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专访桑东仁波切

2009年10月，记者专程来到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采访这里的西藏流亡社群。五十年前的达兰萨拉是印度北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今天的达兰萨拉不仅是印度有名的旅游热点，也是全球佛教徒的朝圣之地。现今藏传佛教的代表人物达赖喇嘛讲经之所与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双重身份使得达兰萨拉具有宗教与政治的双重影响。

本次记者前往达兰萨拉不仅希望较深入地了解达赖喇嘛本人对西藏、中国及世界的大势分析，也希望更直接地了解西藏流亡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为此，我们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先生。

专访在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进行，西藏流亡政府新闻部工作人员桑杰嘉先生为我们现场翻译。

桑东仁波切现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即政府总理一职。他于2001年当选，是第一位通过民选程序当选的政府总理，并于2006年连选连任。

采访开始，记者首先就中国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于今年十月五日接受德国《焦点》杂志采访时的有关观点征询了桑东仁波切先生的看法。

朱维群在这一专访中再次重申了北京方面在西藏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西藏流亡政府对此的反应如何呢？

首先感谢您关注西藏问题，前来达兰萨拉采访。我们所看到的德国杂志的采访内容是很少一部分，后来新华社的报道说的比较详细，其实德国焦点的报道是不多的，这是第一点。从报道的内容来看，基本上看不到新的内容或观点，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贯是强硬的。

在专访报道中，有一段与事实不符，中方在《焦点》采访中说，双方谈判中断原因是由于达赖喇嘛的代表终止继续谈判，实际上，去年一年中，西藏流亡政府和统战部一直有口头和书信联系，去年十一月第八次谈判的时候，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代表向中方提交了《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建议书》，之后，由于中方没有正面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双方没有谈到第九次会谈何时举行，西藏流亡政府根本没有断绝和中方和谈的关系，西藏流亡政府继续努力，谈判的门一直是打开的。

记者：从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上，还有何可能以争取更大的和谈机会？或是什么渠道取得进一步的沟通？

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方面觉得：事实上是没有其他渠道的沟通方式，在国际社会上，中国一直表示和谈的大门是开着的，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也一直有继续和谈的愿望，所以中国政府什么时候答应和谈，我们随时可以和谈。

记者：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我想了解流亡政府的定位是怎么样的？有舆论认为：西藏流亡政府存在的本身就是表示西藏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其实还是在寻求西藏独立，但是达赖喇嘛现在的主张又是希望真正的自治。

桑东仁波切：中国政府一直说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但是却非常关注这个政府的一举一动，包括对首席部长所有的言论都非常关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在的流亡政府是1951 年同中国政府签订17条协议的地方政府，这个地方政府直到1959年是事实存在的，这一点非常清楚。1959年后，这个政府跟随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如果这个政府回去，也就是1959年就存在的一个地方政府，他并不是什么分裂的政府，是一个地方政府搬过来，再搬回去，他也不可能扩大或达到什么目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地方政府。

记者：您已经是第二次当选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在西藏流亡社群里，西藏民主尝试已经走得很远了，从首席部长先生的角度认为：民主与西藏传统文化是否有一定的矛盾，在一个流亡社会里，组织民主有些什么样的困难？

桑东仁波切：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从流亡政府的经验来看，立法、行政院和司法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和西藏传统文化基本上没有任何冲突。原因是西藏的传统文化是佛教文化，佛教的思想和民主的理念很相近，所以没有任何冲突；但是，刚才您提到的推动这种民主制度时的困难，主要是老一辈的、年长的藏人不能自然而然的接受民主制度，年轻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民主体制的生活方式。一些年长的藏人不肯担起民主的个人义务，而是看达赖喇嘛行事。但是部长谈到：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记者：在整个世界上，各种流亡社会的族群有很多，目前比较成功的，除了以色列人社群比较具有凝聚力外，从东方文化来讲，流亡藏区藏人凝聚力是很强的，这一现象是完全靠藏传佛教的凝聚力，还是流亡政府整合力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换句话说，现在的民主框架是不是因为有藏传佛教的推动力才得以组织起来？还有一个可能，是仅仅在流亡过程中的权宜之计？

桑东仁波切：流亡的藏人人数是很少的，比如说在印度的流亡人士中，藏人的比例是很少的一部分，西藏流亡社区能够比较成功的保存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流亡政府做了很多组织工作。从藏人的角度来看，达赖喇嘛和藏人是不可分的，举一个藏人俗语的例子，头颅和脖子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不管你有没有信仰。在流亡印度后，达赖喇嘛开始组建民主体制，每一个藏人不管有没有信仰，对达赖喇嘛都是非常的信任和敬仰，在这种情况下，当达赖喇嘛推动民主体制时，体制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佛教信仰、达赖喇嘛个人和民主体制三方面的作用结合起来，保证了流亡社区的存在。民主体制的推广让每一个流亡藏人能够参与政府的工作，包括四大教派、西藏本教等等，不管你是哪一个传承，都可以进入议会参政，这就是流亡社会整体得以保存下来，这就是成功的原因。刚才您谈到民主是不是流亡过程中的权宜之计？民主对于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来说，是政治上的一种追求，不管流亡不流亡。如果西藏没有被中国占领，而一直保持以前的状态，我相信民主体制是会在西藏诞生的，因为达赖喇嘛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建设民主体制的理念。所以民主是政治上的信仰而不是权宜之计。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请问首席部长先生，在目前状况之下，对西藏问题解决的形式怎样预测，是否乐观，如果不乐观的话，还有什么应付之策？

桑东仁波切：从现在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以武力统治的状况来看，真的没有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而且如果还有所寄托的话，会被认为是笨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从大方面，从世界的变化、中国已经发生的变化、中国民众思维方式的变化，以及西藏境内外，藏人的追求及思想变化来看，我们觉得有希望，并不是需要很长时间来解决；在这些大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西藏问题能够尽快解决的希望。而这一希望也并不是没有任何根据；因为争取解决西藏问题，藏人具有两大力量，第一是具有追求正义真理的力量；第二是四十年来采取非暴力的方式。所以，我们相信正义和非暴力这两种力量一定会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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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专访达赖喇嘛

一 “民主是世界趋势，中国应顺势而行”

在世界各国发展日趋密切的今天，西藏问题的解决已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内政事务”。西藏民众对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与全球的民主发展趋势遥相呼应，而就如何回应西藏人民的诉求与如何推动经济上崛起但政治上滞后的中国转入民主的轨道，国际社会实质上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作为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追寻民主、自治和自由的象征，是中国与西方外交纠纷中的“争议性”人物，而在很多人眼里，他更是解决西藏危机的希望。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达赖喇嘛表示，民主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应该顺势而行。

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同时，今年也是您本人及数万藏人被迫离开西藏五十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共六十周年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从此而生发的中国的近期和远期的前景？这一问题很重要，因为我想，中国内部包括汉民族和维吾尔民族在内的各民族都应该知道您是如何估价中国的前景和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一个不民主但却强大的中国是否意味着民主离中国更远，甚至也使国际民主社会在维护人权、自由、平等等您赞同的普世价值上处于守势？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为一个有世界声誉的精神领袖，您对西藏的观点固然重要，但您对中国整体甚至世界整体走势的看法也是十分重要的。

达赖喇嘛：从大的方面上说，中国共产党的专制集权制度难以影响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应该可以协助世界解决正在面临的经济危机等问题，如果她在这一方面真得能够有所助益，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当然，一些没有完全民主化的小国或许会认为，没有民主也好；比如中国，没有民主，但经济很强大。由于中国经济上的发展，我的一些朋友必须与中国合作、与中国接触，但是，他们内心深处并不认同中国的专制制度。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使民众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境外旅游人数不断增长，学生到海外留学的人数激增。中国与国际的接触若愈来愈广泛的话，西方国家的民主价值对其的影响将加深。现在的中国与三、四十年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其实，中国变化的分水岭是在邓小平复出后。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民众得以接触西方，这是国家产生变化的重要原因。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忽然瓦解对国家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正如前苏联所发生的那样，倘若中国共产党忽然崩溃，国内可能出现很大的问题，对其周边国家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中共能够自发地、渐进地进行改革，我认为，这是比较好的方向。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其中提及党内的民主，强调党内基层选举的重要性，我觉得这很好。胡锦涛在十七大大会报告中也多次用到“民主”这个字眼——但“民主”并不仅仅是个词，而有其实质内容。从这些方面看，中国领导人认为民主是重要的。我经常对一些朋友说，应该看到世界的变化，除了西方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逐渐走向民主化，这是世界的趋势和潮流。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只能顺势而行，其改变只是时间和速度的问题。中国若背道而驰，对其有害无益。中国的领导人或许多方考虑，但他们清楚民主是大势所趋，无法抵挡，如果他们看到民主给中国带来的长远利益，就应该面对这一问题。

