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最近猛烈抨击的热比娅,记者对比了中外媒体的有关报导发现,有一些重要问题模糊不清。
《解放日报》1999年4月8日有关热比娅帮助一个年轻的福建女商人绝处逢生的报导形容热比娅时说:“从帮人洗衣服到贩卖桶油,以至走南闯北批发服装,贩卖皮鞋;从租摊位到盖商厦,热比娅的创业之路充满了艰辛与坎坷。”
国际在线7月7日报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厉声说:“热比娅是新疆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政策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民族商人。由于经营得法,中国政府的政策给予了倾斜和优惠,所以生意做得很成功,成为新疆民族里的首富。”国际在线8月12日报导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说:‘所有的外国政府都知道中国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是优惠政策,热比娅在新疆也曾经是个女首富,有2亿(人民币)的资产,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甚至新华网8月11日抨击热比娅的报导也说:“她在触犯中国法律和被判刑之前,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富的商人之一,倘若如她所说,中国政府一直‘剥削’维吾尔族人,使他们陷入‘赤贫’,那么她又怎能成为百万富翁呢?”这些中国官方媒体的报导都显示,热比娅依靠中国政府的正确政策,加上经营有方,成为百万富豪。
然而,同一批中国官方媒体的另一些报导却指责热比娅靠邪门歪道致富。2006年6月2日,国际在线发表的《热比娅其人》的报导说:“有公开资料称,此前热比娅曾经在阿克苏市当过洗衣妇,‘苦干了3个月,她挣下了3000元钱’。这是目前唯一可见的她的原始资本,但是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 80年代初,靠当洗衣妇平均一个月赚1000元是难以想像的”。“一些本地人对记者说,热比娅经商的特点之一就是胆子非常大,什么都敢做。乃至一些人对她的经营活动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中新网2006年6月2日的报导说:“据查实,热比娅及其子女在乌鲁木齐市注册登记的阿克达工贸有限公司,自1994年至2004年在经营过程中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偷税漏税807万元;欠缴滞纳金2165.3万元;拖欠银行和个人各类债务2893.53万元。”新华社2009年7月9日报导说:“偷税漏税是热比娅主要敛财手段之一。仅1993年至1996年4年间,热比娅及其所属阿克达公司就先后偷税百万元。”新华网2009年7月10日报导说:“梳理热比娅的发家史,她的法宝就是‘空手套白狼’和偷税漏税。除此之外,根据《新京报》曾经报导,热比娅曾经从事过贩卖毒品的罪恶勾当。”中新社2007年1月7日报导也说:“热比娅曾经是新疆女首富,贩卖过毒品。”
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热比娅在此期间“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并且被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热比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
国际在线2006年6月2日报导说:“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的报导称,当年“两会”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向媒体透露,热比娅因为欠国家银行几千万人民币的债务,加上她的丈夫在境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她本人没有明确表态,所以未被推选为第九届政协委员。”
然而直到2005年热比娅离开中国,她从未因为“贩卖毒品”或者“经济问题”而受到法律制裁。也就是说,在热比娅企业偷逃巨额税款、诈骗巨额钱财长达10 年之后,而且其中有5年正好是热比娅担任中国政协委员、新疆工商联副主席和中国出席联合国妇女大会代表团成员期间,在热比娅已经在美国“反华”之后,中国有关部门突然发现,她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为什么允许热比娅到美国去呢?中国中央电视台2009年7月6日报导说:“服刑期间,热比娅个人提出保外就医申请,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司法部门同意其申请。2005年3月17日,热比娅出院,赴美保外就医。”
但是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说,是因为热比娅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中新网2008年2月20日刊登的凤凰卫视采访王乐泉的报导说:“王乐泉说:‘当时客观地说,她在监狱里边,一再地检讨,一再地悔过,一再表态说我们怎么样,她很会说,为这个还曾经给她减刑一年,后来她自己要求到美国去就医,也是种种原因吧,就是放她出去了。”
然而在西方媒体的报导中,释放热比娅完全是中国在西方压力之下进行的政治交易。英国广播公司BBC2005年3月17日的报导说,热比娅关押判刑受到美国的关切。美国政府曾表示,热比娅是美国与中国人权对话的首要目标之一。”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5年8月1日报导说:“在5年多的时间里,她(热比娅)的案子是国会众议院人权议员团最关注的案子。这个议员团举行她的案子的简报会,向北京和美国国务院发出大量信函,以便确保不忘记她的名字。”
《华盛顿邮报》2005年3月30日报导说:“热比娅3月17日到达这里,这是由于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中国之前达成的交易。中国显然同意释放热比娅,允许国际红十字会在北京开设办事处,并且允许一位联合国人权事务官员探视政治犯,用于交换华盛顿同意不在联合国争取通过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
《时代周刊》2005年3月20日报导说:“中国在她(美国国务卿赖斯)到达之前铺上了一小块欢迎地毯,释放了已经被关押了5年的最著名的政治犯、穆斯林商人热比娅·卡迪尔。这是为了消除两国关系中的人权问题。”
《环球时报》8月12日的报导似乎也认同这种“压力说”。报导说:“一位多年跟踪热比娅动向的新疆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2005年3月,(美国民主基金会主席)杰什曼又凭借美国民主基金会与美国国务院的特殊关系,以及动用他本人与美国国会政客们的私交,向时任国务卿的赖斯施压,最终得以让热比娅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飞往美国。’”
《环球时报》8月12日报导说:“释放前,热比娅一再保证:出境后绝不参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任何活动。释放当天,热比娅在美国外交官的陪同下前往美国。一下飞机,刚踏上美国领土,热比娅就立即背叛了自己无数次的承诺,开始攻击中国。”
热比娅言而无信,是否证明其人品不佳?
