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日记》与赵紫阳《改革历程》

《李鹏日记》即将出版的消息公布之后，其书电子版已在网上流传。

《李鹏日记》记载的这71天的历史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按照作者自己的表白，此书是“最重要的历史见证”。以当时最重要的当事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李鹏的叙述确实应该既是重要的历史史料，也同时是最为权威的官方历史版本。然而，从这两个方面，《日记》均不能名副其实。此书不仅参照了当时的文献和报道，也跨越了时代，加上了多年以后的材料。如作者在六四当天日记中就引用了四年之后某西班牙记者莱斯特先生领导的西班牙电视摄影组在天安门拍摄清场的材料，说明当时广场清场没有死一个人。

从另一方面看，李鹏本人虽然是当时的领导人，但他的说法却必须符合今天领导人的调子。否则此书就无法在中国出版。按照《亚洲周刊》的报道，2004年李鹏书稿已经交给中共政治局审议，没有被批准出版。也即是说，他的这一版本并不被中国现任官方所认可。尽管如此，《李鹏日记》仍然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官式文本。同刚刚出版不久的六四惨案时站在李鹏对立面的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相比，此书僵化的意识形态色彩呼之欲出。

赵紫阳回忆录也富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同样具备强烈的个人风格，尤其是突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动以及敏锐的独立思考。《李鹏日记》则不同。通篇充满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特有的非我即敌、非黑即白的二元敌对思维。通读其书，十分令人注目的是，作者本人面对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这一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任何反思，从不提出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到最后六四镇压，学生运动从学潮到动乱，再到暴乱，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所规定。

为什么学生会自发悼念胡耀邦？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北京市民支持和同情学生？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党内有如此多的人，包括众多的高层领导人同情学生，反对对学生动武？按照共产极权主义的逻辑，所有不符合掌权者的言论和行为，均是阶级斗争、敌对思维的反映。在思想权威动摇之后，唯一的解决办法即是镇压。从此种思维看来，任何不同的声音，包括以不同方式发出的同样的声音均是居心叵测，最终都是为了推倒共产党政权。针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共产主义的教条以及当年斯大林和后来毛泽东的著作中找到答案。根本无须思考，也无须调查。任何主张妥协、谈判、对话等方式解决问题的做法均是支持动乱，因而是操纵动乱的幕后黑手。按照这样一种思维，赵紫阳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只能是分裂党。

可惜的是，经过了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中国，原汁原味的意识形态语言已经难以启齿，邓小平自己曾经宣布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党内路线斗争于是失去立足之地。否则，《李鹏日记》的作者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89学运冠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第十二次路线斗争了。

《李鹏日记》全书字里行间体现出共产党高层尤其是共产党老人对失掉权力的恐怖。按照此书所记述的邓小平、李先念、王震等的言论，调动军队镇压学生的最根本目的即是为了保证权力不会落入他人手中。在权力面前，不仅是法治社会极端重要的程序正义不成为参照标准，在和平时代动用军队镇压学生，以极端手段清场流血、摧残生命等人类社会道德底线，也完全可以忽略不顾。

从保护权力这一角度解释中国何以发生六四惨案，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观照李鹏与赵紫阳同是共产党人却有两种不同的立场，还必须区分共产极权主义下的两类人才可以有更为满意的答复：共产主义阵营中存在着两种人，一种人死保权力，一种人追求理想；一种人以延续权力为宗旨，一种人以理想度量现实；一种人保守，一种人改革。李鹏属于前一类人，赵紫阳属于后一类人。但是，一般情况下，获胜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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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废话的废话——纪念六四21周年

关于从八九学运到六四屠杀的评论观点，20年来海内外学者、民运、民间等人士存在许多分歧，甚至戴晴说过89学运不是民主运动的结论。首先我尊重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亦是达成共识的基础。但是有时候我总是想，个别文人学者的观点真各别，思维因何这么缺乏常识性的辨别判断能力？不错，学术观点有时是需要创意性思维，但置基本事实于不顾的“创意”就是胡说。

20年来，国内许多人对8964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知，年轻一代更勿用提。除共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宣教是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外，一些异议人士一时糊涂言论也在客观上帮助了共军。

前不久看一些国内和本人一样的同龄人谈论8964，其中一位说：“王丹有一句名言----学生有错，政府有罪”。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不清楚，总之我也看到过王丹兄说过此话。本人对此话很是反感，在真相仍没有清理、公布的当下，此论调会误导正确的判断。所以，我要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以为，“学生有错，政府有罪”之言不能并置在同一个语境下谈论。如放在一起，学生就没有错误，所谓的错误与政府之罪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学生有错”应是在追求民主、反思8964及推翻极权体制的语境前提下方能使用此话语，怎么能与共军屠杀之罪相提并论呢？不是我咬文嚼字，而是此话确实有误导的危险。望列位三思。

通过我的观察，许多貌似很异议的人士，在关键时刻有向刽子手抛媚眼的嫌疑。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 64后刽子手用“稳定”学说来证明屠杀的正确，异议人士圈里刮来“告别革命”之旋风，随后是“用暴力手段获得的政府必然是独裁”观点又广泛鼓吹；刽子手始终没有放下拳头，又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地贩卖“和解”；杨佳到底杀没杀警察还是未解之谜，“纳粹”的头衔倒是先给杨佳戴上了，有人还巧妙地说杨佳行为是“原始正义”理论。许多年来我一直没整明白，一些异议人士们在要紧的时刻到底在帮谁？

综上所述乃个人之看法，仁见仁智见智，最起码并非是多余的唠叨吧。

20年了！64屠杀后共军在国际上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现如今已人五人六地在国际上开始大摇大摆了。共军步步为营节节胜利，我们溃败成散沙一片。这当然说明共军太狡猾，但不得不承认，我们也太无能了，有些“无能”是源自于个人太聪明。呜呼！2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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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出现6.4以来首次示威游行

北京长安街22日出现自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首次的街头示威活动。一群艺术家因为抗议当局无理迁拆艺术区及殴打画家，自东长安街开始往广场进发，并高举抗议字样的布条，引起大批途人围观，公安如临大敌将示威者截停，后来和平解散，没有人被捕。示威者包括了已故红色诗人艾青的儿子艾未未，而艾未未本人则因为曾声援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而遭到当局处处刁难。

虽然官方设法禁止传媒报道事件，一些国内网站的贴文也遭到撕掉，但有人沿途将事件拍下并上载于社交网站Twitter，也有部分外国传媒在场采访，当局的禁令似乎是徒劳无功。

从下午4点多开始，为数约十多名的艺术家从东长安街出发，沿马路边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抗议他们所在的艺术区被强拆、多名画家并遭到殴伤。他们高举白色布条，用黑墨写上「公民权利」、「严惩凶手，除黑打恶」、「正阳受灾」等抗议文字，当中有人头缠纱布坐在轮椅上，由别人推著游行，这些伤者则沿途高呼「我要控诉这个社会」的口号。

包括正阳区在内的北京多个艺术区，最近因为地方政府为收回土地，从而驱赶艺术家，使他们顿失赖以生存的工作场所。据称，22日凌晨2时许，近百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带着各式凶器，包括棍棒和大砍刀，戴着口罩，闯入位于朝阳区东北部的正阳艺术区，企图赶走守在区内的画家们，其中有七名画家因反抗被对方打伤，包括日本籍艺术家岩间贤，他的头部被打伤。

