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相"公投"与"公投"变相

离补选立法会五位辞职议员空缺的日子渐近。对这件史无前例的事件，香港社会喝采的大有，喊打的大有，不喝倒采也不喝顺采的也大有，而声大夹恶喊打的都是非富则贵的"大粒佬"。这是香港特色之一。

香港的"史无前例"大大触痛了北京的神经。于是，香港土共仰承北京主子喊打──把并无法律含义的变相公投补选变相为向北京统治权威的挑战。

有望升为最高国家领导人之一的习近平，曾在曲终人散的两会上针对"变相公投"开金口："认真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即要维护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和高度自治，又要尊重国家实施的社会主义制度，坚定维护主权统治和安全，切实保证中央行使依法享有的权力。"京大人说得够耸人听闻，好像变相的公投动摇了一国两制，威胁中共对香港的主权。

中共金字塔上的顶尖人物胡锦涛，对港人代表传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

包容共济，听起来够和谐。透过现象看本质，包容包容，外包而内不容。京大人包容其外，仇恨其内，挂的和谐牌子，卖的阳谋货色。对付区区立法会补选，除了没有动用天安门曾经动用过的坦克，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政治资源。这样小题大做的政治围剿，哪里有半点包容之心？

港共或京大人喊打的主要论据是"变相公投"违反了基本法。

日前公民党、社民连派发"五一六通知"，向香港市民宣传"公投"政治理念，声称"公投"并无违宪。其实，真正违宪者正是指责"变相公投"违宪的京大人。

激起"变相公投"的终极原因，是港人要在二○一二年落实双普选。基本法清楚写明，香港回归十年之后，由港人实现双普选。可是中共在十年未到之期，就由中联办的一位要人出口术，说香港实现双普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究竟到什么时候才算成熟？该要人顾左右而言他。成熟的标准由京大人来定，弦外之音，香港的双普选无限期押后。

基本法没有规定公投不公投这条，这可以说是法律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就是双向桥。您可以过到桥去，俺也可以过到桥来。法律规定了的是独木桥，只可以单向走；是双向桥的，凭什么不准人过桥？

矫枉必须过正，没有"变相公投"之过正，延迟到二○一七年的特首普选、二○二○年的立法会普选，说不定还要推到三○一七年和三○二○年（那时，共产党还存在吗？）。搞"变相公投"的"矫枉过正"，七、八年之后的双普选或者有些盼头。

公、社两党派发的"五·一六通知"说："五位议员辞职以促成变相公投，实在负上沉重的代价。他们辞去议席后，每人即时失去四十多万元的约满酬金，每人每月失去七万元薪津及十三万元实报实销津贴，还要筹措五区公投运动经费及选举开支。负上如此沉重的代价完全是为了以个人牺牲启动新民主运动，以公投换取公义！"

小时听长辈说过《增广贤文》："休别有鱼处，莫恋浅滩头。"立法会议员的薪水、津贴可说是比较丰厚，立法会是一个"有鱼的好码头"，不是"浅滩头"。鲁迅说过："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命。"五子贵为立法会议员，正在阔气着，不仅不与众人争北京的"红顶子"，而且还要放弃"好码头"，他们没有为既得利益或攫取更多的既得利益而让香港的不民主政制保持现状，是好汉子也，有良知的港人应该为他们喝采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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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公投，全民起义

香港八十年代著名作家哈公先生曾在他的一篇怪论中形容香港和台湾是挂在中国体外的两颗睾丸，对于中国的生命至关重要。哈公在一九八七年六月因病辞世。香港和台湾这二十多年对中国大陆的重要性，哈公未能看到，但是，无论中港台互动的演变如何，我们仍然钦佩哈公的论断精采、无与伦比。

香港和台湾对中国大陆取得今日自豪的“走资”成就，曾经作出西方资本不可替代的贡献。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壮大，港台现存的利用价值萎缩，在中国致力于大一统的宏图中，港台竟变成中国的一项“负资产”，成为中南海头疼不已的心病。中国的民族问题、统一问题，举世无双。间歇发作的是西藏、新疆，新闻很大，阵痛而已。那是“少数民族”问题，但是，台港却是“自家人”的问题。台湾当然是头号麻烦，是半个世纪以上的恩怨情仇，解不开、理还乱，那里有一个二千多万人的政权，完整的国家机器。完全可以不买北京的帐。连正蓝马英九也令他们失望。