40多年前的文革期间,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当时被打倒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说:“我入党40多年来,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中写道:“在争取复出的过程中,邓小平的确曾经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邓小平后来翻案了吗?是否可以据此评价他的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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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0 October 2009
Sunday, 18 October 2009
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纪实
流亡美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17日意外出现在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馆。热比娅亲切向在场人士问候,逗留约10分钟后离去,过程平和没有发生冲突。台湾中央社报道指出,热比娅17日一早抵达书展现场,主办单位特地为她安排导览和安全人员,一路陪她参观最早为她出版自传的德国Heyne出版社和中文《大纪元时报》的摊位。热比娅随后走进中国馆,现场不少认出她的人露出惊讶和愤怒的表情,不过也有人想找她拍照。热比娅亲切向在场人士问候,翻阅几本书后离去,过程平和。
热比娅从2005年起在美国华盛顿过着流亡生活,此次是应国际人权组织“受威胁民族协会”邀请访问德国。她将在书展的展馆内举行记者会,同时发表演讲和参加研讨会。周五热比娅参观访问了设在波恩的德国之声。
德国公营3SAP电视台为配合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主宾国活动,周六晚间22点播出讨论中国时政的专题节目。据悉,这个节目是在10月14日录制的。德方原本邀请中国作家莫言和旅居德国的女作家罗令源与两位德国作家出席讨论。但在节目录制前的两个多小时突然传来消息说,莫言拒绝出席,理由是他需要参加中国官方安排的活动。德方临时邀请中国代表团其他作家也没成功。最后,不得不邀请旅英作家马健代替莫言参加讨论。莫言突然变卦,拒绝参加德国电视台的讨论节目,外界猜测其受到中国当局的压力。
法兰克福书展周六接近尾声,中国官方的活动包括王蒙主讲的“中国当代文学生活”以及晚间在法兰克福文学馆举行的余华小说《兄弟》和苏童小说《妻妾成群》的朗诵会。由“德国笔会”邀请的中国独立作家所进行的演讲,则有“劳改中的生与死”(吴宏达主讲)、中国当局如何用“书号制度”来钳制言论(周勍主讲)以及长期的假大空宣传对中华语言的污染(陈迈平主讲)。
周六法兰克福书展人山人海,特别是德语书籍展厅拥挤不堪。中国的展厅则相对清净。书展上,成群结队的青年人,身穿怪异戏剧服装,头戴各色各样的假发,有如一场嘉年华表演。此外,在法兰克福的寒风中,中国武术队在书展中心内部露天广场舞狮子,法轮功学员则在大门外面集体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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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比娅从2005年起在美国华盛顿过着流亡生活,此次是应国际人权组织“受威胁民族协会”邀请访问德国。她将在书展的展馆内举行记者会,同时发表演讲和参加研讨会。周五热比娅参观访问了设在波恩的德国之声。
德国公营3SAP电视台为配合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主宾国活动,周六晚间22点播出讨论中国时政的专题节目。据悉,这个节目是在10月14日录制的。德方原本邀请中国作家莫言和旅居德国的女作家罗令源与两位德国作家出席讨论。但在节目录制前的两个多小时突然传来消息说,莫言拒绝出席,理由是他需要参加中国官方安排的活动。德方临时邀请中国代表团其他作家也没成功。最后,不得不邀请旅英作家马健代替莫言参加讨论。莫言突然变卦,拒绝参加德国电视台的讨论节目,外界猜测其受到中国当局的压力。
法兰克福书展周六接近尾声,中国官方的活动包括王蒙主讲的“中国当代文学生活”以及晚间在法兰克福文学馆举行的余华小说《兄弟》和苏童小说《妻妾成群》的朗诵会。由“德国笔会”邀请的中国独立作家所进行的演讲,则有“劳改中的生与死”(吴宏达主讲)、中国当局如何用“书号制度”来钳制言论(周勍主讲)以及长期的假大空宣传对中华语言的污染(陈迈平主讲)。
周六法兰克福书展人山人海,特别是德语书籍展厅拥挤不堪。中国的展厅则相对清净。书展上,成群结队的青年人,身穿怪异戏剧服装,头戴各色各样的假发,有如一场嘉年华表演。此外,在法兰克福的寒风中,中国武术队在书展中心内部露天广场舞狮子,法轮功学员则在大门外面集体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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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2 August 2009
谁把热比娅造就成国际名人?