通过这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我想说的是，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国家，未来，中国将成为很重要的国家。中国这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时，其关键问题在于应该利于这个世界、帮助这个世界和服务于这个世界，这样她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现在，中国为何无法做到这些呢？关键在于世界不信任中国。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中国没有媒体的透明化，整个国家的透明化尚有待于改善。比如说，现在中国政府一再提“国家机密”，国家机密在战争时期、在革命时期、在内战时期，例如说朝鲜战争时期，是存在的，但现在是一个和平时期。和平时期不透明，这是一种可悲的状况，令人感到惋惜。所以，未来，中国要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成为利于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关键的一点就是透明化。现在，由于不透明，使得周边国家很多人对中国产生怀疑与猜忌。新闻的垄断、新闻的封锁和新闻的歪曲这不仅仅是个不透明的问题，对中国本身的形象是有损害的，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一个障碍。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会犯错误，犯错了就应该面对，对世界说对不起。

记者：从世界舆论的角度看，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之时，争取“自由西藏”的呼声达到高潮，可能世界舆论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那么多地讨论西藏话题。但是，这一高潮同时也激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弹，由官方或利益诱导的民间民族主义情绪也达到高潮。北京利用其强大的国力，对西方政府，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包括美国从外交上进行反制，法中关系至今没有恢复到北京奥运之前的水平。应该说，北京的外交出击是有效的。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激起世界性的和平、缓和的希望，但您至今还没有会见这位总统，您下一次的美国行程是否确定？是否有同奥巴马会见的可能？

达赖喇嘛：关于这个问题，首先，中共的外交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奥巴马本人的想法是希望在访问中国时，把对西藏人民最有利的、能够帮助西藏的一些问题与中共相关的领导人交流，因此他希望在交流前，不要激怒中国，不要让中国产生不愉快的情绪。我觉着这也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西藏的问题。其次，透过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也接到一些中共相关领导人希望我不要在这一时间与奥巴马见面的讯息。这是通过朋友提的一些建议，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同意。基于这两个原因，在上一次去美国时，我同意不见奥巴马。当然，达成的协议是，奥巴马从中国回去后，什么时候都可以与我见面。但我还需按照既定的计划安排行程，并不能随时去美国。我到世界其它国家的行程可能是一年两年前就定好的，如果因为见奥巴马，我要取消这些行程，我在道义上对不起它们，所以我不能立刻去美国。我想，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可能会见到奥巴马。

记者：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欧洲。欧洲方面从高层到舆论对西藏问题均十分关注，您在欧洲也颇有声誉。但中欧外交近期摩擦不少，尤其是您与法国总统在波兰会面后，中法关系至今未完全恢复，您对欧洲的情况有何看法？您是否认为可能再次与法国总统萨科齐会晤，是否可能在法国见面？

达赖喇嘛：你刚才提到有关与奥巴马会面的问题，我在美国接受CNN采访时也谈到了，我的回答大概一样。当时，我对他们开玩笑地说道，去年，我见了德国的总理和法国的总统，使得他们面对中国的惩罚。如果我见了奥巴马，中共想惩罚奥巴马不行，不惩罚也不行，将是很微妙的问题。你也知道，我见了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后，中共非常不高兴。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共认为我是一个魔鬼，法国总统与一个魔鬼见面的话，他们自然不高兴。

我去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我去这些国家其实不是为了见政治人物。我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我的责任，我的发言是为了提升人类的善心。人类的道德操守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作为六十亿当中的一个人，人类的一份子，我有这个责任与义务去提升人类内心既有的善根。这与宗教没有关系，任何人都具有内心的善根，我们要发现它，提升它，使得人类成为和谐的群体。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至于第二个目标，作为一个宗教人物，我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我觉着这很重要。这两个目标，我认为是我的责任。所以，到每一个国家，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对大众的演讲和与人民的见面，还有参加对话和论坛等。见到国家的领导人，我觉得很高兴，但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同时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困扰。

我提到的这两个责任，在我往生前，我离开人世前，我会努力做好。关于西藏的问题，我是一个藏人，同时，我也拥有“达赖喇嘛”这一称号，境内外的西藏人信任我，对我有一种依托的感觉，因此，我一再说，我感到有责任作为境内外的西藏人民的代言人，这也是我的责任之一。但自 2001年，流亡在海外的西藏人民团体开始选举行政首长，行政部分由选举产生的首长负责，我从此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所以，我有时很骄傲地说，达赖喇嘛四百多年对西藏政教统治的制度从2001年开始成为历史。在政治方面，我现在应该说是一名顾问，并没有专门负责决定什么问题。因此，就刚才提到的第三个责任，（我发挥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

记者：您见过萨科齐及其夫人，您的印象如何？

达赖喇嘛：在法国南部，我先与萨科齐夫人见面，她见到我很激动，直来直去的，我觉得很好。与萨科齐总统见面是在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获诺贝尔奖纪念会上，（编者案：2008年12月7日，达赖喇嘛与萨科齐在出席“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庆祝仪式”的间隙中举行会谈。）总统这个人直来直去的，没有任何做作，我觉得非常好。

二 “热比娅赞成我以非暴力方式寻求自治的立场”

继去年三月西藏发生大规模骚乱后，今年七月新疆又爆发了严重的维汉冲突，潜伏在中国经济繁荣背后的政治诉求冲突、族群矛盾以及宗教信仰分歧等问题日益凸显，而西藏与新疆这两个边疆重镇成为火山喷发的出口。面对相似的困境，藏民族是否考虑与维族形成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谋求走出困境的策略？他们又是如何争取更多汉族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就上述问题，达赖喇嘛强调接触与对话的重要性——通过交谈，他赢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对其以非暴力方式寻求自治的政策的支持；通过交流，他使更多的人消除误解、放下成见，了解西藏的真实状况和藏人的真正需求。

记者：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两件同西藏前途紧密相关的大事。第一件事即国际舆论所称的08年三月直到五月的西藏危机，第二件事是今年七月以来的新疆危机。新疆危机虽然同西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同样显示中国汉民族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问题已经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您如何看待这两件事，藏民族是否应该寻求同维吾尔民族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争取更大的空间，无论是独立还是自治？

达赖喇嘛：关于新疆的这个问题，我在1954年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见到一些新疆当地的官员时，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痛苦，对当局不满的痛苦。 1959年，我离开西藏到印度以后，我们与新疆一些人曾有多次接触，大家相互关心，同食同寝。大家一起叫苦，因为面临一样的状况，我们都感到压力。这些新疆人中，部分人一直认为应该寻求新疆的独立，而且就独立的手段上说，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我们之间的接触因此愈来愈少了，几乎没有很密切的接触。热比娅女士从中国出来后，我在美国与她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我们并没有详细地谈论问题。后来，在德国与其见面时，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讨论一些问题。当时，我把我的一些理念、想法非常详细地解释给她听。她很清楚地对我说，支持达赖喇嘛所寻求的西藏自治方式。她认为，新疆也应该寻求自治，就方式来说，她觉得应该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她完全支持我的非暴力方式，觉得新疆的自治问题应该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新疆的“七·五”事件发生后，我在捷克布拉克参加诺贝尔获奖者的高峰会时再次与热比娅会面。那时，我们也谈到一些问题。她充分肯定了我寻求自治的非暴力方式，她本人也觉得应该走这一方向。最近，热比娅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会议上，公开表示新疆的未来是要寻求真正、高度的自治。他们完全支持非暴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愈来愈走到一起了。