因此，真正的戏台在香港。一九九七，凭邓小平君临天下之威，赶走了英国佬，实现了“主权回归”。很多人忽略或不懂这四个字，整天价“回归、回归”，殊不知中英协议乃是建立在这四字之上。换言之，只是“主权回归”，“治权”没有回归，故而才有“港人治港”、“一国两制”、基本法。也没有人去推敲：中国宪法第一条明文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宪法下的“子法”香港基本法，却明文规定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宪政上、法制上的根本矛盾和香港回归受到中英协议的国际制约，正是观察今日香港“政改”问题、中港关系乃至“反中乱港”，必要的一个前提。香港民主派和保皇派的长期对抗也源自于此。

香港最近的政治焦点是“五区公投，全民起义”。由公民党、社民连五名立法会议员宣布辞职，逼使立法会举行补选，即以一项变相的公民投票，彰显市民对于二○一二年双普选的支持。这场风波已在香港掀起漫天风雨。庞大的中共在港势力，正发动政界、媒体、学界进行大围剿。辱骂总辞议员是“政治流氓”、“无法无天”、“挑战基本法”，目的就是要搞“独港”、搞“颜色革命”，声势只有当年鲁平之流反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愤怒可以相比。中共文汇报的网友则直呼：“坚决抵制任何普选，香港特首只能由中央来任命！”“ 这场政治和智慧的角力，可能比台湾问题还难搞！”

这是一些颇见真章的声音。“五区公投”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走上街头的“八○后”可能不是太了解事态的来龙去脉。香港民主派在八十年代就表示支持香港回归中国。理由何在？他们叫做“民主回归”，即借“回归”的东风结束殖民地历史，实现港人当家作主的民主理想。因此，司徒华、李柱铭都进入规划回归的基本法草委 会共襄盛举。但是，民主派的理想一再遭到挫败。

首先，排除了九七回归后实现民选特首的可能，解释是百废俱兴，条件不成熟，要有个过渡的安排，延后十年吧。民主派好商量，接受○七○八年普选特首与立法会的安排，此议列入基本法附件中。不料二○○四年人大释法，否决○七○八双普选，理由仍是条件不成熟，要循序渐进。民主派理所当然不服气。香港如此发达、现代化程度居全球一流的都市，何来不成熟之理？便出现了争取二○一二年即第三届大选时实现双普选运动，但二○○七年已遭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换来的是一句空头许诺“二○一七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随后可以普选立法会”，这就是今天五区公投的来源。

为什么？因为北京没有信用，中共撒谎成癖，人治难改。九七到一七，一拖二十年，承诺只是“可以”二字！没有时间表，没有路线图，“可以”随时变为“不可以”。中共花招翻新，二○一七搞一个假普选，让你“食死猫”，玩你于股掌之上。社民连看透奸计，五区总辞于焉出台。一个月前，特区政府提出“2012政改方案”作三个月的市民谘询，其中对二○一二年的特首与立法会的产生提出改进办法，主要是选特首的选举委员会由八百人增加到一千二百人，立法会议席由六十席增加到七十席。但特首的提名门槛仍维持八分之一，即由原一百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人。这在左派控制多数的选委会中，对提名民主派的候选人极为不利。更重要的是，这份政改方案，对二○一七到二○二○双普选只字不提。

因此，由未参与五区总辞的民主党等十一团体组成的“终极普选联盟”的目标是争取二○一七的“真普选”，这是民主派为香港全民普选作出的一项后备的妥协程序，他们和五区公投只是梯队不同，显示民主派不放弃民主的任何机会，并非左派攻击的以反中乱港为能事。

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香港社民连、公民党五名立法会议员黄毓民、梁国雄、陈伟业、梁家杰、陈淑庄中午到立法会秘书处正式递交辞职信，这是香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在中共主权之下，将“公民投票”第一次变成建制内的政治行动，突破了中共统治六十年的禁忌和港共疯狂的打压，必将在中国漫长的民主发展史上留下光荣的一页。

