在西藏起义50周年之际曾呼吁外国媒体和记者向北京施压，争取到西藏自由采访的权利。欧洲议会议员在昨天决议投票的场合，也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外国媒体和独立观察员前往西藏报道和考察。

最近，自从法国总统萨科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期间不顾北京反对，会晤达赖喇嘛之后，欧盟与中国的关系陷入低谷。而最近两年来，中国当局一直严格限制外国记者进入西藏，目前外国记者只获准进入西藏的周边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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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色法西斯的世纪审判

2009年2月17日，柬埔寨特别法庭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开庭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柬埔寨特别法庭是专为审判波尔布特政权在国际框架下由联合国与柬埔寨共管的法制机构。这一机构的设置与正式运作是国际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现代法制起源于西方。其基本特点之一是司法独立于行政，司法是同立法、行政并立的三权之一。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司法均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只能在一国主权范围内行使职权。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俄英法通过《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组成纽伦堡国际法庭对希特勒纳粹进行审判，开国际审判之先河。同几乎同时的针对日本战犯的远东军事法庭一样，纽伦堡法庭有着战胜国审判战败国的性质。对二战发动者进行审判无疑具有无可置疑的道德正当性，但却仍然缺乏相应的国际法治框架的依托。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创设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虽然这一法庭专门针对前南斯拉夫，但却第一次将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屠杀罪正式纳入国际法制秩序之下审理。随后的卢旺达国际法庭，东帝汶特别法庭等等均属于这一国际法制秩序的延伸。从国际法制秩序突破国家主权这一角度，最具决定意义的是2002年开始运作的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同联合国其他司法机构只能审理国与国之间的案例不同，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有权审理涉嫌犯罪个体。换句话说，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意味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规范的确立。

毫无疑问，柬埔寨国际特别法庭的设立和运作也正是这种以人权为基准的国际法制秩序在亚洲的延伸。不过，柬埔寨特别法庭的意义并不止于对于基本人权的伸张。柬埔寨法庭审判的对象是红色高棉，是于1975到1979年统治柬埔寨的以波尔布特为首的共产主义政权。设立国际法庭审判一个前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导人，柬埔寨金边审判开历史先河。在此前虽有海牙对前南斯拉夫强人米洛舍维奇的审判，但米洛舍维奇的主要罪责是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之名对科索沃人进行的种族清洗。而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则不同。现已开庭的金边审判的对象是尚未去世的重要红色高棉领导人，对他们的指控均是在柬埔寨共产党掌握政权时期所犯下的罪行。

按照目前学者的不同估算，从1975年4月到1979年元月不足四年的时间里，波尔布特政权造成二百万上下的柬埔寨人死于非命。在一个当时总人口中在七百万至八百万之间的小国来说，这一数字是骇人听闻的。而更为不可置信的是在这些死亡人口中直接被红色高棉屠杀致死的就达百万人之多。同世界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相比，前有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近有中国五十年代的大饥荒，虽然均呈现出共产主义制度的血腥，但柬埔寨红色高棉仍然独树一帜，以其时间之短、比例之高、屠杀之暴烈来说，波尔布特政权恐怕在世界范围内罕有其匹。正是因此，有学者将红色高棉看作人类理智难以企及的难解之恶。有人认为，同希特勒种族屠杀一样，红色高棉对自己同胞的屠杀也有其唯一性。与其说红色高棉是共产主义政权中最为极端的一支，毋宁说它是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法西斯。

不过，虽然从屠杀人类的意义上红色高棉同纳粹政权不分左右，但红色高棉却是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组织。这不仅从其名称，起源，从其同中国、朝鲜、越南共产党的关系来看是毫无疑义的，从其意识形态、思维模式乃至统治方式来看均是一脉相承的。红色高棉1975年夺取政权，其时中国文革已近尾期，波尔布特有反右、大跃进、文革历史经验的丰富参照。他不仅对中国毛泽东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不满，也认为中国革命的速度太慢。他要超越中国，要在东南亚创立自己的彻底革命的柬埔寨模式。波尔布特政权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消灭了二百万阶级敌人，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集体化，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消灭了城市，扫除了城乡差别。在红色高棉治下，家庭被消灭，货币被废除，有产阶级、知识阶层均被取消和镇压。从意识形态与组织系统看，波尔布特政权是继苏联、中国、越南之后，世界共产主义枝蔓上结出的一颗最为怪异、险恶和凶残的果实。