记者：请问您与热比娅在德国见面是哪一年的？

达赖喇嘛：2007年，在汉堡。

记者：也就是说，在不使用暴力这点上，热比娅夫人与您的观点一致？

达赖喇嘛：完全一样。

记者：自治问题上呢？

达赖喇嘛：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对我与热比娅的会面表示不满。他们批评说，热比娅在中国政府那形象很不好，特别是中国政府认为热比娅是恐怖主义的头目，觉得达赖喇嘛不应该见她。很多中国朋友对我这样说。我告诉这些中国朋友，我见热比娅，其实帮助了她，使她赞成我的自治和非暴力的立场，使她结束了那种理念和斗争的方式，我其实帮了她。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记者：热比娅对于维吾尔民族的影响力并不像您在西藏人民当中的影响力那样强，她可能并不具备如此大的号召力使得新疆其他人也选择非暴力的道路。

达赖喇嘛：阿图坎（音译名）曾是新疆独立时期政府的部长，如今已经过世，但他的儿子还活着。我对热比娅说：你现在可以说是新疆的一名领导人，你应该有责任让全世界的新疆异议分子、流亡人士统一起来，这是你的一个责任。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许多民主运动人士去了美国、欧洲、澳洲及其它国家。那时，见到他们，我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力量。我说，这很重要。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统一的力量一直没有形成。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您亲自出席并召开了两个藏汉大会，八月份的日内瓦会议和九月份的加拿大温哥华会议。您希望更多地向中国人民说话，流亡藏人也普遍加强了同海外华人的接触，现在看来，您觉得这一政策调整是否收到了一定成果？

达赖喇嘛：去年三月西藏事件发生后，我于四、五月份去了美国、英国、德国等地。当时我到时，大概一百多名中国留学生举行了抗议。看起来，那些抗议的学生情绪高涨、满腔愤怒。当然，我知道他们对事实并不了解。因此，在这期间，我向中国民众尤其是佛教徒发出呼吁，我把我真实的想法、立场和原则清楚地告诉他们。随后在六月份访问澳洲时，就没有多少抗议的学生，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更重要的是，有些学生、学者、作家等人遇见我时说，由于中国新闻“一言堂”，他们在国内难以了解真正的达赖喇嘛，因此产生了很多的误解。见到达赖喇嘛并了解其想法后，他们意识到真正的达赖喇嘛并非如中国新闻中宣传中的那样，而他们事实上支持达赖喇嘛的想法和观点。因此，与中国民众加深接触对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同样地，有些刚到达兰萨拉的中国人最初时心怀担忧，比如担心被藏人殴打，但当他们了解到这是一个祥和的地方时，他们就感到很快乐。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956年，我从西藏到印度朝圣，中国军队护送我到边境，其中一位副司令员对我说，如果在印度有人问你西藏的情况如何时，你应该回答说，“百闻不如一见”。这位中共官员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中共官员不应该一味丑化达兰萨拉，他们应到这里来看看，“百闻不如一见”嘛。同样的，去年西藏事件发生时，我即刻呼吁中国政府派人到达兰萨拉调查。我们可以公开所有流亡政府的文件，请他们调查是否是我们预谋、策划了西藏发生的事情。我们欢迎中国政府前来调查，但他们并没有派人来。如果说西藏发展的很好，西藏人民很快乐，那么，北京就不应禁止、管制国外的媒体，而是欢迎、邀请媒体；不仅是邀请，而且应该给予媒体自由的采访空间，让它们得以看到真正的西藏，这才是“百闻不如一见”。最近，中国举行了建国六十周年庆典，但在庆典时期，中国政府却处于恐惧之中，需要用军队制止一些事情的发生。当时，我在加拿大。我对大家说，按道理说，庆典是件高兴的事，可大家却感到恐惧。所以，我一再强调，透明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你们的广播，虽然中国方面有些限制，但很多地方一定可以收听，通过这样的渠道了解事实，是相当重要的。

三 “我们从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

解决西藏问题的困难之一在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历史上，西藏地区的领域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西藏流亡政府以保护藏文化为由要求重新统一各藏区，这被中国政府批评为“大西藏的野心”，是名副其实的“藏独”设想。此外，尽管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表示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政教合一制度，将政治上的领导权交给流亡政府民选产生的首长，中国官方舆论却始终批驳达赖喇嘛制度代表着政教一治。就此争议，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达赖喇嘛指出：（1）流亡政府从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所强调的是在宗教与文化保护上的而考虑统一所有藏区；（2）作为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制度已经结束，但宗教上的达赖喇嘛传统是否延续，将由西藏人民来决定。

记者：邓小平生前有一句话，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充分显示了中国对本土统一的坚持。您在西藏问题上早已明确立场，即不追求独立，只追求真正的自治。但同时，您也强调西藏除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版图之外，也要包括其他西藏文化的覆盖地区，这被舆论尤其是中国大陆解读为大西藏的诉求。中国官方即指这一立场只不过是要求独立的第一步而已，因此拒绝谈判也就名正言顺了。这里是否同样存在一个西藏各地区的统一问题？即使是不要求独立，但却也是中央政府辖区内的西藏统一？这一广大地区囊括了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提出这样的条件是否现实？您在一些场合就此问题也提到过：这不是大西藏概念，而仅仅是保存西藏文化上的考虑。能否就此问题更具体地阐明一下您的想法？

达赖喇嘛：如果说“大西藏”是走向独立的第一步的话，实际上，这首先是中国政府造成的。现在，在西藏自治区以外，还存在着藏族自治州、自治县，也就是说，在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另外四个省份当中，已经存在藏族自治州与自治县的设置，而这些地方，均有藏语电台、藏文报纸。我们从未提到“大西藏”，从未在任何一个文件中使用“大西藏”这样的字眼。我们所强调的是真正的自治。所谓真正的自治，其目的在于保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而西藏的宗教与文化不仅涵盖西藏自治区，还包括所有的藏区。也就是说，在宗教与文化的保护上是需要统一的。我们所说的宗教与文化统一上的自治，是指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认定的藏族地区以及已经符合自治条件的所有藏族地区。这样的话，所有的藏族人民都将满意。为什么？因为在过去一千多年，西藏的宗教、文化，即西藏的民族特性或者说西藏的文明的保护与发展涵盖了所有的藏区——包括安多、康巴和卫藏的所有藏区。许多支持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的学者和专家，均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如安多或是康巴。1959年，很多从西藏逃亡到印度的西藏出家人——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为相当与佛学博士的格西——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安多或是康巴这两个地区。例如，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的哲蚌寺——西藏三大寺之一，也是藏传佛教的大学——1959年之前，该寺僧众达七、八千人，即使是59年之后，由于诸多运动的破坏，僧众人数锐减，可也始终保持在五百到一千人左右，但最近，我的一位汉族朋友前往西藏并专程到了哲蚌寺，发现寺院中的僧侣仅仅剩下七十多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去年西藏事件发生后，当局从寺院中驱逐了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僧人，把他们赶回了家乡。

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到中国政府。2002年，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恢复后，我们进行了八轮商谈。在2006年2月第五次对话时，我的代表与中共的统战官员接触中，中共官员很清楚地表示说，北京知道达赖喇嘛并没有寻求西藏独立和分裂中国。但随后4月、5月间，北京批评我的力度愈来愈大，说我在寻求独立和分裂。这清楚地表明，中共并非不了解我的立场和想法，而是出于别的原因要这样做。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北京明知我的想法，却还是要歪曲。新疆的事件发生后，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在最近的一个讲话当中提出，民族的问题应该重新思考。另外，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呼吁重新思考、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政策。我近日读了一篇由中国知识分子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过去六十年民族政策上存在不符合实际的问题。这些意见均反映了一种科学的观点，我比较赞成。中国的经济，经过邓小平的大幅改革，正走向资本主义。我们希望北京能拿出改革经济的百分之十的勇气进行政治改革，我们愿意乐观其成。

记者：假如可能获得文化上充分自由的保证，同时为了回应中国当局的宣传，是否可能在西藏文化统一问题上做出某些退让或者说灵活的调整，比如说，并不一定要求在一个自治区内解决文化统一问题，也接受自治区外的安排，您是否可能接受这样的让步？

