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获奖之后的世界与中国

从欧洲舆论角度观察，刘晓波获得今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从今年十月到目前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由于中国一位正在狱中的异议人士获奖，而其本人及其亲属均不能代其领奖，诺委会决定以空椅子面对世界，使得今年的诺奖仪式受到舆论的强烈关注。刘晓波及其亲人均不能出席领奖，是 1936年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首次。正因为这一特别的象征，使得世界舆论将对中国关注的焦点从经济发展转移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自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以来，外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一次深度聚焦。

众多的观察家注意到，此次授奖仪式将从多方面给西方舆论留下深远影响。

首当其冲的影响即是有关中国内部民主诉求的代表性问题。刘晓波无法出席领奖仪式，即使可以由刘晓波仍在狱中的理由解释，但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并不是在押囚犯，为什么就不能代领？而且数以百计的中国人因为授奖仪式不能外出，他们难道也有刑事犯罪之嫌而不能走出国门？对于众多对中国问题并不太关心的西方民众说来，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成长有目共睹，于是认为中国的法制与政治制度也日趋完善，但众多中国公民被阻止出国这一事实打破了这种经济发展自然推动民主进步的推论。而同时，由于被阻止出国的人士众多，也从一个侧面向西方公众形象地揭示了中国除了经济成长和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之外还存在着民主诉求，而这种诉求也并非如官方媒体所说的那么边缘化。换言之，中国官方长期对外营造的中国人民“爱国、爱党主义”的整体形象被有力证伪。

在这种语境下，中国官方以刘晓波为在押罪犯和干涉中国内政来要求各国杯葛刘晓波授奖仪式的理由于是显得极为苍白。众多媒体指出，刘晓波的获奖及其在押的事实实际上无异于给欧美民主国家装上了一幅价值的紧箍咒。自此之后，西方政要同中国打交道都难以回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仍在狱中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刘晓波的获奖使以人权、舆论自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获得了提升。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欧美经济处于深度危机之中，面对中国一枝独秀的经济成长，西方领导人从振兴经济的短期利益考虑，在同中国打交道时，避谈价值，希望以此从中国获得大笔商业合同。刘晓波获得诺奖之后，在今后西方国家同中国外交谈判桌上，人权与言论自由问题将会受到更多关注。

同时，没有政改的中国经济发展，能否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市场经济也成为疑问。长期以来，西方舆论，包括中国人自己均认为或者期望中国会通过经济的渐进改革，而走向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但是，这一想法同样无法接受现实的检验。法国《扩展》杂志主编就直接了当地说：直到现在发展的结果是，中国既无正常的市场，也无自由的竞争，有的只是仍然带有共产主义胎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中国政府对于挪威政府的经济制裁和对诺贝尔委员会的谴责，一是以不允许干涉内政为名，二是以中国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进行的。换句话说，中国官方在此问题上仍然是站在西方的司法独立这一价值理念上讲话的。但是，包括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在内众多人士均指出，中国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公约，中国宪法中也加入了保护人权的条款，所以中国官方本身也是认同普世价值的。关押刘晓波有违中国自己的宪法，封杀有关刘晓波获奖的信息有违自己已经承诺的价值准则。

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此次刘晓波获奖争议也使西方公众了解了更多关于中国宪法与中国对普世价值的纸上认同但却不能落实的实例。使得中国宪法与现实的冲突大白于西方舆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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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得诺奖的争议

刘晓波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之后，在海内外一片欢呼之中，也有相当一股对刘获奖不满的声音。欢呼的理由当然明摆着：中国终于有了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所有奖项全包括在内，刘晓波是得奖的第一个中国公民），这是中国人的光荣，是给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支强心剂，是对所有为中国民主化而努力的人们的鼓励，并且可能会给中国迈向宪政民主提供契机。

反对者的理由是：在政治理念上，刘晓波代表要跟共产党合作的妥协派、温和派；同时他也曾排斥某些更激烈抗争的异议人士。所以他得奖，并不能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在道德人格上，刘晓波有瑕疵：他曾在中共中央电视台作证说，他没有在天安门广场看到杀人，起到了帮助中共抹杀天安门屠杀的宣传作用；他在监狱曾对自己参与八九民运而写了痛心疾首的忏悔书；他这次被捕后，又撰文美化中共监狱和中国人权状况。所以，刘晓波不能成为反抗中共暴政的榜样，也不应是中国异议分子的代表人物。