接受审判的共有五名当年红色高棉的高级负责人。对这些人的审判既是对柬埔寨共产制度的审判，也是对这些作为制度机器一部分的个人的审判。同此前无论是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还是海牙对其南斯拉夫强人的审判相比，此次审判具有更大的震撼力。原因无别，无论对纳粹的审判还是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审判，均是在二者历史已经终结的情况下的审判。然而这一次，柬埔寨红色高棉虽已寿终正寝，但世界上共产主义制度却并没有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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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大国，何必鸡肚心肠

法国现任总统萨科齐于2007年5月6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983年在他28岁时，曾担任过巴黎西郊“富人区”诺伊市的市长。1993年，一名身捆炸药的蒙面劫匪闯入了一所幼儿园，将一个班的幼儿劫为人质，索价一亿法郎，并要市长亲自把钱送来，如不同意，就把整个幼儿园连同人质一起炸掉。时任法国预算部长兼该市市长的萨科齐闻讯赶来，进入屋内，与绑匪谈判周旋，并营救出了几个孩子，最后所有人质都获释，绑匪被击毙。法国电视剧《人弹》就是根据这一事件拍摄的。

但是这个曾营救过孩子的法国总统，中国人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在中国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中国人甚至对他充满了敌意，尤其是中国的孩子们。最近在中国的网络上刊登了一首由小学生集体朗诵的诗歌《2009，中国加油！》轰动了整个网络媒体，被称为“让西方丧胆的最牛的小学生朗诵”。它最“牛”牛在哪里呢？听听他们的嘴里吐出来的脏话就知道了。

“奥运成功了！我们胜利啦！炎黄坚毅的热血，如炽烈的圣火，燃烧灰暗的世界。”这一套套小人说着的大人话，把它翻译过来，就是说这个世界都是灰暗的，唯独中国是光明的，需要用中国奥运的圣火去点燃去燃烧。接着很快就嘲讽起法国总统萨科齐来了。“地震像萨科齐的立场，用猥琐的伎俩摇晃着巍巍中华。”“中国退缩了吗？没有！神七飞天了！我们胜利啦！”萨科齐与中国四川地震有什么关系，中国发生地震，法国总统就得该骂？孩子们骂了一通萨科齐之后，又把自己的中华帝国吹捧一番，把整个欧洲嘲笑一通：“瘦瘦的欧罗巴，挡不住天朝的金戈铁马，地震的余波也能把法兰西摧垮！”口气何等之大，何等的狂妄和骄横。把整个欧洲看成是不堪一击的瘦弱之躯，难道中国就是肥胖的吗？中国北方凹下去的一块，那曾是中国领土的蒙古啊！希特勒曾摧垮过法兰西，难道中国人也想把它消灭掉吗？

而口出此狂言的竟是一群从未“经风雨，见世面”的孩子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还把今天中国社会当成了像帝王将相统治下的天朝制度，这种不打自招的坦白却揭示了一个秘密：原来我们的所谓“人民共和国”，却是沿袭了几千年封建皇权专制独裁的“天朝制度” 啊！打开《百度百科》的网页，就可以看到“天朝”一词的解释：“天朝的原意，是中国自唐代起，因为国力强盛，历代封建王朝对本国、本王朝的称呼，意指本国本朝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在各个方面领先于周边其他‘蛮夷’的‘天朝大国’。”“同时，‘天朝’亦是封建时代臣下对本朝朝廷的尊称。”到了现代在“互联网兴起以后，‘天朝’有时作为一种网络语言，被网友借以指代当今的政府，讽刺政府在施政时，很多时候带有旧时封建专制政权人治、迂腐、唯我独尊的色彩。” 如今这些孩子竟把这迂腐陈旧的词句加以应用，到处挥舞，可见连中国的孩子头脑之中，都装满着封建帝制货色，怪不得从他们嘴里听不到一点点和谐之音。从他们的嘴里，我们还听到了40年前文革运动中的红小兵、红卫兵们那种要“砸烂旧世界，让革命红旗插遍全世界”的嚎叫声。