达赖喇嘛：我们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尊重藏区广大人民的愿望，并以此为基础而奋斗，因此，很多事情能否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上一世班禅大师（编者：此处应该指的是第十世班禅确吉坚赞）在世时，一再强调藏族三区统一的重要性。他提到多个原因，包括保护西藏宗教和文化。此外，在安多和青海、甘肃一带，很多作为共产党员的藏人表达相同的愿望，希望未来的藏区不要如此分散，希望统一藏区。他们谈到统一藏区的必要性，提出了符合实际的理由。由于当时提出这些要求的来自各方各界，并且其中包括了一些很实际的理由，因此，在西藏自治区成立时，当时的副总理陈毅作为中央代表来到拉萨，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内部的党员会议上，他清楚地表示，所有的藏区未来统一成立一个自治区的想法很好。这些都是中国境内人民的愿望与意见。当然，解决所有藏区的统一的相关细节问题应该详细地讨论，但目前这种高压状态下，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尊重西藏境内人民、知识分子的意见。我在世界各地都呼吁中国政府允许有信誉的国际组织到西藏实地了解情况，如果西藏人民现在生活地很好，如果他们心满意足、安居乐业，那么说明我们的讯息是错误的，我们的奋斗也是错误的，我们将公开向世界人民道歉；但如果西藏人民目前面临种种困难，他们心中痛苦，如果无论是在物质生活上还是精神生活上，他们都无法得到满足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面对现实，进行改变。

记者：您提到达赖喇嘛的制度正朝民主方向过渡，这里涉及到民主与传统两方面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西藏文化中一种传统的结束？是否表明民主制度的建立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距离？

达赖喇嘛：从历史发展上看，达赖喇嘛制度其实只是藏人在某一时期内的习俗，与真正的佛教文化并没有关系。以藏传佛教为根基的西藏文化，可以说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而达赖喇嘛这一政教合一的制度只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达赖喇嘛这一名称的出现至今大约六百多年。因此，达赖喇嘛的名称及其制度是基于藏传佛教文化而发展的。并不是因为有达赖喇嘛的制度才有西藏文化，恰恰相反，是先有西藏文化才出现达赖喇嘛的制度。西藏的传统文化与佛教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超过一千年。这个问题有两方面，我刚才所说的，是指达赖喇嘛作为政教领袖这一旧的制度已经“成为历史”，但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是否还需继续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在1969 年已经公开呼吁，未来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是否还应延续这一问题，应该问西藏人民，让他们来做决定。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快就需要做出决定，因为我不是明天就要去世。但在我去世后，西藏人民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认为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那就应该结束，我因此可能成为最后一个达赖喇嘛。我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我个人认为，与前十三世达赖喇嘛相比，我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这样很光荣地结束达赖喇嘛的传承，我觉得也不错。

记者：但如果现在举行公民投票的话，西藏人民应该不会选择废除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

达赖喇嘛：你说的没有错。因为，目前西藏境内的人民面对很大的困难，处于痛苦之中，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因此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人，而这恰恰是中国政府造就的。但废除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西藏真正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人民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后，或许会觉得这一传统不必再继续了；我们并不排除这一可能性。我一再呼吁所有的佛教徒——不论是西藏、汉地还是越南、朝鲜、韩国、日本等地的佛教徒，不论他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的弟子——成为一名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那么，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呢？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应该既掌握佛教文化又熟悉现代的科学文化，在了解现代科学文化的基础上，精通佛法，就能明白佛法适合现代。作为现代的佛教徒，需把佛法与现代科学文化相契合的一面体现出来。当这一理想实现时，藏传佛教中修行者依靠上师或大喇嘛的时代或许将结束。那时，每个寺院中的老师，如同学校中的老师，将扮演重要角色。但现在的佛教徒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他们认为上师或大喇嘛很重要。

记者：也就是说作为政教领袖的达赖喇嘛制度的结束与作为宗教领袖的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的结束是不同的？

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首长通过每五年举行的选举产生，因此，我在行政上的职务已经结束。我们希望未来的西藏实现民主，但我们从未要求，西藏实现真正自治后，流亡政府将回到西藏。我曾在1992年曾公开地明确地表示过，我在政治承担的责任已经结束。当境内、境外的藏人实现统一之时，也将是达赖喇嘛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的结束之日。所以，作为宗教领袖，我并不一定要掌握政治权力，我可以讲经说法。比如说，最近我为一千多位华人佛教徒讲经说法，但我从未说，我是你们的宗教领袖，所以要给你们说法。在佛教或者是其它宗教盛行的一些国家，似乎认为宗教领袖等同于一名官员，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的，对宗教毫不了解的人也可以成为宗教领袖，变成官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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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推迟会见达赖喇嘛所引发的争议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一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这是达赖喇嘛此次北美之行最引人关注的一站，除了达赖喇嘛将接受美国国会授予的兰托斯人权奖之外，外界普遍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否真的会拒绝会见达赖喇嘛？美国舆论对此会做出何种反应？达赖喇嘛方面有将对此将作何表态？

美国自老布什总统上台之后，历届总统都曾会见到访的达赖喇嘛，其中小布什总统除了在白宫正式会见达赖喇嘛之外，还亲自前往国会向达赖喇嘛颁发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表彰达赖喇嘛对促进和平、非暴力及人权的贡献。小布什总统的上述行为曾经激发中国当局的强烈抗议。除了美国总统之外，美国国会多个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是西藏事业的坚决拥护者，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罗西是去年西藏发生骚乱事件之后第一个前往达兰萨拉向达赖喇嘛表示支持的美国政界官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任总统之前也曾经会见过到访的达赖喇嘛。另外，除了美国政界之外，达赖喇嘛在美国宗教界，文艺界，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奥巴马总统如果拒绝会见到访的达赖喇嘛，必将引发美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弹。也真是鉴于上述原因，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政府的一名官员透露，奥巴马总统今年四月在伦敦参加峰会时，曾经向中国主席胡锦涛做试探，奥巴马婉转地表达了他个人对达赖喇嘛的敬仰之意，但是，胡锦涛但继续却重申了中国政府一贯的态度，那就是中国反对任何国家的官员会见达赖喇嘛。

美国政府因此在决定奥巴马总统出访中国的行程之后，派官员前往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同达赖喇嘛商议，奥巴马总统将在结束对华访问之后，再会见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当时曾感叹国际社会鉴于经济利益屈服于来自中国的压力，但达赖喇嘛本人却对此并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众所周知，除了金融危机以及经济衰退使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经济高度依赖之外，美国在伊朗，朝鲜甚至阿富汗事务上都离不开来自中国的支持。不难想象，奥巴马总统希望为自己首次访华创造有利的条件。

果然不出所料，美国总统奥巴马推迟会见达赖喇嘛这一消息在美国各界掀起轩然大波。

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雷纳尔德表示，这是在向北京当局、中国宗教团体和人权人士传递出一个错误的讯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文章，对奥巴马总统愿意以轮胎关税得罪中国，却不愿意会晤「一位既是美国长期友人，又是人权倡议者的宗教领袖」，感到讶异不已。右翼倾向的《华尔街日报》还讽刺说，或许欧巴马政府希望借着冷落被中共贴上“分裂份子”和“披着羊皮的狼”标签的达赖喇嘛，来获得北京当局的回报。

面对外界的批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表示，欧巴马总统视中国为国际重要角色，希望与中国交往，但那并不表示他有意忽视与中国在人权、宗教和言论自由立场的分歧。他下月访问北京时，仍然会对中国当局提出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

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嘉日·洛珠坚参表示，双方从一开始就达成共识，欧巴马总统将会在合适的时间与达赖喇嘛举行会面。达赖喇嘛本人也同意在11月中美峰会结束后与欧巴马会面。嘉日·洛珠坚参还表示，达赖喇嘛一直支持美国与中国接触，希望中美合作关系能够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为了避免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次访华，美国政府同达赖喇嘛方面私自达成的协议，推迟双方会面的日期，这一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中国方面的盛世压力，使美国不得不退让三分，然而，美国舆论在抨击政府立场软弱的同时也大声质问，为什么中国政府就如此在乎美国总统是否会见达赖喇嘛？事实上，奥巴马是本月会见达赖喇嘛还是下个月会见达赖喇嘛，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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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谴责台湾邀请达赖喇嘛但未严批马政府

