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香港大串联捍卫广东话

广州市政协7月初关于当地电视台应当考虑进一步增加普通话节目的提议引发广州-香港两地民众对粤语逐渐被排斥的担忧。这种忧虑连日来陆续引发集会活动，捍卫广东话的行动已有跨境性蔓延发展的趋势。香港和广州将在这个星期日两地同时举行"8月1日保护粤语大行动同步联动"。

组织者宣称今年的八一已经不只是建军节那么简单。在香港举行的活动，将在当天下午二时开始，集会地点在湾仔修顿球场，然后游行到香港政府总部。当天同时，广州的人民公园内也将举行活动，主办者呼吁参加群众穿上白衬衫。

在香港组织行动的负责人之一蔡淑芳在网页上表示，她已向警方就星期日的游行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但无论如何，集会铁定将在二时举行，至于有人认为打压粤语的是广东省当局，并非是香港政府，所以建议游行的终点应该改在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不过迄今仍未有最终定案。

广州方面的活动极可能遭到当局封杀，几个相对活跃的参与者目前据说已被监视，因此主办者呼籲参与者穿上白衬衣以示支持。也有一些广州青年将在8月1 日南下香港，参加香港的撑粤语游行。广州上周日举行的撑粤语集会，尽管事前已被当局禁止，但参加人数仍然有数千人，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八十后的青年，令当局感到差异。广东电视一名评论员表示，这显示广州的青年目前正面对身份认同的困惑，尤其是青年人无论在就学和就业上，都面临来自外省移民的竞争。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香港学生“被游行”

“被”字，可谓2009年中国年度汉字。明明工资没有涨，政府硬要说工资涨了，于是广大人民“被小康”，工资“被增长”，以至于“被就业”，其根源就在于“被代表”。

说起游行，北京的学生还真的“被游行”了一次。去年六十大庆，政府公然强迫北京的学生参加阅兵式。有的站在路旁当“观众”，有的作为游行的“群众”，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们都是“志愿者”。至于学生游行的内容，无非就是喊喊口号：共产党万岁。为了确保游行万无一失，学校停课，暑假也不放了，都接受训练去，不光要游行，还要走得整齐，步调一致。在一个没有游行权利的国家，被政府强迫游行，实属荒唐。共产党叫你星期一去游行，你星期一不敢不去，可是到了星期二，就再也没有人敢去了。

如今，这股歪风刮到了香港。香港政府为了宣传政改方案所采用的手法已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但为政府抬轿子的一些团体，其采用的手法更是达到无耻的地步。继早前有亲共社团被揭发利用金钱引诱会员参加本周六19日的支持政改大游行之后，香港更有中学公然广发通告，强迫学生必须参加当天的游行，有部分学生担心如果拒绝参加游行，将可能面对校方秋后算账。

位于香港新界西区的天水围妙法寺陈吕重德纪念中学，发出通告，下令全校所有200名高一学生必须参加由"政制先前走大联盟"19日举行的支持政改大游行，否则影响学业成绩。校方在通告中指出，为加强新高中学生的公民意识，安排他们参加"为普选，撑政改"活动，所有时间将计算在“其他学习经历”所需时数内。通告并且呼吁家长陪同学生一起参加。通告上的回条上，更写上"务必参加"的字样。此外，香港也有两家左派中学将组织学生参加游行，其中的香岛中学发出通告，声称通识科将组织学生参加活动，藉以培养学生多角度探究社会议题的能力。

事件经揭露之后，教育局立刻发出声明，反对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游行，指出"严格来说，参与游行本身并不是一个学习活动，乃是一个表达取态的行为"，不过教育局并没有交代是否会向该校追究有关事件。

天水围妙法寺陈吕重德纪念中学校方在15日举行临时会议，之后对原本的通告作出“微调”，声称由于有家长对是次活动有不同意见，因此决定让学生自由参加，不会计入其他学习经历所需课时，如果学生不参加，也不必回复校方。但仍有部分学生担心，如果不参加游行，可能面对校方的秋后算账。

讲自由，共产党狡辩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呀，这是个伪命题，民主国家也没规定可以杀人放火。自由就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情，不想游行却被强迫游行，明显就是不讲道理嘛。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我代表中国起诉你们

以为有钱就可以胡作非为，这是土共一贯的套路。前些天有中国外交官郁伯仁被美国警察铐走，最近又有内地女子在香港醉酒，与警察纠缠不休，上演了一出闹剧。

据《苹果日报》5月13日报道：一名"80后"内地女子，昨通宵在中环消遣后怀疑醉酒，召救护车要求送到跑马地养和医院治理。惟到埗后她情绪激动，扯烂救护车的倒后镜。警员到场时反被女子叫他们站开，又声言自己在港豪花60万元买名牌，却被港人歧视唤作"大陆妹、北姑"。女事主吵闹逾半小时，最终被警员以涉嫌刑事毁坏拘捕，将她五花大绑送院治理。怀疑醉酒闹事女子姓曹，现年28岁，持双程证。曹女长发披肩，穿着红色低胸上衣、黑色窄脚裤及一双露趾凉鞋，皮带系有一个小腰包，操普通话，间中夹杂广东话和英语单字。昨晨6时许，曹女在中环威灵顿街报警表示醉酒不适。编号A346救护车到场后，她要求救护员将她送到跑马地养和医院。惟到达医院后曹女并没接受诊治，登记后情绪激动，走出门外扯烂A346车头左边倒后镜配件，倒后镜更被扯得扭转，救护员报警。警员到场时曹女拒绝合作，更驱赶警员站一旁。她向记者大控诉。她自称是中国记者，在香港豪花60万元港币，买名牌货，但售货员表面恭敬，实则悄悄称呼他们"男的大陆仔、女的大陆妹、北姑"。她声言投诉香港政府，"北京已经代香港政府向我道歉。"她又声称曾向无线一名男艺员送香水。曹女继续诉说："中国邓小平告诉我、托梦给我，香港瞧不起中国"，更称"由2010年5月12日（昨日）起，再没有大陆这两个字，再说就坐牢三年！"曹女说得兴起还猛踢路边铁栏。由于她涉嫌刑事毁坏，警员事后将她制服，捆绑担架床上送院，结束闹剧。

这个女子酒醉说大话，甚至要代表中国起诉香港，以为有钱有权就可以胡作非为。虽然是个案，但仔细想想，那些土共愤青何尝不是这样的嘴脸？一方面仗着北京有势力，一方面以为自己有钱别人就会尊重他，这幅德性跟中共太子党富二代之流简直如出一辙。此人自称内地记者，我看一点职业素养都没有。这也不能怪她，共产党的媒体本来也没什么水平，除了抹黑谩骂，“强烈谴责”，“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之外，并没有什么本事。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北京是怎样抹黑五区公投的。不过世界上比钱重要的东西太多了，有钱没素质，充其量就是个土皇帝，暴发户。如此出言不逊，公然侮辱他人，就是内地人也看不起。

这场闹剧，也是香港土共势力的真是写照。保皇党不正是仗着北京的势力，仗着有钱，霸占着功能组别吗？

对于这场闹剧，香港保皇党要提高警惕。该女子一口一个“中国”，“香港”，好像香港不算是中国的一部分。还说“中国邓小平告诉我、托梦给我，香港瞧不起中国”。不知道她是想搞“香港独立”还是想搞“大陆独立”？在内地，有《反分裂国家法》伺候着呢！幸亏香港没通过23条，否则她是否要对她的言论负责，按照23条法办呢？如此明显的“港独”或者“陆独”没有引起保皇党的关注，和平理性的五区公投却被抹黑成“港独”，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就在几天前，笔者刚写完《暴政出暴民》一文，就看到了这个视频。为什么我们这些“敌对势力”的论断一再被验证？甚至如此自觉的验证了这一点：暴政出暴民。难道是被“反华势力”利用了，跳入了精心设计的圈套？还是完全处于巧合？CNN主持人曾经发表过“呆子和暴徒”的言论，结果愤青们立马气急败坏：“你们才是呆子和暴徒呢，就是你们不客观不公正！”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化明为暗 中共在港的地下组织

香港思汇政策研究所(Civic Exchange)行政总监陆恭蕙（Christine Loh）在本季网上杂志《香港期刊》（Hong Kong Journal）发表文章〈地下阵线──中共在香港〉（Underground Fro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中共在香港仍是地下组织，这种秘密运作的方式可能招致民众的不安，但由于该党的党性使然，中共秘密运作与干预香港事务的惯性可能不会改变。

尽管中共统治全中国，但它在香港的角色仍是敏感的话题，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还是个秘密组织。像这种执政党仍是地下组织的制度，在世界各地找不到第二个。

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占领中国之后，决定延迟解决香港问题，所以它一方面声明主权，一方面又容忍英国治理，藉由保持这种矛盾状态以达到延缓解决香港问题的目的。自从中共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香港就成为该党党员与其亲友从事政治事业的安全避风港。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香港在贸易、贷款、投资等方面，一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藉由出口食物、水和基本食物，香港成为中国多年来的最大外汇来源。甚至直到今天，香港仍是中国大陆的主要贸易伙伴，不仅是珠江三角洲产品的重要转运港，也是大陆公司透过股市挂牌募集资金的地方。