中国整整三代人，被“阶级斗争狼奶”喂养，经过改革开放倡导“和谐“之后，想不到这些喂了“和谐羊奶”长大的孩子，却依然没有改变“狼”的本性，依然发出狼的嚎叫。原来在“和谐羊奶”中也掺杂了毒奶，“狼奶”和“羊奶”混成的奶汁，其毒性更大。

那么法国总统哪点得罪了中国人，得罪了中国的孩子们？没有，他只不过曾接见过西藏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而已。在西方人的眼里，达赖喇嘛是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是个连蚂蚁都不敢踩死的吃素念经的喇嘛和尚。众多的西方世界国家领导人都接见过他，与他交谈过，连美国总统小布什都接见过他。而且这种接见都是属于他们的内政，一个国家的总统、总理想接见谁就接见谁，难道这也要受到别的国家来指责吗？但是在中共当局看起来，达赖喇嘛是个把西藏分裂出去的罪魁祸首，是三月份西藏骚乱的策动者和组织者。尽管达赖喇嘛一再声明，自己并没有打算让西藏独立，而是在中共领导下西藏得到更大的自治而已；同时他不主张藏民使用暴力：不要抵制奥运会。但是中共还是把他当作魔鬼看待。

中共不仅要让中国人把达赖喇嘛当作敌人，而且要动员世界各国共同把他打成敌人，谁不听中共的调子，就要向他们施压和打击，各个国家的领导人也不例外。就这样，专门用专制独裁统治来对付中国同胞的共产党，如今也要用它来对付其它国家领导人了。中共喉舌不仅指责过法国总统，德国总理，向他们发出了威胁和叫嚣，而且中国网民们提出要抵制外国在中国开设的商店，不买他们的商品。愤青们更是大骂特骂，连孩子们也学会了这一套，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红小兵”。

春节刚过，温家宝访问欧洲，并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但他访遍了法国周边国家，却绕道而行，唯独不访法国，其目的，那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孤立法国，以报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之仇。中共不敢高喊抗议，却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也真是用心良苦。而且1月27日，是中法建交45周年纪念日，45年前法国曾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中共政权建立邦交的国家。如今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中共政权却要给法国人一点颜色看看，你不听我话，我就要在世界舞台上做出样子，拒绝与你握手言欢。

中国政府既没有提出严重抗议，也没有高喊打倒，而在做了这些气人动作后，接着又通过发言人的发言来掩饰一下小人报复之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当前中法关系出现的波折，责任不在中方，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希望法方高度重视、充分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关切，采取实际行动消除负面影响，为推动中法关系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作出积极努力。”这位发言人说了一大堆，也没有说到点子上，你就指明萨科齐接见了达赖喇嘛影响了中法之间的友谊关系得了，绕来绕去，一套套的套话、官话、大话、空话、谎话、胡话、狂话。还把责任推到了对方，而中国抵制法国货，中国小学生大骂欧洲和萨科齐，都是因为萨科齐惹的祸，责任不在中方。法国总统不就是会见了一下达赖喇嘛吗？难道这就犯了滔天大罪了？难道外国人连交什么朋友也要得到中共当局的许可同意吗？

当中共对别国领导人横加指责时，最好看看自己，照照镜子。中共领导人曾接见过日本战犯、国际恐怖分子头子，还有柬埔寨杀人魔王波尔布特，这个杀人魔王竟屠杀了本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但是西方各国领导人并没有对此说三道四的指责，在他们看来，中国领导人想接见谁，这是他们的自由。