达赖喇嘛已于星期天抵达台湾，今天开始在灾区为台湾风灾灾民作祈福活动。今天上午达赖喇嘛由高雄县长杨秋兴、高雄市副市长李永得等人陪同，前往高雄县甲仙乡小林村举办祈福法会，超渡罹遇难者亡魂，并为灾民消灾祈福。

法新社刚刚报道说，达赖喇嘛对当地的灾民赞扬台湾民主，并鼓励台湾人保护民主。达赖喇嘛还说他将全力与不同党派的人一道促进民主。

路透社今天评论说，北京严厉谴责民进党部分势力邀请达赖访问台湾，但未就此指责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和国民党，这或许意味着北京方面不希望此事升级。

达赖喇嘛访问台湾采取了低姿态，已经决定取消中外记者会和大型活动，但大陆政府并未放松，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在达赖抵台后，再度发表声明，指责达赖赴台势必对两岸关系造成不利影响。国台办主任王毅临时取消东北之行，留守北京应变，并叫停原订今天举行的两岸定期航班大型庆祝仪式，而访问团规格亦调低。

但有评论员指出，除非达赖喇嘛在台湾发表独立言论刺激大陆，否则大陆不会在国庆前把行动升级，以维持稳定局面。

在国民党籍立法院主席王金平公开呼吁达赖喇嘛来台不要搞记者会，以免谈及政治问题后，达赖喇嘛决定取消原订早上十时举行的记者会，以便他在九时半出发到高雄县甲仙乡小林村探视灾区，若时间许可，并会赴屏东县林边乡探访灾民。此外，达赖喇嘛此行亦取消了两项大型公开活动，原订九月一日下午在高雄巨蛋体育馆的演讲改为到他下榻的会馆以视讯直播方式谈话，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解释，达赖期望此行一切从简，若在高雄巨蛋演讲，要动员五千名警力，太劳师动众；至于九月三日在桃园巨蛋的演讲，则因订不到场地而决定取消，改为与台湾佛教徒会面。改动后，除到灾区外，达赖喇嘛的公开活动只余两项，分别是明天上午在高雄巨蛋体育馆举行的灾民祈福法会，以及后天在高雄与天主教枢机主教单国玺对谈。

据台湾传媒报道，大陆国台办主任王毅取消出席在辽宁丹东举行的台湾周活动，留在北京，因应达赖访台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反应。至于今天开航的两岸定期航班，预定的大型庆祝仪式突告取消，原因是大陆全面叫停；另外，上海高层官员组成的“上海市委访问团”昨天也突然阵前换将，访问团团长、上海市委暨统战部长杨晓渡以健康取消来台，改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吴汉民领军。由于时机敏感，外界揣测可能与达赖来台有关。达赖喇嘛访问台湾引发大陆方面的抵制，还有大陆代表团拒绝参加在台湾举行的一个国际残奥体育比赛的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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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访台，北京不批马英九，只炮轰民进党

达赖喇嘛即将前往台湾为灾民祈福，近日来引起海峡两岸政治轩然大波，同时也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一行9人，包括3名贴身侍卫，应民进党执政县市长邀请，预定30日下午搭乘华航班机直飞台湾，展开人道之旅，9月4日离台。

在台停留期间，达赖喇嘛将在台湾南部灾区参加法会，抚慰受灾民众心灵；并在台湾南北各举行一场演讲。

即将第三度来台的达赖喇嘛，准备过程相当低调，达赖喇嘛的秘书才嘉于昨晚抵达台湾时低调表示，此次达赖访台是台湾达赖喇嘛基金会受到各方邀请，达赖才愿意到台湾为灾民祈福。

台湾媒体指出，此次台湾绿营地方首长联合邀请达赖访台，台湾高铁董事长殷琪是幕后推手之一，殷琪是藏传佛教信徒也是达赖的支持者，每年都会亲赴达兰萨拉听达赖弘法，甚至自愿担任义工烧开水、煮饭。过去西藏藏传佛教法王到台湾弘法也是借用殷琪位于阳明山的家。

有关总统马英九会不会出席达赖在场的祈福法会, 达赖是否会和马总统、李登辉或是其他政治人物会面，达赖办公室还不愿证实，只表示不清楚这些细节。

台湾总统府对于马英九是否会安排与达赖喇嘛不公开会面？发言人王郁琦回答，「应该是不会有的」，他强调，达赖喇嘛此行目的，是宗教性与人道的相关活动，总统府不会有这样的安排。

另外，海内外媒体也都注意到，北京不满马英九允许达赖此行，但是中国国台办的声明只批民进党，却不批马英九。

邀请达赖访台的议题，台湾蒙藏委员会今年3月就已经经过一番激烈辩论，当时所引述的例子就是民进党政府2002年邀请达赖访台被拒绝的例子。而半年不到，马政府却又允许达赖访台。中国为何不批马英九，却炮轰民进党呢？

根据香港明报引述北京台湾问题专家的分析，由于马英九近日因被民众批对于八八水灾救灾不力，已声望大跌，再加上民进党趁机提出邀请达赖，无论马英九赞成或反对都有后患，反对则遭民怨，赞成则面对中国指责带头破坏两岸关系，马英九怎么做都是‘错’ ，因此国民党面对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可能失利的压力。北京看穿民进党此次操作邀请达赖访台是一场非常凶猛狠辣的政治攻势，目的就是要马英九难堪。

所以北京在反对台湾邀请达赖时才把批评矛头对准了民进党。

国民党政府昨天表示，达赖喇嘛访台不会影响两岸关系。美国媒体也认为不会因此影响两岸关系。

美国有线电视驻北京记者分析指出，大陆真的生气了吗？其实中国官方也极有可能是在‘挺马英九’的状况下，配合演出。因为中国大陆想帮助马英九重振声望，从大陆的观点来说，挺马有关中国‘国内’政权的团结大业。

前述北京专家的分析也指出，不过中国对马英九立场的不坚定越来越担忧，认为这并非个别事件。再加上此次大陆民众热心救助台湾灾民，换来的却是台湾民众对大陆组合屋有甲醛超标的质疑。因此虽然大陆官方不批马英九，大陆网民却批到爆，中国时报引述天涯论坛一网民甚至批说是：热脸贴冷屁股，中国应该停止一切援助，让达赖喇嘛去解决灾民的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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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热比娅造就成国际名人？

以下内容是美国之音8月20日的《对比新闻》节目

新疆维吾尔人热比娅最近在中外媒体中频频出现。她是怎么成为国际名人的呢？

中新网2008年2月20日刊登的凤凰卫视采访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的报导说：热比娅“名声很大”，“早年她以传奇的发家经历声名大噪。1995年，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龙虎榜估计她有两亿人民币的财富，并且将其列入中国富豪第八位，成为了新疆女首富。”

对于这样一个成功的少数民族女富豪，当时的中国媒体肯定有不少报导。不过，也许是出于今天的政治原因，这些报导基本上都不见踪影了。2007年1月7日中新社的报导说：“1999年8月，热比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2000年3月，乌鲁木齐中院以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处热比娅8年徒刑。”

正如《纽约时报》2000年4月28日的报导所说：“三月份宣布这个严厉的判决之后，她的案子就变成了一桩国际案子，人权组织和一些西方国家政府表示，并没有证据显示热比娅女士犯罪。”“法庭文件说，在她搜集的报纸里，热比娅女士把那些政府打击少数民族分离主义的官员讲话和文章特别标了出来。”报导说，判决书列举的报纸包括《喀什日报》、《新疆法制报》、《伊犁日报》和《伊犁晚报》。

当时西方媒体对热比娅的称呼基本上是“女商人”或者“女富豪”。《纽约时报》称她为“穆斯林女商人”；《华盛顿邮报》1999年9月7日形容她是“来自中国不稳定的维吾尔族的最著名的女商人”；英国《卫报》 1999年10月21日的报导称她为“富有的维吾尔女商人”；英国广播公司BBC2000年7月6日的报导说她是“维吾尔族女商人”；《时代周刊》 2000年3月27日的报导称她为“新疆的穆斯林女商人”、“中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