以下内容是美国之音8月20日的《对比新闻》节目
新疆维吾尔人热比娅最近在中外媒体中频频出现。她是怎么成为国际名人的呢?
中新网2008年2月20日刊登的凤凰卫视采访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的报导说:热比娅“名声很大”,“早年她以传奇的发家经历声名大噪。1995年,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龙虎榜估计她有两亿人民币的财富,并且将其列入中国富豪第八位,成为了新疆女首富。”
对于这样一个成功的少数民族女富豪,当时的中国媒体肯定有不少报导。不过,也许是出于今天的政治原因,这些报导基本上都不见踪影了。2007年1月7日中新社的报导说:“1999年8月,热比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2000年3月,乌鲁木齐中院以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处热比娅8年徒刑。”
正如《纽约时报》2000年4月28日的报导所说:“三月份宣布这个严厉的判决之后,她的案子就变成了一桩国际案子,人权组织和一些西方国家政府表示,并没有证据显示热比娅女士犯罪。”“法庭文件说,在她搜集的报纸里,热比娅女士把那些政府打击少数民族分离主义的官员讲话和文章特别标了出来。”报导说,判决书列举的报纸包括《喀什日报》、《新疆法制报》、《伊犁日报》和《伊犁晚报》。
当时西方媒体对热比娅的称呼基本上是“女商人”或者“女富豪”。《纽约时报》称她为“穆斯林女商人”;《华盛顿邮报》1999年9月7日形容她是“来自中国不稳定的维吾尔族的最著名的女商人”;英国《卫报》 1999年10月21日的报导称她为“富有的维吾尔女商人”;英国广播公司BBC2000年7月6日的报导说她是“维吾尔族女商人”;《时代周刊》 2000年3月27日的报导称她为“新疆的穆斯林女商人”、“中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
这种单一的称呼一直持续了几年。例如,《悉尼先驱晨报》2002年9月10日的报导仍然称她为“维吾尔女商人”;《华尔街日报》2002年9月20日和2004年8月30日的两篇文章都把她称为“维吾尔女商人”;2004年3月3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导称热比娅为“维吾尔族百万富婆”、“著名的维吾尔族人”。
到了2005年,被中国关押了六年的热比娅被中国释放。此时,她的案子已经在西方媒体中广为报导,她的称呼也非常政治化了。“政治犯”、“人权活动人士”、 “持不同政见者”都成了对她称呼的一部分。例如,英国广播公司BBC2005年3月18日的报导说:“维吾尔族著名政治犯、穆斯林女商人热比娅.卡迪尔被中国当局释放后,已经抵达美国。热比娅周四晚间抵达芝加哥后高呼:‘从现在起,我自由了!’”
