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的三种颜色——红、黑、灰

随着社会的复苏和边界的开放，宗教从长期的禁锢状态到相对发展并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部分。今天日益增多的各种宗教信徒不仅是了解中国社会演变的重要因素，也同时必将使中国从社会结构上发生重大改变。刚刚出版的法国学术杂志《中国展望》2009年第四期以中国宗教的兴起和演变为专题，对中国目前的各种宗教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法国中国宗教问题专家魏明德在其关于中国宗教苏醒的研究论文中对中国宗教信徒的人数，宗教信仰的分类，各宗教发展的势头作出了全面评估。根据他的研究，除了佛教、道教或伊斯兰教之外，源于西方的宗教即天主教和基督新教近年在中国传播广泛，信徒确切人数难以估算。最近《南华早报》曾经估算中国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内的基督教已经超过一亿信众，比现已超过七千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还要多。魏明德根据各种研究数据认为中国官方承认的天主教信徒人数为五百三十万，而地下教会的信徒约在一千二百万到一千四百万之间。至于基督新教则在三千九百万信众上下。不过，由于中国大量宗教信徒属于地下状态，难以统计，不仅对宗教信众人数的估算造成困难，也使研究者难以准确把握各宗教发展的走势。

面对中国宗教发展的大量灰色地带，魏明德提到了旅美中国宗教问题专家杨凤岗所提出的宗教三色市场理论模式分析中国宗教现象的实用性。所谓宗教三色市场是指红市、黑市、灰市三色市场。所谓红市乃为合法的、官方批准的宗教组织、信众和宗教活动，黑市则是非法的、官方禁止的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而灰市则是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一种模棱两可状态的宗教活动和信仰组织。

按照这一模式，中国三色宗教市场一目了然：合法的红市，非法的黑市，以及既不合法也不非法或既合法又非法的灰市。杨凤岗认为，宗教的存在是社会的必然，政府限制宗教，非法的黑市宗教就必然会出现；如果合法宗教受到限制而非法的地下黑市宗教受到镇压，灰市就必然出现；管制越严，宗教灰市越大。杨凤岗提醒说，对宗教的限制越严，镇压越烈，宗教的灰色市场就越大，新兴宗教就越有可能兴盛。换句话说，法轮功这种半宗教半气功团体要么存在于灰市要么转化为黑市宗教。

中国当今宗教灰市的范围有多大？按照杨凤岗的估计，中国约有一亿宗教信众在红市，接近两亿在黑市。按照这一估算，中国还有十亿人既不在宗教红市，又不在宗教黑市。而这十亿中国人中很可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潜在的灰色宗教信徒。

按照这一研究结论，杨凤岗认为，对宗教的严厉打压并不能减少宗教，而相反只能将宗教组织和信众推向黑市和灰市，从而使宗教市场复杂化。高度管制下，灰市不但范围庞大，而且变动不居，是滋生新兴宗教的丰沃土壤。宗教灰市的存在及其与红市和黑市的互动意味着打压宗教只能事与愿违，使宗教更加难以控制。

对此立论，魏明德认为，从这一模式出发，还可以从一个更大范围着眼，提出一个意义市场的概念，即是说，中国社会不仅存在着一个宗教匮乏问题，也存在意义匮乏问题。长期国家对人生意义的垄断造成今天中国社会广阔的灰色地带和潜存的大量的各种宗教和类宗教信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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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申请回国被拒

部长、政客和新闻记者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吉隆玻观看《最后的共产主义者》，一部描述前马共领导人陈平的生活的音乐记录片。（AFP）

编者按：六月二十日，马来西亚驳回上诉，不允许八十四岁的前马共领导人陈平返回大马定居。根据陈平回忆录记载，可清楚看到苏共和中共在马共背后的扶持作用。马来西亚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数十年，破坏极大，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乱源。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马来西亚槟州上诉庭驳回前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的上诉，不允许八十四岁高龄的陈平返回大马定居，引起舆论的关注。马共总书记陈平自一九六零年逃亡到中国大陆，长达三十年，遥控马共与马来西亚政府围绕政治意识形态展开了长期的内战。中共于文革末期在湖南建立有对马来亚广播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后来北京与马来西亚政府建交之后，邓小平把这个电台送给马共，改名为“马来亚民主之声”。从一九九零年开始，陈平一直居于泰国南部。二零零五年，陈平入禀槟州高等法院申请返回大马故土安享余年。