这群艺术家为了自保，决定在同日下午在长安街举行示威游行，由于地点属于中国最敏感的政治中心，游行立即吸引了大批途人观看，很多外国驻京记者纷纷加入采访。艺术家兼维权分子的艾未未也参加了游行，并随队摄影，拍下示威者游行过程。

游行队伍到了东二环近全国妇联大楼对出路段，即距离天安门广场约一个巴士站的距离时，被大批公安车辆包围截停，公安将示威者叫到路边问话交涉。约下午5时许，游行者和平散去。现场消息指，公安一度要强行没收示威者的横额，后经示威者交涉而自行收回。事件中无人被捕，但围观者被公安强行驱散。

事件在Twitter网上详尽报道，网友们称讚艾未未等艺术家的壮举为「闪电游行」，指这是1989年后20年来首度有人敢走上长安街游行抗议。内地新浪微博一度有网民暗示事件，但很快被删除，而所有官方网站对事件不着一字，显示当局已下令禁报事件。

北京的民间艺术区是近几年兴起的文化现象。艺术家们在北京城乡接壤的近郊租房创办工作室、展览室，相聚成区，例如在废弃工厂内的798艺术区、在村庄民居中的正阳艺术区、008艺术区、东营艺术区等。至2005年前后，这类艺术区在北京有20多个，驻区艺术家数以千计，除了当地的中国艺术家之外，也有来自台湾和日本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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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卡遥寄中国政治犯

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不难，连续坚持了20年，确属难能可贵。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湾区，有一批华人，自1989年六四屠杀后，每年圣诞节到来之前，都向中国监狱中的政治犯寄圣诞卡，今年已经是第20个年头。

89六四屠杀后，中国大地弥漫腥风血雨，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追捕天安门广场学运领袖，和参与89民运的知识分子，每天都有民运人士被逮捕和判刑入狱的消息传到海外。六四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就要到了，美国旧金山湾区高科技产业区硅谷的一批华人，成立了“硅谷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后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向被中国政府逮捕入狱的民运人士寄圣诞贺卡。从那时起，每年同样时间，他们都举行同样的活动，从未间断。前年，旧金山另一个华人组织“人道中国”也参加进来共同主办。

旧金山湾区库伯蒂诺市市议员张昭富，当年是向中国监狱中的政治犯寄圣诞卡活动的发起者之一，他说：“六四以后，国内封杀新闻，但在国外能看到政府抓了那个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只知道秦城监狱很有名，专门关政治犯的，我们就把卡片寄到秦城监狱，事实上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被关在那里。”

70岁的胡先生，也是活动的发起者之一，当年他正值知天命之年，而今已年届古稀，他说：“这20年来，中国还是一党专政，中共一直独裁专制下去，我会一直坚持寄圣诞卡慰问被关押的政治犯，20年，30年，40年，只要我活着。”

20年来，中国监狱中的政治犯名单一直很长，每一年，有人不在名单上了，又有人进入了这份名单。流亡海外的原89民运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封从德，是“人道中国”的负责人之一，六四后他创办《六四档案》网站，不久前又创办《人权档案》网站，今年的名单，便由《人权档案》提供，共650人，比去年多了70人。今年新列入名单的，包括《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并特别加进了合法出国却被中国政府拒绝回国、目前滞留日本成田机场海关前通道区的冯正虎。主办者认为：日本成田机场海关前通道区，实际是中国政府在海外设下的一个政治犯监狱。封从德说：“中国政府完全无视世界最基本的共同价值，冯正虎有中国护照不让他回国，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这个动作也是很奇怪，把中国公民扔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刘晓波，是最重要的关注对象，我希望圣诞卡能够寄到给他，或者他的太太刘霞能够收到。”

今年2月，经“人道中国”的援救，从中国来到美国的六四伤残者方政，第一次参加寄圣诞卡活动。方政原为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在六四清晨，撤离天安门广场时被解放军坦克碾断了双腿，六四后继续遭政府迫害。他说：“我在国内时也收到他们寄的贺卡，那时在一种孤单无助的状态下，海外依然有这些人在关心在支持，就觉得很温暖、很有力量。”

650张圣诞卡，满载着美国旧金山华人对中国政治犯的慰问和祝福，飞呀飞，飞越太平洋，飞向遍布中国四面八方的监狱。在圣诞卡上签名的，已经不仅仅是当年硅谷的华裔高科技人士，还包括六四后的政治流亡者、中国留学生、普通华裔移民，和基督徒、法轮功学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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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不倒，方政站起来了

不久前，有一个场面，通过媒体的报道和互联网影音共享网站YouTube向全世界转播，感动了千千万万人： 2009年10月7日，在美国首都国会大厦会议厅，一场不寻常的舞会正在举行，参加舞会的有国会众议员、众议院中国事务委员会成员皮特斯，众议员史密斯，舞会的主角是在89年六四屠杀中被解放军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政。欢快的舞曲奏响，安上了智能假肢的方政与妻子翩翩起舞。

方政今年2月6日，经由美国旧金山华人“人道中国”组织的救援，从中国来到美国。仅仅7个多月的时间，20多年来只能坐在轮椅上的方政，就站起来了。“人道中国”负责人、原 89民运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周锋锁，讲述人们为庆祝方政站起来，在国会大厦举行舞会的动人情景，说道：“方政那天跳舞的时候，现场有140多人，没有一个人不流泪的。这跟20年前，人们对天安门广场上悲壮惨烈的反应是一样的，所有关心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人，在这个事情上都受到鼓舞。”

方政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完成了为期40多天的假肢安装和适应性练习后，回到旧金山，开始了感觉为之一新的生活。出于一腔正义，表达没有忘记20年前中国发生的六四屠杀，以及表达对六四受难者的人道关怀，无偿为方政制作和安装假肢的，是美国奥萨尔智能假肢公司和麦克·科科伦医生。期间方政又得到美国华人基督教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还有当地中国留学生的全力帮助，他们为方政夫妇提供了吃、住、交通和随时随地的翻译服务。方政对记者说：“假肢安装，凝结了美国很多朋友的爱心帮助。通过对我的关心，我感觉到，他们对六四受难者的关心是一直没有减退的。虽然20年了，不管是美国人，还是美国的华人，他们依然没有忘掉我们，依然没有忘掉20年前的事情，这让我感动。”

中国发生89民运时，方政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六四凌晨，方政与同学们一起撤离天安门广场，他为了掩护一位女同学，被从后面追上来的解放军坦克碾断了双腿。20年来，六四伤残者方政在一个没有正义的中国，继续遭受政府的摧残、迫害，不断地被国安和警察传讯、监视、抄家、切断电话、限制人身自由，成为他生活的常态。他生路断绝，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他被禁止参加伤残人运动会和任何伤残人的公益活动，他曾经因轮椅损坏在冬夜里北京的马路边无助地坐到天亮。一个残暴的政权、一个冰冷的社会，笼罩着他生活的每一天。

周锋锁表示，自方政来到美国，一直得到各方面的关心和捐助，他说：“方政一来，我就收到很多电邮，有很多人问候他。有一个朋友说，我没有什么钱，我是作导游的，我希望带他出去转转。前两天我们还收到给方政20块钱的捐款，捐款这个人我知道，他的情况很艰难，他患有绝症，年纪大了，没有收入。像这样的情况，非常多。 ”