公民投票是当代民主政治、体现“主权在民”的最高境界，即直接民权的实践。代议政制，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行使权力，是间接民权，这是民主的一般形式，因为不可能任何决策都由全民投票来表决。但国家或社会的重大公共政策交由人民一人一票直接决定，已是二十世纪末的潮流，尤其是一些人口比较少的国家，如瑞士进行过三百多次公投，欧洲各国都有多次公投记录。美国各州宪法修订必经公投决定。公投的民主原则，从共产国际到联合国都是认同的。公投往往是体现人民自决、民族自决的必要手段。在台湾，《中华民国宪法》早有一章“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复决就是公决、公民投票。二○○ 四年又制定《公民投票法》，分全国公投与地方公投 。迄今，台湾举行过六次全国公投。

但是，在中国大陆，六十年来没有公投概念的存在，不仅宪法、党章没有痕迹，连《辞海》都查不到“复决”二字！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不仅严禁“三权分立”、多党制，甚至规定荒谬的不争论，党内民主都予封杀 ——独裁到如此地步，香港新老左派、亲共派、保皇党，唯命是从，便是毫不奇怪的事，当年围剿彭定康、刘慧卿一句话：（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和今天疯骂五区公投是“港独翻天”、“暴力颠覆”、“煽动革命”，以“起义”号召公投，纯属文宣设计，毫无暴力含义。却被大肆抹黑、危言耸听，极尽恐吓之能事，渲染反共风险，挑拨中央与特区关系，用心之坏，神经之错乱，只有歇斯底里可以形容。表现最恶著者，是那么两三枝笔杆子，或是投身而暴发者，或是前民主派的出逃者，恨不得中共赶快出兵，把“起义份子”就地正法而后快。

这是香港民主运动和中共在港附庸集团的一场大对决。是泛民派走向成熟、亲共派无可救药的新较量。

公民党副主席梁家杰律师说，公投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借公投结果，取消功能组别。 这是近年来一个争论的重要议题，是香港政制改革的重大目标。

香港议会的功能组别，原是港英政治体制的产物。七十年代前的议员全部委任。一九八四年港府发布《代议政制绿皮书》，首定立法局五十七名议员中二十四名经选举产生（其余三十三人包括十一名官守议员，二十二名总督委任议员）。这二十四名议员中，十二名由功能组别选出。这是最早的来源。到一九九一年，议员增到六十名，其中功能组别议员增到二十一人。一九九五年港英时期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六十席，全部选举产生，其中分区直选二十席、选委会选十席，功能组别由彭定康政改方案提出增加九席，成为三十席。

港英当局的原意是逐渐开放各专业人士的参政，扩大立法局的代表性，彭定康计划三十功能组的选民可达二百三十万人，选民将比以前扩大五倍。彭定康的政改遭到鲁平痛斥为“千古罪人”后被否定，但功能组别却保留延续至今，这个制度有何弊病呢？

一、不公平。立法会六十议席中，分区直选三十席选民为三百三十七万人，功能组别三十席选民（含人与团体）只有二十二万六千人，与选举公平原则相差太大。功能组别三十席中的选民票十九万人，一人一票，只选十席，而团体票、公司票占二十席。如有5,582个企业的十个功能组，占了十二席。金融界、保险界、乡议局三功能组合格选民均不到一百五十人，却各占一席。

二、各界分配不合理。教育界有八万八千多选民，一席；渔农界只有一百六十选民，也是一席。团体公司的一票往往都是老板出任。

三、功能组失去代表的公义资格。如最近的高铁争议，个别功能组议员涉及工程投资与地产的利益关系，使之不闻民间的反应，参与强行通过高铁拨款。行业功能组议员 多为大财团代表，他们便不惜联手支持损害小业主与消费者利益的提案。

四、有时多数议员支持的议案，可以被功能组否决。如有关最低工资、保障劳工权益方面。以上情况多次发生，有案可查。因为议案通过门槛高，往往不是简单多数。

可见，功能组别制度，不仅不合理地占有议会一半之多的议席，又是小圈子选举产生，和分区直选另一半的选举产生形成强烈对比，失去民主制度的公平普遍意义，势必继续在议会中发挥负面影响，沦为议会官僚化的累赘，能够早日割掉这块赘肉，使议会更真实地代表全港人的利益，实为当务之急。