那真是：

堂堂大国 鸡肚心肠 巍巍中华 称王称霸

对内专制 人权践踏 对外干涉 一样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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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白一中臭猪肉事件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第一中学逾二千名高中学生，集体抗议学校饭堂供应变坏的肉食。他们打著横幅、高叫抗议口号，期间更有学生把饭桌推翻，又把小卖部的货品全部砸碎。该校的领导承诺会加强对饭堂的监管，但亦会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

茂名市电白县第一中学二千多名高三的学生，一月18日在校内补课，他们中午在校内饭堂就餐时，发现饭菜中猪肉发出阵阵恶臭，在学生们多翻要求下，饭堂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把臭肉换掉。其后有学生要求饭堂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但饭堂未有回应。当天晚上，在宿舍内的学生，对日间的事仍是愤愤不平，有人发起翌日集体前往饭堂抗议，维护自身的权益。

全体高三的学生响应呼吁，于周日中午陆续抵达饭堂，在墙上贴满学生自制的标语，写上 “还我人权”、 “外争权益，内惩奸商”等字样，他们要求饭堂人员通知老板出来和学生代表商讨。有学生带头高叫抗议的口号，又有人敲著饭桌，饭盒等。更有几个激动的学生开治推翻饭桌，还有学生使用摔在地上发响的鞭炮。此时，有数名学校的主管来到现场，劝喻学生冷静，但学生没有理会，仍然不断高叫老板出来。与此同时，有学生走向小卖部，把架上的货品全部推倒在地上。
一名参与抗议行动的学生对自由亚洲电台粤语组表示，当时学生的情绪很激动，要砸东西发泄。他说:当时校内有二千多名学生，全部都到齐，你吃了臭肉都会无心情。小食部在饭堂一楼，我们把放货品的架全部推倒，饮料扔掉，砸碎很多玻璃，当时的情绪无法控制，我们也是迫不得已。该名学生说，今次的事件只是导火线，他们对饭堂的食物一直不太满意，曾多次向校方反映无效。他相信校方会对同学秋后算帐。他说 : 当时有这么多学生在场，校方不敢有所行动，怕引起更大的暴动，但年假后复课，他们肯定会惩罚我们，令我们不敢闹事。事件扰攘了大约一小时，现场乱成一片，打砸才渐渐平息。当日下午，该校的领导层召开紧急会议，由于饭堂无法继续正常运作，高三级被迫提前放假。事件暂时告一段落。

电白县第一中学校长潘广回应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查询时承认当日饭堂的肉食处理不当，他们日后会加强对饭堂的监管。他说 : 并非如学生说的臭肉，而是前一晚的肉，他们无冷藏处理。校方会加强对饭堂的监管，下学期起派人进驻饭堂。潘广表示学生应透过合式的渠道向学校反映意见，采取暴力的手法是不适当。他说不会要求学生退学或赔偿，但就会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但他拒绝透露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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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是二十一世纪的《七七宪章》

中国在政治上似乎又进入了严冬，但正在这个艰难时刻，中国大地上响起了一声春雷，这声春雷就是中国的《零八宪章》。

自然，任何比喻都不会是十分恰当的。但从历史传承上看，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的前夕，中国党外人士和党内人士共同发起联署的《零八宪章》无疑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捷克《七七宪章》，当代的英国《大宪章》、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历史必定证明这一点。在《零八宪章》尚未公布的前夜，中共政府就超前地迫害它的联署人刘晓波博士和张祖桦先生，更证明了这一点。

《零八宪章》正气凛然，立意高远，言简意赅，论史精道。《零八宪章》必将流芳百世。

特别在目前，全世界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共政府特别标榜自己“一支独秀”，个别人断言“民主制度在这里触礁了”的特殊时刻，《零八宪章》依然坚持自由、民主、宪政的普适价值，更凸显了发起者和联署者的勇气和睿智。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进入现代文明以来，也曾在那些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多次发生过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人道危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以“普遍真理”的面目应运而生，全世界左倾知识分子为之倾倒，以至酿成长达百年的世界性祸乱，遗毒至今未散。

