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见人争论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就是少见有人较真,说的主权到底是谁的主权?说的人权到底是谁的人权?不较这个真,争论就永远不会有结果,以争论双方的智商,难道就不知道需要先较这个真吗?我真的很怀疑,争论双方纯粹是为了过嘴瘾才争起来的,不较这个真,是因为如果较了这个真的话,争论就会变得太无味了。试想,如果双方事先声明,说的主权是奴隶主的主权,说的人权是奴隶的人权,奴隶主的主权当然高于奴隶的人权了,这还用争论吧?如果双方事先声明,说的主权是公民的主权,说的人权也是公民的人权,那争论公民的主权高于公民的人权,还是公民的人权高于公民的主权,不就成闹精神分裂了吗?
一较真谁的主权,谁的人权,主权跟人权哪个比哪个高的争论就可以休了,连带地,关于人权属不属于内政的争论也可以休了。奴隶的人权自然属于奴隶主的内政,一个人的人权属不属于谁谁的内政,全看他自己愿不愿做奴隶,愿做奴隶的人自然会认同自己的人权属于谁谁的内政,不愿做奴隶的人自然不会认同自己的人权属于谁谁的内政,那些自说自话,说某某的人权属于谁谁的内政的人,不过是流氓在强奸民意罢了!
虽然不能十分肯定争论双方是不是纯粹为了过嘴瘾,但可以肯定一点是,在关于主权跟人权哪个比哪个高,以及人权属不属于内政的争论中,争论双方必定是奴隶主跟奴隶,因为,只有奴隶主跟奴隶的争论才会不约而同地不敢把话挑明——奴隶主不敢把话挑明,是怕双方阵营分明,不利于奴隶主的稳定、和谐、盛世,奴隶主需要用“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社会”这些大词跟奴隶打哈哈;奴隶不敢挑明,是怕枪打出头鸟,自己要独自面对奴隶主的暴力,这样的奴隶同样需要用“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社会”这些大词跟奴隶主打哈哈,摆明自己不会破坏奴隶主的稳定、和谐、盛世。
处于奴隶地位的人,有抗争的,有心甘情愿的,当然,也有YY自己做着主人的。后两种奴隶是没法指望的,他们能少做点为虎作伥的事已经谢天谢地了,在这里要说的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些抗争的奴隶会一次次历史重演,周而复始地被自己用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围起来,成为新监牢里面的奴隶?眼力好的人可能看出来了,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问题里面了,既然“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抗争就是“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那么抗争的结果就是会成为新监牢里面的奴隶,不是很自然的吗?自从秦始皇开了大一统的先河,长城在历史上就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替奴隶主把奴隶象牛羊一样圈起来,不让外寇伤害或夺走,同时也免得在奴隶主自己把奴隶当牛羊一样宰杀的时候会被反奴隶主势力“粗暴干涉”!试问如果奴隶跟奴隶主一样爱着“长城”,又怎么可能摆脱得了做奴隶的宿命呢?
诚然,许多奴隶也知道不该跟奴隶主一样爱“长城”,但是很少有奴隶意识到,当他们不较真地跟奴隶主一起扯蛋“主权”,“人权”,“内政”的时候,“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社会”等大词就等于是“长城”,跟奴隶主打成一片,就等于是跟奴隶主一起爱着“长城”!
不只是“主权”,“人权”,“内政”,“和谐”,“稳定”,“盛世”,“长城”需要较真是谁的,还有象“民主”,“自由”, “正义”,“公平”,“真理”,“科学”,“法律”,“法治”,“道德”,“文明”,“传统”,“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反分裂”,“反暴力”等等噱头全都要一一较个真:那是属于谁的,你的?我的?他的?从中受益的是谁,是你?是我?是他?负责埋单的又是谁,是你?是我?是他?这些都属于根本性问题,一定要先较个真的。奴隶主掌握正确舆论导向,你在根本性问题上跟奴隶主打哈哈,不较真,玩什么“各自表述”,那就等于是奴隶主画个圈,你往里面钻,你再能钻,能钻得过奴隶主画的圈吗?还想摆脱奴隶地位,给奴隶主当猴耍还差不多!