周锋锁表示：前后为方政站起来出过力的超过100人。方政站起来这件事，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方政本人，他说：“因为六四受难的人非常多，我们做得很少，我们都觉得有亏欠感。就是这种爱心，让各种各样的人把手伸出来。方政这个事情，说明那句话：呼唤良知嘛。中国人的良知还没有泯灭，我们看到在方政这个事情上是闪光的。”

方政站起来了，今后他可以在美国的土地上自由的舞蹈、自由的迈步走路了。而此时，方正表示：“希望大家更多的不仅仅是关心我，通过我这件事，我想唤起大家，对在国内众多的六四受难者，依然去关注他们、支持他们，他们比我更需要大家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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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友的“5月35日”

微软5月底暂停了古巴，朝鲜等五个“敌国”的MSN服务后，但没人预料到，“报复”会来自不相干的中国。

6月2日下午，中国大陆网民发现包括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博客网blogspot，社交网路及微博客服务网站Twitter，相册分享网站flickr等十几个网站已经被屏蔽。此外，中国的GFW还屏蔽了微软的HOTMAIL，BING,LIVE三个网站，涵盖了信箱，搜索和社区三项服务。这些被屏蔽的网站大多在世界范围内广收欢迎，因此，著名博客作者连岳说，“中国政府今日下午颁布全球优秀网络公司名单。”

受害最深的当属全球首富比尔盖茨所创办的微软公司。5月29日，微软宣布，全球同步推出搜索品牌“Bing”，中文名称定为“必应”，与GOOGLE等进行竞争。6月2日上午，微软MSN副总裁刘振宇还在对中国媒体强调，微软也将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屏蔽非法信息，但当天下午，“BING”就惨遭屏蔽。一般认为，上述网站遭屏蔽的原因是即将到来的六四二十周年。

而国内的微博客“饭否”、P2P网站VeryCD等知名网站都在3日起暂停服务，进入“维护”状态。网民3日开始在网上进行的“中国互联网集体维护名单”统计，截至4日凌晨，已经有超过200个各类型大小网站、论坛、博客等，进入维护、关闭部分功能、或者使用方面增加限制，而这些网站称将在几日之后恢复服务。有消息说，在中国使用最广泛的即时通讯软件（IM）QQ的所有者腾讯公司收到相关“上级通知”，即日起，超级管理员权限上交，交由有关部门专人负责。

是的，二十年了，但在中文互联网上，六四却仍是绝对的禁忌。很多网友都在博客上纪念这个日子，但公开的文章往往很快被删除。博客王小山说，“是不是太敏感了？连我这种怂蛋，没任何计划和作为的人都享受24小时多个保镖服务了。”

昨天，博客徐星来到了戒备森严的广场，他说，“我观察了一下周围，以我几年可怜的行伍经验看来，突发奇想，要是我冷不丁高喊一句“三排长！”估计得有几百人立正，高声答“到！”不回答的，准是被组织起来的街道老头老太体们。”

网友们只能采用更隐晦的办法去称呼“六月四日”这个已经更为“敏感词”的日子，比如，“五月35日”。

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今天是5月35日——至少对于想要谈论天安门事件的中国博主来说，是这个日期。这个日期是互联网用户本周发明的，它是通过把5月份延长，使其包括6月份的头四天而得出的——到目前为止，这逃过了审查。另一种常见的称呼是“8平方”，即64，用以指代6月4日。这尤其在记录关键词的BBS和QQ群中经常见到。

最近在博客上批评了中宣部的北大教授夏业良写道。“这几天很特别，我的电脑也跟着特别起来，不用我自己费事，用得好好的，突然它会自动关机，然后又自动开机。”他说，这几天博客发文基本上是每帖必删，如果有幸存者，感觉如同中了大奖。而其他网友的博客，有些被封，有些则挂了长长一排隐藏黑旗，好像鬼子刚刚扫荡过的景象。由于刚发表过敏感言论，他也感受到了压力。“出门看到不少陌生人，我看他们，他们看我。”他说，“领导很关怀，昨天打了几次电话，态度很亲切。许多境外媒体想采访，我病了，不舒服，没有时间，心情不好，不方便，日期不对。”夏业良把自己的博客网页背景色彩改成了黑色,以表达哀悼，对此，“老大哥”发话了，他的博客的网络服务商——门户网站搜狐(Sohu)——关闭了允许博主重设背景色彩的功能。

从6月2日起，任何人如果想要更换色彩，都会收到一条信息，表示由于“技术原因”，这一功能已被停用，但会在三天内修复，届时将是周五，六月五日。

夏业良说，而在北大校园里，气氛也非常的微妙。他说，“昨天在（北大）校园，我穿白衣，看到不少学生也穿白衣、白裙，我们没有联系，相互之间也不认识，只是巧合而已。”

昨天，博客赵牧写道，“恐惧的一个常见原因是自知罪孽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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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15万人参加六四烛光晚会

香港4日晚在维多利亚公园足球场举行悼念“六四”烛光晚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表示，共有15万人参加，创历年新高。晚会播放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生前的录音讲话，以及“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最新录制的讲话。全场民众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一分钟，并含泪高举烛光，齐唱《血染的风彩》。

“六四事件”已20年，香港悼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40分钟前刚刚结束。经历过昨夜的狂风暴雨，今天6月4日的香港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晚会约于晚间八时二十五分开始，维多利亚公园六个足球场全部坐满后，当局开放草场和篮球场，但仍然有大批人继续进场，连场外街道上都站满了人。晚会播放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生前的录音讲话，以及“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最新录制的讲话。全场民众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一分钟，并含泪高举烛光，齐唱《血染的风彩》。

20年前天安门学运领袖熊焱在会上讲话，赞扬香港一年一度的“六四”烛光晚会是全世界和全中国的骄傲。他感谢港人十七年帮助他逃离中国，而今天他再次来到香港，踏足祖国的土地。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会上回忆1990年，即“六四事件”一周年的香港烛光晚会有10万人参加，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人数。而今晚到维园参加悼念“六四事件”烛光晚会人数达到15万，创了20年来的空前纪录。

“六四事件”是香港市民成长中的重要经历，而且拉近了与中国大陆的感情距离。今年“六四事件”20周年烛光晚会参加人数空前，与前不久香港特首曾荫权就“六四事件”的“失言”有相当关系，当时曾荫权观点违背了市民的基本价值观，更以全体市民代表自居，遭致民众强烈不满。香港“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于当天晚上8时在维多利亚公园足球场开始，场内竖立一座民主烈士纪念碑，会场周围挂上“平反六四”标语横幅及“六四事件”相关照片，讲台上放置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相片和悼念花篮。

大会首先播放赵紫阳生前秘密录制的部分自白录音，他表示认同当年学生爱国，质疑当局指“六四”是有计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斗争。专程由美国来港参加“六四”烛光集会的前北京学运领袖熊焱上台发言时表示，香港有许多维护自由的人民，是神圣的土地。大会也播放“六四”死难者家属丁子霖的录音，她反对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有关“六四”的言论。

集会期间，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等人带领一批1989年出生的青年，一起向民主烈士纪念碑献花、点燃火炬，再由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致悼辞。之后，大会司仪及支联会主要干部带领全场群众向“六四”死难者默哀一分钟，并诵读《青年宣言》及《大会宣言》；大会在“祭英烈”歌声中于晚上10时许结束。

支联会表示，当天晚上的烛光晚会有15万人参加，创历年新高；但警方表示，约有6万2800人到场，人数仅次于1990年的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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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纪念"六四"二十周年，北京气氛紧张