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功不可没，但因左倾思想引领潮流，几乎中断了中国向自由、民主、宪政的普适价值进步的方向，中国的学习方向从向西转而向了东，向苏俄学习，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其间，却无辜地夺去了中国近一亿人的生命。中国人痛定思痛，基本上不再信赖共产主义虚幻的理想主义和绝对的平均主义；人们逐步地认识到：人生而平等，人又生而有差异，人又生而不完美。自由、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尽管不是十全十美，也不会包治百病，但它却是迄今为止人类可能创造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因为它恰恰暗合了上述的人类所固有的三大特点。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的经济衰退，是在近几十年从未有过的高速发展后的退潮。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近二、三十年来，人类社会恰恰是由于重大科技进步，才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二、三十年来的科技进步超过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人类社会的经济，这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物美价廉产品的制造，特别在中国，虽然大部分的财富被极少数的权贵垄断集团所攫取，中国人权依然饱受践踏，但是全体中国人的生活水准还是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人的人权意识进一步觉醒，非公共场合言论自由度的扩大，却是事实。在高速经济发展当中，中国最贫困的工人和农民也比过去穿得好了一点，吃得饱了一点，这也是事实。虽然，全世界不断地受到中国制造出来的有毒食品、有害物品、廉价商品的伤害，但与此同时，全世界人也享用了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确保了全世界物价的相对低廉和稳定。中国民运不能不承认这些包括我们自身的牺牲带来的进步成果，中国民运不能不顾大多数中国人的感受和要求。

人类社会从未出现过无政府主义的绝对平均主义，今后恐怕也不可能。马克思和他的信徒们趁世界经济危机，将新生儿和污水一起泼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以西方为主流的自由、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在经济危机中，一定会更加趋于完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进行正常博弈的国会，一定会更加趋于平衡；现代社会第三产业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一定会调整到恰当的比例；制造业的恢复，一定会保护民主国家的核心利益；金融衍生物在英特网高速发展中的飞速流转，一定会在愈加成熟的自由经济中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抑制。在中国，正如《零八宪章》所指出的：“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虽然说，现在中国即便实行了不完全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政权已无法在现有的政治架构内解决危机四伏的社会冲突，也无力阻止中国社会必将走向自由、民主、宪政的未来。但是，这一天不会自动到来，正是需要《零八宪章》的引领和全体中国公民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有可能在中国大地光荣诞生。

零八宪章全文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湖南省生产乳酸菌奶饮料的大型企业“湖南太子集团”近千名员工，因被拖欠3至8个月的工资，本周三集体到株洲市政府抗议，工人堵桥示威，导致市内部份区域交通瘫痪。据说，这是20年来株洲市规模最大的工人抗议行动。

中国企业因欠薪所引发的示威活动，接连不断，继广东东莞、湖北武汉之后，湖南省株洲市也发生工人示威活动。该市“太子奶”集团500多名员工，在星期三上午9点，聚集在株洲市府门口，还打出“还我工资，我要吃饭”的标语，后来群众越聚越多，达上千人。从互联网提供的照片看到，许多员工高举标语牌，情绪激动。

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请愿员工要求市长出来对话，可是市长没出现，工人开始冲击市政府，期间工人与防暴公安及市府保安发生肢体冲突，5名工人受伤。当天中午，工人们开始堵塞湘江一桥，导致全市交通受阻，示威行动至下午4点结束。

根据大陆互联网新浪乐居论坛网友发出的消息说，因该公司资金链断裂，许多员工连续4个月都拿不到工资了。而员工到市政府是“讨说法”。星期四上午，株洲市王群市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处理方案，会议认为“太子奶”员工由于欠薪问题得不到解决，导致不理智行为。市政府已要求正在北京的太子奶原董事长李途纯火速赶回株洲，处理相关事宜。自由亚洲电台星期五致电株洲市政府值班室查询，接听电话的巫姓工作人员拒绝提供任何消息。而“太子奶”集团人事部也表示不接受记者采访。