这种单一的称呼一直持续了几年。例如，《悉尼先驱晨报》2002年9月10日的报导仍然称她为“维吾尔女商人”；《华尔街日报》2002年9月20日和2004年8月30日的两篇文章都把她称为“维吾尔女商人”；2004年3月3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导称热比娅为“维吾尔族百万富婆”、“著名的维吾尔族人”。

到了2005年，被中国关押了六年的热比娅被中国释放。此时，她的案子已经在西方媒体中广为报导，她的称呼也非常政治化了。“政治犯”、“人权活动人士”、 “持不同政见者”都成了对她称呼的一部分。例如，英国广播公司BBC2005年3月18日的报导说：“维吾尔族著名政治犯、穆斯林女商人热比娅．卡迪尔被中国当局释放后，已经抵达美国。热比娅周四晚间抵达芝加哥后高呼：‘从现在起，我自由了！’”

《纽约时报》2005年4月12日的报导称热比娅是“新疆最著名的政治犯”；《华尔街日报》2005年4月21日的一篇文章称热比娅为“最知名的维吾尔持不同政见者”；英国广播公司BBC2005 年3月17日的报导称热比娅是“著名的政治犯、维吾尔族穆斯林女商人”；2005年9月30日称热比娅是“由女商人转变成人权活动人士的著名的维吾尔人”；英国《卫报》2005年10月3日的文章把她称为“为中国的维吾尔族人权战斗的人”；《悉尼先驱晨报》2005年11月11日的报导说热比娅是“在美国批评中国的著名的维吾尔持不同政见者”。

与此同时，热比娅重返中国新闻媒体，而且一上来“规格”就很高。中国网2005年8月25日报导，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在中国国务院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3月17号，热比娅保外就医去了国外。”“她在境外和‘三股势力’的头面人物，包括暴力恐怖犯罪的骨干分子在一起密谋筹划，破坏我们50年大庆的活动。”

《华盛顿邮报》2005年3月30日报导说：“热比娅·卡迪尔被警告说，如果她到国外谈论敏感的政治话题......，‘你的孩子和生意就会完蛋’。”

根据中国网的报导，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说，热比娅“要控制在新疆的几个孩子，要尽快地把她的财产变现，把资产全部转到国外去，并且在国外继续解决她的几个孩子在国外定居的手续”。他还说热比娅的公司涉及大约7000万元的经济问题，包括“偷逃税款”、“涉嫌诈骗银行的贷款”等。据中新网2006年6月2日报导，中国公安机关在6月1号刑事拘留或者监视居住了热比娅在新疆的三个子女。

这个事件又引来西方媒体的大量报导。《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6年6月1日报导说：“一位著名的中国维吾尔族人权活动人士(热比娅)说，中国当局拘留了她的孩子们。”

《华盛顿邮报》2006年7月13日报导说：美国维吾尔人协会说，热比娅的“两个儿子在中国西部穆斯林为主的新疆被逮捕，罪名是逃税。其中一个儿子还面临阴谋推翻政府的指控。”“另外一个儿子上个月受到颠覆政府罪的起诉。”

就在这一年，热比娅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环球时报》2006年9月17日报导说：“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专家克利曼则认为，诺贝尔和平奖只是世界上诸多奖项中的一个，人们也没有必要把它太当回事，更没必要把所谓的提名当回事。”

不过，《南方都市报》2007年1月18日的报导说：“(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所所长)潘志平说，‘东突’势力在境外正在加紧整合，即将进入“热比娅时代”。 ”“有美国后台的热比娅正在成为“东突”分子中上升的新星，2006年，热比娅被瑞典议会议员埃诺克松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不能让她得逞，否则将对境内分裂分子产生鼓舞作用，那对反恐的工作加大难度。”潘志平认为，对热比娅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要加以提防，不可掉以轻心。”

的确，中国政府没有掉以轻心。新华社2006年9月12日报导说：“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热比娅的言行旨在破坏中国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这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提名这样的人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用心何在？”

此后，热比娅从一个本人经历受到西方媒体关注的受害者变成了西方媒体用来在维吾尔人问题上平衡中国官方观点的权威人士。例如，英国《卫报》2007年2月9 日有关新疆处决“疆独分子”的报导就引述了“新疆最著名流亡人士热比娅·卡迪尔”的话，说“这次死刑又是一桩不公正的案例”。

法新社2008年3月11日报导北京奥运前夕中国宣布在新疆打击恐怖分子的消息时说：“中国官方对这些事件的说法受到美国维吾尔人协会负责人热比娅·卡迪尔的驳斥。她说：‘完全不是这样。这些说法都是编出来的。’‘中国政府真正的目的是组织一场恐怖袭击，以便能够加强对维吾尔人的镇压。’”

《时代周刊》2008年4月17日有关新疆形势的报导和美联社2008年4月21日有关中国奥运前反恐的报导都引述了热比娅谴责中国以反恐为名，镇压维吾尔人的评论。

2008年8月4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篇有关北京奥运前夕新疆恐怖主义活动的报导也引述了“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热比娅·卡迪尔的话说，没有可靠的证据显示维吾尔人构成重大恐怖主义威胁。”

自由欧洲电台2007年6月7日报导说：“中国维吾尔穆斯林的主要人权活动人士热比娅·卡迪尔形容她6月5日同美国总统布什的会晤是她为维吾尔人权利奋斗的里程碑。卡迪尔告诉自由欧洲电台记者说，她的人民等待这次会晤等了几十年。布什6月5日在捷克首都发表讲演时盛赞热比娅让人们注意到新疆维吾尔地区践踏人权的情况。”

2007年6月7日，中新网报导说：“美国总统布什近日会见了热比娅。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罪犯。美方的有关言行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008 年7月3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接见了魏京生、吴宏达和热比娅等五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英国《卫报》2008年8月1日有关这条消息的报导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谴责美国总统布什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几天之前会晤五位著名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这些流亡人士包括民主活动人士魏京生，他在流亡美国之前在中国监狱里度过了将近20年，还有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热比娅·卡迪尔。”显然，此时的热比娅在西方媒体中已经成为中国人权事业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了。

2000年2月10日，《纽约时报》报导说：“由于力量弱小、分散，而且缺少西藏达赖喇嘛那样的国际上承认的领导人，维吾尔民族主义者获得的国际关注相对比较少。”

然而如今，中国媒体已经把热比娅同达赖喇嘛相提并论。人民网今年7月7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告诉《环球》杂志，热比娅出境之后，‘东突’分裂组织和西方反华势力随即开始了联手打造‘第二个达赖’的进程。”

南方报网8月12日的一篇评论说：“西方反华势力正在把她打造成‘达赖第二’。”

热比娅今年8月访问澳大利亚，引起中国方面一系列抗议动作。路透社8月11日报导说：(澳大利亚外长)史密斯称，他曾向中国外交官员表示，他们高调反对热比娅在澳大利亚出席公共场合，反而增加了她的影响力。”

为了阻止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播放介绍热比娅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中国采取了大动作。然而据新华网8月9日报导说：“不少人都说，是因为最近有些媒体介绍和热炒这部有争议的影片，才特地过来看看......”

法新社8月11日报导说：“热比娅说，中国的所作所为只是提高了这部电影的知名度。”

澳洲广播电台8月11日报导说：“热比娅在被问到中国施加压力时调侃地说：‘我深深感谢中国政府在提高我的知名度方面给予的支持。’‘我不可能花费数百亿美元进行这种宣传，不过多亏了中国政府提高了我的知名度......’”