《纽约时报》2005年4月12日的报导称热比娅是“新疆最著名的政治犯”;《华尔街日报》2005年4月21日的一篇文章称热比娅为“最知名的维吾尔持不同政见者”;英国广播公司BBC2005 年3月17日的报导称热比娅是“著名的政治犯、维吾尔族穆斯林女商人”;2005年9月30日称热比娅是“由女商人转变成人权活动人士的著名的维吾尔人”;英国《卫报》2005年10月3日的文章把她称为“为中国的维吾尔族人权战斗的人”;《悉尼先驱晨报》2005年11月11日的报导说热比娅是“在美国批评中国的著名的维吾尔持不同政见者”。
与此同时,热比娅重返中国新闻媒体,而且一上来“规格”就很高。中国网2005年8月25日报导,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在中国国务院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3月17号,热比娅保外就医去了国外。”“她在境外和‘三股势力’的头面人物,包括暴力恐怖犯罪的骨干分子在一起密谋筹划,破坏我们50年大庆的活动。”
《华盛顿邮报》2005年3月30日报导说:“热比娅·卡迪尔被警告说,如果她到国外谈论敏感的政治话题......,‘你的孩子和生意就会完蛋’。”
根据中国网的报导,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说,热比娅“要控制在新疆的几个孩子,要尽快地把她的财产变现,把资产全部转到国外去,并且在国外继续解决她的几个孩子在国外定居的手续”。他还说热比娅的公司涉及大约7000万元的经济问题,包括“偷逃税款”、“涉嫌诈骗银行的贷款”等。据中新网2006年6月2日报导,中国公安机关在6月1号刑事拘留或者监视居住了热比娅在新疆的三个子女。
这个事件又引来西方媒体的大量报导。《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6年6月1日报导说:“一位著名的中国维吾尔族人权活动人士(热比娅)说,中国当局拘留了她的孩子们。”
《华盛顿邮报》2006年7月13日报导说:美国维吾尔人协会说,热比娅的“两个儿子在中国西部穆斯林为主的新疆被逮捕,罪名是逃税。其中一个儿子还面临阴谋推翻政府的指控。”“另外一个儿子上个月受到颠覆政府罪的起诉。”
就在这一年,热比娅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环球时报》2006年9月17日报导说:“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专家克利曼则认为,诺贝尔和平奖只是世界上诸多奖项中的一个,人们也没有必要把它太当回事,更没必要把所谓的提名当回事。”
不过,《南方都市报》2007年1月18日的报导说:“(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所所长)潘志平说,‘东突’势力在境外正在加紧整合,即将进入“热比娅时代”。 ”“有美国后台的热比娅正在成为“东突”分子中上升的新星,2006年,热比娅被瑞典议会议员埃诺克松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不能让她得逞,否则将对境内分裂分子产生鼓舞作用,那对反恐的工作加大难度。”潘志平认为,对热比娅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要加以提防,不可掉以轻心。”
的确,中国政府没有掉以轻心。新华社2006年9月12日报导说:“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热比娅的言行旨在破坏中国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这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提名这样的人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用心何在?”
此后,热比娅从一个本人经历受到西方媒体关注的受害者变成了西方媒体用来在维吾尔人问题上平衡中国官方观点的权威人士。例如,英国《卫报》2007年2月9 日有关新疆处决“疆独分子”的报导就引述了“新疆最著名流亡人士热比娅·卡迪尔”的话,说“这次死刑又是一桩不公正的案例”。
法新社2008年3月11日报导北京奥运前夕中国宣布在新疆打击恐怖分子的消息时说:“中国官方对这些事件的说法受到美国维吾尔人协会负责人热比娅·卡迪尔的驳斥。她说:‘完全不是这样。这些说法都是编出来的。’‘中国政府真正的目的是组织一场恐怖袭击,以便能够加强对维吾尔人的镇压。’”
《时代周刊》2008年4月17日有关新疆形势的报导和美联社2008年4月21日有关中国奥运前反恐的报导都引述了热比娅谴责中国以反恐为名,镇压维吾尔人的评论。
2008年8月4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篇有关北京奥运前夕新疆恐怖主义活动的报导也引述了“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热比娅·卡迪尔的话说,没有可靠的证据显示维吾尔人构成重大恐怖主义威胁。”
自由欧洲电台2007年6月7日报导说:“中国维吾尔穆斯林的主要人权活动人士热比娅·卡迪尔形容她6月5日同美国总统布什的会晤是她为维吾尔人权利奋斗的里程碑。卡迪尔告诉自由欧洲电台记者说,她的人民等待这次会晤等了几十年。布什6月5日在捷克首都发表讲演时盛赞热比娅让人们注意到新疆维吾尔地区践踏人权的情况。”
2007年6月7日,中新网报导说:“美国总统布什近日会见了热比娅。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罪犯。美方的有关言行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008 年7月3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接见了魏京生、吴宏达和热比娅等五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英国《卫报》2008年8月1日有关这条消息的报导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谴责美国总统布什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几天之前会晤五位著名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这些流亡人士包括民主活动人士魏京生,他在流亡美国之前在中国监狱里度过了将近20年,还有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热比娅·卡迪尔。”显然,此时的热比娅在西方媒体中已经成为中国人权事业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了。
2000年2月10日,《纽约时报》报导说:“由于力量弱小、分散,而且缺少西藏达赖喇嘛那样的国际上承认的领导人,维吾尔民族主义者获得的国际关注相对比较少。”
然而如今,中国媒体已经把热比娅同达赖喇嘛相提并论。人民网今年7月7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告诉《环球》杂志,热比娅出境之后,‘东突’分裂组织和西方反华势力随即开始了联手打造‘第二个达赖’的进程。”
南方报网8月12日的一篇评论说:“西方反华势力正在把她打造成‘达赖第二’。”
热比娅今年8月访问澳大利亚,引起中国方面一系列抗议动作。路透社8月11日报导说:(澳大利亚外长)史密斯称,他曾向中国外交官员表示,他们高调反对热比娅在澳大利亚出席公共场合,反而增加了她的影响力。”
为了阻止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播放介绍热比娅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中国采取了大动作。然而据新华网8月9日报导说:“不少人都说,是因为最近有些媒体介绍和热炒这部有争议的影片,才特地过来看看......”