反对刘晓波获奖的人，列出其他几个过去几年曾获诺贝尔奖提名的人物，认为他们更有资格获奖。这里有一个问题是，那些被提名者在过去几年都没有得奖，那么这次即使不给刘晓波，也不能保证就会给其他几位。很可能就谁都不给。那么在“刘晓波获奖”和“没有中国异议人士获奖”之间选择，从大局着眼，有些对刘晓波的观点和人格也颇有异议的人认为，还是刘晓波获奖比没有中国异议人士获奖要好。

因为，刘晓波获奖后几天内，西方媒体上近年来罕见地一片批评中国人权状况之声。而且，把一个异议作家重判11年这件事定格在西方人头脑中，就会增加他们对独裁中国的恶感。就会给那些以为中国早已不是共产国家的人浇一桶凉水：在中国经济繁荣的背后，邪恶仍在继续。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能在中共不可一世的现状下，往中国聚焦一次，密集而全球范围地彰显一次它人权的恶劣程度，这个大局比谁得奖更重要。挪威根本不了解中国人内部那些事情。奖给中国异议分子，带来这样一个全球媒体关注中国人权的效果，总比给西方左派强。刘晓波的问题，是以后我们中国人自己慢慢讨论的事情。

有一种观点认为，和平奖之所以给刘晓波，是因为他对中共持更合作、更温和的态度，而且他对激烈正面反对中共的异议人士持批评态度。因此奖给刘晓波，其激怒中共的程度，比奖给“激进派”要低。但这种说法有一个逻辑问题：

如果你跟西方人说：胡佳、高智晟等人比刘晓波更反共、更不跟政府合作，而刘晓波是妥协、合作的；那你怎么能让外国人理解－－中共为什么判刘晓波最重11年呢？这在正常逻辑上明显不通。但中共重判刘晓波却是有逻辑的。因为他总“惹事儿”。刘晓波曾多次召集各种签名活动，而且签名者多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历来看重知识分子对民众影响力的中共，自然感觉刘晓波那些行为很“闹心”。刘晓波写过多篇观点远比《零八宪章》激烈的抨击中共的文章，都没有被捕（他96年被捕也是因为签名联署）；余杰也一直在写比《零八宪章》更激烈的批评中共的文章，但他不仅没被抓，而且还可以自由地进出国门、甚至去台湾。所以中共明显是对 “签名联署”之类更不能容忍，于是重判，杀一儆百。

另有一种观点，说中共和刘晓波唱双簧，故意阻止了胡佳、高智晟得奖，而给了温和的刘晓波。这恐怕更是无稽之谈了，好像中共操纵诺奖委员会可以像操纵中国人那么轻而易举。虽然我也对刘晓波有相当的异议（见“刘晓波的谏言路能走通吗？”“刘晓波最后陈述的争议”），但却完全不能接受他和中共唱双簧的说法。刘晓波的观点和道德人格都可以、也非常值得讨论；但将其简单化到和中共唱双簧，实在无助于真正问题的探讨。当然，中共在客观上推动了刘晓波获奖，是一个谁都承认的事实。

网络版一个搞笑的段子，说共产党一手制造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高智晟判三年不行，胡佳判三年半不行，陈光诚判四年半不行，谭作人判五年也不行……终于，刘晓波判11年－－成了。”这岂止是笑话。连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都对香港媒体说：“如果当局不拘捕刘晓波，刘晓波就不会获提名，就不会获奖，媒体也不会这么关注。”