香港问题相当复杂，因为它涉及内政与外交政策。中共在一九九七年推行的“一国两制”，其实是二零年代政策的延伸。中共允许香港“保有高度自治”至少五十年，试图一方面拥有主权，一方面又能从保持现状中获益。香港人知道中共地下党组织存在很多年了。他们对其涉入地方政治感到麻木，可能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中国很显然是一党专政的国家，而且他们对中共所知有限。

中共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许家屯曾经表示，中共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应该公开存在，但他也说过，该党的民间组织应该持续扮演秘密的角色。这种论点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中共在香港公开运作，但地方低层组织不表明其为党附属机构的身份，那么，实际上愿意公开党员身份的党员可能不多。在中国大陆，共产党组织贯穿政府、国营企业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民间机构。这表示中共在香港的机构代表党的政策。众所皆知，中共执行了很多宣传和统一的工作，并在香港拥有大型组织，由中联办统一协调。中联办的组织严密、资金充裕，而且积极参与政治，包括选举，实际上相当于中共的港澳工作委员会。香港社会大众认为，中共透过该机构大幅影响香港内政，但很少人知道细节。

由香港过渡期研究计划（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在二零零七年所做的民调显示，12.5％的香港人认为中共大幅干预港府；39.1％认为中共“有些”干预；20.2％认为干预不多；7.2％认为没有干预；而18.3％未表示意见。中共在香港仍是地下组织，没有确切的党员人数资料。在上述民调中，当被问及在香港的中共党员是否应公开身份时，36.1％的受访者支持公开，而且2.8％认为将来再公开；但46.8％认同维持现状，亦即党员维持秘密身份；在其余受访者中，1.5％认为题目太过敏感；而12.7％的人婉拒发表意见。

中共在香港拉拢社会精英，并协助这些“爱国”阵营赢得选票，因此亲中派目前在香港政局居主导地位。然而，该党宣传机器一直无法降低社会大众对普选的支持度。事实上，中共甚至自己也心里有数：香港社会大众普遍认为这样的政治制度是不正常的，也了解它是由既得利益团体所把持的，而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在香港关于宪政发展和社会公平的辩论中，中共的运作是否应透明化的问题虽然不常浮上台面，民众也看不到其实质样貌，但是该党政治机器运作的声音仍时有所闻 ──甚至即使在可预见的将来仍会是如此。中共秘密运作的惯性，可能不会改变。该党在香港大规模活动，而港人也无法分辨谁是党员、是否秘密搜集情资？这些都可能加重港人的忧虑。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变相"公投"与"公投"变相

离补选立法会五位辞职议员空缺的日子渐近。对这件史无前例的事件，香港社会喝采的大有，喊打的大有，不喝倒采也不喝顺采的也大有，而声大夹恶喊打的都是非富则贵的"大粒佬"。这是香港特色之一。

香港的"史无前例"大大触痛了北京的神经。于是，香港土共仰承北京主子喊打──把并无法律含义的变相公投补选变相为向北京统治权威的挑战。

有望升为最高国家领导人之一的习近平，曾在曲终人散的两会上针对"变相公投"开金口："认真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即要维护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和高度自治，又要尊重国家实施的社会主义制度，坚定维护主权统治和安全，切实保证中央行使依法享有的权力。"京大人说得够耸人听闻，好像变相的公投动摇了一国两制，威胁中共对香港的主权。

中共金字塔上的顶尖人物胡锦涛，对港人代表传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

包容共济，听起来够和谐。透过现象看本质，包容包容，外包而内不容。京大人包容其外，仇恨其内，挂的和谐牌子，卖的阳谋货色。对付区区立法会补选，除了没有动用天安门曾经动用过的坦克，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政治资源。这样小题大做的政治围剿，哪里有半点包容之心？

港共或京大人喊打的主要论据是"变相公投"违反了基本法。

日前公民党、社民连派发"五一六通知"，向香港市民宣传"公投"政治理念，声称"公投"并无违宪。其实，真正违宪者正是指责"变相公投"违宪的京大人。

激起"变相公投"的终极原因，是港人要在二○一二年落实双普选。基本法清楚写明，香港回归十年之后，由港人实现双普选。可是中共在十年未到之期，就由中联办的一位要人出口术，说香港实现双普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究竟到什么时候才算成熟？该要人顾左右而言他。成熟的标准由京大人来定，弦外之音，香港的双普选无限期押后。

基本法没有规定公投不公投这条，这可以说是法律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就是双向桥。您可以过到桥去，俺也可以过到桥来。法律规定了的是独木桥，只可以单向走；是双向桥的，凭什么不准人过桥？

矫枉必须过正，没有"变相公投"之过正，延迟到二○一七年的特首普选、二○二○年的立法会普选，说不定还要推到三○一七年和三○二○年（那时，共产党还存在吗？）。搞"变相公投"的"矫枉过正"，七、八年之后的双普选或者有些盼头。

公、社两党派发的"五·一六通知"说："五位议员辞职以促成变相公投，实在负上沉重的代价。他们辞去议席后，每人即时失去四十多万元的约满酬金，每人每月失去七万元薪津及十三万元实报实销津贴，还要筹措五区公投运动经费及选举开支。负上如此沉重的代价完全是为了以个人牺牲启动新民主运动，以公投换取公义！"

小时听长辈说过《增广贤文》："休别有鱼处，莫恋浅滩头。"立法会议员的薪水、津贴可说是比较丰厚，立法会是一个"有鱼的好码头"，不是"浅滩头"。鲁迅说过："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命。"五子贵为立法会议员，正在阔气着，不仅不与众人争北京的"红顶子"，而且还要放弃"好码头"，他们没有为既得利益或攫取更多的既得利益而让香港的不民主政制保持现状，是好汉子也，有良知的港人应该为他们喝采和支持！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自由行”之党奴

转载自http://www.blogtd.org/2010/03/20/%E3%80%90%E8%87%AA%E7%94%B1%E8%A1%8C%E3%80%91%E4%B9%8B%E9%BB%A8%E5%A5%B4/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民主人士对“暴力”的谬误

近年来，不论是海外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还是争取双普选，建立民主政制的港澳民主人士，“反对暴力革命”、“反对以暴易暴”、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等听起来非常政治正确的话，占据着道德高地，也似乎成为一种共识，并担起“道德大旗”。而这种思维也因此被中共及土共所利用。在香港，“80后”的民主运动，稍有推撞的作为，被真正暴力的土共及亲共主流媒体“正义凛然”的标签为“暴力”；至于公民党和社民连实行“五区公投”的“起义”口号，在中共和土共眼中视之为“暴力”。一般的港澳人不知不觉被中共洗脑下，一些对西方民主国家来说是极之温和的作为，他们也马上与中共站在同一调子的，视之为“激进”和 “暴力”。

民主人士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道德大旗”有一个重要的盲点，就是面对专制政权手段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是否也要“和平、理性、非暴力”？按照他们的逻辑，向专制独裁作自卫反抗的是“以暴易暴”。正是“非暴力”的论调在现今民运、异议人士、甚至是港澳部分民主派人士中成为主流，变相是自我剥夺了自卫反抗的权利。难怪“非暴力”的高喊民主多年，交出是什么样成果则可想而知。而且，面对民主异见人士的“和平、理论、非暴力”，中共的态度和回答是什么？ “温和、理性”的《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刘晓波被判刑11年，而刘晓波本人则是痛恨“以暴易暴”的。

或许不少年以“法国大革命”和包括中共在内的全世界范围的共产革命的“暴力革命”作为例子，认为用暴力推翻一个专制政权，所建立的另一个残暴的专制政权。中共就是一个例子，高举民主大旗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真目的仍是搞暴政。当然，此种情形没有错需要提防，但由此理解成为主张一定要“和平、理论、非暴力”则是大错特错。众多主张“和平、理论和非暴力”的民主人士常常忘记的是，美国的独立战争，继而立国，方式就是他们眼中的“暴力革命”建立的。

英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在其著名的《常识》指出，反对专制，包括武装反抗，是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常识”，而《独立宣言》也明确写着：“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而美国的独立战争，完完全全是武装的反抗，最后建立了自由独立的美国。转换成现在众多民主人士眼中，这就是“暴力”了。《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美国第三届总统也说过一句名言：“我在神的殿堂上发誓，向残害人类心灵的一切形式的暴政永远宣战。”

美国赢得独立战争后所制定的宪法上，也明文允许使用“暴力”。在美国的宪法第二修正案中写道：“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也就是说，拥有武装，就有必要时推翻暴力的“革命”的可能。因此尽管在美国发生了不少枪击案（中共及港澳亲共主流媒体当然如获至宝的进行负面宣传），但是美国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以及防止美国走向暴君之路，大多数仍支持拥有持枪这个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直至现在美国有3亿人口，民间有2亿5千万枪支，几乎是人手一枪。

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后，并没有打着民主的旗号，不论是《独立宣言》和立国后所制定的美国宪法，均没有“民主”的字眼，但是仅200多年内却成为国际举足轻重的自由民主国家。这其实归功于美国先贤们的长远眼光，因为美国先贤认识到，民众既有自卫及武力反抗暴政的权利，同是提防以“民主”为名行暴政之实。“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典型。现在不少专制独裁国家就是打着“人民”、“民主”的旗号。总而言之，面对专制暴政，打着“民主”旗号但建立另一专制暴政的意图当然要防范，但是有自卫、起义和武力反抗暴政的权利也是必要的。换句说话来说，现在许多众多民主人士显然不明白这一点，而且也没有认清“非暴力” 其实就是剥夺自卫反抗的基本权利。