玩“各自表述”,奴隶们是玩不起的,“各自表述”对于奴隶主来说是政治智慧,而对于奴隶来说无非就是被奴隶主卖了还帮奴隶主数钱——给奴隶主的正确舆论导向添枝加叶!知道玩不起就千万别玩,哪怕只是纯粹为了过嘴瘾也不行,玩不起还玩,那就彻底没救了。玩较真是奴隶们唯一玩得起的,那就跟奴隶主玩较真好了,不管奴隶主如何说得天花乱坠,愣是跟他较真:那是属于谁的,你的?我的?他的?从中受益的是谁,是你?是我?是他?负责埋单的又是谁,是你?是我?是他?人人都这么跟奴隶主玩较真,相信奴隶主的势力很快就会被玩残,而且是彻底的、不会借尸还魂的玩残,而这,就是传说中的“和平演变”,能让“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跳出历史循环,不再筑“新的长城”的“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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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0 November 2010
Friday, 24 September 2010
从捍卫主权到捍卫人权
日本司法部门决定,将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的拘留期限再延十天,使得钓鱼岛撞船事件再添新变数。钓鱼岛撞船事件涉及外交与内政两个层面。外交层面是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就钓鱼岛的归属,中日双方虽然各执一词,但钓鱼岛由日方控制,这是现状。历史地看,一个国家的领土和疆域并非一成不变。清帝国曾经开疆拓土,扩大了中国版图。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领土又大大萎缩。不谈较远的黑龙江东岸所谓江东64屯与蒙古共和国的领土归属转移,在中国共产党治下,江心坡地区大片中国领土被让与缅甸,2008年中俄谈判收回半个黑瞎子岛等均是领土变迁的事例。换句话说,按照中共现政权的成例,领土问题不仅可以妥协,也可以转让。
既然如此,为什么钓鱼岛主权就不可以妥协呢?缘于两个难以化解的因素。一是钓鱼岛关系到海上资源,此一海域是石油富藏区,谁拥有钓鱼岛主权,谁就在开发利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石油资源问题上享有极大主动。这一因素事关民族利益。
第二个因素是中日战争历史积怨以及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对中国社会舆论的影响。这一因素事关现政权的合法性。由于中国政府不具备先天合法性,即权力不由民选获得,因而其政权的合法性只能靠后天的政绩和强硬的对外姿态来维持。
问题是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紧张。如果现政权从民族利益出发,确保中国石油资源的话,那就必须同日本强硬到底,甚至不惜一战,夺回钓鱼岛主权。但是这一选择却可能破坏经济增长,损害政权合法性所依赖的第二个因素,即政绩合法性。对于当权者说来,战争可能凝聚人心,但也可能带来权力变更,军人干政的可能也不容排除。从这一角度,战争不是当权者的最佳选择。
理想的选择是一方面对日显示强硬姿态,发动中国反日民族主义,同时将这一民族主义控制在一定程度。从此次九一八中国各地游行来看,中国政府似乎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各地有小规模的民众举行反日游行,游行队伍在警察控制下井井有序。如果此时日本方面给予配合,在中国船长被押十天之后放人的话,此次中日冲突就基本落幕了。如果做到这一点,那就真可谓一箭双雕。事件落幕之后,即使网上网下仍会有各种批评与议论,但是假以时日,再加上对媒体和网上的“和谐”管制,新一波的反日民族主义浪潮不仅会无疾而终,而且会大有益于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并会在一段时间内将舆论话题引向中日冲突。
不过,日方决定继续关押中方船长詹其雄,给中国民间民族主义提供了更长的发酵与演出的时间。如何在未来十天内有效防范中国民间民族主义走火入魔,想必会是官方的重大任务。但是,从较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可能恰恰出在这一对民族主义情绪的释放和管制之上。为了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就必须维持这一情绪,最好是将其维持在一定的火候上,做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然而问题是在中国民众维权行动如火如荼,参与意识日益高涨,舆论趋于独立,传播手段无远弗届的今天,彻底掌控民间民族主义几乎没有可能。