明显地，诺奖委员会是把刘晓波作为中国异议群体的代表来发奖的，这个异议群体，既包括所谓温和派，也包括所谓激进派。而且，刘晓波的确有着二十多年来都在为实现中国民主化而努力的资历。同时他是作家、文学博士，又曾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这些在一般俗人眼里都是“资格”，诺奖评委们也不列外，别以为他们会把被提名人都仔细研究一遍。另外，哈维尔、达赖喇嘛、图图等人给刘晓波的背书，明显是相当有力的颁奖理由。其他那二百多个候选者，恐怕没有任何人拿到如此“重量级”的背书。所以这次刘晓波得奖，是在中共一手推动下的顺理成章。

反对刘晓波获奖的人士，综合起来有两个方面的担心（说反对刘晓波获奖的人是与刘有什么个人恩怨，也同样是无稽之谈）：

第一，在政治层面，刘晓波所代表的，对中共温和、妥协、合作的态度，会成为被更多人接受的、认为是更正确、可行的中国民主化转型的道路。而激烈否定中共，完全不妥协、不合作的姿态，会受到更多的否定。其结果就是共产党更长期的统治。

第二，在个人道德品格层面，刘晓波缺乏操守，使他不能成为中国异议分子的榜样；他不具备足够的人格力量成为一面中国人反抗暴政的旗帜。在众多政治犯仍处境恶劣之际、在无数人因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等被残酷镇压的现状下，刘晓波美言中共监狱和中国人权状况，不配做中国人权运动的代表；推崇这样的人物，有损于诺贝尔的荣誉。

事实上，这两个担心可能都是多余的。诺贝尔奖的光环其实早已不那么明亮，诺贝尔奖的影响和作用也相当有限。我们看在美国，戈尔、卡特、奥巴马等，都没有因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赢得更多人的尊敬，或更促进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今天的美国，是与他们理念相反的“茶党”在风起云涌，领导风潮。

对被压迫者来说，达赖喇嘛得奖21年了，并没有对西藏人权状况的改变起到什么实质作用。昂山素姬得奖也快20年了，缅甸仍是军人政府统治。如果这种速度是高调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们推动本国民主化的一个指标的话，那么中国人在20年内就别指望了。所以，无论是认为刘晓波的获奖能加速中国宪政民主化的进程，或延缓共产党倒台的速度，都是夸大和过高看重这个只有几个人决定、只因奖金丰厚就被过分抬高的荣誉。

且不说诺贝尔和平奖从未给世界带来什么和平，文学奖发了一个世纪，可二十世纪的文学成就，和根本就没有文学奖的十九世纪的辉煌，完全无法比拟。写中文的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已10年了，他和他的作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对提高中国文学的水准和地位起到任何一丝一毫的作用了吗？今天还有几个人再去看他的作品呢？

至于刘晓波个人是不是道德榜样或反暴政的旗帜，都不会因他是否得奖而决定。这个奖只是把他放在了聚光灯下，给世人更清晰地观赏他和挑剔他，提供同等的可能。

和本文开篇例举的那些为刘晓波获奖而欢呼的理由不同，我认为刘晓波得奖只有三个实际的意义：

第一，诺贝尔奖的闪光灯，照亮了一下中国的黑暗，哪怕只是几秒钟。我们实在太难得有一个机会能“喊”世界媒体都来看看，中国的人权状况糟到何种地步！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因为“吃喝穿戴”全是来自中国了，而以为中国快成天堂了。

第二，能够促使刘晓波本人早日获得自由。无论和刘晓波有多大的观点分歧，无论他有多少道德瑕疵，11年的牢狱之灾都是绝不可容忍的。这个诺贝尔奖，踢给中共一个最头疼的球：既不可能无罪释放刘晓波，也不可能重审这个案子；但如果一直关押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那么隔三差五，国际人权组织就会抗议，等于一次再次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人权的恶劣。但无论中共是否会很快放人，刘晓波大概都不会坐满11年监狱了。自由远比百万美元奖金价更高。

第三个是，中国人每年关于要争诺贝尔奖的嚷嚷也该休止了吧。省得大家成天为这个那个、谁该得奖而闹哄哄的，把推动中国民主的事业，变得像是为推动谁得奖似的。而这场推动“谁得奖”的竞争，又把本来完全是理念上争执的东西，转向人际、人事之争。那实在是毫无任何建设意义的浪费精力。