由于民主人士的主流诉求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理所当然的方法是充当“谏臣”的角色了。最典型的就是《零八宪章》，《零八宪章》内容没有错是合情合理，但是只不过是“温和、理性”的请共产党修宪而已，而不是彻底否认中共所制定的整个宪法。中共是否被刘晓波等《零八宪章》这“谏言”所感动？当然没有，结果刘晓波因《零八宪章》的“谏言”被判刑11年。这说明了什么？其一，是主张“非暴力”的民主人士，对于中共的本质仍没有清晰的认知；其二，也是最重要的，“谏臣文化”在中国的毒素与“奴性文化”同样猛烈，也是渗入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零八宪章》是一个典型，认为这“谏言”能“感动”中共政权。换言之， “谏臣们”对中共仍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亦即期望中共会变好，进行体制改革，光着身子的皇帝是可以悄悄的穿上衣服的。这情形同样发生在港澳身上，不少民主派人士仍幻想能与中共谈判、陈情，令中共让港澳举行真正的双普选。笔者认为，由于“谏臣文化”的毒素太深，加上“非暴力”的主张，向中共“进谏”的方式肯定会重重覆琼的上演下去，但结果都是一样的，以失败告终。

“非暴力”主张造成另一个结果，就是对有意以武器对暴力政权进行反抗或自卫造成致命的一击，降低他们的反抗意愿，变相为独裁者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威胁可言。中共认为结束一党专政等于颠覆革命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可是“非暴力”主张推翻共产专制等于“暴力革命”，则根本是与中共走在同一条路子上！既然连武力反抗暴力政权也反对，因而也使不少人再不敢抗暴。也因为如此，还不如选择唯唯诺诺的做一个奴才算了。再加上中国大陆（甚至不少港澳人）的奴性基因实在太深，因而使“奴性文化”始终挥之不去，真正民主自由之路遥遥无期。

至于有不少主张“非暴力”的民主人士以甘地、马丁．路德金为例，证明“非暴力”这个“高级”的理论是成功的。可是他们忘记了，甘地、马丁．路德金面对的是民主国家，而自己面对的是独裁暴力政权。看看达赖喇嘛高喊半个世纪多的“非暴力”主张，有什么实际进展可言？事实上，面对独裁暴政，人们有武力反抗、起义和自卫的权利。但是现在中国大陆甚至是港澳的问题是，深入根髓的“奴性文化”，以及主张“非暴力”、幻想与中共“良性互动”，从而使中共“改良”、“变好”的“谏臣文化”的双重效应，大大削弱人们推翻中共的勇气、锐气和决心，致使以武力结束中共暴政的声音和实际行动弱小得非常可怜，并且迅速遭到主张“非暴力”人士的排斥。难怪中共政权至今仍非常牢固，怎么推也推不倒了。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奴性文化是支撑中国专制制度的根源

香港才子陶杰先生在《苹果日报》的《奴隶与奴才》一文对中国的奴才（当然对于港澳甚至某些台湾人同样适用）有恰当的描述。他认为奴才在中国是现在式和未来式。而且指出：“奴才首先是甘愿当的，历代的太监，许多主动净身，且还争先恐后想做。奴才不但从不会想过反抗，而且把一份奴性活在人格上，发挥到血液中，铭刻在每一个胞核里......，奴才在他们的主人眼中虽然是低等，由于也分得一点残羹，穿上些绸缎绫罗而身娇肉贵，中国的奴才自以为已晋身统治阶级，他们以当奴才为荣，高兴得不得了，会游说自己的子女和亲戚也加入这一行......，奴才是人格自愿的阉割贬仰......”环顾整个大陆和港澳地区，在今天的21世纪中，的确是盛产了不少的奴才。奴才除了一般的平民外，政商界人士、“学者”和“专家”等的所谓知识分子、主流媒体等，甚至某些民主派人士也包括在内。

无独有偶的，近年轰动的中文著作－－《来生不做中国人》的作者钟祖康曾在此著作中道出与陶杰相同意思的话，他说：“中国人之奴性有一种古今中外奴隶制度相形见绌的特色，就是做奴隶的往往不觉得自己是奴隶，而最为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中国人奴隶通常会比奴隶主更热衷的去捍卫这个奴隶制度。”只不过，钟祖康没有像陶杰那样，将奴才和奴隶严格的分开而已。

由此可见，这种奴性文化的存在，确实是几千年来号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其中一个重要陋习。而甘愿当奴才的，为数不少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些披着 “专家”、“学者”外表的知识分子，就是站在奴才前线上的中坚分子，藉以为中共专制制度，甚至指鹿为马、撒谎、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等方式，宣扬中共独裁统治的优越性。久而久之，不少一般民众被这些“专家”、“学者”的灌输下，也相信独裁统治比民主政治有更大的好处，拥护中共的专制统治，从而盛产一批又一批的奴才，周而复始，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而中共也利用甘愿为奴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再加上被灌输成为奴才的一般民众，从而为自己巩固了其独裁统治的合法性。香港的土共在面对“反高铁”运动、“五区公投”的既疯狂又恐惧的表现。是典型奴才的一个教材，而且土共的奴性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经历几千年来的中国大陆，为何依然是专制独裁统治之下？究其原因是传统中国文化的陋习的毒素。而这种毒素的却是无形的，但祸害却是无穷，像DNA一样代代相传，渗入大部分中国人及港澳人的血液里，造成民主发展其中一个巨大阻碍。当中的奴性文化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元素，一批又一批，而且不少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奴才的源源不断辈出，一般民众也很容易不知不觉的展现出奴性。最简单不过的，就是他们经常宣传没有中共的领导，中国就会天下中乱等等本能地“奴才不敢，奴才该死”的被阉割者心态的话语，这不仅使中共的独裁统治就显得理性气壮，也让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独立思考在中国大陆停止了几千年。

奴性文化也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在中国大陆、港澳地区对于民主和非民主、普选与非普选等话题仍进行没完没了的争论，而此话题在西方民主国家早已被视之为 “常识”了。西方国家现在讨论却是比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更深层次的，亦即各种政策左一点好？还是右一点好？简单来说是西方国家内的左派和右派间正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显然很少人明白这一点。钟祖康曾经对此作一个发人深省的比喻，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人们只会讨论到底是吃马铃薯好呢？还是吃面包好呢？”但是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人们则依然停留在讨论是吃饭好呢，还是吃粪好呢？”虽然此肯定引起了不少人厌恶和唾骂，但如果单是认真检视现在港澳主流社会，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土共固然如此，但是民主派也犯上了这个弊病。正是奴性文化等中国传统劣质文化继续为独裁政权源源不断的输血和支撑，才是使中共得以生存的主因。

为何几千年来一直盛产一大堆奴才，而且不少是所谓的有识之士。这就牵涉了“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了。虽然不少人维护甚至推崇“儒家文化”，但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其实是君尊臣卑的统治，奠定了专制统治及其附属物奴性文化产生。而其所谓的“学会做人”，只不过学会怎样做一个奴才而已。中共现在大行其道的推销孔子（例如电影《孔子决战春秋》），目的就是如此，并视之为其专制政权的手段。港澳的民主派在争取双普选之路的效果不甚理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忽略了奴性文化在港澳社会的渗透是非常可观的。只要奴性文化的毒素一天不清除，专制统治一天也不会消失，民主之路只会停滞不前，原地踏步。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五区公投，全民起义

香港八十年代著名作家哈公先生曾在他的一篇怪论中形容香港和台湾是挂在中国体外的两颗睾丸，对于中国的生命至关重要。哈公在一九八七年六月因病辞世。香港和台湾这二十多年对中国大陆的重要性，哈公未能看到，但是，无论中港台互动的演变如何，我们仍然钦佩哈公的论断精采、无与伦比。

香港和台湾对中国大陆取得今日自豪的“走资”成就，曾经作出西方资本不可替代的贡献。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壮大，港台现存的利用价值萎缩，在中国致力于大一统的宏图中，港台竟变成中国的一项“负资产”，成为中南海头疼不已的心病。中国的民族问题、统一问题，举世无双。间歇发作的是西藏、新疆，新闻很大，阵痛而已。那是“少数民族”问题，但是，台港却是“自家人”的问题。台湾当然是头号麻烦，是半个世纪以上的恩怨情仇，解不开、理还乱，那里有一个二千多万人的政权，完整的国家机器。完全可以不买北京的帐。连正蓝马英九也令他们失望。

因此，真正的戏台在香港。一九九七，凭邓小平君临天下之威，赶走了英国佬，实现了“主权回归”。很多人忽略或不懂这四个字，整天价“回归、回归”，殊不知中英协议乃是建立在这四字之上。换言之，只是“主权回归”，“治权”没有回归，故而才有“港人治港”、“一国两制”、基本法。也没有人去推敲：中国宪法第一条明文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宪法下的“子法”香港基本法，却明文规定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宪政上、法制上的根本矛盾和香港回归受到中英协议的国际制约，正是观察今日香港“政改”问题、中港关系乃至“反中乱港”，必要的一个前提。香港民主派和保皇派的长期对抗也源自于此。