当地民众称，这是株洲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职工公开抗议活动。据说，被拖欠的员工欠薪多达三至八个月。市劳动局局长亲口承诺市政拨款给欠薪员工发薪两个月。据了解，近期在广东、武汉、温州都有类似事件的发生。据香港东方日报星期五报导，深圳南山一家港资电子厂疑因定单减少，将生产线转移到东莞，公司通告工人无限期放假，逾千工人认为资方变相裁员，星期三起通宵静坐抗议，要求公司发放遣散费，劳动部门介入调解，事件星期四落幕。分析认为，随着经济不明朗因素增加，类似事件还会增多。

Protest in front of Beijing Govt.

北京维权人士周莉现场报道：11月19日上午9时，在北京市政府门前发生大规模民众抗 议，约一千多人，市政府所在的正义路因此实行了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约一百多 名警察到达现场。11时，市政府周围拉起了警戒线，多名人士被捕。同时在外交部南面、司法部门前，发生被拆迁民众示威，堵塞了交通。赶到时已经被警察驱散，只见到警察离去，二环主路被堵。

Large-scale protests broke out on November 19 in front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Over 1,000 people gathered onsite to strike for their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the protest started at 9 a.m. on November 19. Vehicles were forbidden to enter Zhengyi Road where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is located. Over 100 policemen were dispatched to disperse the crowed. At 11 a.m., police cordoned off the area surrounding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fices and then arrested some of protestors. Zhou Li, a rights activist, who was also the reporter of the incident, told Central News Agency that the protesting crowd was composed of citizens who were swindled into investing in what was purported to be tree-planting in Inner Mongolia, purchasing retail rental space in a building in Beijing, as well as those whose homes were demolished with no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The three groups joined their protests together as the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is not dealing with any of their situations.

Zhou said, that about six months ago, the Yilin Corporation advertised on state-run television (CCTV) to encourage people to invest in a tree-planting scheme in the arid northern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 which lured them to purchase woods, with promises of huge returns within eight years. However, what people actually bought are pieces of barren land without any trees whatsoever.

A majority of the victims were senior citizens, who invested their life savings and pensions. They were swindled for an average of over 100,000 Yuan (US $14,631) per person, and they made up half of the protestors on November 19.

Those people who were swindled in the tree-planting scheme believe that the state-controlled CCTV got huge profits from the advertising, but cheated people. They think CCTV belongs to the country, 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Another group of protesters were conned into buying “retail rental space in a building” in Beijing—cheated by Xinguo Corporation, owned by the son of Li Peng, former Premier of China. Similarly, they lost a couple of 100,000 Yuan (US $14,631) on average per person. They were last seen being taken by police to a big bus, and their whereabouts are currently unknown.

Chinese Authorities Supress News of Massive Jiangxi Riot

On October 24, a massive riot occurred between a timber company and local villagers in Jiangxi Province, resulting in dozens of injuries. Following the orders of higher-level officials, local authorities have suppressed all news of the incident.
According to local villagers, the incident broke out before midnight on October 23 in Shuanghong Village (originally Hongsu Village), Daduan Town, Tonggu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The Green Sea Wood Company Ltd. hired local organized crime figures to attack residents of Shuanghong, including the town’s mayor and the town's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during the night.

Early the next morning, several hundred angry villagers struck back at the company.“They wanted justice; they smashed whatever could be broken,” explained one villager. “Company vehicles were all overturned, office equipment was broken, and factory windows were smashed.”

Residents from nearby villages in Daduan soon joined in the riot.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watching as villagers destroyed the workplace of over 1000 individuals.Later, Yichun Municipal authorities called in special police forces to quell the riot. The riot police beat villagers with batons and later fired tear-gas shells to disperse the crowd. Villagers used the fence of the building as a barrier and struck back, using stones and sticks. More than 20 officers and villagers were injured in the melee. On October 25, the Tonggu County Television Station said the incident was a result of “fighting in groups.” It alleged that three officers were injured, one seriously.