《澳大利亚人报》8月11日发表的评论说：“正是因为中国政府的举动，更多的澳大利亚人听到了热比娅·卡迪尔的声音。也许，卡迪尔在澳大利亚获得的注意力，大部分是北京极为过度的反应造成的。”“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拥有上万亿美元的国际储备和越来越强大的军事力量，却这么害怕这个慈祥的小女人呢？”评论说：“造成今天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局势，部分原因是中国在与民主社会打交道时极端笨手笨脚，使热比娅·卡迪尔成为一颗国际超级明星。只有北京的过度反应才能把这位瘦小、不会讲英语的、63岁的祖母变成全球知名人士。如果根据中国人今天使用的剧本，中国人会把热比娅变成维吾尔的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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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批评中国当局的民族政策

正在欧洲访问的达赖喇嘛，周四出席在日内瓦由西藏流亡政府和援藏民间团体举办的“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讨论会。周四上午，在为研讨会举行的记者会上，面对媒体的提问，达赖喇嘛少有的批评了中国政府，尤其在少数民族事务方面，达赖喇嘛认为：中国西部发生的民族骚乱,暴露出中国政府少数民族政策的失败，因此少数民族政改势在必行。

达赖喇嘛的这一批评，不能不令人想起上个月刚刚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的维汉族暴力冲突。 “7.5”暴力冲突中，维、汉民众受伤惨重，据官方的统计197人丧生，其中无辜死亡者高达156人。但是在暴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指责是境外势力策划了此次骚乱，尤其指责流亡美国的维族领袖热比亚是冲突的始作俑者，并通过媒体进行大力宣传，在国际上，北京当局因日本和澳大利亚政府向热比亚颁发签证提出抗议，从外交层面予以限制；而对许多学者和专家认为应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政策的呼吁无动于衷，对此达赖喇嘛表示了遗憾，他说：过去的六十年来，中国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这些政策没能得到少数民族的信任。

就日前有报导说，在藏区的一些地方，有官员表示藏人可以悬挂达赖喇嘛照片，也可以举行仪式庆祝达赖喇嘛74岁生日，为之祈福的消息。达赖喇嘛认为：这并不代表中国的西藏政策出现改变，而可能只是当地一些干部的做法。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也补充说，目前评论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否有改变言之过早，还要继续观察。达赖喇嘛认为：现在应该是以科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少数民族政策的时候了，同时他还呼吁中国当局采取一个更全面的研究角度。

在记者会上，就西藏问题，宗教领袖再次重申他并不像中国政府指责的那样寻求西藏独立，他说：在不分离的情况下，双方有责任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他也指出和中国政府方面的接触，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的现实。在和中国异见人士和西藏活动人士会面后，达赖喇嘛认为：中国领导人中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存在的这“非常清晰的裂痕”，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不断推动新的立场出现。他认为：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当局可能会重新调整对待西藏和各少数民族的政策，会出现一个相对比较“现实主义”的态度。

对中国国力上升是否会导致西方对藏人支持度的减弱，达赖喇嘛认为西方民众对藏人的支持越来越多，他们的支持是基于对西藏文化宗教及环保方面的关心，西方议会对西藏的支持度也很高，民主国家注重民意和舆论。他认为西方国家认同藏人的正义斗争，知道他寻求中间道路，不分裂国家的努力，问题在于这些国家是否公开支持。达赖喇嘛指出：金钱不是万能的，财富不能使中国拥有一个好形象，他强调：信心是建立在透明和诚信的基础上的；而且看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对西藏的支持，他对西藏的前途感到乐观。

周四召开的这次汉藏讨论会，为期三天，包括来自台湾的藏汉学者、作家、民运人士等各界百余位人士参加，达赖喇嘛不认为应对本次讨论会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是这是汉藏和睦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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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达赖喇嘛“窜访”说起

以下内容是美国之音8月5日的《对比新闻》节目

达赖喇嘛对欧洲的访问，中外媒体都有不少的报道。

无论是新华社，还是《人民日报》，中国媒体在报道达赖喇嘛访问欧洲时大量使用了“窜访”这个词，例如“达赖窜访欧洲”、“达赖窜访瑞士遭冷遇”、“达赖将于 11月窜访日本”等等。《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在7月31日的一篇报道中连用三个“窜访”，报道说：“目前，达赖正在德国法兰克福窜访......此前，达赖于7月28日窜访波兰华沙......8月4日到5日，达赖将窜访瑞士洛桑......”“窜访”是一个在汉语词典里找不到的词，显然是中国媒体的得意之作。从汉语字典的解释上看，“窜”是乱跑、乱逃的意思。“窜访”就应该是“乱跑、乱逃的访问”。

据《环球时报》报道，就连德国政治家也说达赖喇嘛“窜访”。《环球时报》6月11日的一则报道题目是：《德政治家批达赖窜访》。报道说：“据德国之声9日引述福音教通讯社的报道说，(德国联邦议院前副议长)福尔默本周一晚......表示，去年，北京奥运前夕，达赖集团与中国中央政府对话机会并不坏。但由于达赖喇嘛不断窜访国外，以及通过示威和宣传等方式进行挑衅，最终错失对话良机。福尔默指出，目前流亡藏人自己也已经认识到，达赖得到的‘欢迎’以及所有那些窜访活动，对解决他们的事情没有好处。”

找来德国之声6月9日的中文报道，原文是这样的：德国联邦议院前副议长福尔默女士说：“考虑到奥运会，中国政府早在2002年就进行过对话的试探，但由于达赖喇嘛与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众多公开会面，以及通过示威和宣传进行的‘许许多多最真诚的公民社会的努力’，使中国在世界面前蒙羞。”“目前，西藏人自己也已认识到，‘公民社会的巨大欢呼’以及所有那些国外访问，于事情本身并无多少助益。”对照以后可以发现，德国之声的报道中并没有“窜访”、“达赖集团”、“挑衅”等贬义字眼的踪影，而只是使用了中性词汇。

就连达赖喇嘛低调处理同热比娅的关系，新华网的报道也奚落了一番。报道说：“对于热比娅的热忱，一贯带着‘非暴力’幌子的达赖显得较为低调。在7月28日访问华沙时，达赖只提到他在两年前曾在德国汉堡见过热比娅，‘热比娅告诉我她完全同意非暴力以及不寻求独立’。然后，达赖就大谈了一通和平、非暴力的套话来搪塞。德新社7月14日也报道说，‘世维会’致函达赖喇嘛办公室，希望团结起来，共同发起‘全球反华行动日’活动。对此，达赖喇嘛办公室连忙发表声明给予否认。有分析人士说，达赖集团担心引火烧身，因此急于与有暴力色彩的‘疆独’‘划清界限’，以掩饰‘藏独’的暴力本质。”而在同一件事上，德国之声8月3日的报道是这样说的：“据周一一期的柏林《日报》报道，达赖喇嘛在接受该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新疆7.5事件的发生与去年西藏地区发生的骚乱有某种共性，但他拒绝在藏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直接合作。他指出，藏人方面无意(与维吾尔人)正式结盟，对中国政府共同施压。”

中西方媒体在报道上，不仅在使用词汇上泾渭分明，而且在报道内容上也大相径庭。新华网8月3日报道说：“达赖在披着宗教外衣的同时，在他的讲经布道当中，夹杂着‘分裂中国’的私货。”《环球时报》8月3日报道说：“与之前多次受到的追捧相比，正在德国窜访的达赖这次受到的待遇明显要差了不少，不仅买账的听众越来越少，连他在德国的众多‘权贵朋友’也没有一个出来会见他。”与此同时，瑞士世界电台8月3日报道说：瑞士藏人协会的执行董事会一个董事说：“瑞士人尤其认为，瑞士政府过于谨慎，太注重维护经济关系了。瑞士外长对此予以否认。他上个月告诉记者说，在会见达赖喇嘛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向瑞士政府施加压力。”瑞士新闻8月2日报道说：“批评人士说，这反映了来自中国的压力。”

西方媒体还报道了中国没有报道的达赖喇嘛在访问欧洲期间的谈话。美联社8月4日报道说：“这位西藏精神领袖说，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对西藏人事业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多的赞同和支持使他深受鼓舞。”“他说，在中国国内，对于西藏人受到的歧视和该地区自治的必要性有越来越多的认识。他声称，甚至中国政府官员也在脱离北京的强硬立场。”“达赖喇嘛说：‘许多中国人表示和我们站在一起。在中国官员当中，一些官员私下表示了他们的担忧和对我们的支持。’”