香港最近的政治焦点是“五区公投，全民起义”。由公民党、社民连五名立法会议员宣布辞职，逼使立法会举行补选，即以一项变相的公民投票，彰显市民对于二○一二年双普选的支持。这场风波已在香港掀起漫天风雨。庞大的中共在港势力，正发动政界、媒体、学界进行大围剿。辱骂总辞议员是“政治流氓”、“无法无天”、“挑战基本法”，目的就是要搞“独港”、搞“颜色革命”，声势只有当年鲁平之流反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愤怒可以相比。中共文汇报的网友则直呼：“坚决抵制任何普选，香港特首只能由中央来任命！”“ 这场政治和智慧的角力，可能比台湾问题还难搞！”

这是一些颇见真章的声音。“五区公投”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走上街头的“八○后”可能不是太了解事态的来龙去脉。香港民主派在八十年代就表示支持香港回归中国。理由何在？他们叫做“民主回归”，即借“回归”的东风结束殖民地历史，实现港人当家作主的民主理想。因此，司徒华、李柱铭都进入规划回归的基本法草委 会共襄盛举。但是，民主派的理想一再遭到挫败。

首先，排除了九七回归后实现民选特首的可能，解释是百废俱兴，条件不成熟，要有个过渡的安排，延后十年吧。民主派好商量，接受○七○八年普选特首与立法会的安排，此议列入基本法附件中。不料二○○四年人大释法，否决○七○八双普选，理由仍是条件不成熟，要循序渐进。民主派理所当然不服气。香港如此发达、现代化程度居全球一流的都市，何来不成熟之理？便出现了争取二○一二年即第三届大选时实现双普选运动，但二○○七年已遭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换来的是一句空头许诺“二○一七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随后可以普选立法会”，这就是今天五区公投的来源。

为什么？因为北京没有信用，中共撒谎成癖，人治难改。九七到一七，一拖二十年，承诺只是“可以”二字！没有时间表，没有路线图，“可以”随时变为“不可以”。中共花招翻新，二○一七搞一个假普选，让你“食死猫”，玩你于股掌之上。社民连看透奸计，五区总辞于焉出台。一个月前，特区政府提出“2012政改方案”作三个月的市民谘询，其中对二○一二年的特首与立法会的产生提出改进办法，主要是选特首的选举委员会由八百人增加到一千二百人，立法会议席由六十席增加到七十席。但特首的提名门槛仍维持八分之一，即由原一百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人。这在左派控制多数的选委会中，对提名民主派的候选人极为不利。更重要的是，这份政改方案，对二○一七到二○二○双普选只字不提。

因此，由未参与五区总辞的民主党等十一团体组成的“终极普选联盟”的目标是争取二○一七的“真普选”，这是民主派为香港全民普选作出的一项后备的妥协程序，他们和五区公投只是梯队不同，显示民主派不放弃民主的任何机会，并非左派攻击的以反中乱港为能事。

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香港社民连、公民党五名立法会议员黄毓民、梁国雄、陈伟业、梁家杰、陈淑庄中午到立法会秘书处正式递交辞职信，这是香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在中共主权之下，将“公民投票”第一次变成建制内的政治行动，突破了中共统治六十年的禁忌和港共疯狂的打压，必将在中国漫长的民主发展史上留下光荣的一页。

公民投票是当代民主政治、体现“主权在民”的最高境界，即直接民权的实践。代议政制，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行使权力，是间接民权，这是民主的一般形式，因为不可能任何决策都由全民投票来表决。但国家或社会的重大公共政策交由人民一人一票直接决定，已是二十世纪末的潮流，尤其是一些人口比较少的国家，如瑞士进行过三百多次公投，欧洲各国都有多次公投记录。美国各州宪法修订必经公投决定。公投的民主原则，从共产国际到联合国都是认同的。公投往往是体现人民自决、民族自决的必要手段。在台湾，《中华民国宪法》早有一章“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复决就是公决、公民投票。二○○ 四年又制定《公民投票法》，分全国公投与地方公投 。迄今，台湾举行过六次全国公投。

但是，在中国大陆，六十年来没有公投概念的存在，不仅宪法、党章没有痕迹，连《辞海》都查不到“复决”二字！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不仅严禁“三权分立”、多党制，甚至规定荒谬的不争论，党内民主都予封杀 ——独裁到如此地步，香港新老左派、亲共派、保皇党，唯命是从，便是毫不奇怪的事，当年围剿彭定康、刘慧卿一句话：（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和今天疯骂五区公投是“港独翻天”、“暴力颠覆”、“煽动革命”，以“起义”号召公投，纯属文宣设计，毫无暴力含义。却被大肆抹黑、危言耸听，极尽恐吓之能事，渲染反共风险，挑拨中央与特区关系，用心之坏，神经之错乱，只有歇斯底里可以形容。表现最恶著者，是那么两三枝笔杆子，或是投身而暴发者，或是前民主派的出逃者，恨不得中共赶快出兵，把“起义份子”就地正法而后快。

这是香港民主运动和中共在港附庸集团的一场大对决。是泛民派走向成熟、亲共派无可救药的新较量。

公民党副主席梁家杰律师说，公投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借公投结果，取消功能组别。 这是近年来一个争论的重要议题，是香港政制改革的重大目标。

香港议会的功能组别，原是港英政治体制的产物。七十年代前的议员全部委任。一九八四年港府发布《代议政制绿皮书》，首定立法局五十七名议员中二十四名经选举产生（其余三十三人包括十一名官守议员，二十二名总督委任议员）。这二十四名议员中，十二名由功能组别选出。这是最早的来源。到一九九一年，议员增到六十名，其中功能组别议员增到二十一人。一九九五年港英时期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六十席，全部选举产生，其中分区直选二十席、选委会选十席，功能组别由彭定康政改方案提出增加九席，成为三十席。

港英当局的原意是逐渐开放各专业人士的参政，扩大立法局的代表性，彭定康计划三十功能组的选民可达二百三十万人，选民将比以前扩大五倍。彭定康的政改遭到鲁平痛斥为“千古罪人”后被否定，但功能组别却保留延续至今，这个制度有何弊病呢？

一、不公平。立法会六十议席中，分区直选三十席选民为三百三十七万人，功能组别三十席选民（含人与团体）只有二十二万六千人，与选举公平原则相差太大。功能组别三十席中的选民票十九万人，一人一票，只选十席，而团体票、公司票占二十席。如有5,582个企业的十个功能组，占了十二席。金融界、保险界、乡议局三功能组合格选民均不到一百五十人，却各占一席。

二、各界分配不合理。教育界有八万八千多选民，一席；渔农界只有一百六十选民，也是一席。团体公司的一票往往都是老板出任。

三、功能组失去代表的公义资格。如最近的高铁争议，个别功能组议员涉及工程投资与地产的利益关系，使之不闻民间的反应，参与强行通过高铁拨款。行业功能组议员 多为大财团代表，他们便不惜联手支持损害小业主与消费者利益的提案。

四、有时多数议员支持的议案，可以被功能组否决。如有关最低工资、保障劳工权益方面。以上情况多次发生，有案可查。因为议案通过门槛高，往往不是简单多数。

可见，功能组别制度，不仅不合理地占有议会一半之多的议席，又是小圈子选举产生，和分区直选另一半的选举产生形成强烈对比，失去民主制度的公平普遍意义，势必继续在议会中发挥负面影响，沦为议会官僚化的累赘，能够早日割掉这块赘肉，使议会更真实地代表全港人的利益，实为当务之急。

按北京口头承诺，功能组别也将在十年后议席全部直选后消失，但是，今天港共一派仍在大力硬挺功能组别，文汇报鼓吹功能组别要“永远保留”，透露不祥的图谋。因此，五区公投将其摆上台，批之废之，和争取特首普选一样，是一场硬仗。其难度有如取消政协、加强人大的代议功能无效一样。

从五区公投这场恶斗看来，香港双普选的前路，还是充满坎坷，保皇党和他们北方的主子已经看到“香港可能比台湾还难搞”。

可以见到的趋势是，已经建立民主社会的台湾，面对中共的统战，其得失只会是“多少的问题”，而香港未来的民主则潜伏着“有无”的危机。一党专制下的权贵利益集团，不会甘愿看到香港变成台湾式的另一座民主灯塔，那是绝无疑义的。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谁破坏了“香港核心价值”和“法治精神”

为了回应一连串的反高铁示威集会（特别是在1月16日）和“80后”问题，香港特首曾荫权在1月18日召开记者招待会。说实在，曾荫权以一副独裁国家统治者--“朕即特区”的姿态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实在是不值得一提。可是，曾荫权搬出“香港核心价值”和“法治精神”来训斥“80后”（第四代）年轻人“暴力”，则值得可议了。特区政府既然那么喜欢说“香港核心价值”和“法治精神”。那么笔者就说何谓“香港核心价值”和“法治精神”。看看是谁真正破坏了“香港核心价值”和“法治精神”？

首先要说一说何谓“香港核心价值”。早在2004年，300位香港专业、学术界人士曾联署《香港核心价值宣言》。该宣言列出“香港核心价值”：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和平仁义、诚信透明、多元包括、尊重个人、恪守专业。换言之，“香港核心价值”对于西方国家的人来说，早已是一个公认而且很平凡的常识了。