按北京口头承诺，功能组别也将在十年后议席全部直选后消失，但是，今天港共一派仍在大力硬挺功能组别，文汇报鼓吹功能组别要“永远保留”，透露不祥的图谋。因此，五区公投将其摆上台，批之废之，和争取特首普选一样，是一场硬仗。其难度有如取消政协、加强人大的代议功能无效一样。

从五区公投这场恶斗看来，香港双普选的前路，还是充满坎坷，保皇党和他们北方的主子已经看到“香港可能比台湾还难搞”。

可以见到的趋势是，已经建立民主社会的台湾，面对中共的统战，其得失只会是“多少的问题”，而香港未来的民主则潜伏着“有无”的危机。一党专制下的权贵利益集团，不会甘愿看到香港变成台湾式的另一座民主灯塔，那是绝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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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尽早实现双普选

十一月十八日，在中共幕后操盘下，香港政府公布二零一二年政制改革谘询文件。由于内容不符合香港主流民意，势必进一步降低特首曾荫权和特区政府的民望。然而，在一段时间内，香港曾流传着两个假议题，笔者期盼民主人士能保持警惕，澄清原则，研拟策略。

第一个假议题是：特区政府的二零一二年政改方案获得通过，会否成为在一七年和二零年分别实现特首和立法会普选的先决条件？

十一月六日，曾特首在政改谘询文件定稿前，约见二十位泛民议员，强调能否通过一二年政改建议，并非日后双普选的先决条件；只要符合人大常委会在零七年底所明示的五大先决条件，即可按照其“严肃坚实”的时间表实现普选（亦即在一七年普选特首，在二零年普选立法会），并且引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零七年底的发言内容为证。有评论认为：曾特首的说法间接否定了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关于一二年政改是为普选“铺路”的说法。然而，前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等人却郑重指出：一七年政制必须基于一二年政制循序渐进，如果泛民议员否决政府方案，政改原地踏步，中央可能推翻原定时间表。

这些争议根本毫无意义。人大常委会只说到时“可以”普选，也没有定义什么才叫普选，更同时明示五大先决条件，其中，人大常委会有权事先否决行政长官的修改选举办法报告，行政长官也有充分的拒绝提案权和否决权，人大常委会更有最终否决权，中共施恩抑或翻脸，市民无可置喙。据此，二零一二年政改方案能否通过，可以是先决条件，也可以不是先决条件，一切任凭中共说了算。这是残酷的现实，也是港人的抗争焦点。

第二个假议题是：即使没有提出一七年和二零年的普选具体内容，但是一二年的政制发展绝对，必须向着普选目标开进，即使有一点进步，难道都不值得泛民议员开怀接受吗？政治不是要讲妥协吗？这是曾特首和亲共阵营的惯用说词，暗藏陷阱，不可不慎。

先回顾一下目前香港的选举制度。特首由八百人选举委员会选出，大部分委员都是亲共媚共人士，但候选人仍需获得八分之一委员提名（提名门槛），才有机会参与五年一度的小圈子选举。立法会有六十席，分区直选占三十席，功能组别占三十席，并实行分组点票，凡议员提出的法案，需经分区直选和功能组别各过半数同意，才能通过。功能组别的设立，源自法西斯墨索里尼的制度，八五年由港英政府袭用，标榜间接选举，拒绝直接选举，本已违反普选原则，早应废除。

很遗憾，特区政府的政改谘询方案，根本没有任何增量民主成分。主张扩大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人数，从八百人增至千二人；立法会分区直选加五席，共三十五席；但功能组别也加五席，共三十五席，依旧平分秋色，新增五席仅由四百多位处理地区事务的民选区议员互选（亲共人士势必囊括全部五席；在比例代表制下，也可囊括三至四席，成为大赢家）。

按照这种逻辑，如果一二年要做到三十五对三十五（共七十席），那么在一六年增至四十对四十（共八十席），在二零年增至四十五对四十五（共九十席），余此类推，就更民主吗？非也！因为立法会的构造根本毫无改变，功能组别小圈子选举和分组点票制度继续存在，同时更背离二零二零年普选的严肃时间表。政府的鸟笼方案，只是一个从未前进的逻辑陷阱。