马共在共产国际扶持下成立

根据散见于各类资料包括陈平的回忆录里记载的史实，可以清楚地看到苏共和中共在马共背后的扶持作用。例如，马来西亚评论员谢诗坚先生在其二零零三年十月发表的《陈平的另一面故事》中谈到了马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史料显示，马共真正成立于一九三零年四月，第一次会议于华人树胶园内举行，地点是柔佛Buloh Kesap火车站以北的地方。杨进发在其《马来西亚共产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这样写道：成立会议由一位叫着阮爱国（Nguyen Ai Quoc）的人主持，阮爱国后被查知是鼎鼎大名的胡志明。胡志明后来回到越南领导越共，成功取得越南的执政权，他之来到马来亚是受共产国际所指示。（而陈平的回忆录自爆当年泰共的总书记，竟是八十年代曾担任香港新华分社副社长的李启新！）当时胡志明是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全职代表，他向约二十名共产党员用英语致词，其中大部分是华人。在会议上，胡促请代表们要学习马来语，并招募马来人成为共产党员，而不是成为民族主义份子。一九三九年有华越血统的莱特在马共第十届代表会上被选为马共中央书记。莱特于一九三四年出现在新加坡的马共圈子里，自称是受共产党国际委派而来。在莱特的领导下，马共被说服不要急于夺取政权，理由是苏联会为马共争取一个重要的地位。

没有人怀疑莱特的身份。但在莱特领导马共期间，马共的秘密外泄，成员多人被捕迫害，一九四七年莱特才被查知是英国的间谍，后来更被爆出也曾是法国和日本的间谍，是所谓的“三面间谍”。一九四七年莱特身份暴露外逃，潜入泰国，在泰国被泰共和马共联手杀死。

陈平成为马共总书记

陈平，原名王文华，一九二四年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实兆远的一个商人家庭，籍贯为中国福建省福州的福清。一九三九年陈平宣誓加入马来亚共产党。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侵入马来亚，马共向英国政府提出合作抗日卫马，并获派遣党员干部到英国军方主办的一零一学校接受军事训练。陈平加入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游击队，与英国皇家陆军并肩而战。英国曾因他在战时对英国的贡献，颁授英帝国员佐勋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日军投降，英国于同年恢复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一九四七年，马共原总书记莱特间谍身份暴露被杀，陈平接任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一职，领导当时以华裔马来西亚人为主的游击队，照搬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与当时的英国皇家陆军与英联邦国家合组的部队，即后来的马来西亚部队在森林里打游击战。英国因此取消了授予陈平的员佐勋章，并通缉陈平。马共照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却因马来亚的种族结构特征和地理环境等因素而失效。马来亚的乡区范围太小，英军很快就可以调到最偏远的乡区，而马共却无法在乡区成立解放区及后方总部。陈平本人后来也谈到马共失败原因之一是照搬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听命于中共

马共此后便一直在陈平的领导下与中共保持了十分密切的关系。马共中央经常派员去北京汇报工作、治病和学习，接受中共的指导。北京也给予马共财政支持。文革末期，中共在湖南建立对马广播的“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马共总部与北京派驻干部也有无线通讯。一九五七年，在马来西亚取得民族独立后，陈平又与马来西亚政府围绕政治意识形态展开了长达三十年的内战。一九五九年，马共的势力有所削弱，剩下的小部分游击队纷纷躲进了泰国南部邻近马来西亚边境的深山里。陈平于一九六零年逃到北京，一住就是三十年。资料显示，一九六三年马共已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拟与马来西亚政府和谈。但中共正在和苏共斗气，反对三和二全，要发动世界革命。当时马共总书记陈平在北京。马共在国内的“前线总部”由一个被党内称为“小章”的领导人主持。邓小平亲自和陈平、小章谈话，要马共回到武装斗争路线上去。于是陈平留在北京遥控，小章回到马泰边境，指导武装斗争。

后来，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变化，由邓小平主政，北京与马来西亚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邓小平就对陈平说：中共设立的对马广播电台要关掉，所有设备送给马共，名称也由“马来亚革命之声”改为“马来亚民主之声”。一九八一年邓又向马共提出寻求和平方案，于是马共与大马政府开展第二轮谈判。此后又经过多番谈判，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日，马来西亚共产党、泰王国政府与马来西亚政府在泰国签署“合艾协定”。随后，马共按照和平协议解散了武装部队和地下组织，销毁了武器及弹药，宣布放弃武装斗争，发誓效忠马来西亚国王和遵守马来西亚的各项法律。