何谓“法治精神”？在此之前先要提及“法的精神”，这亦是著名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所写的代表作的书名。孟德斯鸠所提出“法的精神”的核心，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三权分立及三者互相制衡。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监督和制衡行政机关，防上其滥权，司法机关有权裁定立法机关所通过、行政机关所执行的法案违宪，以捍卫民主宪政的最后防线。香港现在的“法之精神”只剩下司法这一样脆弱防线；一水之隔的香港邻埠澳门，则已是“三权互相配合”了；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则是“三权互相配合”的“最高境界”--“三权合一”。

“法治精神”，亦即人们简称的“法治”（Rule of Law），就是从“法的精神”衍生出来的。在1885年，英国的法律权威Albert Venn Dicey已明确指出“法治”的三大元素：（一）在没有相关的法律之前，会因为未作出违反该法律行为而受到惩罚，或者在肉体上或财物上有损失。亦即是说当权者不能有“肆意的权力”（Arbitrary Power）；（二）没有人凌驾于法律，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包括所有男女，不论社会、经济或政治地位；（三）法治所包括的个人权利都由法院决定。即是说，法院（司法）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防线。简言之，“法治”与“依法而治”（Rule by Law）根本区别在于，“法治”着重于法律对政权力的控制和拘束，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分权。

由以上可以看出，真正破坏“香港核心价值”和“法治”的，不是曾荫权所指责的“80后”年轻人。而是他自己所代表特的政府、土共和亲共主流媒体。现在他们现在还贼喊捉贼，口口声声的说维护“香港核心价值”和“法治精神”。这跟独裁者所说的热爱和平一样的呕心！单是在“民主自由”方面已经过不了关。看看现在的特首是怎样产生的？立法会的所有议席是否全由直选产生？言论自由空间在亲共主流媒体几乎占有绝对优势下，显得愈来愈狭窄。不仅与政府配合，编造各种谎言来掩饰谎言，抹黑泛民无日无之。现在更联手大规模抹黑“80后”年轻人，制造一片萧杀和白色恐怖的气氛，情况令人忧虑。

1月16日反高铁的“80后”示威者被特区政府和主流媒体（不少所谓的“学者”和“时事评论员”也是如此）定性为“暴力”。那么，港英时代的“六七暴动”，土共的所作所为是什么？“回归”以后，泛民议员多次被打，议员办事处和街板超过半数被刑事毁坏（最新一宗为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的议员办事处），政府及主流媒体是否有谴责者暴力？个别警察胡乱向反高铁的示威者使用胡椒喷雾，主流媒体又是否谴责个别警察使用暴力？说到“法治”，土共所涉及的泛民人士多次被打及刑事毁坏的案件，已拘捕凶手和破案呢？大陆的公安越境执法，光天化日之下，有照片作证之下，保安局局长李少光竟然说没有证据！还有津巴布韦的保镳打记者没有被起诉等等事件，这是应有的“法治”吗？依笔者之见，特区政府所说的所谓“法治”，只不过是针对泛民和反对声音（如“80后”年轻人）的“依法而治”而已。

当然，破坏了“香港核心价值”和“法治精神”的“原罪”，当然是中共了。特区政府、土共、亲共主流媒体可以疯狂的抹黑、以谎言掩饰谎言、贼喊捉贼、言论打压等等，正是有中共有这个后台撑腰，才会令他们如此肆无忌弹。而这些技俩正是师承中共的。所以，一个反高铁，已看出中共本质及其谎言和暴力的真面目。就是这一点，对于日后推动民主运动的所运用的战略和战术，却是非常重要的。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五区公投，别无选择

泛民通过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的方式争取普选，已经没有退路。如果现在依然争论公投效果如何，则正中中共下怀，只有背水一战。

五区公投已经酝酿了很久，最终民主党不参加，北京方面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应。而就在前几天，北京方面却突然表态，严厉抨击五区公投，官方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播出了几分钟的声明。如果此刻放弃，那么北京的威胁也就达到了目的。

要想推进民主进程，争取普选，香港应更加努力，继续向北京施压。尽管这次五区公投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强有力的表达了民意的走向。当务之急就是充分准备，争取补选成功。即使民主党不参加五区公投，但民主党议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参加。对于北京的施压，民主党至少也要就公投一事表态，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香港的抗议活动新人类

2009年12月27日，二十一名主要是年轻人的市民计划经罗湖过境内地，抗议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北京作家刘晓波监禁十一年。

他们宣称自己也曾在刘晓波肇祸的《零八宪章》上签署，要过境「集体投案」，但尚在香港境内即已发生混乱。多名疑是内地便衣公安男子涉嫌越境，将四名抗议人士和两名记者拉入内地一方扣留了四小时。

事件哄动全港，舆论质疑内地公安有否越境执法，破坏一国两制？由于事态严重，香港警方在事发当晚表示：「据了解，内地执法人员并没有跨境执法。」但报章和互联网片段摄得港警和抓人男子并排而站，其间抓人者一度失去平衡，一名港警还伸手搀扶。警方只得在次日另发声明，谓前线执法人员「没有看到」穿制服的内地执法人员跨境办事。

警方第二度声明变得虚弱，有改口风和摆弄文字脱身之嫌。涉嫌跨境抓人者根本身穿便服，那自然是「没有看到」穿制服者跨境办事。但是，港警是否就容许穿便服者过境抓人？镜头还摄得港警搀扶抓人大汉，事件已提升至「丧权辱港」的层次，让警方难堪。

跨境风波带出一个讯息：近年来香港的抗议活动涌现新生代，他们行动迅速，以网络联系，抗议方式具创意和激烈，让执法部门更难捉摸，容易擦枪走火。这次迫得警方陷于窘局后，在紧接着的元旦日支持普选游行，又发生三百名示威者冲击中央驻港机构中联办，与在场一千名警员爆发肢体冲突，成功将一具写着「中共法西斯入土为安」字样的道具棺材放在中联办门前。

传媒开始注视到抗议活动新人类出现，始于二零零六年中环天星码头清拆事件。大家耳目一新的是，抗议由一群新脸孔年轻人主导，手法也出人意表，包括市民已普遍接受天星码头清拆后，还多次折返现场抗议，吸引了传媒，造成一波又一波的新闻高潮，也带动了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和陈伟业到场声援。

不错，以支联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主流民主派，近年抗议方式已日趋仪式化，主要是争取曝光，向电子传媒说几句精警sound bite(原声对白)，让传媒拍下画面，便大功告成。即使是最激烈的长毛、古思尧抬棺材冲击中联办，警方也大致掌握规律，不致有流血冲突之虞。

抗议活动新人类大都没有政党背景，也甚少打算从政参选。这种超脱，正好让他们不必受「激进派」帽子的束缚，有条件不做民意尾巴，而是以行动超前民意。这种不可测性，令执法者更难掌控，加上以网络动员力量难测，爆发力岂容忽视？

这批新人类多数可归类为80后(20岁至29岁)，也有90后(20岁以下)。现年27岁(80后)的内地网络作家韩寒在一个访问中说：「我只是单纯的去判断对错而已，我是一个没有立场只分对错的人。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分对错只有立场。」《信报》专栏作者纪晓风认为，这段话可为80后一代的特质作注脚。换言之，这是没有包袱、偏重行动的一代，如此一代人投入抗议活动，能不让执法者头痛？

要分析这批80后或90后新人类，还请勿忽略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目前香港整体失业率为4.9%，但20至29岁的年轻人却高达7.3%，15岁至19岁年轻人更达到21.6%！

在一个已发展社会成长，这批年轻人无疑比他们的父母辈较少受物质匮缺煎熬。但面对香港发展速度减缓，他们却苦于上升阶梯狭窄、上进出路减少，变得苦闷徨恐。凡此种种，都会为抗议活动新人类大军注入动力，为随之而来的五区补选、尖沙咀码头巴士总站迁移添上变数。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香港元旦游行纪实

此次以“还我普选元旦大游行”为号召的游行有香港各泛民主派政党参加，以争取2012年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为主要诉求。游行于当天下午3点10分开始，由中环遮打花园出发，游行到位于西环的中国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中联办。为防止再发生游行人士冲击中联办事件，警方派出大批警力沿途维持秩序。游行队伍接近中联办大楼时，大批警员排成一条长龙把游行队伍围住，中联办前门及后门都有大批警员把守，不准游行队伍接近。

群众手持标语，要求北京容许香港尽快落实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内所有议席均由一人一票的普选所产生。示威者同时要求全面取消目前香港立法会内的功能组别选举，并且争取当局清楚提出香港的普选路线图。主办组织以象征希望的黄色作为主色，并向参加者派发黄色丝带。主办者过去多天在香港多份报纸刊登整幅广告宣传，并透过互联网社交网站号召网民参加。

入夜后，大批游行人士冲突警方防线包围中联办前门，一度与警方发生冲撞，最后游行人士佔据中联办前门的台阶及马路举行集会，他们一边打鼓一边高喊口号，导致上环及西环一带道路封闭，路上交通全部暂停。随后，社会民主连线几位代表抬着一个纸製黑棺材到中联办后门示威，引起一阵骚动，直到晚上8时后游行人士才逐渐散去。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坚持尽早实现双普选

十一月十八日，在中共幕后操盘下，香港政府公布二零一二年政制改革谘询文件。由于内容不符合香港主流民意，势必进一步降低特首曾荫权和特区政府的民望。然而，在一段时间内，香港曾流传着两个假议题，笔者期盼民主人士能保持警惕，澄清原则，研拟策略。