那么，争取香港民主的真议题究竟是什么？应做些什么？

一是坚持以争取尽早实现民主普选为理想：争取香港在二零一二年实现双普选：特首选举没有提名门槛，任何登记选民都有参选权和投票权；立法会选举没有功能组别，没有分组点票，全由普及而平等的民主选举产生。

二是研究在什么限度内可以让步与妥协。笔者认为：任何让步都必须遵守两大原则：一是澄清终点细节，二是等量增加民主。即使勉强接受将普选的终点站，从一二年延后至一七年（特首）和二零年（立法会），但香港政府必须事先清楚交代终点站的具体普选内容，作为一二年中途站的根本座标，否则中途站方案是否符合目标，根本无从判断，而政府也无法自证其方案不是随便修改。其次，一二年中途站方案，至少应体现循序渐进的增量民主，亦即稳定、等量提升民主成份。具体而言，由于零八年立法会分区直选和功能组别席次之比是三十比三十（起点），而二零年应全面直选（终点），因此一二年应为四十比二十，一六年应为五十比十，二零年全面直选。分组点票制度，应在一二年取消。在特首选举方面，由于零七年特首只由八百人小圈子选举委员会选出（起点），而在一七年应开放给全港选民（目前已达三百多万）选出，因此在下一届一二年特首选举中，应至少随机抽样让一百五十万登记选民选出，方为真正循序渐进的增量民主方案，提名门槛也应自一二年全面取消。

三是研究在政府的“假民主”方案不获通过时，如何因应，继续推动民主。笔者相信，公民的启蒙觉醒与理性抗争，自下而上推动民主，不再乞求自上而下的恩赐，才是香港民主运动的稳健力量。在议事堂外，民主人士好应组织集会游行，活用网络资源，激发民主力量，尤其让年轻一代体会中共的历史与本质，以及民主的重要性。在议事堂内，泛民议员应断然否决政府所提出的任何“假民主”方案，回归原则与理想，将和平抗争手段升级，凝聚民间力量，发动五区总辞，在单议席单票制分区补选中，仅提出两大政纲“二零一二双普选”和“曾荫权下台”，如能在五大分区中赢得三席或以上，策略运用得宜，有助于产生变相公投效果，引发国际关注，联合各方施压，逼迫中共让步，促进民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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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沉默的大多数——看港人争取普选

最近关于香港普选的话题再次成为焦点。争取普选，靠的不是泛民，而恰恰是最容易忽视的群体——沉默的大多数。

我从小在内地长大，但看的却是香港的电视。在那个时代，楼顶上的“鱼刺”天线齐刷刷朝向香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种景象。而对于香港的杂志，更是倍加珍惜，偶尔在路边书摊得到旧的《争鸣》杂志，也会小心收藏起来。而上小学时老师则说香港是“敌对势力的桥头堡”，而我们则要“明辨是非”，“抵御腐朽的资本主义”。尽管当时已经临近九七，受到的还是冷战思维的教育，而我小学也快要毕业，然而那时偷渡香港的人依然很多。从身边亲友听到的，很多都是像谁去香港发财了等等。虽然香港很近，但对香港了解不多，这是我小时候的香港印象。

转眼间，从九七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2年，印象中的香港早已经支离破碎。印象中的自由民主只是个幻影。普选遥遥无期，而敢言媒体也越来越少。而凤凰卫视则冒充香港媒体，欺骗内地观众。虽然2003年的因“23条”引发的七一游行人数创下了新高，然而民主化的形势不容乐观。我以为，多数市民平时是“沉默的大多数”，只有当自己切身利益损害是才会站出来。“23条”正是北京当局强奸民意的行为，激起了多数香港人的不满。

有人说，香港要普选，要民主，必须与北京对话。然而幕后阻止政改的黑手是谁？北京是如何对待大陆民众的？当初承诺的“一国两制”到哪里去了？指望中央是没有用的，香港所要做的不是”对话“，更不是妥协，而是清楚的表明自己的意思，香港人想要什么，港人向北京摊牌的时间到了。