今天是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消息显示，随着六四二十周年的来临，中国当局不仅加强了在天安门广场以及周围地区的保安措施，而且还把许多异议人士带离了北京。法新社周三注意到，从早上开始，天安门广场一直没有对公众开放。

中央社周三晚发自北京的消息说，当地时间6月3日晚间21时30分左右，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所见到，广场被全部封锁，从长安街以南，人民大会堂侧以东，中国国家博物馆侧以西，正阳门以北的天安门广场，除了南端前门地铁站外，全部管制不允许进入。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以及广场外围路旁的人行道，有不少公安人员及车辆，也有武警和便衣。中央社的报道还说，尽管天安门广场被封锁，但周边马路及人行道还能通行，一些民众在附近乘凉或拍夜景。

另外，中央社还注意到，中国加强了对网路的封锁，近年来在大陆已经能看得到的少数台湾媒体的网站，从上周起就无法进入观看。外国媒体针对这个纪念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提出的问题，在官方网站与大陆媒体上均看不到。

在澳门，知名的六四学生领袖之一：吾尔开希，周三从台北搭乘长荣飞机前往澳门，准备向中国当局投案，结果在澳门被拒绝入境。

在香港，法新社周三报道说，另一位知名的六四学生领袖：项小吉周二从美国来到香港机场，但在周三被送上返回纽约的班机。据介绍，现年53岁的项小吉，89年时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生，六四事件后经《黄雀行动》辗转来到美国。项小吉目前持有美国护照。法新社引述《南华早报》的报道说，项小吉在1999年六四事件十周年之际，曾顺利入境香港。

另外，同样是在香港，中央社周三报道说，中国民主党香港党部当天发表宣言，要求平反「六四事件」，建设民主中国。

在欧美地区，法国巴黎今天6月4号19点至24点，将有纪念晚会，地点是在巴黎十一区《冶金工人之家》。另外，周四晚间19点至19点30，还将播出纪录片《天安门一代：1989-2009》，之后在19点30至21点，还有法国汉学家玛丽-侯志明女士主持的讨论会，主题是：六四二十周年之际，看中国民主现状。玛丽-侯芷明女士20多年来致力于支持中国异见人士，特别是对89年六四以后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见人士提供帮助，被誉为“中国异见人士之友”。她在六四 20周年前夕荣获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授勋仪式已在两天前2009年6月2日周二在巴黎伊夫圣洛朗基金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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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支联会举行纪念“六四 ”大游行

在北京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的前夕，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昨天下午发起「毋忘六四．继承英烈志，薪火相传．接好民主棒」为主题的大游行。台湾中央社报道说：按照计划，大游行于下午3时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集合，然后游行至中环的香港政府总部，支联会呼吁参与游行的市民身穿黑或白色的素色衣服。

为配合大游行的展开，香港运输署于下午3时起在铜锣湾、湾仔、金钟及中环一带采取封路措施，并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另外，支联会计划在今年6月4日晚上8时，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纪念「六四」20周年年烛光悼念活动，主题为「哀悼民运死难同胞，继承烈士民主遗志」。

中央社指出： 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香港支联会每年5月份最后1个星期天举办纪念「六四」大游行，并于6月4日当晚举办纪念「六四」烛光悼念活动。

另据报道，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前夕，曾参与了这场学运、目前流亡美国的学运领袖之一熊焱周六晚间从美国抵达香港并顺利入关，从而成为在香港回归后首位无条件入港的主要学运领袖。香港《明报》今天在报道这一消息时说：熊焱出乎意料地顺利入境。抵港后，将出席香港支联会周日举行的游行以及六月四日的烛光晚会。

但是，去年曾计划在奥运火炬香港传递期间，前往香港示威被拒的“国殇之柱”创作人、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却在香港入境处被扣查数小时之后遭到遣返。对此，支联会引述高志活写给香港市民信件指出，他本次抵港前曾致函港府，解释来港意图，不明白自己为何以艺术家身分前往香港会被拒入境，认为香港此举令名誉受损，非常不智，是香港民主悲哀的一天，全世界亦会耻笑香港。

《明报》指出：香港回归后，多名学运领袖的访港计划均遭拒绝。即使是学运领袖之一王超华04年访港时，也是有条件的。作为当年出现在通缉名单上的人物，熊焱本次得以顺利入关，令支联会方面感到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有学运领袖参加支联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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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江:六四天安门广场亲历记

1989年六月三号，历时一个半月的八九民主运动将以悲剧告终的前夜。邵江，21岁，北大数学系学生，北高联常委。六月三号夜间，大军压境，杀机四伏，在天安门广场昼夜坚守的邵江预感要出事，晚十点半左右，离开广场纪念碑，去看其他住在帐篷里的同学，希望劝说大家或者回校，或者向纪念碑附近集中。然而他走到长安街不久，就亲眼目睹了军队开枪杀人的情况。当年在六四凌晨最后一批撤离天安门广场的邵江，目前在伦敦流亡。他向我们回顾了1989年6月的那个血腥的夜晚。3号晚间十点多，他离开纪念碑不久后就看到了军队在开枪。

“ 我顺着长安街走，就听到了戒严部队的通告。这时我就沿着西长安街往下跑，一直跑到燕京饭店一带。这时就听到了枪声。突然间看到人流往我这个方向跑，我还没有回过味来，就看到了坦克，装甲车，装满士兵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快速地在主街道上开。人群在人行道上奔跑。军队的车辆开到燕京饭店一带就开枪了。向人行道上开枪。我们很多人就赶紧爬到地下。我们听说军队在木樨地已经开枪了，木樨地离燕京饭店只有半公里左右，但是当时在燕京饭店迎向军队的人群可能并不一定认为那边真的开枪了。等到军车开过去了，就看到路面上有血迹。人行道上也有被射伤的，被射死的。很多人又害怕又愤怒还跟着军车跑。

“为什么跟着军车跑呢，我当时是想去看一看堵军车的情况，能不能堵住？还想看看进一步会发生什么，我可能是下意识的，可能就是想往天安门广场跑。我觉得广场会出事，会出大事。就急着往回跑。军车跑得快呀，但我还是能看到它往天安门方向走。一直到西单路口。在这一路上，你都能看到有人被射倒，一路上都有血迹。有的躺在马路中间，有的躺在人行道上。军车开枪实际上就是要杀开一条血路。很多在大街上的人这时全都赶紧撤到人行道上。军车前进时一路上都碰到路障，但路障不太管用。一直到西单路口那个路障，是用好几层公共汽车拦着路，结果军车花了许多时间。所以我们在这里又目睹了军队用坦克撞路障，然后继续向路边的人开枪的情景。我在现场看到一个医生，他想去救一个人，就举起手，穿着白大褂，就喊：我是医生。他就慢慢往过走。还喊着：不要开枪，他很快就被射倒了。

邵江这时彻底意识到军方发动的是一个军事行动，到了这一地步事情已无可挽回。不管你和平抗议也罢，你采取公民抵抗的方式也罢，对军队来说都毫无作用。这时邵江就想重返广场说服同学撤离。

