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奈思比的新书《中国大趋势》

美国著名学者、被誉为当代趋势大师的约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自去年在法兰克福书展推出他的中国问题新作《中国大趋势》以来，这本书的一些论点在学界引起了许多学人的关注。奈思比断言共产主义已经不能反映今日中国的社会实质，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告别自己的名字，也就是说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了。该书荣登2009中国烂书榜第三名，中国人总是不相信身边的人，却靠别人展望自己的生活，在意淫中觉得特靠谱。

奈思比还认为，自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历了30年的经改历程之后，中国正在创立自己的政治体制，他把这个政治体制称作“纵向民主”，或“垂直民主”，其结构是自上而下的指令贯彻，然后是由下而上的民众参与，类似某种上层权威与下层民众互动的新的金字塔民主制度。

对于这些论点，我们接下来会谈到。现在先来看看奈思比其人。奈思比不是书斋学者。他曾担任过白宫特别助理、泰国皇室顾问、IBM与Kodak公司高阶主管，目前在南京大学任教。他之所以被称作 “未来学家”，是因为他在1982年发表了一部一鸣惊人的书《大趋势》，随后又出版了《2000年大趋势》、《全球弔诡》、《亚洲大趋势》等分析当今世界走向的著作，因而被誉为当代趋势大师。

奈思比堪称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的政治风水师。现在评价他的理论似乎为时过早。不过，他1982年发表的《大趋势》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大趋势”这个名词也从此伴随着奈思比的名字进入社会政治理论的视野，大有开创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学理论的架势。也因为如此，奈思比的《大趋势》被视为与威廉·怀特的《组织的人》、阿尔文·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并称“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三大巨著。

另外，奈思比也是一个对政治体制沿革与变迁极有兴趣的学者。他对中国问题发生兴趣，似乎是想把中国体制的变化作为研究当代社会趋势的一个个案。从2006年起，奈思比夫妇在天津成立奈思比中国研究院，挑选28名大学生帮忙搜集、整理中国基层的信息资料，这就是《中国大趋势》这本书的材料来源。

奈思比这本书的德文版去年10月17日在法兰克福书展全球首发，中文版也已于去年底在中国大陆出版，英文版则于今年在1月在美国上市，书名全称叫做《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从八个侧面剖析中国的发展，包括：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奈思比这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行经改之后，经济模式起了作用，资本主义经济改变了中国社会，由此也改变了中国政治。奈思比说，自从邓小平在1980年代发动改革以来，中国已经从共产主义转向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这种转变也是催生新中国的因素之一。似乎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社会分配领域取代毛泽东的那种带有军事配给制的原始共产主义之后，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本身都发生了变化。

其实这个论点并不新鲜，早在中国经改第一个十年期或第二个十年期初见成效之时，西方学者中持这种预设论点的不乏其人，但很多人后来都修改了自己的看法，倾向于认为中国走的是一种资本主义加权威体制的道路，其核心仍然是由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为基础的极权体制。

但奈思比却认为，这其中有一个转换过程，即“思想解放”，其结果是中国社会有了某种自主的下层参与，也就是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称之为“纵向民主”；而支撑中国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他认为，这是理解中国独特政治理念的关键。

奈思比这些论说的依据之一，似乎是认为专制上层只要在经济上创造出奇迹，给老百姓以经济上的改善和实惠，人民就顺从了当政者，无论这个体制高高在上的是什么样的制度，都可以“从底层”互动和参与了。人民成了顺民。而且，按他的说法，好像共产党采纳了马基雅维利式的实用主义，就可以创造一个和谐的民族社会。譬如他说，经济道路的探索是中国经历的大趋势，“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例如免除一个时期的税收，贸易方面的特殊竞争等，看效果如何。有效的办法就坚持下去，无效的就停止，摸索着前进”。

的确，现在有一种笼统的批判模式，在批评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忽视了这个社会潜在的危机，包括对现行体制不满的社会力量。正因为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要求中国政治改革的社会力量，北京才会在一个经济强大的中国内部强化政权的控制，至今仍列为宪法条款的所谓“三个坚持”，就是这个制度的支柱之一。而奈思比却看不到这些，或者是看到了，但不愿意谈。至今，中国官方仍然在严厉控制宗教、司法、言论和媒体，包括对网路和信息自由的控制。