According to an inside source, Tongu County officials held a conference later that evening to plan how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Attendees decided that no one would answer questions from the press, only Provincial officials would release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riot, and that in general all news of the incident would be contained.

“Currently, al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from these parts have been shut down,” said a resident of a neighboring village. “The only [information] that is available are false news reports produc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any real information that is posted on the website is swiftly taken down.” The local authorities said it has formed a team to investigate the case. However, the reporter was told that their investigation, which must follow orders from the municipal authorities, has not yet begun. Staff members at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Tonggu also said that they couldn’t divulge any information. Some sources say the company provided a luxury vehicle for every department in the county administration office. Using government connections, the company leased all the timberland in the county at 80 yuan (US$11.7) per mu (1 mu is equal to 1/15 of a hectare or 1/6 of an acre). Currently, a mu of timber would yield a 3,000 yuan ($438.5) return. All the once heavily forested area surrounding the village has been logged clear and now stands barren.

“Many major issues the Green Sea incident has brought out must be resolved,” remarked one villager. “The issue of companies brib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duty of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to punish those vicious organized criminals who were hired by the company, must be dealt with. Otherwise, villagers will take this matter to the provincial authorities.”

中国家庭教会继续被严厉打压

大陆官方继续打压家庭教会，有消息称，已经有超过30 位家庭教会领导人被劳教和被判刑。相关人士认为，短期之内家庭教会的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设在美国德州的关注中国宗教问题的对华援助协会星期四消息，北京奥运会之后，大陆有些地区的教会和基督徒继续受到严重迫害。当中特别提到中国家庭教会联盟主席张明选，十月中旬开始，他在基督教网络上被人发文攻击，电话通讯被封锁，更曾被当局拘禁，两个儿子也被殴打。

星期四，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了正在去北京的途中的张明选，他说直到本星期一河南省南阳市当局才解除对他和家人的软禁，妻子和两个被打的儿子现都留在当地，“27号算是把我们解除了监禁，自由了，我现在是要回家，因为我在北京住的房子他们无缘无故给我抢走，东西弄跑，房子弄走，我的教会他们把我的房子弄走，什么都没有给，孩子被打的事现在都没有解决，还有教会的事，他们把教会拆了，我还得回去。”

张明选的两个儿子在北京被公安殴打重伤后，上周四，美国国务院以及国会议员纷纷发表声明谴责暴力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国务院也非常担忧中国官方对张明选的骚扰，包括任意拘留他，并且强迫迁离他的家人。美方同时敦促北京当局遵守国际人权规范。

本周二，对华援助协会发文揭露网上有组织攻击张明选的行径，该协会负责人傅希秋星期四对本台说：“我们有很明确的证据，10月15号，在大陆的一个基督教交流论坛，就是有人抛出来这篇以家庭教会联合会的，从前张明选的同工的七个人的名义发表的所谓的，揭穿张明选的什么阴谋的一个文章，后来我们透过国内的一些可靠人士就核实，至少现在我们清楚的知道，家庭教会联合会内蒙分会的前会长汪大卫牧师，他说：一个是他从来没看过那篇文本，那个声明，以他的名义，第二个呢，他也根本不认为他是一个所谓的有这个东方闪电，什么有法轮功的邪灵背景，这些什么非常阴险的攻击一个弟兄的言论，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有背后的操手，当局是在，或者是以收买，或者以胁迫的方式，逼迫部分人士来发起这个攻击的运动。”