“ 但那时你已经不可能沿原路回到天安门了。因为西单这边部队是从西边开进来的。我估计人民大会堂里头的军队会跟他们配合行动。还有一部分可能从东面开过来。我当时不能确切知道西单广场的情况，我就知道很多人都绕开走，所以我也绕了。往北穿进去，然后再进到南池子。这时看到有一些步行的士兵。我猜想他们可能是分散行动。有一部分是跟着坦克车，在军车上；还有一部分是分散的、步行的。所以在南池子又看见军队进到南池子街里头打胡同。胡同里有人喊：法西斯 ! 扔石头。军人就开枪了。离我不太远，有一个人被射倒了。有的就在房顶上被射中了。我躲在一个建筑的后面，那个射倒的人离我不很远。等枪声过去了，士兵们向广场方向跑去，这时，我就抬过一个人。刚才我在西单路口也抬过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我身上怎样，天很黑，我也看不清。我就想进到广场。这时我已看到部队从东边过来了，就是从北京饭店那边过来。所以我就赶紧从南池子口穿过一条路，然后直接穿到历史博物馆。我不敢直接进去，因为部队已经从金水桥那边往东边开。开始布防。我怕被射中。从南池子出来的时候，很恐惧。然后从历史博物馆那边穿出去，到了历史博物馆前面，然后再往纪念碑方向走，那一段路非常黑，基本上就是一个人跑了。那是真的怕被冷枪打中，这样我就一直跑到了纪念碑。

邵江从外面冒险再回到天安门广场以后，就是要说服大家撤离广场。他在南池子听到一个在现场的红十字会的医生讲，整个长安街上已经被打死大概两千人了。邵江想，在这种情况下，再死两千人，恐怕都不能阻止军队的屠杀。他下决心要说服也在广场支持学生的周舵和侯德健直接跟军方谈判。

“我就跟周舵建议：‘周老师，你现在绝食，脑子还清醒吗？’周舵说，‘没问题，还清醒’。我就给他讲，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我就说已经死了很多人，流血已经够多的。我想建议大家撤退。但这么多人，很难集体撤退，风险非常大。我给周舵说，你能不能跟侯德健找军队去谈判。因为你头脑很冷静，侯德健名气很大。他们四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周舵和侯德健去谈判。刘晓波，高新守在广场。因为我发现广场有散见的枪支，我就跟周舵说，不要说开枪了，就是扔一个石头，整个周围的人恐怕都要遭殃。既然是和平的方式，那就把和平非暴力坚持到底吧。我们不准备军事对抗，把看到的枪都砸了。纪念碑上当时至少有两支冲锋枪，刘晓波带头砸。

周舵侯德健去了两到三次。举着白旗去的。有一个医生陪着他们。第一次跟军方交涉说可以。当时，在纪念碑这边，刘晓波，高新用喇叭劝大家一直要保持和平非暴力方式，而且劝大家说中国民主化进程很长。所以我们这些广场的人都必须为中国民主化努力。周舵和侯德健回来后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同时传达了谈判的结果：六点以前要撤离，军方说否则不惜一切代价。然后我们就用喇叭跟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交流。我草拟了一份东西，以北高联的名义广播，让大家和平撤离。封从德也在上头讲要和平。一直到四点钟左右。周舵最后一次同军队交涉完回来再劝，大约是早晨四点二十左右。封从德开始主持表决。我那时在纪念碑第三层，面对人民大会堂方向，就看到坦克慢慢往纪念碑方向开，压帐篷。

这时，一颗子弹射到喇叭上，喇叭打哑了。我看到士兵从人民大会堂那边，一对一对的匍匐前进。坦克从北面往南压帐篷。枪声一完，士兵就上来了。平举着枪，呵斥学生。然后推搡。我看到很多坐在纪念碑北面的学生遭到践踏，有些人被踩到底下了。我也被赶到下面，那面的人被踩成了什么样就不知道。然后坦克就把纪念碑封起来。我们就按照周舵谈的往前门方向撤走。在离纪念碑五十米左右的地方，我停下来想看看帐篷里面是否还有人，就转身跟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说，能不能让我回到帐篷里看一眼，他没说话，旁边一个士兵就把枪口压低了，我就赶紧走了。

帐篷里是否还有学生，我看不全。晚11点以前，我会看一眼，里面的人睡着了，我就跟他说，你别睡了。要么去纪念碑，要么就想别的办法走。那时候我看不全，所以我不知道帐篷里头还有没有人。

周舵他们与军方达成六点以前撤出天安门的协议。但军队没有给学生留下一点时间就冲过来了，根本没有等到六点，军队在四点半左右就动手了。

我赶紧往西南口走，出了这个口，就看到梁二，陈真，还有几个香港学生，拉了一排纠察队，面向南面，阻挡市民和学生。劝许多想进到广场的市民和学生离开。我也拿起喇叭劝他们。说如果不离开广场，他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下手。我正说着呢，有一个朋友冲我招手，让我出去。我一出去，他问我你的T恤怎么了？我一看，上面有血。他说赶紧走。我就跟他走了。转小胡同，胡同里的市民给我套上一件夹克衫遮住血迹。最后回到北大大概早晨九点多钟的样子。

邵江第二天就离开了北大。随后辗转全国，四处躲藏，89年8月30号在珠海与澳门相接的伶仃洋偷渡时被抓 。最后关进秦城监狱。前后囚禁十八个月。1997年流亡，现在英国伦敦定居。

2009年5月2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公民广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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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从天安门到柏林墙

1989：从天安门到柏林墙
李·达菲尔德

我可以说是幸运的，1989年6月4日，我不在天安门广场。然而同一天我在欧洲却记录了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

当时，我刚刚为澳大利亚广播电台报道了波兰大选的新闻，漫步在华沙的维多利亚广场，我思索着这个选举是否真的意味着共产主义阵营的末日。出乎人们的意料，波兰共产党在大选中被击败，和其他记者一样，我也在报道中提到了上述的推测。我也很想知道这个新闻会受到多大的关注，而我很快就大吃一惊。

在维多利亚广场的国际媒体中心，电视正在转播地球那端另一个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士兵屠杀年轻学生、坦克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最后证明，波兰选举的确是欧洲共产主义阵营走向末日的开始，虽然过了一段日子人们才意识到这个事实。 五个月之后，我目睹了柏林围墙的倒塌。但事实上，天安门的阴影此前一直笼罩在东柏林的上空。10月初，我和几百位外国记者获准前往东德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0周年庆典。而中国副总理姚依林的到访则预示着几分不详的征兆。

西方媒体开始猜测东德和其它"后斯大林政权"会试图以"天安门广场模式"解决问题，共产主义政权内部也出现了这种声音。在东欧的外国记者更有同感，他们当中很多人不久之前都在北京亲历了那个难忘之夜。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在接见姚依林的时候提到了北京六月的事件。东柏林的政治异议领袖告诉记者，政府高层官员提醒了他们："别忘了中国刚发生了什么"，是威胁还是劝解，只有听者言者各自心中清楚。周末的东德40周年庆祝活动演变成了街头示威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而这一幕幕却是在贵宾戈尔巴乔夫眼皮子底下发生的。这位苏联领导人几个月前在北京刚刚遇到过类似的场面，这次他又成为抗议人士的焦点。他听到东德示威者高喊："老戈，救救我们！"