第一个假议题是：特区政府的二零一二年政改方案获得通过，会否成为在一七年和二零年分别实现特首和立法会普选的先决条件？

十一月六日，曾特首在政改谘询文件定稿前，约见二十位泛民议员，强调能否通过一二年政改建议，并非日后双普选的先决条件；只要符合人大常委会在零七年底所明示的五大先决条件，即可按照其“严肃坚实”的时间表实现普选（亦即在一七年普选特首，在二零年普选立法会），并且引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零七年底的发言内容为证。有评论认为：曾特首的说法间接否定了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关于一二年政改是为普选“铺路”的说法。然而，前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等人却郑重指出：一七年政制必须基于一二年政制循序渐进，如果泛民议员否决政府方案，政改原地踏步，中央可能推翻原定时间表。

这些争议根本毫无意义。人大常委会只说到时“可以”普选，也没有定义什么才叫普选，更同时明示五大先决条件，其中，人大常委会有权事先否决行政长官的修改选举办法报告，行政长官也有充分的拒绝提案权和否决权，人大常委会更有最终否决权，中共施恩抑或翻脸，市民无可置喙。据此，二零一二年政改方案能否通过，可以是先决条件，也可以不是先决条件，一切任凭中共说了算。这是残酷的现实，也是港人的抗争焦点。

第二个假议题是：即使没有提出一七年和二零年的普选具体内容，但是一二年的政制发展绝对，必须向着普选目标开进，即使有一点进步，难道都不值得泛民议员开怀接受吗？政治不是要讲妥协吗？这是曾特首和亲共阵营的惯用说词，暗藏陷阱，不可不慎。

先回顾一下目前香港的选举制度。特首由八百人选举委员会选出，大部分委员都是亲共媚共人士，但候选人仍需获得八分之一委员提名（提名门槛），才有机会参与五年一度的小圈子选举。立法会有六十席，分区直选占三十席，功能组别占三十席，并实行分组点票，凡议员提出的法案，需经分区直选和功能组别各过半数同意，才能通过。功能组别的设立，源自法西斯墨索里尼的制度，八五年由港英政府袭用，标榜间接选举，拒绝直接选举，本已违反普选原则，早应废除。

很遗憾，特区政府的政改谘询方案，根本没有任何增量民主成分。主张扩大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人数，从八百人增至千二人；立法会分区直选加五席，共三十五席；但功能组别也加五席，共三十五席，依旧平分秋色，新增五席仅由四百多位处理地区事务的民选区议员互选（亲共人士势必囊括全部五席；在比例代表制下，也可囊括三至四席，成为大赢家）。

按照这种逻辑，如果一二年要做到三十五对三十五（共七十席），那么在一六年增至四十对四十（共八十席），在二零年增至四十五对四十五（共九十席），余此类推，就更民主吗？非也！因为立法会的构造根本毫无改变，功能组别小圈子选举和分组点票制度继续存在，同时更背离二零二零年普选的严肃时间表。政府的鸟笼方案，只是一个从未前进的逻辑陷阱。

那么，争取香港民主的真议题究竟是什么？应做些什么？

一是坚持以争取尽早实现民主普选为理想：争取香港在二零一二年实现双普选：特首选举没有提名门槛，任何登记选民都有参选权和投票权；立法会选举没有功能组别，没有分组点票，全由普及而平等的民主选举产生。

二是研究在什么限度内可以让步与妥协。笔者认为：任何让步都必须遵守两大原则：一是澄清终点细节，二是等量增加民主。即使勉强接受将普选的终点站，从一二年延后至一七年（特首）和二零年（立法会），但香港政府必须事先清楚交代终点站的具体普选内容，作为一二年中途站的根本座标，否则中途站方案是否符合目标，根本无从判断，而政府也无法自证其方案不是随便修改。其次，一二年中途站方案，至少应体现循序渐进的增量民主，亦即稳定、等量提升民主成份。具体而言，由于零八年立法会分区直选和功能组别席次之比是三十比三十（起点），而二零年应全面直选（终点），因此一二年应为四十比二十，一六年应为五十比十，二零年全面直选。分组点票制度，应在一二年取消。在特首选举方面，由于零七年特首只由八百人小圈子选举委员会选出（起点），而在一七年应开放给全港选民（目前已达三百多万）选出，因此在下一届一二年特首选举中，应至少随机抽样让一百五十万登记选民选出，方为真正循序渐进的增量民主方案，提名门槛也应自一二年全面取消。

三是研究在政府的“假民主”方案不获通过时，如何因应，继续推动民主。笔者相信，公民的启蒙觉醒与理性抗争，自下而上推动民主，不再乞求自上而下的恩赐，才是香港民主运动的稳健力量。在议事堂外，民主人士好应组织集会游行，活用网络资源，激发民主力量，尤其让年轻一代体会中共的历史与本质，以及民主的重要性。在议事堂内，泛民议员应断然否决政府所提出的任何“假民主”方案，回归原则与理想，将和平抗争手段升级，凝聚民间力量，发动五区总辞，在单议席单票制分区补选中，仅提出两大政纲“二零一二双普选”和“曾荫权下台”，如能在五大分区中赢得三席或以上，策略运用得宜，有助于产生变相公投效果，引发国际关注，联合各方施压，逼迫中共让步，促进民主发展。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专制国家才会三权“互相配合”

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发表了惊人也毫不意外的“伟论”，他说行政、立法和司法“互相配合”，很明显这句话是冲着香港而来的，意思就是香港应该向澳门学习。学习什么？就是要香港学习澳门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如何配合行政机关的强势“行政主导”。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在香港更为激烈。因为在香港，仍然不少人心中，“三权分立”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而且。“三权互相配合”论也完全扭曲了“三权分立”的定义。

19世纪英国的艾克顿爵士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权力会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所以，为了防止“绝对的权力”所造成“绝对的腐化”。民主政治是一个重要的根本，而当中的“三权分立”凸显了当中的重要性。

何谓“三权分立”？相信这个名词连中学生也会知道，这是由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所构出来的（当然英国洛克政治思想家洛克也有类似的观点）。意指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是相互独立和对等的，彼此互相制衡，防止其中一方滥权。“三权分立”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在于透过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的权力制衡，防止专政暴政的出现。这个对于欧美国家等西方民主国家来说，已经是一个很普通的常识了。但换成了大陆和港澳等地区，“三权分立”的重要意义不是被抹黑、曲解，就是被扭曲。以中共等专制独裁国家来说，为了维护独裁统治，对于“三权分立”当然是不屑一顾甚至是贬低，张晓明说出三权要“互相配合”，却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共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也有类似的言论——于去年香港说“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三权合作论”。张晓明只不过一再重复习近平的话而已。在笔者看来，张晓明的“三权互相配合论”就像太监为表忠心，拍皇帝的马屁而已。可是，这个马屁实在拍得太过火，专制的面目实在太露骨，才会引起强烈的回响。

为什么三权分立对于民主政治来说那么重要，关键在于“制衡”。特别是行政机关（政府）容易造成对于权力的迷恋和欲望，这造就了专制独裁统治的产生。因此，立法和司法本身就有担当了监督和制衡行政机关的责任。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当中，最不起眼的司法往往床为了整个民主政治制度的最后防线。如果连司法也失去应有的独立性，距离专制独裁可以说为期不远了。

说到“三权互相配合”，现有的专制独裁国家就是很好的例子。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独裁政权——中共是典型之中的典型。中共在“三权互相配合”（与其说“三权互相配合”，倒不如说“三权合作”甚至是“三权合一”）下出现什么情况。除了人所共知的专制统治、往往利用司法打压异见外，更造成贪污腐败，中共的贪官真的是多不胜数，可以说是世界第一。为何如此？这就是因为没有“三权分立”。中共的所谓司法机关，只不过巩固政权的工具（简单来说就是司法为政治服务）；而产生那么多的贪官，除了中国人的本性离不开“钱”外，缺乏“三权分立”的互相监督和制衡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主因。可见“三权互相配合”的劣迹真的是“有目共睹”。这不仅于中共，为数不少的独裁国家也是如此。

再举一个例子吧，这就是张晓明所赞美的、要香港学习的澳门。“行政主导”下的澳门，正是张晓明所说的“三权互相配合”的典型。究竟澳门现在“三权互相配合”的政治体制实际如何？“三权互相配合”政治体制，造就了利益输送屡屡不断，最近澳门所引爆银河贱价批地事件就是一项例证；立法会成了典型的橡皮图章（29个议席中只有12个是民选产生的），不能有效制衡和监督；更造成行政霸权、官权独大、吏治和司法腐败，巨贪欧文龙案就是此情况下产生，而且极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由此可知，澳门可说没有一项值得学习的。说到监督政府，香港仍比澳门强，最起码能够对政改有生杀大权；说到司法公正和独立性，虽然港澳两地的司法制度不同，但单以这两个最基本的标准而言，香港也比澳门要强；说到争取民主自由的积极性，到目前为止香港仍比澳门高不知多少倍。澳门人很多只对特区政府敢怒而不敢言。澳门的民主之所以几乎毫无寸进，澳门人其实要负上一定的责任。笔者认为，中共就是最喜欢澳门人的性格，因为乖乖的听话，而不敢向中共说不。