奈思比的观点正在受到中国大陆有自由精神的人士的批评。现居杭州的作家、独立撰稿人傅国涌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就这样写道：“写过《大趋势》的约翰·奈思比应中国官方之邀写了一本《中国大趋势》，拼凑出所谓的新社会“八大支柱”，特别提出了不同于“水平式民主”的“垂直式民主”，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辩护，说白了也就是一种宣传，没有什么思想价值。作为一个外国人，站在中国的权势集团一边，振振有词地为他们的利益说话，奈思比不是六十年来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奈思比没有低估中国，但他低估了中国人的自由精神。他说，世界应该将中国视为一次机会：“与中国打交道，需要既竞争又合作。选择适合你自己的方法，但是要抓住中国呈现给世界的这次机会。”这些话并不错，但是认为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一个“和谐社会”，共产党的专制不存在了，这是在欺骗中国老百姓。奈思比说，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告别自己的名字。不错，中国共产党不仅最终要告别它的名字，还要告别它的制度。这将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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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与中国

前美国国务卿黑格2月20日病逝，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例行地讲了几句悼念的话，美国再也没有人对黑格的逝世做出反应。其实黑格应该从中国那边享受哀荣，因为在美国政治圈与外交界中，黑格是始终对中共政权一往情深的人。然而，中国对他的逝世也冷淡以对，只有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讲了几句话：“黑格将军长期致力于促进中美友好，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中国对他的不幸去世深表哀悼。”

黑格军人出身，获前国务卿基辛格赏识步入政坛。他曾效力于尼克松、福特、里根三任总统，被称为美国历届内阁中改变世界的五人之一，他所改变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因他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背弃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和价值观，令他担任国务卿仅17个月便黯然下台。

黑格逝世后，媒体对他也颇为冷落，能看到的多是有关他与中国的记述：

1972年1月，黑格以总统特使身分第一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而他的首次越轨表演，则发生在1981年6月访华期间，当时他已出任里根总统内阁国务卿一职，美中关系因为对台军售而出现紧张。

那次，黑格会见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着重讨论了军售问题，然后他在北京举行记者会，说美国正在考虑出售攻击性武器给北京。他的陈述显然是个人的杜撰，并且如此重大的宣布，他事先竟然没有知会与他同行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中国事务专家李洁明，和美国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专家阿米塔吉。这两人都大吃一惊，立即动用美国驻华使馆的密码，向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艾伦和国防部长温伯格紧急报告。

结果，里根总统即在白宫举行记者会，明白否定了黑格在北京的讲话，重申美国履行《台湾关系法》，强调《台湾关系法》中有出售武器给台湾的条款。这令北京恼怒，当即把接待黑格的规格降级：当黑格打道回府时，美国国务卿本应由中国外交部长送行，但送行者却由外长黄华改为副外长章文晋。

黑格身为基辛格的传人，在美中关系上比基辛格走得更远。基辛格认为与中国打交道，是应对世界局势需要的手段而非目的；黑格却把与中国建立关系视为目的，并称这是他的信念，1980年代后，他认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已非传统意义的共产国家。黑格在华军售上，秉持一个奇怪的理论，称美国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可堵住北京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口。而他同时又主张美国从对台湾的承诺上后退。

黑格一生访问中国不下50次，乐此不疲。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就给儿子买回一本毛泽东的“红宝书”。他赞同邓小平“中国的人权就是养活13亿中国人”的理论。他去世前两年，还为美国未能撤销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和终止对台军售感到遗憾。他只比他当年的下属傅立民少走了一步，没有公开支持中共的六四屠杀，不然，黑格在中国的问题上，就找不到可称道之处了。

奥巴马、希拉里对黑格逝世冷淡反应是有道理的：在对中国的友善与退让换来中国政府的狂妄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正趋于强硬，此时，终生亲北京的黑格不可能受到他们的赞扬。

但中国政府对黑格逝世冷淡以对却令人不解，中国不是正需要美国有更多黑格这样的人吗？唯一的解释是：黑格早已过气，并被美国人唾弃，赞扬他只能是朝美国日趋强硬的对华政策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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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告诉我一个真实的热比娅？

对于中国最近猛烈抨击的热比娅，记者对比了中外媒体的有关报导发现，有一些重要问题模糊不清。

《解放日报》1999年4月8日有关热比娅帮助一个年轻的福建女商人绝处逢生的报导形容热比娅时说：“从帮人洗衣服到贩卖桶油，以至走南闯北批发服装，贩卖皮鞋；从租摊位到盖商厦，热比娅的创业之路充满了艰辛与坎坷。”