那个周末的抗议活动后来发展成每个周一晚在莱比锡的示威。有充分证据显示，昂纳克下令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把示威镇压下去。士兵和警察配发了实弹，情况千钧一发。东德情报机构负责人沃尔夫后来回忆说，他接到了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沃尔夫说："后果可能比北京更严重。"然而，东德政治局内很多成员决定让昂纳克下台，一些基层干部也公开要求避免发生冲突。因此，警方并没有干预莱比锡当晚的示威。此外，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向媒体透露，莱比锡示威没有酿成流血事件也因为苏联劝说东德让部队留在了营区。莱比锡事件后没多久，昂纳克便被撤职。这象征着东德一党专政的末日。人们的恐惧烟消云散：欧洲不会发生天安门事件。柏林墙事件10年后，我还访问了几十名参与报道1989年事件的旧同事。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天安门的野蛮罪行依然清晰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因此，他们每次报道示威或中国和东德政府的关系时，都会提到天安门事件。

为什么北京的暴行没有在东德重演？东德远远没有中国那么孤立，前者拥有先进的通讯设备，使当局很难封锁消息。东德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西方电视新闻，与西方的电话通讯也十分方便，家用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经常被偷运到西方电视台播放。

大规模社会运动得以利用大众媒体宣传他们的主张：赶走共产党、自由选举、开放经济以及后来的德国统一。同时，大批人还通过邻国匈牙利逃到西方，他们到西德可以自动获得公民权。德国统一后，前东德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波兰也朝着健康方向转型。欧盟在东欧努力推广清廉的政府。东欧百姓可以享受迁徙、言论等方面的自由。与此同时，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在经济上也取得惊人的增长，不过这也付出了代价：经济受到"牛仔资本主义"的驱使；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破坏等等。外界不仅关注中国的经济扩张，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外界也担心北京日益倾向用武力解决问题。中国的百姓无法像欧洲人那样自由地讨论问题。今天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仍有着我们1989年在东欧一样的牢骚--所有信息受到限制，尤其是民众无法公开表达意见。在这种环境下，信息自由流通的限制必然妨碍思想的碰撞和其它经济活动。在柏林，人们可以在曾经被柏林墙隔断的波兰登堡门前自由地、经常甚至是夸张地昂首迈步。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的人们，会不会也思索20年前的那里发生的一切？记忆永存。然而就像20年前一样，我们对于哪怕即将发生的事情，也总是那么知之甚少。主动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但谁都无法知道历史会是怎样发展：是像当年东欧那样，人民从厌恶、不满，发展到对专制政权的极度蔑视？还是会发生完全出乎意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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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权团体开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记者会

由法国团结中国协会，大赦国际，记者无疆界组织等人权团体五月二十六日在法国巴黎共同举办了有关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记者会。与会者认为，二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当局始终没有告诉人们六四事件的真相，如果我们不要求中国当局平反六四，清算历史，改善人权，国际社会就成为天安门事件的同谋犯。二十年前的六月四日，中共当局派出军队坦克血腥镇压了学生和平请愿活动。中国异议人士周勍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说，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中国身体上为愈合的伤口，中国政府必须告诉我们真相，必须告诉中国社会真相。

资助这次纪念活动的法国商人和社会活动家皮埃尔贝尔热指出，银行体系震荡可以唤起人们的觉悟，而捍卫人权事业却不能起到同样的作用。他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去中国投资。他说他自己就在天安门事件后停止与中国的所有贸易往来。周勍则指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必须记住那些在天安门广场死去的人和那些被关押在狱中的人。劳工通讯负责人蔡崇国在记者会上表示，二十年后的今天六四事件在中国社会仍旧是一个沉重的阴影。异议人士张建指出，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对年轻的中国人说出事实真相。蔡崇国还介绍了六四纪念活动的安排。

六月四日下午五点中，人权协会巴黎十六区分会的人要去巴黎拉雪兹公墓巴黎公社墙前面为六四死难者献花圈。六月三日晚上如同往年一样，在巴黎人权广场，巴黎部分华人和法国人权组织共同举行纪念六四仪式，六月四日晚上在十九区的Maison des Métallos(94, rue Jean-Pierre Timbaud-75011)举行六四事件研讨会，届时还会播放有关六四的录音和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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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民运人士制作六四纪录片

在六四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制作了纪录片"历史的震撼-天安门事件实录"。

该片编导、前学运领袖王军涛表示，他们将于周日（5月24日）在美国推出纪录片DVD光碟版并在全球发行。

王军涛说，他希望光碟稍后能够在香港出售，使其有机会进入中国大陆。

王军涛介绍说，这部纪录片是去年由"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发起拍摄的，斥资10万美元，制片人是赵紫阳当年智囊、流亡美国的陈一谘。

这张DVD光碟是为在六四20周年之前推出影片而专门制作的简易版，完整版稍后将于年底前推出。

简易版长度40分钟，分为两部分。第1部分主要是结合民运期间的各种事情，论述事件的因果关系。第2部分是分析性探讨。一些学运人士和学者对时任总理李鹏所说学运有外国势力混入以及学运违法进行反驳。

完整版长度近2小时，分为5大部份：天安门母亲的悲情，天安门事件的起因，过程，启示，反思。

影片采访了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丁子霖、营救民运人士的香港"黄雀"行动的参与者，以及多名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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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六四20周年新闻会首都公布《六四白皮书》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前夕，王丹等一批当年运动的参与者和受害者昨在纽约中华公所举行记者会，发表四项声明，并首度公布六四白皮书，要求中国道歉赔偿、公布死亡名单，同时宣布发起一系列纪念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20周年的活动,包括“白衣行动计划”，定4月27日为“中国民主节”等。

回首20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学生民众运动，4月27日是继学生静坐和罢课之后，5万在京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的日子。选在这一天举行有关六四20周年的记者会也因此具有非常的意义。根据中央社的报道，出席周一下午在纽约中华公所记者会的人士，有当年参与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人士，前学生代表王丹、刘刚、项小吉，知识界代表严家其、王军涛，海外民运人士胡平、陈破空，六四伤残者代表方政，北京工自联代表李进进、北京市民代表吕京花等，此外，因六四而遭受迫害的纽约民主运动人士唐元隽、王天成、中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曹金陶等也出席了昨天的记者会。

王丹主持了会议。他在记者会的开场讲话中就再次为六四定调，强调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民主游行运动，并反驳“天安门没有死人”的说法，指出六四屠杀镇压完全是中共政权的错误所致。王丹希望所有中国人不要忘记六四死难同胞，历史不会忘记六四天安门事件，他说，纪念六四的意义在于：那些为了理想而付出生命的六四死难者不应被人们忘记。八九民运也告诉全世界，中华民族是有尊严的民族，除了物质生活，还要精神生活的自由和民主社会制度。六四之后全民道德水平出现滑坡，而一党专制、腐败、社会不公正等问题依然没有改变，民主运动虽然经受挫折和考验，但追求民主自由的诉求始终不变。他同时宣布了四点声明，一是呼吁所有海内外中国人，今年六四用各自的方式纪念；二是当天将进行“白衣行动计划”，所有人穿白色衣服，悼念死难者，用白色覆盖中国；三是将4月27日订为“中国民主节”；四是首度发布六四民间白皮书。

6月4日当天，30多位当年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包括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将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大型纪念活动。 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批评六四为暴动的说法，他将之称为是“天大的冤枉”；胡平就白衣行动说，以白衣纪念六四，最简单、最可行、最少风险，阻力也最少，期盼所有中国人当天都身著白衣悼念六四。他说，六四也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纪念六四，不但纪念六四死难者，也纪念所有死于中共暴力下的同胞。希望用白色覆盖中国，那将是一个震撼场面，标志着伟大民族精神觉醒。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也说，89年4月27日，北京大学生把纪念胡耀邦的活动转变为一场全国范围的爱国民主运动。把每年的4月27日设为“中国民主节”，是为了纪念那批英勇的高尚的中国人，用这种方式铭记历史，中国人要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要掌管中国的命运。他同时反驳六四失败导因於激进学生的说法，称邓小平是最残暴的领导人。