换句话来说，中共的官员所说“三权互相配合”论，表面上看来，就是“扬澳抑港”，要香港学习澳门的“行政主导”的政治制度。实际也说穿了，中共迷恋独裁统治暴露无遗，始终如一，也因此不惜扭曲“三权分立”。可是，“三权分立”与“三权互相配合”的政治制度谁较好，已是高下立见，在此不用多说了。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香港反高铁的启示

在中国征地兴建例如高铁般的工程，受影响的民众往往只能逆来顺受，但在香港，却有逾千名民众游行反对政府兴建广深港高速铁路的深港路段。这些包括受影响的村民等示威人士，由于未能获得有关官员的接见进行对话，约100名示威者深夜仍然留在政府总部不愿离去，警方在30日凌晨开始强行清场，两个小时的过程中，有三名保安人员和一名示威者受伤，但没有人至今被捕。

反对高铁的示威者是因应立法会公务小组这个星期三将举行拨款听证会，反对者说深圳至香港一段长26公里的高铁，造价达到669亿元港币（约57.2亿欧元），可说是全球最贵，实非香港人所可以负担，他们因此希望立法会拒绝向这项工程拨款。一名参加反高铁游行的执业医生表示，他不相信香港没有高铁就会被边缘化，政府执意建高铁只为讨好中央政府。游行人士在立法会外，将写上反高铁心声的纸条贴在门外，有人写上“反对掏空香港，舔共媚共”，有人要求议员不要用公币建大白象讨好内地。示威者当中有人除了呼叫“反高铁、停拨款”的口号，也有人趁机高叫“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

反高铁游行29日下午从闹市铜锣湾开始，学生、菜园村村民和社运份子在内的3000名市民，他们自制多种别出心裁的示威道具，沿途表达他们的诉求，以车头带血的“河蟹号“列车带头，又有挂上“绝不让路”的稻草人、单车、地盘铲车、滑板、手推车等道具，高呼“反高铁、停拨款”，口号，坚持不迁不拆。他们在途经立法会时，将反对高铁的心声写在字条上，贴在立法会大楼门前，然后再步行前往政府总部。据了解，申请游行的团体早跟警方协议，派出约25名代表进入封锁范围，到政府总部大门前递信。但当保安员开门让示威者进入之际，一名示威者突然越过中座的铁马，在场其他示威者即一拥而上，混乱间著名社运活跃份子香港大学女生陈巧文和网民代表周诺恒一度被警方困住。他们于是在总部外静坐示威，到了凌晨，警方开始清场行动。

中共的势力已经渗入香港，然而香港人却有着自由民主的理念。由于有反对者的存在，政府不敢胡作非为。只要立法会杯葛高铁，拨款被否决，高铁就不会建设。贵阳市日前因暴力拆迁事件引发群体性堵路示威事件，参与堵路示威的24人反而被刑事拘留。

11月27号，贵州博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派出数十人，他们携带钢管、撬棍和封口胶，采取暴力手段破门进入被拆房屋，将正在熟睡的13名无辜群众强行拽上汽车、拖离现场，致使4名群众受伤。暴力拆迁事件发生后，被拆迁住户约30余人用红布条和40余瓶液化气罐将红边门路口等四个方向堵断。

而最近在上海发生的暴力拆迁事件，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上海闵行区一户主，不肯在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拆迁协议上签字，结果遭政府强拆，户主被迫向推土机投掷汽油瓶抵抗，经过几个小时的抵抗，房子最终被推土机铲平，丈夫因此以妨碍公务罪被起诉。尽管户主拿《物权法》维权，但面对当局的暴力，法律也成了一纸空文。值得注意的是，女户主潘蓉和丈夫张龙其都是新西兰国籍。当年留学新西兰并加入了新西兰国籍，后来又返回中国，认为国内发展机会较多，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目前夫妇二人已经返回新西兰。

在一个漠视个人权利，对财产缺乏保障的国家，却每天都在空谈发展，吹嘘经济增长如何快速。既然普通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那么从发展中受益的是谁呢？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争取沉默的大多数——看港人争取普选

最近关于香港普选的话题再次成为焦点。争取普选，靠的不是泛民，而恰恰是最容易忽视的群体——沉默的大多数。

我从小在内地长大，但看的却是香港的电视。在那个时代，楼顶上的“鱼刺”天线齐刷刷朝向香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种景象。而对于香港的杂志，更是倍加珍惜，偶尔在路边书摊得到旧的《争鸣》杂志，也会小心收藏起来。而上小学时老师则说香港是“敌对势力的桥头堡”，而我们则要“明辨是非”，“抵御腐朽的资本主义”。尽管当时已经临近九七，受到的还是冷战思维的教育，而我小学也快要毕业，然而那时偷渡香港的人依然很多。从身边亲友听到的，很多都是像谁去香港发财了等等。虽然香港很近，但对香港了解不多，这是我小时候的香港印象。

转眼间，从九七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2年，印象中的香港早已经支离破碎。印象中的自由民主只是个幻影。普选遥遥无期，而敢言媒体也越来越少。而凤凰卫视则冒充香港媒体，欺骗内地观众。虽然2003年的因“23条”引发的七一游行人数创下了新高，然而民主化的形势不容乐观。我以为，多数市民平时是“沉默的大多数”，只有当自己切身利益损害是才会站出来。“23条”正是北京当局强奸民意的行为，激起了多数香港人的不满。

有人说，香港要普选，要民主，必须与北京对话。然而幕后阻止政改的黑手是谁？北京是如何对待大陆民众的？当初承诺的“一国两制”到哪里去了？指望中央是没有用的，香港所要做的不是”对话“，更不是妥协，而是清楚的表明自己的意思，香港人想要什么，港人向北京摊牌的时间到了。

2012即将到来，普选迫在眉睫。而作为普通民众当然希望普选，因为”2017年先普选行政长官“，有人还在等待，有人已经灰心丧气，干脆选择放弃。九七以来，有人认为香港已经被共产党控制，无奈的接受了事实。是的，共产党在试图控制香港，但现在不成功。至少还有梁国雄，有黄毓民，有黎智英，还有无数网民。而很多网民，正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我看来，香港还有多党制，还有一些讲良心的媒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死了也要吼一声！

不幸的是，“沉默的大多数”也是极易被中共绑架的工具。根据我在内地生活的经验，官方的说辞总是这样的：极少数人别有用心的人想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枪打出头鸟，敢于说话，群体事件中领头人物成了“极少数”被孤立，而大多数害怕被牵连选择了沉默，于是便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以，“涉嫌煽动闹事”的人总是“极少数”，大部分人是“顺民”，是“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的。

早在江泽民时代，共产党就发明了一种叫“三个代表”的东西，意思也就是共产党代表了全国人民，共产党的意思就是全国人民的意思。中国这么十几亿人，就是共产党内部也肯定会有想法不一样的，讲一个党代表了全国人民这样鬼话，谁去相信？不过由于风险太大，纸糊的灯笼也很少有人敢捅，于是广大人民就“心甘情愿的被共产党代表了”。拜互联网所赐，越来越多的内地网民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今这个“被”字很流行，“被自杀”、”被代表“、”被小康“都是当局的”杰作“。

香港人也有”被代表“的时候。曾荫权提到关于六四问题立场上，说我的意思就是香港人的意思。幸亏在香港讲话风险较小，公开场合也能直接讨论六四。于是，很多人就提出”曾荫权你不代表我“。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特别是在内地，一来可以降低风险，第二也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得到更多的支持。不过第一个敢说话的人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集权国家，意见领袖往往也起着关键的作用。香港人则不用担心游行被抓，加入游行的队伍喊上两嗓子可以说是“零风险”。每个人的参与恰恰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当局看到，我不是什么”极少数“，你至少不能代表我。公民社会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个人力量微乎其微，但当大多数人表明当局不代表我时，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台湾，一向被誉为中国民主的灯塔。在台湾，关于统一或是独立的问题也是焦点。不过民调做了无数次，大多数人都选择维持现状。在统与独之间，则选择“台湾的未来由台湾人自己决定”，这也算维持现状，而选择该选项的高达7成。我认为，台湾总有一天要做出历史的抉择，决定去还是留。中共时刻将导弹对准台湾，而在台湾支持独立的人也不在少数，即使不支持独立的人也对中共心存疑虑。主动权就在这7成认为“台湾的未来由台湾人自己决定”的人，当这7成人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却还是等待。2008年的公投，则因没有达到法定投票人数而没有通过。但中共却说成台湾人民支持“祖国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难道台湾会成为第二个香港？如今中共直接插手香港事务，香港人更要警觉，每个人只要举手之劳，尽量参加游行，向表明自己的立场。况且民主政治比较成熟的台湾，很多人还在随大流，甚至要别人为他做主，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共统战钻了空子。

如果香港成功争取到双普选，香港将成为第二座中国民主的灯塔，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全力争取双普选，关心言论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是在履行社会责任，能做到这些，也就问心无愧了。面对强权之时，如果只是保持沉默，被动接受，长此以往，便会形成逆来顺受，无所用心的心态，这就是政治学者所说的“集权下的安逸”，离开了集权体制，当每个公民承担自身责任，做出抉择之时，也是一种不能承受之轻。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香港民主派在民间电台案中受挫，决心继续抗辩

香港一家法院星期四裁定，港府指控民主派人士支持无照经营的民间电台所援引的有关条例并不违反香港基本法。这一判决增加了包括六名议员在内的八名民主派人士在后续庭审中败诉的可能。民主派人士表示，将不惜坐牢也要推动港府修改不合理的条例，保护民众的表达自由。