德国之声对达赖喇嘛进行了专访。这家电台8月3日报道说，达赖喇嘛说：“自治对藏人来讲，可能在宗教、文化以及环保方面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框架之内的自治，对西藏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精神以外的物质领域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虽然出现不少人反对中间道路、坚持西藏独立，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中间道路’不仅符合共同利益，而且能够实现的余地也更大。经过民意的检验，‘中间道路’的政策仍将是我们未来继续推进和发展的方向。”报道说：“达赖喇嘛指出，‘中间道路’并不以实现西藏完全独立为目标，而仅仅是要求得到真正的文化和宗教自治：‘简单地总结起来，我希望实现的自治包括：中央政府掌握国防和外交政策，而文化、宗教、环保、经济等地方事务则应该由当地的藏人自己来管理。’”

8月5日，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中国驻瑞士大使董津义的谈话说：“达赖是一个在国际上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

德国之声的报道说，达赖喇嘛说：“我一再地、自始至终地讲，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应当发展经济，应当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我无论走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在不断呼吁，不应当去孤立中国。事实上，我对中国的批评主要有一点，就是中国政府的政策缺乏透明度，使得中国民众难以了解实际状况。这方面我提出过一些批评。媒体的自由和制度的透明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赢得人民信任的基础。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概念。我完全支持‘和谐社会’。但是‘和谐’只能来自于人民的信任。如果用武力、恐吓的方式，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和谐’的。其实中国政府知道我没有寻求独立、没有搞分裂，但是他们出于政治需要，一再讲我是一个分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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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流亡藏人

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湾区，居住着许多流亡藏人，在素有自由主义大本营之称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在地伯克利市，甚至形成了一个流亡藏人的社区。在伯克利市可以找到西藏餐馆和藏民用品商店，想品尝藏人的糌粑、酥油茶、青稞酒，到西藏餐馆，就能如愿以偿。

3月10是西藏人民抗暴起义和达赖喇嘛流亡50周年纪念日。一早，伯克利市政府广场，升起一面西藏雪山狮子旗，表达这座城市对藏民的关怀。

平时走在街上，所见流亡藏人，与一般亚裔并无区别，但只要与他们接触，就可以感受到，他们每个人都百分之百保持着藏人善良、谦卑、温雅、敦厚，而又粗犷、强悍、自尊、执着的特质，每个人心中都萦系着对家乡雪域高原的牵挂，都溢满对失去家园流亡海外的悲愤。

3月10 早晨，伯克利市的藏人参加完市政府升旗仪式后，就会同居住在各处的藏人，来到旧金山市中心，然后游行到中国驻美国旧金山领事馆，举行抗议集会。你如果到现场，就能感受到藏人的愤怒有多么强烈多么深。

参加游行的以青年人居多。我与女青年达青交谈，她说：“过去50年来，西藏的兄弟姐妹一直遭受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残暴的镇压不是任何人能够想象和忍受的。我认为不应该再有一个50年。”

男青年桑吉嘉说：“藏人在西藏已经沦为少数，西藏的文化面临灭绝，西藏的宗教面临灭绝，我们期盼藏人真正获得自由的那一天，但我们还要等多久？”

游行集会的藏人告诉我：青藏高原上，藏人的精神家园正在消失。仅一场民主改革加上文化大革命，就把西藏2711座寺庙，几乎尽数摧毁，只剩下80多座。中国政府修通了青藏公路又修通了青藏铁路，其结果是，拉萨、日喀则变成了与中国内地一样的城市。共产党把把数以亿计的资金、物资，连同夜总会、酒吧、时装秀、妓女、艾滋病一起，输进西藏。共产党强迫藏人讲汉语学汉文，强迫信佛的藏人与无神论的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强迫藏人和僧侣批判和侮辱达赖喇嘛。

女青年央金则告诉我，政府对不满和反抗的藏人，说关就关，说杀就杀。由于3月10日西藏人民抗暴起义、达赖喇嘛流亡50周年，和3月14日拉萨示威藏民遭中共军警开枪镇压一周年，这两个日子到来，中共当局加强对藏人的镇压，西藏一片恐怖气氛，许多藏人失踪，包括她的亲戚。她说：“我试图与西藏的亲戚联系，一直无法联系上，不知道又有多少同胞遭到拘禁。”另一位藏人也对西藏亲友的处境表示担忧，他说：“他们的电话都被监听，我打电话，除了问好，不能讲其他事情，那会给亲友们造成麻烦。”

除了游行集会，藏人有时还用另一种形式表达愤怒：去年3月21日清晨，中国领事馆大门遭人丢掷燃烧物，相信是愤怒的流亡藏人所为。去年8月6日，一位藏族女青年攀上中领馆屋顶，然后扮作被杀害的藏人，把自己吊在半空中，绳索被中领馆的外交官割断，女青年险些摔死。

没有人赞同这些过激行为，但人们都理解藏人的愤怒。西藏，本是如今这个人欲横流的地球上，仅剩的一片最接近天国的净土，眼看着这片净土，被污秽的中共污染。西藏独有的宗教和文化，承载着整个藏民族，而藏人的宗教和文化，正被中共摧残蹂躏。为此而愤怒的，何止藏人！全世界有同情心、正义感、良知未泯者，都在向北京大声表达他们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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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流亡50周年，谴责中共害死数十万藏人

3月10日，是西藏最敏感的日子。全球各大媒体都将目光集中在西藏问题之上。50年前，也就是1959年的 3月10日到28日，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派兵占领西藏8、9年后，西藏爆发反抗中共统治的起义。起义失败后，当时24岁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一走半个世纪，再也没能返回故土。而这一被西藏人称为“抗暴”，被中共当局称为“平暴”的事件，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

去年3月10日，西藏首府拉萨寺庙的出家人，举行和平抗议“要求让达赖喇嘛返回故乡” 。僧侣的和平示威受到镇压后，引发拉萨城和其他藏区的暴力事件。据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达赖喇嘛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发表讲话，再次呼吁北京当局给予西藏真正的自治权。他说：“我们西藏人，并不寻求独立，我们要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合法的、实质性的自治。”

但是，达赖喇嘛并没有放弃谴责中共的西藏政策。他说：“过去的50年，是西藏人民遭受痛苦和西藏土地遭受毁坏的50年。中国共产党占领西藏后，立即展开一系列暴力镇压运动，使藏人如同生活在地狱一般。中共的这些暴力政治运动，造成了数十万藏人死亡。直到现在，藏人仍然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的宗教、文化、语言和身份都面临着灭绝的威胁。西藏的文化正在被灭绝，藏人被当作罪犯，只配去死。”

法新社说，今年73岁的达赖喇嘛，做为一名僧侣和务实的政治家、外交家，长期以来，捍卫非暴力原则，并主张对中国当局妥协，坚持走“不要求独立的中间道路”，只求在西藏实现“文化自治”。仍然，这位国际知名的“西藏圣人”和西藏事业的唯一领袖，却是中共当局的眼中钉。面对藏人对中共当局的失望，达赖喇嘛表示，他坚信在西藏事业上，正义一定胜利。然而达赖喇嘛自己在去年11月曾经承认，在与北京谈判8年毫无结果后，他为西藏争取“真正自治”的斗争失败了。

从昨晚法国电视5台播出的《西藏专题资料片》可以看出，达赖喇嘛主张自治的“中间路线”正在受到海外藏人激进团体和达兰萨拉青年一代的挑战。他们已对中共当局彻底失去信心，要求西藏独立。对于达赖喇嘛指控中共50年来的一系列暴力政治运动害死几十万藏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今天予以否认。他说，这是达赖集团制造的谣言，不值得回答。马朝旭还呼吁美国国会撤销支持西藏的法律草案。

此前达赖喇嘛曾多次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国走民主道路。他相信民主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把钥匙。他还说，中国在经济上强大了，在道德上也应当强大。他认为，西藏问题得不到解决，是因为中共当局缺乏自信心和信任。美国支持西藏的著名电影明星李察-基尔昨天表示，希望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一事，能启发中国人未来也能选出一位藏人来做中国总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昨天则呼吁西藏地区的领导人们与分裂主义作斗争，为保护“祖国”的统一筑起一道“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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