也即是说,民族主义之火可以焚烧日本,也可以危及自身。同时每一次对抗性的民族主义的释放,尤其是释放后的控制,就可能唤醒一批虔诚的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具有集体主义的内在逻辑。强调集体、压抑个人、崇尚单一、排拒多元,这种逻辑使得民族主义可能通向国家主义,爱党主义。但是,民族主义也同时具有参与的逻辑。当一个民族主义者无法正常参与捍卫民族利益之时,他无疑就会提出言论自由,民主参与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民族主义者难以走上街头举行反日游行,在网上又被封杀的话,他就会从捍卫主权走向捍卫人权,从民族主义走向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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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为什么钓鱼岛主权就不可以妥协呢?缘于两个难以化解的因素。一是钓鱼岛关系到海上资源,此一海域是石油富藏区,谁拥有钓鱼岛主权,谁就在开发利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石油资源问题上享有极大主动。这一因素事关民族利益。
第二个因素是中日战争历史积怨以及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对中国社会舆论的影响。这一因素事关现政权的合法性。由于中国政府不具备先天合法性,即权力不由民选获得,因而其政权的合法性只能靠后天的政绩和强硬的对外姿态来维持。
问题是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紧张。如果现政权从民族利益出发,确保中国石油资源的话,那就必须同日本强硬到底,甚至不惜一战,夺回钓鱼岛主权。但是这一选择却可能破坏经济增长,损害政权合法性所依赖的第二个因素,即政绩合法性。对于当权者说来,战争可能凝聚人心,但也可能带来权力变更,军人干政的可能也不容排除。从这一角度,战争不是当权者的最佳选择。
理想的选择是一方面对日显示强硬姿态,发动中国反日民族主义,同时将这一民族主义控制在一定程度。从此次九一八中国各地游行来看,中国政府似乎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各地有小规模的民众举行反日游行,游行队伍在警察控制下井井有序。如果此时日本方面给予配合,在中国船长被押十天之后放人的话,此次中日冲突就基本落幕了。如果做到这一点,那就真可谓一箭双雕。事件落幕之后,即使网上网下仍会有各种批评与议论,但是假以时日,再加上对媒体和网上的“和谐”管制,新一波的反日民族主义浪潮不仅会无疾而终,而且会大有益于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并会在一段时间内将舆论话题引向中日冲突。
不过,日方决定继续关押中方船长詹其雄,给中国民间民族主义提供了更长的发酵与演出的时间。如何在未来十天内有效防范中国民间民族主义走火入魔,想必会是官方的重大任务。但是,从较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可能恰恰出在这一对民族主义情绪的释放和管制之上。为了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就必须维持这一情绪,最好是将其维持在一定的火候上,做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然而问题是在中国民众维权行动如火如荼,参与意识日益高涨,舆论趋于独立,传播手段无远弗届的今天,彻底掌控民间民族主义几乎没有可能。也即是说,民族主义之火可以焚烧日本,也可以危及自身。同时每一次对抗性的民族主义的释放,尤其是释放后的控制,就可能唤醒一批虔诚的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具有集体主义的内在逻辑。强调集体、压抑个人、崇尚单一、排拒多元,这种逻辑使得民族主义可能通向国家主义,爱党主义。但是,民族主义也同时具有参与的逻辑。当一个民族主义者无法正常参与捍卫民族利益之时,他无疑就会提出言论自由,民主参与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民族主义者难以走上街头举行反日游行,在网上又被封杀的话,他就会从捍卫主权走向捍卫人权,从民族主义走向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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