昨日，纪念六四委员会的李进进律师正式推出第一本民间关于六四天安门事件完整的法律报告：《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作为主要撰写人，他简要介绍了书的内容。对于编写这本调查报告的目的，他表示，作为民间的力量，这个白皮书，一方面是对历史负责，另一方面是对中国现政府的抗议和挑战。他强调，八九民主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活动；1989年春夏期间，北京没有动乱；6月也没有发生所谓的暴动；六四事件的屠杀性质不容质疑。

事隔20年，他们要求中国官方针对六四进行全面及公开的调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常务委员进行独立调查，中国官方应该出面道歉，做出相应的赔偿，同时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纪念六四事件委员”还要求中国当局公布当年死亡人数、名单，释放目前仍监禁在监狱的民主人士，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法律。

另据消息，在六四纪念活动前，王丹将应台湾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邀请，计划5月15日访问台湾。他告诉中央社，访台期间除出席人权研讨会外，也将拜会一些友人，并希望以哈佛校友身份见到马英九总统，请他支持六四纪念活动。

据悉，昨天参加纽约中华公所的记者会的包括日本、香港、加拿大和美国的媒体，但中国大陆媒体到场，纪念六四事件委员会希望新华社及《人民日报》能报导白皮书内容，让中国人民了解事件真相。

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4月28日《当今世界》的节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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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学生公投支持平反六四

香港大学学生投票，多数支持平反六四，追究六四屠城的责任。有学生会负责人表示，这反映出年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将成为港大学生会的永久立场。另外，港大学生会将启动罢免会长陈一谔的程序。

香港大学学生会4月16号晚间的点票结果显示，共有2004名学生在为期3天的公投中投了票，有效票有1991张，其中1843票赞成平反六四议案，反对票有79票，69票弃权，港大同学会促请北京平反六四，为六四屠城负责的动议最终过关。

在投票之前，有人担心许多港大学生没有亲身经历过六四，可能不会支持这项动议。港大学生会内务副会长成晓宜对美国之音说，事实证明，年轻学生们并不缺乏历史责任感：“很多人都说可能这一代大学生没有经历过六四，坚持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去要表达、要平反六四，但是结果我们都看到了，以非常大的比数通过，那我们还是发现同学其实还对六四坚持要平反，我们虽然没有经历，但还是要求平反的。”

成晓宜对投票结果感到欣慰，认为港大同学会将会记住，纪念六四、要求平反六四，今后将成为港大学生们的普遍要求，不会受到年龄限制，也不需要再有任何顾虑了：“公投代表我们同学的立场，那这个结果就会成为香港大学同学会的永久立场。”

港大同学会外务秘书倪倩珩对公投结果感到高兴。她对美国之音说，事实证明，她们这几个月来为平反六四公投所发动的校园宣传活动发挥了影响力，同时学生会会长陈一谔的讲话也帮了大忙。倪倩珩说：“陈一谔最近有关六四事件的讲话，再加媒体的报道，也帮了大忙，这让人都知道公投，校园与社会都在关注。”

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陈一谔，日前发表言论，对六四事件学生一方提出质疑，引起香港关注民主人士的批评，并导致这次香港大学的“公投”。陈一谔两天来对美国之音的询问电话没有接听。陈一谔日前接受电台采访，在记者答应不发表的前提下，说了许多抨击民主派的话，包括说他们是“反共”、“民主红卫兵”、“伪民主派”等等。

到昨天为止，港大学生陈巧文和4名医学院学生发动罢免陈一谔的签名行动已经征得400学生签名，比最低联署要求多出75票，意味着香港大学将启动罢免陈一谔会长的程序 。

陈巧文对美国之音说，她这几天风雨无阻，在校园征求学生签名，因为她实在无法忍受陈一谔的讲话：“许多香港学生运动都是在香港大学发起的，但是我们却有一位学生会长缺乏道德勇气，不敢坚持学生会过去20年来要求平反六四的立场。他不认为政府应承担太大的责任，为屠杀众多无辜生命的政府说话，这很滑稽，我不知他怎么还能代表学生。”

根据学生会章程，联署超过350人，就可启动罢免会长机制。学生会4月16号深夜决定，港大学生下星期三到星期五进行罢免陈一谔的公投。陈巧文对此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下星期很多学生因课程结束可能不会呆在校园，而且还有不少学生可能支持陈一谔。

陈巧文说：“他(陈一谔)在电台直播节目中以为采访已经结束时说，他得到很多大陆学生的支持，我认为他能发动的学生人数比我们的多。”

陈一谔说，自己并不担心下台。明报援引陈一谔的话说，他还是支持平反六四的，他也尊重学生表达意见的自由。南华早报援引陈一谔的话说，他不会辞职的，因为“辞职表明我直接承认我先前的讲话和观点是错误的”，“我的表达方式可能不完满，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港大学生会需要有1000名会员投票，起码有半数以上赞成，才能成功罢免会长，让陈一谔“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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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亲历者驳香港学生对六四质疑

香港有大学生质疑八九年民运和学生领袖合法性，并对当局出动坦克碾压示威群众史实提出质疑。六四后被捕入狱的两位学运积极分子反驳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至今社会上对天安门事件真相的不了解和糊涂看法，责任全在当政者身上。


香港大学学生会长陈一谔等港大同学，对20年前那场惨案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是在星期一港大学生会举办的六四论坛上发言的。苹果日报援引陈一谔的话说，当局镇压是有问题，但外界不应只将矛头对准中央政府。陈一谔说，学生若及时自行散去，镇压就能避免。学生领袖不理性。陈一谔是港大学生会长，在港大学生会中对举行港大学生对六四问题的“公投”持不积极态度。虽然被某些人称为“隐性左派”，但他的观点的确有代表性。针对陈一谔的观点，当年学运积极分子、北京大学哲学研究生李海评论说：“既然他看不到有改变当局的可能性，那么，他就承认，或他的潜意识就会承认当局是合理的。如果它是合理的，那么反对它的人们就是不合理的。”

李海说，斯德格尔摩综合症的症状是：既然绑架者强壮，你打不过他，他就是对的。李海说，正确的认识应是：不管他多强，多么难以改变，他做得事情，罪恶就是罪恶，错误就是错误。在港大学生会举办的六四论坛会上，陈一谔和广东来的曲同学还质疑有关坦克碾压示威者照片的真实性，说不知道死者是军人还是平民？为什么坦克碾压过后还有人样？为什么碾压过的自行车还是自行车样？当年香港建制派民建联主席马力也发出过相同的质疑，认为应拿头“猪”试验一下坦克碾压过的场面，遭到外界抨击而道歉了事。

针对这点，李海说，所有这些对当时具体真相的质疑，都应找应找的人去，而不应找受害者一方：“他首先应该找当局，向当局提问。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居然有真假的争论，这和当局封锁消息不准谈论把信息控制住，有很大的关系。搞不清楚到底谁碾压谁，最根本的在于当局对信息的封锁。”李海说，当局不允许讨论，抹杀人们对六四的记忆。所有发生的杀戮的消息，都不是当时民运参加者封锁的。