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星期四上午宣布的判决结果是，香港电讯管理局在指控这八名民主派人士的时候援引的香港电讯条例第23条并不违反香港基本法。这一判决将为原告继续追究8名被告为参加民间电台节目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铺平道路。主审法官唐文在宣布判决的时候提到，如果指控罪名成立，七名被告将要支付五万港币的罚金，但不需要坐牢。依据香港电讯条例，任何人在明知某电台无照非法经营的情况下参加该电台的节目，可以罚款五万港币。

不过，据观察人士的说法，在这个条例实行以来的几十年中，还没有任何人因此而被定罪。如果民主派人士这次被法庭认定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这将开启了一个先例。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不会接受这个裁决，将要继续抗辩。他说： “审判我的案件是我出席一个非法电台的广播。但是这个电台是不是非法还在审判当中。那个电台还没有判定是否非法，怎么能够起诉我通过这个非法电台广播，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民间电台是由香港民主派人士曾健成发起成立的一个非营利性电台，在2005年10月3日开始试播，曾经直播六四烛光集会，并时常邀请议员等公众人物参加节目。司徒华指出，这家电台在成立之前多次向当局申请执照，但当局不批，也不说明原因。民间电台认为，大气电波是公共财产，当局无权拒绝民众使用电波表达言论的权利。

参加这家电台节目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表示，电讯条例同基本法相冲突，已经过时。民主派正在通过这个事件来推动港府对相关条例规定进行修改。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个过时的殖民地条例。最初是在马来西亚在1930年通过的。现在已经过去了70多年。我们香港的电讯条例就是抄袭马来西亚的那个条例。”梁国雄还指出，该条例跟联合国公民权利公约的精神是抵触的。公民权利公约中包含广播自由的内容。香港基本法中也赋予香港居民享有这个自由。

梁国雄认为，港府坚持使用电讯管理条例来指控和打压民间电台，实际上是受到北京政府的压力。他说：“这次香港政府不利用这个机会去修改条例，反而要不断地检控我们，原因是它们怕香港的广播自由有一天会影响大陆的广播自由，让大陆人民从广播里面了解更多真相。”此间分析人士指出，从法律的角度看，民间电台无照经营违反了政府的相关管理条例，属于非法经营。现在法院又判定电讯管理局依据电讯条例23条指控民主派人士的做法并不违宪。这样有关议员和相关人士就很有可能会在以后的庭审中败诉。

司徒华等人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就是要通过公民抗命，甚至坐牢，来推动条例的修改，保障香港的公民言论自由。法官宣布判决结果之后，声援民主派人士的民众举行了集会。他们高呼： “开放大气电波，抗议政治打压。”法庭关于香港民主派人士参加民间电台节目的行为是否违法的庭审将在11月30号举行。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香港遣送周勇军回中国被指违法

八九学生民运领袖周勇军的家属和一些亲民主人士致函香港和北京当局，指责当局将美国永久居民周勇军从香港押送中国大陆属违法行为。香港民主派领导人称这个案子是自回归中国以来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遇到的最严重挑战。

领导过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周勇军去年9月离开居住地美国洛杉矶，试图经过香港进入中国大陆探亲，但在入境口岸遭到香港当局两天的盘问，之后被送往深圳。中国当局随后将周勇军秘密关押七个月。之后，四川遂宁市公安局今年5月将他正式逮捕，四川省射洪县检察院今年8月以诈骗罪对他提出起诉，迄今为止仍然不允许他与家人见面。

星期一，周勇军的女友、他们女儿的母亲张月卫在香港对新闻媒体说，周勇军一开始是在香港失踪的，特首曾荫权及其政府需要对周勇军的孩子身边没有父亲负责。她说：“ 我来香港的目的就是代我的孩子向香港政府要回她的爸爸，来找她的爸爸，因为勇军是在香港失踪的，然后是香港政府把他送到中国大陆去的，一直关押到现在。 ”

根据周勇军今年5月在狱中跟北京维权律师莫少平的谈话，因长期被中国当局拒绝回老家四川探望年迈体弱的父亲，周勇军去年9月底持马来西亚假护照抵达香港，准备前往中国大陆探亲，但在香港边境口岸被香港当局怀疑跟一宗银行诈骗案有关而遭到拘留。两天后，香港警方确认认错人并把他交还给香港入境事务处。紧接着，周勇军不仅没有获得自由或被遣返回来香港之前的出发地，反而却被一辆专车从香港押送到深圳，一直到今年5月才被四川邃宁市公安局正式执行逮捕。

陪同张月卫一起来到香港讨个公道的美国执业律师、周勇军当年民运时的同事李进进说，香港行政当局原本已经确认周勇军跟一宗香港银行诈骗案无关，本来可以依据他不具备有效旅行证件将他遣返回出发地，但却未经正当的司法程序就擅自将他送往中国大陆，因此违反了有关国际法。李进进说：“ 我们要问曾荫权特首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把周勇军送回中国去，你的法律根据是什么？如果他(的这件事)发生在香港，那么大概香港警方有管辖权，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我们也要问曾荫权特首，这个案子你们自己不去起诉，为什么交给中国当局去处理。”

香港律师、民主党主席和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说，香港政府遣送周勇军到中国大陆的事件是影响香港前途的严重挑战，并且已经引起广大港人的忧虑。他说：“周勇军事件是在香港回归以来对一国两制、香港的高度自治带来的最严重挑战。这样的事情现在发生在周勇军的身上，发生在可能是大陆人认为是异见人士的身上，那么明天可以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呢？这是很多人关心和担忧的主要原因。”

当事人的家属和亲民主人士表示，很明显，中国当局关押周勇军的真正原因是政治因素。香港法律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王友金说，即便如此，香港当局仍然不可以将政治异议人士交给中国大陆，因为这会违反国际法，而香港与中国大陆并没有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达成移交嫌疑犯的协约。他说：“周勇军来了香港。他是政治犯。大陆当局要求香港政府把他移交给大陆政府。即使是大陆与香港的移交问题都应该遵守国际上有关引渡的条例。有关条例规定有几个类别的囚犯不能引渡。哪些人不能引渡呢？第一是政治犯不能引渡。”

周勇军在六四事件之后被北京当局关押，1992年逃到香港，再经当时香港政府的帮助前往美国。1998年他再次经过香港，试图潜回中国大陆探亲，但过境后被中国当局以“偷渡过境”逮捕和判刑。李进进律师在星期一向香港特首曾荫权递交的一封信中说，“过去香港政府在帮助人们获得自由，现在你们却去帮助一个专制的政府打压争取自由的人们。”他要求曾荫权政府调查此案，并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周勇军。

香港行政当局对周勇军案件一直避而不谈，理由是他们不能对个案发表评论。美国之音也致函香港政府新闻处，要求官方对这一案件做出解释。新闻处在一份声明中说，“政府不评论个别个案，入境事务处有责任执行有效的入境管制，所有入境申请，入境事务处均依据法律、入境政策和每宗个案的情况作出决定。一般来说，旅行证件未能符合入境要求的旅客会被遣返至来港前的口岸或原居地。”身为律师的何俊仁议员说，他愿意为周勇军的家人受理这个案件，并将以当事人律师的名义要求当局予以直接回应。

与此同时，李进进律师还代表家属致函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要求当局撤回对周勇军的指控，理由是四川的地方检察院不具备起诉周勇军诈骗香港某银行的司法管辖权，而且中国当局对生活在境外的周勇军也不具备属人管辖权，因为中国政府早就不承认他是中国公民，并拒绝给他签发中国护照。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

香港记者集会抗议新疆警方粗暴对待香港记者事件

数百名香港记者周日集会游行，抗议此前新疆警方粗暴对待香港记者事件。游行人士在西区警署外集合,然后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绕行中联办所在街道一周，最后再返回中联办正门，把代表愤怒的红色丝带绑在闸门上。大约700人参加了集会活动。他们大多身穿黑衣，他们手持中英文横幅和标语，要求新疆大局就此事道歉，同时呼吁北京当局停止打压媒体。

香港三名记者9月4日在新疆乌鲁木齐采访期间遭武警殴打。当时警方正释放催泪弹，驱散因为“针刺”事件频发而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汉人。几天后，中国新疆新闻办公室一方面就香港记者遭殴打表示遗憾，另一方面指责三名记者违规采访，并有煽动闹事之嫌。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表示，新疆当局对记者的指控完全是莫须有的，她指责新疆当局的做法明显侵犯新闻自由。她还要求当局展开公开和公平的调查，交代调查结果。据组织者表示，今天游行参加人数比预期多，反映民众支持新闻自由和要求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香港记协早些时候的声明呼吁支持香港新闻自由的市民站出来，参与游行抗议，"以表达对当局践踏新闻自由、诬陷香港媒体的强烈不满"。

据香港媒体说，一些现任或离职的新闻工作者、大学新闻系学生，以及泛民主派的一些立法会议员和市民，周日中午过后便在香港西区警署门外聚集和参与游行。香港媒体引述多名港区人大代表说，在本周开例会时会将讨论有关问题，并可能发表联署信，要求中央彻查事件。9月7日，已有数十名香港记者集会抗议，要求中央调查事件原委。

返回顶部(Back to the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