法新社8月11日报导说:“热比娅说,中国的所作所为只是提高了这部电影的知名度。”
澳洲广播电台8月11日报导说:“热比娅在被问到中国施加压力时调侃地说:‘我深深感谢中国政府在提高我的知名度方面给予的支持。’‘我不可能花费数百亿美元进行这种宣传,不过多亏了中国政府提高了我的知名度......’”
《澳大利亚人报》8月11日发表的评论说:“正是因为中国政府的举动,更多的澳大利亚人听到了热比娅·卡迪尔的声音。也许,卡迪尔在澳大利亚获得的注意力,大部分是北京极为过度的反应造成的。”“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拥有上万亿美元的国际储备和越来越强大的军事力量,却这么害怕这个慈祥的小女人呢?”评论说:“造成今天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局势,部分原因是中国在与民主社会打交道时极端笨手笨脚,使热比娅·卡迪尔成为一颗国际超级明星。只有北京的过度反应才能把这位瘦小、不会讲英语的、63岁的祖母变成全球知名人士。如果根据中国人今天使用的剧本,中国人会把热比娅变成维吾尔的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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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6 August 2009
热比娅访问澳大利亚,中国举止得体吗?
以下是美国之音8月13日的《对比新闻》节目内容
各位听众,现在是《对比新闻》时间。维吾尔人热比娅·卡迪尔最近对澳大利亚的访问引起中国的震怒。中国先后试图阻止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放映介绍热比娅的纪录片,阻止热比娅在澳大利亚全国记者俱乐部讲演,均未成功。在热比娅访问澳大利亚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记者李肃比较一下中外媒体的报道。
《澳大利亚人报》8月11日发表的一篇评论说:“在中国大使馆企图让堪培拉的全国记者俱乐部禁声之前,他们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向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施加压力,要实行政治新闻检查。在这些举动之前,去年,中国外交使团在澳大利亚介入组织数以千计的支持中国的抗议示威者对抗关心西藏人权的示威。”
法新社8月11日报道说:“(澳大利亚外长)史密斯和墨尔本市长多尔勋爵对中国向他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他取消在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放映热比娅的纪录片一事表示不满。”
路透社8月11日报道说:“位于堪培拉的全国记者俱乐部称,中国大使馆政务参赞刘进上个星期会晤了俱乐部的高层人员,要求他们撤销对热比娅星期二发表讲演的邀请。”
英国广播公司BBC8月11日报道说:“据报道,这位中国官员说,如果实在要讲演,也不要向全国电视播出。”
《悉尼先驱晨报》8月11日报道说:“俱乐部主任莱利对澳洲广播电台说,会晤是在彬彬有礼的气氛中进行的。莱利说,这位中国官员并没有‘直接’要求俱乐部撤销对卡迪尔女士的邀请,‘但是他们希望这个讲演者不要出现,这种印象是很明确的’。”
澳洲广播电台8月11日报道说:“莱利说,记者俱乐部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取消过任何人的讲演。”“记者俱乐部......决定如期进行这次讲演。莱利说:‘记者俱乐部和董事会有一项执行了四十多年的政策,就是要由他们自己决定谁在俱乐部讲演,不受外界影响......’”