国际在线7月7日报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厉声说：“热比娅是新疆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政策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民族商人。由于经营得法，中国政府的政策给予了倾斜和优惠，所以生意做得很成功，成为新疆民族里的首富。”国际在线8月12日报导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说：‘所有的外国政府都知道中国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是优惠政策，热比娅在新疆也曾经是个女首富，有2亿(人民币)的资产，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甚至新华网8月11日抨击热比娅的报导也说：“她在触犯中国法律和被判刑之前，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富的商人之一，倘若如她所说，中国政府一直‘剥削’维吾尔族人，使他们陷入‘赤贫’，那么她又怎能成为百万富翁呢？”这些中国官方媒体的报导都显示，热比娅依靠中国政府的正确政策，加上经营有方，成为百万富豪。

然而，同一批中国官方媒体的另一些报导却指责热比娅靠邪门歪道致富。2006年6月2日，国际在线发表的《热比娅其人》的报导说：“有公开资料称，此前热比娅曾经在阿克苏市当过洗衣妇，‘苦干了3个月，她挣下了3000元钱’。这是目前唯一可见的她的原始资本，但是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 80年代初，靠当洗衣妇平均一个月赚1000元是难以想像的”。“一些本地人对记者说，热比娅经商的特点之一就是胆子非常大，什么都敢做。乃至一些人对她的经营活动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中新网2006年6月2日的报导说：“据查实，热比娅及其子女在乌鲁木齐市注册登记的阿克达工贸有限公司，自1994年至2004年在经营过程中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偷税漏税807万元；欠缴滞纳金2165.3万元；拖欠银行和个人各类债务2893.53万元。”新华社2009年7月9日报导说：“偷税漏税是热比娅主要敛财手段之一。仅1993年至1996年4年间，热比娅及其所属阿克达公司就先后偷税百万元。”新华网2009年7月10日报导说：“梳理热比娅的发家史，她的法宝就是‘空手套白狼’和偷税漏税。除此之外，根据《新京报》曾经报导，热比娅曾经从事过贩卖毒品的罪恶勾当。”中新社2007年1月7日报导也说：“热比娅曾经是新疆女首富，贩卖过毒品。”

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热比娅在此期间“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并且被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热比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

国际在线2006年6月2日报导说：“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的报导称，当年“两会”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向媒体透露，热比娅因为欠国家银行几千万人民币的债务，加上她的丈夫在境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她本人没有明确表态，所以未被推选为第九届政协委员。”

然而直到2005年热比娅离开中国，她从未因为“贩卖毒品”或者“经济问题”而受到法律制裁。也就是说，在热比娅企业偷逃巨额税款、诈骗巨额钱财长达10 年之后，而且其中有5年正好是热比娅担任中国政协委员、新疆工商联副主席和中国出席联合国妇女大会代表团成员期间，在热比娅已经在美国“反华”之后，中国有关部门突然发现，她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为什么允许热比娅到美国去呢？中国中央电视台2009年7月6日报导说：“服刑期间，热比娅个人提出保外就医申请，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司法部门同意其申请。2005年3月17日，热比娅出院，赴美保外就医。”

但是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说，是因为热比娅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中新网2008年2月20日刊登的凤凰卫视采访王乐泉的报导说：“王乐泉说：‘当时客观地说，她在监狱里边，一再地检讨，一再地悔过，一再表态说我们怎么样，她很会说，为这个还曾经给她减刑一年，后来她自己要求到美国去就医，也是种种原因吧，就是放她出去了。”

然而在西方媒体的报导中，释放热比娅完全是中国在西方压力之下进行的政治交易。英国广播公司BBC2005年3月17日的报导说，热比娅关押判刑受到美国的关切。美国政府曾表示，热比娅是美国与中国人权对话的首要目标之一。”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5年8月1日报导说：“在5年多的时间里，她(热比娅)的案子是国会众议院人权议员团最关注的案子。这个议员团举行她的案子的简报会，向北京和美国国务院发出大量信函，以便确保不忘记她的名字。”

《华盛顿邮报》2005年3月30日报导说：“热比娅3月17日到达这里，这是由于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中国之前达成的交易。中国显然同意释放热比娅，允许国际红十字会在北京开设办事处，并且允许一位联合国人权事务官员探视政治犯，用于交换华盛顿同意不在联合国争取通过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

《时代周刊》2005年3月20日报导说：“中国在她(美国国务卿赖斯)到达之前铺上了一小块欢迎地毯，释放了已经被关押了5年的最著名的政治犯、穆斯林商人热比娅·卡迪尔。这是为了消除两国关系中的人权问题。”