一个诺贝尔奖，改变不了任何中国的现状，镁光灯的闪亮过后，中国人迈向民主的道路依旧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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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和平奖光束刺痛中共

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刘晓波，不仅是首次颁给一个中国籍人士，更因得奖者是身陷牢狱的异议人士，而招致中国官方的抗议和国际舆论的关注。虽然有一批中国异议人士对刘晓波获奖资格有相当的异议（纽约时报已做报导），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一次非常勇敢的行动，它将引导全球的目光关注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并对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事业具有促进作用。

近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选择，因越来越左倾，常引起争议；尤其是奖给一些权力人物。像美国就有卡特、戈尔、奥巴马等前后获奖。极为左倾的卡特，曾赞美卡斯特罗、金正日等独裁者，在美国声望已低到被称为最糟的总统；戈尔则靠渲染全球过暖发了大财，《纽约时报》曾讽刺地说，他可能是全球首位绿色产业富豪（目前身价已数亿美元）；奥巴马获奖，更成为全球笑料，因提名时，他才出任总统12天，什么成就还没有，媒体嘲讽说是“提前鼓励奖”。挪威的诺奖委员会因此被媒体骂得灰头土脸，简直是自取其辱。

所以挪威今年的选择，被视为是一雪前耻。尤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事前曾去挪威当面警告诺奖委员会主席，如颁给中国异议人士，将会怎么样等等。但挪威的评委们没有畏惧、退缩，毅然做出勇敢的决定。

欧美网路上的评语，可以说传递了普通西方人的心声，他们说，去年这时候，大家乐了一个星期，因奥巴马获奖，实在太荒唐可笑了。而今年的和平奖颁给了中国异议人士，则是正确的选择。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们，对中国的专制，敢于发出批评和谴责的声音，是对中国人的民主奋斗给予道义上的声援。

近年中国随着经济和军事崛起，共产党对外摆出扩张的霸权姿态，对内则实行更严酷的镇压政策，几乎所有的民运组织领导人，都被抓进监狱；基督徒、法轮功练习者也不能幸免。据人权组织的报告，过去十年，超过十万名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改营，其中三千多人被迫害致死！而对异议作家刘晓波，去年中共的判决书毫无掩饰就是要以言治罪，以他在网路上发表的六篇文章，就重判了11年，差不多一篇文章就判两年！而西方很多国家，由于看重中国的市场，更由于国际领袖对邪恶的绥靖主义，导致西方对中国穷凶极恶的镇压人权劣行都没给予有效的谴责，更谈不上制裁。所以北京可以肆无忌惮，随欲做恶！

这次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异议人士，等于是对北京政权的一次痛击。从目前中共的反应来看，他们是既尴尬，又恼怒，更恐惧，千方百计地封锁这个新闻。但报导说，中国有很多民众放鞭炮庆贺，这是共产党郁卒，老百姓开心的时刻！

和平奖颁奖词明确指出，“中国已违反自己签署的多项国际协议，甚至还包括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政治权利。”“在中国国内外，尚有许多人为争取人权出力。而刘晓波被重判，成为中国人权斗争最突出的象征人物。”几乎是明说，这次颁奖给刘晓波，是给中国的整体人权运动的道义支持。

所以，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像一道光束，既刺疼了北京政权，又让世人更看清中国的黑暗，同时也给中国的民主运动注入了激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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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将共产党送上了审判席

（便衣警察在刘霞家门前做出侮辱性手势 路透社Petar Kujundzic摄）

刘晓波先生被中共当局重判十一年，为六四以来二十年间最为恶劣的一起因言治罪的案件。当年，作为天安门广场的四君子之一，刘晓波先生是八九民运后期的灵魂人物，虽为此承担了牢狱之灾，但也没有被判处如此重刑。