路透社的报道说:“自从1963年建立以来,全国记者俱乐部一直是澳大利亚政治讲演者的最高讲台,发表讲演的人都是国际人物、国家元首、宗教领袖和工商界领袖。”
《悉尼先驱晨报》8月11日的报道说:“莱利说,该俱乐部同中国大使馆一直保持着‘良好和稳固的关系’。他说:‘我们已经向他们发出邀请,下一次有中国高级官员到堪培拉来的时候,请到记者俱乐部来发表讲演。’”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报道了澳大利亚官方和民间对这两起事件的反应。美联社8月11日报道说:“澳大利亚外长史密斯说,一位市长向澳大利亚外交部抱怨中国官员表达反对热比娅访问澳大利亚部分行程的方式。”
法新社8月11日报道说:“史密斯告诉澳洲广播电台说:‘澳大利亚外交部为此同中国官员进行了交涉。’”
路透社8月11日报道说:“针对中国驻澳使馆要求澳大利亚全国记者俱乐部取消热比娅演讲一事,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周二呼吁中国外交官‘礼貌得体地’表达意见。”“澳大利亚外长史密斯...说:‘各国大使馆、外交官和官员有权在澳大利亚的社会里表达观点。’......‘他们可以坚定地表达,但是需要礼貌地和得体地表达。”
《澳大利亚人报》的评论说:“今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宣传首脑李长春劝说澳洲广播电台保证报道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澳广正在申请在中国广播新闻。然而这个政府拥有的希望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电台却给了李长春一个有礼貌但没有承诺的答复,肯定让他大惑不解,他习惯于政府机构听从指令。他的同事们会更大惑不解地发现,澳大利亚政府竟然没有按照这个国家第三大贸易伙伴所希望的那样禁止卡迪尔女士讲话。不过,由于这些情况没有如期发生,中国政府及其支持者想自己解决问题。他们企图制止在墨尔本电影节上播放有关卡迪尔女士的一部影片,还想取消她在记者俱乐部的讲演。这种扼杀言论自由的企图和对他国价值观念的公然蔑视显示中国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
中国《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8月12日报道说:“中国驻澳使馆参赞刘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他曾与媒体俱乐部进行沟通,但强调他是在履行一名外交官的职责,没有做错什么。刘进说,中方从未干涉澳国内事务,他与媒体俱乐部的沟通是礼貌而符合礼仪的。”报道评论道:“本来这只是一次外交官与驻在国间正常的私下交涉,却引发澳部分媒体和政客对中国外交官的恶毒攻击。”报道说:“外交学院副教授熊炜11日对《环球时报》说,作为外交官,为维护本国利益与驻在国政府或民间机构进行交涉是天职所在,各国外交机构莫不如此。史密斯作为外长,应该知道自己的发言会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他这么做完全无‘礼貌’可言。”
然而《澳大利亚人报》的评论说:“如果你觉得这是外交使团的正常活动,想象一下,如果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开始组织抗议示威,企图禁止放映电影,企图决定哪些人可以讲演,等等,那会引起什么反应。”
关于反映热比娅生平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参加墨尔本国际电影节,中国媒体形容放映现场“冷清”,而且电影导演和热比娅受到了观众的质问和指责。
《西部商报》8月10日报道的题目是:《充满无知偏见,热比娅影片上映遭冷遇》。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属的国际在线8月11日报道说:“原先声称‘爆满’的首映式,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热闹。墨尔本市政厅外,只有三五个所谓热比娅的支持者,在装腔作势地喊着口号。”
然而美国彭博通讯社8月8日报道说:“电影节宣传人员路易斯·赫赛尔廷在这个澳大利亚南方城市通过电话说,《爱的十个条件》将在墨尔本市政厅放映,有1300个座位,而先前计划的大联盟影院有750个座位。她说,票已经全部售出。”
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瑞士新闻8月9日都报道说:“全场1500个座位座无虚席。”
新华网8月9日的报道说:“对话开始后,第一位站起来的观众质问导演:作为一部纪录片,为什么片中只有热比娅及其追随者的画面和话语,却对中国政府没有任何介绍,也不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观点,这不是偏见是什么?”“面对这些质问,台上的导演和热比娅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不过,《环球时报》8月10日的报道否定了新华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的说法。《环球时报》的报道说:“新疆自治区外宣办主任侯汉敏告诉《环球时报》,拍摄宣扬热比娅生平纪录片的导演丹尼尔被问及为何影片只有热比娅一方的声音时,曾回答,他在过去两年中曾试图采访中国政府和新疆当地政府,但接连碰壁。对此,侯汉敏表示,他认真查证了3年的相关记录,根本没有一个叫丹尼尔的澳大利亚人提出过采访或拍摄申请。”