马少方当时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六四后遭到全国通辑。他说，如今铁的事实也变成质疑的对象，根本原因还在于当局的封锁：“为什么真相模糊了？是谁在掩盖真相？为什么大家都不清楚？就是有人在刻意隐藏真相。谁在隐藏真相？这不是很清楚吗？争论究竟死者像不像人形，照片是否伪造？这都有当事人，有幸存者、亲历者，伤痛，他们最清楚。剩下的我们要问，为什么一个真实的历史，有了这么多争议，是谁在隐藏真相？”马少方当年是“北高联”常委，参与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绝食活动。六四后，以“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处3年徒刑。

在香港大学六四论坛讨论会上，还有一年级苏同学说：(学生领袖)一开始就临阵脱逃。明报援引苏同学的话说，“我觉得好痛心，为何学生领袖会在最后一刻逃走呢？”

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最后一刻的马少方反驳了这种说法：“我也被政府通辑。作为一个积极参加者，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领袖。我当时就在广场，而且在天安门纪念碑正北面的地方第一排，我的胸膛顶着刺刀，我逃跑了吗？”

明报援引某大学生的话说，柴玲是“逃跑学生领袖”。对此，马少方的回应是，不要急忙道德判断，要先尊重事实：“按照柴玲自己的说法，当时她可能不在天安门广场。但一个柴玲不代表所有的人。别忘了，当时坚守在广场的还有1万人，还在高唱国际歌。那是在八九年6月4号的凌晨，一直坚守到5点50分。”根据“六四四君子”之一的周舵的回忆文章，当时，他和刘晓波、高新、侯德健同“大兵压境”的军官协商时，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还在广场，广场上的确还有无数学生。

因为六四问题而漂泊10年的马少方说，这些年来，在香港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六四问题上，今天的同学们有这么多“问题”，让人深有感触：“1997年的香港，不是这样。以后的香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1989年以后的中国，一直是这样。这就很清楚，是因为有些声音根本发不出来，有些人，借机发出另外的声音。这是一场不平等的对话。”面对港大这些学生的“问题”，被当成间谍在中国坐牢数年的记者程翔说，共产党出动30万大军，用坦克车、装甲车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是犯罪，不仅仅是错误。他说，那些想为中共屠城脱罪的人，最好闭嘴。

港支联副主席李卓人议员也说，港大某些学生这种说法是“假中立、假理性、想为当权在位者涂脂抹粉”。苹果日报援引李卓人的话说，他担忧下一代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价值再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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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学生会悼念六四相关活动遭挑衅及破坏

香港大学学生会为六四二十周年发起校园公投活动，但却在学生会「平反六四全民投票」的通告中，被人用红笔写上「血」字，张贴在校园中的民主墙的关于六四资料也遭人泼上液体。

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香港许多民间团体已发起一连串的悼念活动。一直争取平反六四的香港大学学生会计划于近日举行全校公投，就北京当局当年镇压六四是否应该负上责任，以及是否平反六四等问题进行投票。学生会干事日前在大学民主墙张贴与六四有关的资料，但却发现部份资料遭人泼上咖啡液体，更诧异地发觉在学生会「平反六四全民投票」的通告中，留有红笔写上的「血」字。

港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成晓宜星期五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学生会要求平反六四的立场绝不因此而动摇：“我们还是一致要求要平反六四，今年是个很重要的年头，是六四20周年，虽然我们受到恐吓，但是，我们还是会坚持我们的想法。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发现办公室里的很多资料都不见了，员工说上星期五的时候还在的，但隔了一个星期六和星期日就突然不见了。”

港大学生会社会科学学会举行探讨六四事件的论坛，并邀请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支联会常委李卓人、新加坡海峡时报资深新闻工作者程翔，以及民主党副主席刘慧卿出席。

香港公民党也将于六四前夕发起相关的街头活动，该党九龙东支部主席余冠威告诉记者：“公民党的活动还在商量之中，我们还会在青年会发出一下宣传，主要会向内地的自由行同胞宣传一下，去年我们也曾在街头办过类似展览，觉得很有意义。因为大部分在看的人都是内地同胞，他们在内地无法接收那样的资讯，所以比较有兴趣吧。”

香港支联会则在星期六会举行清明节的献花活动，同时也将发起二十周年的周取民主二十公里长跑活动。支联会常委蔡耀昌告诉记者，他将和主席司徒华到美国及加拿大为六四二十周年与当地的华人及团体进行一连串的讲解及交流：“我们后天就出发到美国及加拿大的几个城市，先到旧金山，然后是温哥华，再到波士顿、纽约，最后到多伦多，这些城市的很多华人团体中有很多是香港移民过去的人，他们也组织了一些会议，每一年的6月4日都会在当地举办一些活动，我们是应他们的邀请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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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参加戒严部队，如今仍有罪恶感

曾经参加1989年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前中国士兵张世军最近写信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中国实现民主化，他在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表示，到现在为止他仍旧对参加这89六四戒严行动怀有强烈的罪恶感。中央社引述“东京新闻”昨天发自山东省滕州市的报导，38 岁的前中国解放军士兵张世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年前他参加震惊全世界的六四血腥镇压行动后，由于罪恶感而申请退伍，结果遭到军方开除军籍，后来由于参加有关孙中山先生的研究会，于1992年遭逮捕且未经审判坐监3年。

张世军在滕州市的家裡接受访问时指出，当年他18岁，在驻扎河南省的第54军担任公关工作，1989年4月下旬，部队奉命前往北京，目的是维护首都治安，当初并无武力镇压的命令，部队也未配备实弹。张世军指出，6月3日晚上，部队接获命令前往天安门广场南边进行武力镇压，另有军机低空飞行投下弹药，部队在前往广场途中曾遭到市民数度抵抗。报导引述张世军的话指出，他的脸遭石头打中流血，部队只向上空射击警告，并未对民众开枪，但在4日清晨到达天安门广场之前，目睹很多死伤者，他说，“看到头上绑著白布的学生倒在血中，令我心碎”。

报导根据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证言和研究指出，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的部队未进行水平射击，位于广场西边的第38军等部队则向示威运动群众进行水平射击。中共当局公布的牺牲者是319名，但外界认为实际的数目更多。

张世军出狱后向党中央要求恢复名誉但未获得回应，本月6日他在网路公开写给胡锦涛的信函，要求共产党实现民主化，给予报导自由和实施普选，以作为天安门事件这个悲剧的补偿。

张世军有个13岁的女儿，发表公开信虽让他有遭到有关当局逮捕的危险，但他表示，如果他的流血能使孩子这一代获得自由，他不在乎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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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岵昶:一起去(we go together)

This video is in memory for Tian'anmen Massacre in 1989

中国留学生范岵昶自行创作的六四歌曲“一起去” ，十月份在洛杉矶发表词曲之后，结合六四历史照片和录像的机动车辆也已上网发布。 “一起去”以轻摇滚曲风唱出年轻世代对六四精神的向往，压音像更真实呈现军队血腥镇压的史实。

来美学习电影的中国留学生范岵昶，上个月公开发布词曲之后，结合六四事件音像材料剪辑而成的音乐录像，也已上网发表。“一起去”词曲作者范岵昶：之前试验性传到Youtube上，一个晚上十几个小时就有四千点击率，很多网民都会唱了，我们现在就把这首歌往中国大陆传送。范岵昶根据作品能在短时间内积累大量点击率，体现藉由音乐搭配真实历史图像不仅更能撼动人心，也是突破当局封锁，带领年轻世代探索历史的有效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