刘晓波案从开庭到审判的三天之间，全国各地的政治警察们倾巢出动，昼夜执勤。受到其骚扰的独立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达数百名之多，这年头不会有人像梁山好汉那样"劫狱"，他们为何还如此害怕大家去法院外边声援刘晓波呢？此次秘密警察行动之规模，创下了中共建政以来政治审判案件中的最高记录。好像不是刘晓波在受审，而是胡锦涛在受审。相比于海外媒体一致严厉声讨中共当局玩弄司法、侵犯人权的恶行，中国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此案，哪怕是只言片语也找不到。邓小平时代审判魏京生等政治犯，中共的喉舌上作过不少的报道，表明在那个时代中共还有垄断意识形态并对民众实现洗脑的信心，有将政治犯搞臭、搞垮的信心。而在今天，胡温连邓小平的百分之一的自负都没有了，不仅没有让民众相信其"科学发展观"的信心，而且连在喉舌上连篇累牍地批判刘晓波的信心都没有了。他们根本不敢让老百姓知道有这样一个案件，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老百姓作出自己的判断，那判断一定不会"跟中央保持一致".于是，他们对信息进行严密封锁，对批评意见不闻不答，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模样。确实，不是胡锦涛将刘晓波送上审判席，而是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审判席，就如同当年哈维尔将胡萨克送上审判席、曼德拉将博塔送上审判席一样。

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对共产党政权的一记响亮耳光。特别是北京此前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大力施压，甚至威胁挪威与中国的关系也将因此而受到损害。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证明了它具有独立性。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以前就曾让中共大为恼火：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达赖喇嘛。但是，2010年的中国与20年前相比有了更大影响力，特别是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经济上的成功让有些人认为，这种与"涡轮式资本主义"齐头并进的威权统治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民主的有吸引力的"中国模式"。关押刘晓波的行动表明，中国政府希望实现的是墓地般的沉寂，而不是真正的稳定，并且愿意为此不惜付出任何所谓的"连带损失"。

诺贝尔和平奖所倡导的和平理念正是为着人类的进步事业着想，其价值目标必然是走向民主与自由，为此必与动辄采用暴力对付民众的专制独裁手段极其政权对持起来。长期以来，处处站在刘晓波对立面上的正是中共政权，它一贯不容忍民众在言论上的任何批评和不满，却还牙以强权的暴力暴政。作为以言论“得罪”中共最为杰出的刘晓波，在与这种极度的非对称力量的较量中，获得了道义和良知胜利的恰是刘晓波，赢得了自由世界的普遍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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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热比娅造就成国际名人？

以下内容是美国之音8月20日的《对比新闻》节目

新疆维吾尔人热比娅最近在中外媒体中频频出现。她是怎么成为国际名人的呢？

中新网2008年2月20日刊登的凤凰卫视采访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的报导说：热比娅“名声很大”，“早年她以传奇的发家经历声名大噪。1995年，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龙虎榜估计她有两亿人民币的财富，并且将其列入中国富豪第八位，成为了新疆女首富。”

对于这样一个成功的少数民族女富豪，当时的中国媒体肯定有不少报导。不过，也许是出于今天的政治原因，这些报导基本上都不见踪影了。2007年1月7日中新社的报导说：“1999年8月，热比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2000年3月，乌鲁木齐中院以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处热比娅8年徒刑。”

正如《纽约时报》2000年4月28日的报导所说：“三月份宣布这个严厉的判决之后，她的案子就变成了一桩国际案子，人权组织和一些西方国家政府表示，并没有证据显示热比娅女士犯罪。”“法庭文件说，在她搜集的报纸里，热比娅女士把那些政府打击少数民族分离主义的官员讲话和文章特别标了出来。”报导说，判决书列举的报纸包括《喀什日报》、《新疆法制报》、《伊犁日报》和《伊犁晚报》。

当时西方媒体对热比娅的称呼基本上是“女商人”或者“女富豪”。《纽约时报》称她为“穆斯林女商人”；《华盛顿邮报》1999年9月7日形容她是“来自中国不稳定的维吾尔族的最著名的女商人”；英国《卫报》 1999年10月21日的报导称她为“富有的维吾尔女商人”；英国广播公司BBC2000年7月6日的报导说她是“维吾尔族女商人”；《时代周刊》 2000年3月27日的报导称她为“新疆的穆斯林女商人”、“中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