澳洲广播电台8月8日对《爱的十个条件》首映式现场的报道说:“这部影片的导演杰夫·丹尼尔斯说,他曾经争取让中国方面对卡迪尔女士的故事作出评论,但是没有成功。他说:‘在过去两年半里,我一直争取听到他们方面的看法,但是都碰了壁。他们反而马上就了解我的情况,讯问我,然后就结束了。所以我感到很遗憾的是,我们听不到中国政府方面对于新疆局势的充分看法。’”
《环球时报》报道说:“环球网8日起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近1.4万名受访者中,约有87%的人认为中国应“采取实际手段报复澳大利亚,比如抵制赴澳旅游和留学”。”
《环球时报》8月10日报道说:“今年6月,印度限制学生赴澳留学后,中国成为澳最大的海外留学生来源国,上海社科院的赵国军博士说,中国手里不是没有整治澳大利亚的牌,在政治外交和经济层面上都能反制澳大利亚。他说,虽然中国也需要发展与澳大利亚的经贸合作,但在遏制“疆独”、“藏独”这种国家重大利益上,中国不应怕做出一些经济利益的牺牲。”
当年,中国抗议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很多中国人呼吁抵制日货。后来,没有人统计过日货在中国的销售是否有所减少。
当年,中国抗议法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很多中国人呼吁抵制法国货。后来,没有人统计过中国人消费的法国香水和其它高档法国货是否有所减少。
今天,由于热比娅,有人呼吁抵制赴澳大利亚旅游和留学。日后,会不会有人统计前往澳大利亚旅游和留学的中国人是否减少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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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众,现在是《对比新闻》时间。维吾尔人热比娅·卡迪尔最近对澳大利亚的访问引起中国的震怒。中国先后试图阻止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放映介绍热比娅的纪录片,阻止热比娅在澳大利亚全国记者俱乐部讲演,均未成功。在热比娅访问澳大利亚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记者李肃比较一下中外媒体的报道。
《澳大利亚人报》8月11日发表的一篇评论说:“在中国大使馆企图让堪培拉的全国记者俱乐部禁声之前,他们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向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施加压力,要实行政治新闻检查。在这些举动之前,去年,中国外交使团在澳大利亚介入组织数以千计的支持中国的抗议示威者对抗关心西藏人权的示威。”
法新社8月11日报道说:“(澳大利亚外长)史密斯和墨尔本市长多尔勋爵对中国向他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他取消在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放映热比娅的纪录片一事表示不满。”
路透社8月11日报道说:“位于堪培拉的全国记者俱乐部称,中国大使馆政务参赞刘进上个星期会晤了俱乐部的高层人员,要求他们撤销对热比娅星期二发表讲演的邀请。”
英国广播公司BBC8月11日报道说:“据报道,这位中国官员说,如果实在要讲演,也不要向全国电视播出。”
《悉尼先驱晨报》8月11日报道说:“俱乐部主任莱利对澳洲广播电台说,会晤是在彬彬有礼的气氛中进行的。莱利说,这位中国官员并没有‘直接’要求俱乐部撤销对卡迪尔女士的邀请,‘但是他们希望这个讲演者不要出现,这种印象是很明确的’。”
澳洲广播电台8月11日报道说:“莱利说,记者俱乐部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取消过任何人的讲演。”“记者俱乐部......决定如期进行这次讲演。莱利说:‘记者俱乐部和董事会有一项执行了四十多年的政策,就是要由他们自己决定谁在俱乐部讲演,不受外界影响......’”
路透社的报道说:“自从1963年建立以来,全国记者俱乐部一直是澳大利亚政治讲演者的最高讲台,发表讲演的人都是国际人物、国家元首、宗教领袖和工商界领袖。”
《悉尼先驱晨报》8月11日的报道说:“莱利说,该俱乐部同中国大使馆一直保持着‘良好和稳固的关系’。他说:‘我们已经向他们发出邀请,下一次有中国高级官员到堪培拉来的时候,请到记者俱乐部来发表讲演。’”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报道了澳大利亚官方和民间对这两起事件的反应。美联社8月11日报道说:“澳大利亚外长史密斯说,一位市长向澳大利亚外交部抱怨中国官员表达反对热比娅访问澳大利亚部分行程的方式。”
法新社8月11日报道说:“史密斯告诉澳洲广播电台说:‘澳大利亚外交部为此同中国官员进行了交涉。’”
路透社8月11日报道说:“针对中国驻澳使馆要求澳大利亚全国记者俱乐部取消热比娅演讲一事,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周二呼吁中国外交官‘礼貌得体地’表达意见。”“澳大利亚外长史密斯...说:‘各国大使馆、外交官和官员有权在澳大利亚的社会里表达观点。’......‘他们可以坚定地表达,但是需要礼貌地和得体地表达。”