《环球时报》8月12日的报导似乎也认同这种“压力说”。报导说：“一位多年跟踪热比娅动向的新疆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2005年3月，(美国民主基金会主席)杰什曼又凭借美国民主基金会与美国国务院的特殊关系，以及动用他本人与美国国会政客们的私交，向时任国务卿的赖斯施压，最终得以让热比娅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飞往美国。’”

《环球时报》8月12日报导说：“释放前，热比娅一再保证：出境后绝不参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任何活动。释放当天，热比娅在美国外交官的陪同下前往美国。一下飞机，刚踏上美国领土，热比娅就立即背叛了自己无数次的承诺，开始攻击中国。”

热比娅言而无信，是否证明其人品不佳？

40多年前的文革期间，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当时被打倒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说：“我入党40多年来，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中写道：“在争取复出的过程中，邓小平的确曾经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邓小平后来翻案了吗？是否可以据此评价他的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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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极权的死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举行了六十周年庆典，受到全世界的广泛瞩目。今天我们继续同大家谈谈有关六十年庆典的话题。

从仪式的角度，此次六十周年庆典最为人关注的大概是威武显赫的北京大阅兵。不过，对于这场大阅兵的解读则可称之为众说纷纭。说炫耀军力者有之，说标志崛起者有之，说展示民族意志者有之，说独裁游戏者也有之。总体来看，尽管存在不同评说，但对庆典仪式的总体评价在两个层面仍然是比较一致的。第一个层面是庆典传达的可以称之为法西斯美学的气象。这是一种通过方阵正步、金戈铁马、整齐一律、规模与气势所表现出的统一、服从、集体意志、国家至上等价值符号。第二个层面是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庆典而却将人民排斥与仪式之外的事实。

不过，在阅兵仪式之外，此次庆典还有一个虽被广泛注意，但却缺乏深入分析的细节，即中共前一号人物江泽民高调参加庆典，以一介平民之身同胡锦涛共同阅兵。如果将这一安排看作是中国敬老文化的体现的话，人们却可以问为什么同属于中共前领导人的乔石、万里均未参加仪式。海外评论认为，江泽民以仅次于胡锦涛的位置参与庆典，显示江泽民在党内仍存影响力。这一事实也可能显示直到目前为止，胡锦涛还没有完全摆脱江泽民的权力干预。

从中共政治传统入手分析，已退休的领导人退而不休本是常例。邓小平是最好的例子。1989年八九学运期间，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没有多数常委同意的情况下，撤销了赵紫阳党的总书记的职务，最后导致八九年六四屠杀学生惨案。值得提出的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共产制度已经不是典型的共产极权制。典型的极权制度是国家领导人终身制，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都是例子。正是由于终身制的弊端，1978年邓小平主持的中国改革开放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提上了议事日程，并成功的进行了改革。废除领导人终身制曾经是中国改革引以为傲的功绩，也是使世界对中国改革刮目相看的重要因素。然而，废除领导终身制的中共，并没有完全解决领导继任问题。邓小平的垂帘听政实际上仍然是一种领导终身制的延续。从这一角度，江泽民出席六十年庆典，同样是领导终身制的延续。也许，江泽民今天对中国高层决策的干预已无法同邓小平的垂帘听政相比，但同样表明了中共继任问题无法制度化的现状。这也同时是为什么海外舆论十分关注习近平是否能够成功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原因。

同民主国家不同，中共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政党。这一政党的合法性不来自于民主选举。如果说暴力的胜利可以是一种历史的合法性的话，这一合法性不可以给予中国共产党永远执政的合法性。正是为了弥补这一合法性的缺失，中共需要改革，尤其是需要政治改革。八十年代废除领导终身制就是共产党在政治改革上走出的一步。然而，共产党权力改革死结之一不是不能在特定的时候实行特定的让步，如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废除领导终身制。极权体制改革的死结恰恰是无法将改革制度化，从制度上、程序上永久杜绝人治与专横发生的可能。如果当年毛泽东遵循中共自己的党章，刘少奇就不会被迫害致死，如果当年邓小平遵循自己的改革承诺，六四惨案也许就可以避免。今天，江泽民在天安门城楼的出现所显示的既是中共相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制度改革的倒退，也是中共无法进行制度改革的根本症结。从极权主义内在逻辑看，制度化、程序化，正是极权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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