这种单一的称呼一直持续了几年。例如，《悉尼先驱晨报》2002年9月10日的报导仍然称她为“维吾尔女商人”；《华尔街日报》2002年9月20日和2004年8月30日的两篇文章都把她称为“维吾尔女商人”；2004年3月3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导称热比娅为“维吾尔族百万富婆”、“著名的维吾尔族人”。

到了2005年，被中国关押了六年的热比娅被中国释放。此时，她的案子已经在西方媒体中广为报导，她的称呼也非常政治化了。“政治犯”、“人权活动人士”、 “持不同政见者”都成了对她称呼的一部分。例如，英国广播公司BBC2005年3月18日的报导说：“维吾尔族著名政治犯、穆斯林女商人热比娅．卡迪尔被中国当局释放后，已经抵达美国。热比娅周四晚间抵达芝加哥后高呼：‘从现在起，我自由了！’”

《纽约时报》2005年4月12日的报导称热比娅是“新疆最著名的政治犯”；《华尔街日报》2005年4月21日的一篇文章称热比娅为“最知名的维吾尔持不同政见者”；英国广播公司BBC2005 年3月17日的报导称热比娅是“著名的政治犯、维吾尔族穆斯林女商人”；2005年9月30日称热比娅是“由女商人转变成人权活动人士的著名的维吾尔人”；英国《卫报》2005年10月3日的文章把她称为“为中国的维吾尔族人权战斗的人”；《悉尼先驱晨报》2005年11月11日的报导说热比娅是“在美国批评中国的著名的维吾尔持不同政见者”。

与此同时，热比娅重返中国新闻媒体，而且一上来“规格”就很高。中国网2005年8月25日报导，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在中国国务院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3月17号，热比娅保外就医去了国外。”“她在境外和‘三股势力’的头面人物，包括暴力恐怖犯罪的骨干分子在一起密谋筹划，破坏我们50年大庆的活动。”

《华盛顿邮报》2005年3月30日报导说：“热比娅·卡迪尔被警告说，如果她到国外谈论敏感的政治话题......，‘你的孩子和生意就会完蛋’。”

根据中国网的报导，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说，热比娅“要控制在新疆的几个孩子，要尽快地把她的财产变现，把资产全部转到国外去，并且在国外继续解决她的几个孩子在国外定居的手续”。他还说热比娅的公司涉及大约7000万元的经济问题，包括“偷逃税款”、“涉嫌诈骗银行的贷款”等。据中新网2006年6月2日报导，中国公安机关在6月1号刑事拘留或者监视居住了热比娅在新疆的三个子女。

这个事件又引来西方媒体的大量报导。《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6年6月1日报导说：“一位著名的中国维吾尔族人权活动人士(热比娅)说，中国当局拘留了她的孩子们。”

《华盛顿邮报》2006年7月13日报导说：美国维吾尔人协会说，热比娅的“两个儿子在中国西部穆斯林为主的新疆被逮捕，罪名是逃税。其中一个儿子还面临阴谋推翻政府的指控。”“另外一个儿子上个月受到颠覆政府罪的起诉。”

就在这一年，热比娅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环球时报》2006年9月17日报导说：“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专家克利曼则认为，诺贝尔和平奖只是世界上诸多奖项中的一个，人们也没有必要把它太当回事，更没必要把所谓的提名当回事。”

不过，《南方都市报》2007年1月18日的报导说：“(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所所长)潘志平说，‘东突’势力在境外正在加紧整合，即将进入“热比娅时代”。 ”“有美国后台的热比娅正在成为“东突”分子中上升的新星，2006年，热比娅被瑞典议会议员埃诺克松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不能让她得逞，否则将对境内分裂分子产生鼓舞作用，那对反恐的工作加大难度。”潘志平认为，对热比娅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要加以提防，不可掉以轻心。”

的确，中国政府没有掉以轻心。新华社2006年9月12日报导说：“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热比娅的言行旨在破坏中国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这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提名这样的人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用心何在？”

此后，热比娅从一个本人经历受到西方媒体关注的受害者变成了西方媒体用来在维吾尔人问题上平衡中国官方观点的权威人士。例如，英国《卫报》2007年2月9 日有关新疆处决“疆独分子”的报导就引述了“新疆最著名流亡人士热比娅·卡迪尔”的话，说“这次死刑又是一桩不公正的案例”。