《澳大利亚人报》的评论说:“今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宣传首脑李长春劝说澳洲广播电台保证报道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澳广正在申请在中国广播新闻。然而这个政府拥有的希望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电台却给了李长春一个有礼貌但没有承诺的答复,肯定让他大惑不解,他习惯于政府机构听从指令。他的同事们会更大惑不解地发现,澳大利亚政府竟然没有按照这个国家第三大贸易伙伴所希望的那样禁止卡迪尔女士讲话。不过,由于这些情况没有如期发生,中国政府及其支持者想自己解决问题。他们企图制止在墨尔本电影节上播放有关卡迪尔女士的一部影片,还想取消她在记者俱乐部的讲演。这种扼杀言论自由的企图和对他国价值观念的公然蔑视显示中国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
中国《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8月12日报道说:“中国驻澳使馆参赞刘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他曾与媒体俱乐部进行沟通,但强调他是在履行一名外交官的职责,没有做错什么。刘进说,中方从未干涉澳国内事务,他与媒体俱乐部的沟通是礼貌而符合礼仪的。”报道评论道:“本来这只是一次外交官与驻在国间正常的私下交涉,却引发澳部分媒体和政客对中国外交官的恶毒攻击。”报道说:“外交学院副教授熊炜11日对《环球时报》说,作为外交官,为维护本国利益与驻在国政府或民间机构进行交涉是天职所在,各国外交机构莫不如此。史密斯作为外长,应该知道自己的发言会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他这么做完全无‘礼貌’可言。”
然而《澳大利亚人报》的评论说:“如果你觉得这是外交使团的正常活动,想象一下,如果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开始组织抗议示威,企图禁止放映电影,企图决定哪些人可以讲演,等等,那会引起什么反应。”
关于反映热比娅生平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参加墨尔本国际电影节,中国媒体形容放映现场“冷清”,而且电影导演和热比娅受到了观众的质问和指责。
《西部商报》8月10日报道的题目是:《充满无知偏见,热比娅影片上映遭冷遇》。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属的国际在线8月11日报道说:“原先声称‘爆满’的首映式,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热闹。墨尔本市政厅外,只有三五个所谓热比娅的支持者,在装腔作势地喊着口号。”
然而美国彭博通讯社8月8日报道说:“电影节宣传人员路易斯·赫赛尔廷在这个澳大利亚南方城市通过电话说,《爱的十个条件》将在墨尔本市政厅放映,有1300个座位,而先前计划的大联盟影院有750个座位。她说,票已经全部售出。”
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瑞士新闻8月9日都报道说:“全场1500个座位座无虚席。”
新华网8月9日的报道说:“对话开始后,第一位站起来的观众质问导演:作为一部纪录片,为什么片中只有热比娅及其追随者的画面和话语,却对中国政府没有任何介绍,也不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观点,这不是偏见是什么?”“面对这些质问,台上的导演和热比娅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不过,《环球时报》8月10日的报道否定了新华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的说法。《环球时报》的报道说:“新疆自治区外宣办主任侯汉敏告诉《环球时报》,拍摄宣扬热比娅生平纪录片的导演丹尼尔被问及为何影片只有热比娅一方的声音时,曾回答,他在过去两年中曾试图采访中国政府和新疆当地政府,但接连碰壁。对此,侯汉敏表示,他认真查证了3年的相关记录,根本没有一个叫丹尼尔的澳大利亚人提出过采访或拍摄申请。”
澳洲广播电台8月8日对《爱的十个条件》首映式现场的报道说:“这部影片的导演杰夫·丹尼尔斯说,他曾经争取让中国方面对卡迪尔女士的故事作出评论,但是没有成功。他说:‘在过去两年半里,我一直争取听到他们方面的看法,但是都碰了壁。他们反而马上就了解我的情况,讯问我,然后就结束了。所以我感到很遗憾的是,我们听不到中国政府方面对于新疆局势的充分看法。’”
《环球时报》报道说:“环球网8日起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近1.4万名受访者中,约有87%的人认为中国应“采取实际手段报复澳大利亚,比如抵制赴澳旅游和留学”。”
《环球时报》8月10日报道说:“今年6月,印度限制学生赴澳留学后,中国成为澳最大的海外留学生来源国,上海社科院的赵国军博士说,中国手里不是没有整治澳大利亚的牌,在政治外交和经济层面上都能反制澳大利亚。他说,虽然中国也需要发展与澳大利亚的经贸合作,但在遏制“疆独”、“藏独”这种国家重大利益上,中国不应怕做出一些经济利益的牺牲。”
当年,中国抗议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很多中国人呼吁抵制日货。后来,没有人统计过日货在中国的销售是否有所减少。
当年,中国抗议法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很多中国人呼吁抵制法国货。后来,没有人统计过中国人消费的法国香水和其它高档法国货是否有所减少。
今天,由于热比娅,有人呼吁抵制赴澳大利亚旅游和留学。日后,会不会有人统计前往澳大利亚旅游和留学的中国人是否减少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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