2012即将到来，普选迫在眉睫。而作为普通民众当然希望普选，因为”2017年先普选行政长官“，有人还在等待，有人已经灰心丧气，干脆选择放弃。九七以来，有人认为香港已经被共产党控制，无奈的接受了事实。是的，共产党在试图控制香港，但现在不成功。至少还有梁国雄，有黄毓民，有黎智英，还有无数网民。而很多网民，正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我看来，香港还有多党制，还有一些讲良心的媒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死了也要吼一声！

不幸的是，“沉默的大多数”也是极易被中共绑架的工具。根据我在内地生活的经验，官方的说辞总是这样的：极少数人别有用心的人想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枪打出头鸟，敢于说话，群体事件中领头人物成了“极少数”被孤立，而大多数害怕被牵连选择了沉默，于是便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以，“涉嫌煽动闹事”的人总是“极少数”，大部分人是“顺民”，是“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的。

早在江泽民时代，共产党就发明了一种叫“三个代表”的东西，意思也就是共产党代表了全国人民，共产党的意思就是全国人民的意思。中国这么十几亿人，就是共产党内部也肯定会有想法不一样的，讲一个党代表了全国人民这样鬼话，谁去相信？不过由于风险太大，纸糊的灯笼也很少有人敢捅，于是广大人民就“心甘情愿的被共产党代表了”。拜互联网所赐，越来越多的内地网民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今这个“被”字很流行，“被自杀”、”被代表“、”被小康“都是当局的”杰作“。

香港人也有”被代表“的时候。曾荫权提到关于六四问题立场上，说我的意思就是香港人的意思。幸亏在香港讲话风险较小，公开场合也能直接讨论六四。于是，很多人就提出”曾荫权你不代表我“。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特别是在内地，一来可以降低风险，第二也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得到更多的支持。不过第一个敢说话的人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集权国家，意见领袖往往也起着关键的作用。香港人则不用担心游行被抓，加入游行的队伍喊上两嗓子可以说是“零风险”。每个人的参与恰恰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当局看到，我不是什么”极少数“，你至少不能代表我。公民社会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个人力量微乎其微，但当大多数人表明当局不代表我时，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台湾，一向被誉为中国民主的灯塔。在台湾，关于统一或是独立的问题也是焦点。不过民调做了无数次，大多数人都选择维持现状。在统与独之间，则选择“台湾的未来由台湾人自己决定”，这也算维持现状，而选择该选项的高达7成。我认为，台湾总有一天要做出历史的抉择，决定去还是留。中共时刻将导弹对准台湾，而在台湾支持独立的人也不在少数，即使不支持独立的人也对中共心存疑虑。主动权就在这7成认为“台湾的未来由台湾人自己决定”的人，当这7成人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却还是等待。2008年的公投，则因没有达到法定投票人数而没有通过。但中共却说成台湾人民支持“祖国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难道台湾会成为第二个香港？如今中共直接插手香港事务，香港人更要警觉，每个人只要举手之劳，尽量参加游行，向表明自己的立场。况且民主政治比较成熟的台湾，很多人还在随大流，甚至要别人为他做主，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共统战钻了空子。

如果香港成功争取到双普选，香港将成为第二座中国民主的灯塔，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全力争取双普选，关心言论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是在履行社会责任，能做到这些，也就问心无愧了。面对强权之时，如果只是保持沉默，被动接受，长此以往，便会形成逆来顺受，无所用心的心态，这就是政治学者所说的“集权下的安逸”，离开了集权体制，当每个公民承担自身责任，做出抉择之时，也是一种不能承受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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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党争取香港民主的新举动