法新社2008年3月11日报导北京奥运前夕中国宣布在新疆打击恐怖分子的消息时说：“中国官方对这些事件的说法受到美国维吾尔人协会负责人热比娅·卡迪尔的驳斥。她说：‘完全不是这样。这些说法都是编出来的。’‘中国政府真正的目的是组织一场恐怖袭击，以便能够加强对维吾尔人的镇压。’”

《时代周刊》2008年4月17日有关新疆形势的报导和美联社2008年4月21日有关中国奥运前反恐的报导都引述了热比娅谴责中国以反恐为名，镇压维吾尔人的评论。

2008年8月4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篇有关北京奥运前夕新疆恐怖主义活动的报导也引述了“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热比娅·卡迪尔的话说，没有可靠的证据显示维吾尔人构成重大恐怖主义威胁。”

自由欧洲电台2007年6月7日报导说：“中国维吾尔穆斯林的主要人权活动人士热比娅·卡迪尔形容她6月5日同美国总统布什的会晤是她为维吾尔人权利奋斗的里程碑。卡迪尔告诉自由欧洲电台记者说，她的人民等待这次会晤等了几十年。布什6月5日在捷克首都发表讲演时盛赞热比娅让人们注意到新疆维吾尔地区践踏人权的情况。”

2007年6月7日，中新网报导说：“美国总统布什近日会见了热比娅。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罪犯。美方的有关言行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008 年7月3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接见了魏京生、吴宏达和热比娅等五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英国《卫报》2008年8月1日有关这条消息的报导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谴责美国总统布什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几天之前会晤五位著名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这些流亡人士包括民主活动人士魏京生，他在流亡美国之前在中国监狱里度过了将近20年，还有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热比娅·卡迪尔。”显然，此时的热比娅在西方媒体中已经成为中国人权事业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了。

2000年2月10日，《纽约时报》报导说：“由于力量弱小、分散，而且缺少西藏达赖喇嘛那样的国际上承认的领导人，维吾尔民族主义者获得的国际关注相对比较少。”

然而如今，中国媒体已经把热比娅同达赖喇嘛相提并论。人民网今年7月7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告诉《环球》杂志，热比娅出境之后，‘东突’分裂组织和西方反华势力随即开始了联手打造‘第二个达赖’的进程。”

南方报网8月12日的一篇评论说：“西方反华势力正在把她打造成‘达赖第二’。”

热比娅今年8月访问澳大利亚，引起中国方面一系列抗议动作。路透社8月11日报导说：(澳大利亚外长)史密斯称，他曾向中国外交官员表示，他们高调反对热比娅在澳大利亚出席公共场合，反而增加了她的影响力。”

为了阻止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播放介绍热比娅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中国采取了大动作。然而据新华网8月9日报导说：“不少人都说，是因为最近有些媒体介绍和热炒这部有争议的影片，才特地过来看看......”

法新社8月11日报导说：“热比娅说，中国的所作所为只是提高了这部电影的知名度。”

澳洲广播电台8月11日报导说：“热比娅在被问到中国施加压力时调侃地说：‘我深深感谢中国政府在提高我的知名度方面给予的支持。’‘我不可能花费数百亿美元进行这种宣传，不过多亏了中国政府提高了我的知名度......’”

《澳大利亚人报》8月11日发表的评论说：“正是因为中国政府的举动，更多的澳大利亚人听到了热比娅·卡迪尔的声音。也许，卡迪尔在澳大利亚获得的注意力，大部分是北京极为过度的反应造成的。”“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拥有上万亿美元的国际储备和越来越强大的军事力量，却这么害怕这个慈祥的小女人呢？”评论说：“造成今天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局势，部分原因是中国在与民主社会打交道时极端笨手笨脚，使热比娅·卡迪尔成为一颗国际超级明星。只有北京的过度反应才能把这位瘦小、不会讲英语的、63岁的祖母变成全球知名人士。如果根据中国人今天使用的剧本，中国人会把热比娅变成维吾尔的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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