对华援助协会称，过去一年，中国许多家庭教会领袖被捕入狱。河南省自2007年7月以来，大约29个家庭教会领导人被劳教和判刑。他们都被指控为“邪教”成员。21个教会领袖被关押在河南省第三监狱。另外，灵宝市一个属于“重生运动”家庭教会的七个基督徒被捕，他们分别被法院以“邪教”成员判刑。其中一个教会领导人被判处七年徒刑。张明选说当局对家庭教会的做法，侵犯了他们的宗教自由和人权，“当局现在他这种做法，完全在中国是没有宗教自由，也没有人权自由。”

傅希秋说，因为中国执政当局缺乏执政的自信心，短期之内家庭教会的处境将进一步恶化，“由于中国执政当局现在缺乏执政的自信心，和大规模的腐败和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的发生，可能有一些反扑，这个家庭教会的处境会有一些进一步的恶化，包括更多的家庭教会会受到禁止打压，那么当局也是在挑选一些重点进行打压，但是我觉得从前景来讲，当局打压这些真的是非常爱中国，又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可以说做出重大贡献的这些无辜的家庭教会的人士，这个事情的本身也说明家庭教会在中国的社会里面，也已经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想总有一天，家庭教会不仅仅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且中国政府也不得不在法律地位上、社会地位上，承认家庭教会的合法性和对社会的贡献。”

亚欧峰会前的当头棒喝：美德等国政府对胡佳获萨哈洛夫奖表示欢迎

身陷狱中的中国维权人士胡佳获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哈洛夫奖，成为魏京生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目前正在北京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此表示欢迎，承诺将致力让胡佳获得释放。观察家指出，欧洲议会选在亚欧峰会前夕颁奖给胡佳，对北京而言无异是当头棒喝。德通社报导，默克尔在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会晤后得知胡佳获奖，对此公开表示欢迎，强调德国政府将致力让他获得释放。默克尔还说，中国与欧洲对胡佳的意见尽管不同，不过双边关系层面原本就非常广，胡佳获奖不至于影响即将揭幕的亚欧峰会。美国方面也对此表示欢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欧洲议会对胡佳颁发萨哈洛夫奖，向中国政府显示出国际社会对胡佳维护人权事务工作的尊重。同时他补充说，美国希望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胡佳。该发言人同时强调，在和北京高层接触时，美国经常提及胡佳的情况。

一直关注胡佳状况的“记者无疆界记者”组织昨天下午（10月23日）也对萨哈洛夫奖颁发给胡佳表示欢迎。该组织在声明中称：对被关押的中国异见人士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欧洲向中国异见人士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一个希望。同时，声明对欧洲议会议员的勇气表示了钦佩。

中国政府在10月16日曾致函欧盟，对胡佳入围萨哈洛夫奖最终三人候选名单表示非常遗憾。北京指出，如果欧洲议会将这一奖项授予胡佳，会严重损害中国与欧盟的关系。胡佳获奖的消息传出后，法新社报道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立即对欧洲议会的决定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但是同时表示这一奖项的颁发不会影响到今天开幕的亚欧峰会。

《法兰克福广讯报》分析说，尽管中国驻欧盟代表抗议，欧洲议会选在亚欧峰会揭幕前夕颁萨哈洛夫奖给胡佳，对北京来说无异是当头棒喝。该报指出，如同默克尔会晤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导致德中关系降到冰点，北京这次难免将会因为胡佳获奖而惩罚欧盟。

现年三十五岁的胡佳是欧洲最知名的中国维权人士，他为爱滋病患者、农民、政治犯和环保的努力，普遍受到欧洲政坛和舆论的同情。去年十一月底，胡佳曾透过网路参加欧洲议会举办的听证会，随后即在北京家中被捕，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身陷狱中的胡佳不仅获巴黎颁发荣誉市民，同时也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呼声最高的人选，欧洲议会主席波特林等欧洲领导人曾多次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胡佳。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哈洛夫奖，表扬的是捍卫人权和民主的斗士，奖金五万欧元。今年的颁奖仪式，预定十二月十七日在欧洲议会所在地法国史特拉斯堡举行。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苏姬、前南非总统曼德拉都曾获萨哈洛夫奖，胡佳也因此成为魏京生后，第二位获得此奖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