最近，香港泛民主派阵营的公民党突然召开记者会，提出"普选路线图双辞方案"，令普选议题再度成为全港舆论的热点。公民党党魁余若薇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详细解说"双辞方案"是怎样一回事：第一阶段要求特首曾荫权公布二零一二中途方案咨询办法，一并提出真普选路线图。第二阶段，假如曾荫权未能提出真普选路线图，五区各派一名泛民主派议员同时辞职，并参加补选，以变相公投形式争取政府提出真普选路线图，并挑战人大极其保守的二零一二政改框架。第三阶段就是总辞，即在特首曾荫权在一年内提不出落实普选路线图的情况下，泛民主派全体议员将于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总辞，而不再参加补选，以此抗议中央及曾荫权缺乏诚意推行普选，同时要求曾荫权因未能履行其二零零七年三月选举承诺而引咎辞职。可以说，第三阶段的总辞方案是泛民主派的"决一死战"，届时曾荫权若仍不向中央力争，将可预见香港朝野决裂。余若薇表示，公民党认为争取民主普选运动已到了关键时刻，考虑各方已提出的不同方案后，建议全力争取二零一七、二零二零"真普选路线图"，余若薇说："泛民没有内部不和，民主派一直以来都是策略风格不同，也很多元，但理念一样，都是争取尽早有普选。"公民党这次提出的"三阶段双请辞"，其实是社会民主联线（社民连）最早倡议的“五区请辞，变相公投”的延伸。但公民党的“三阶段双辞方案”，比社民连的原议更具可操作性。

公民党提出“普选路线图双辞方案”，事前并未知会泛民主派的各成员，因此引来泛民主派內部不同反应，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表示支持，称这是“从黑暗里带来光明”，而最早提出“五区请辞，变相公投”构想的社民连的梁国雄也表示会加紧讨论，并强调泛民有相同共识；而民协的冯检基却批評公民党欠缺民主及礼貌。

不过，泛民主派各成员召开会议，各方初步取得共识：坚持二零一二双普选，普选产生的立法会；普选的特首，应由现时的八百人提名委员会，增加四百名民选区议员，提名门坎亦应由现时的一百人减至五十人。

大会也接纳议员何秀兰建议的只要十万名合资格选民联署提名，便可取得特首候选人资格，此举可清除特首提名的垄断性门坎。

亚洲周刊发表社论表示，这件事显示了泛民与北京关系有了基本变化，泛民将成功的希望寄托于人民力量的出现。亚洲周刊还指出单就过去数天所见，北京对泛民主派的新举动，似乎反应不大，香港的左派报章，也没有对公民党大举反击，这会是黎明前的寂静，还是暴风雨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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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公投争取2012年双普选

香港政党社民连1日提出一个泛民主派的“五区请辞方案”，主席黄毓民说，这个方案变相是全香港选民对2012年普选的一项公投。迄今，特区政府和其他泛民主派政党对社民连的建议尚未作出回应。

中国人大常委其实已经通过香港将可在2017年举行行政长官普选，但有关选举的细节以及2012特首选举的方法，由于特区政府宣称需要全力对付金融海啸而被延后。部分泛民主派议员则要求将普选提早到2012年举行，并同时全面开放立法会经由直选产生。

经常使用肢体动作在立法会表达意见的社民连党魁兼立法议员黄毓民说，在这个“五区请辞方案”的架构下，泛民主派政党按目前议员数字的比例，请辞立法会5个直选区一个议员职务，即民主党2名、公民党1名、社民连1名、最后一名议员由“职工盟”李卓人、“街工”梁耀忠、“民协”冯检基和“公民起动”何秀兰，以抽 “生死签”的形式，决定要谁辞职，选区可再作讨论，但社民连也不介意该党全部3名议员辞职，再加2名泛民议员。

黄毓民解释说，立法会出现了5个空缺后，便会在1人1票的情况下产生新议员，届时可以争取2012年双普选为单一议题的补选，全港300多万选民均可前往投票，变相进行全民公投。如要社民连三个议员都辞职，泛民另推两议员参与方案，社民连也会同意。但他强调，如无泛民的协调，社民连3议员并不会自行辞职，否则便会失去“全民公投”的理念。

但他坦言指出，5区请辞泛民须承担5席全失可能，泛民于立法会现有的20票否决权也有失去的危机。他说："如结果如此，泛民都要接受。"他又强调，比起泛民保有现有议席更重要的，是支援“争取2012双普选”的得票。他表示，如补选中，支援2012双普选的票数多，但政改方案坚持2012无双普选，特区政府将要承担无视民意的后果。

社民连正撰写“政治说帖”，他说，内容包括香港民主派20年来争取民主及普选运动的检讨，以及民主路写到现时，还可往何方向走。除说帖外，他透露社民连其中4位成员，包括他自己、梁国雄、陈伟业和陶君行会到大学和街头演讲和派单张，还会在网路上动员，全面宣传和清楚论述五区请辞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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