肃反导致马共分裂

在马共领导对抗马拉西亚政府的武装斗争期间，马共领导人也像当年的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一样，在党内肃反，歇斯底里地杀了大量诚心诚意前来参加革命的“自己人”。马共党内肃反发生在一九六九年五月的吉隆玻种族骚乱之后。当时，大量思想左倾的华人青年前往马来亚共产党控制的马来亚和泰国的边境地区参加革命。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由一九六七年的三百至五百人在一九六九年迅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其中大约一半来自马来西亚，其他的来自泰国南部地区。面对大量涌进游击区的左倾青年，马共领导人也像当年的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一样，怀疑被特务渗透。一九六八年，马共怀疑中央机关直接控制的游击队里有特务，于是马共中央成立了专门审查机构。审查工作持续了两年，举行了多场审判会，一如中国在苏区审查所谓AB团或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

陈平说：“任何人若相信受审者无辜，并敢公然表态的话，他本身就立即会被怀疑”，“不认罪者就会被宣布为死不改悔而被处以极刑”。于是，很多无辜的被告在求生本能的支配下乱咬他人。到一九七零年初，马共前线委员会认为在六十年代参加游击队的人员中有90%是特务，尤其是那些从泰国前往马来西亚参加革命的人。当时受审判被处决的，不但有一般干部战士，也有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有的高级干部被平时权力斗争中的对手指控为特务后心知无望求生，便不再乱咬他人，而是要一杯米酒、几支香烟，然后赴死。

马共中央机关营区的负责人李安东的妻子被指控为特务。李安东不但不为无辜的妻子申辩，反而劝她招认，还在审判会上举手同意判她死刑。滥杀无辜使马共的两个营区在一九七零年都宣布“造反”，不再服从这个中央，自己另立中央。于是，马共在一九七零年分裂成为陈平领导的中央派，张忠民领导的马列派及黄一江领导的革命派。这场自相残杀，从模仿中共“肃反”开始追随中共“文革”大闹派性，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在中共的干预下按照“党内矛盾”的性质勉强解决。马来西亚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数十年，给马来西亚和整个东南亚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成为这个地区的“乱源”。

申请返回马国居住遭拒

从一九九零年开始，陈平一直居于泰国南部，在二零零三年以英文写成自传《My Side of History》（中译《我方的历史》）。二零零五年三月四日，陈平入禀槟州高等法院，申请返回大马故土安享余年，他发表十点声明，表露“生于斯、死于斯”的心愿，要求大马政府履行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日的合艾协定，让他与其他前马共成员返马及定居。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槟城第一高庭首度开庭审理陈平申请回国案件，就有逾四百名马国退休军人和退休警员于当天聚集法庭外，联声反对马共总书记陈平回国。他们高举的大字报，写着种种谴责陈平在马共时期的行为，如“卖国贼”、“反叛者”及“罪犯”等。

马国前警员协会主席拿督曼梭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国父东姑阿都拉曼曾说过，马国人民不能与共产党人在一起生活。“希望人民谨记马共的历史事件，因为马共事件不但牺牲了许多军人和警员，不少无辜百姓也身受其害，陈平必须对此负责。”二零零六年十二月，马来西亚森美兰州政府还下令拆除华人墓园中的抗日纪念碑，原因是“抗日的主力共产党是国家的大敌”。坚持拆除的马国新闻部长引用来自陈平的说法，说抗日的主力就是马共，他说：“我知道谁支持共产党……身为新闻部长，我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陈平申请回国居住的案件后移至吉隆玻高院续审。吉隆玻高等法院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裁决，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必须在十四天内出示出生证明及公民权证件，证明他是马来西亚公民，才能继续他起诉马来西亚政府的诉讼。因陈平无法提供相关档，其律师向上诉庭提出上诉。该上诉并被槟州上诉庭于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驳回。上诉庭三司认为高庭基于陈平无法提呈报出生证明及公民权文件供查阅，而驳回其回国申请是正确的。

历史已逝 伤痛犹在

马共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共产党”在马来西亚仍然是敏感课题。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马共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至今也仍然没有定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评论功过是非必然需要依照一定的衡量标准，否则只能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正如“香港人网”上的一篇署名“济济人”的帖子所指出的，“可悲的是，如今很多回忆文章津津乐道的是马共个别成员的得失与逸闻，鲜有能站在人类发展的角度去剖析这段历史者。共产主义运动在华人社会的发展有其必然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尤其是文化因素，更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方面。”该帖指出，首先，马共固然参加了抗日，但是参加抗日战争的华侨包括了左中右派，所以大马的华侨抗日历史并不能全记在马共的功劳簿上。另外，马共的政治目标并不是新马的独立，而是在新马建立起一个像中国那样的集权政治制度，所以马共才会在新马摆脱了英殖民制度而独立之后，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其次，在上个世纪有两大思潮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一个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另一个就是共产主义。从二战结束后，马共的武装斗争并没有给新马人民带来任何文明的成果，相反，一直是破坏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而且马共所追求的、泯灭人性的共产集权制度以及它所秉持的武装斗争路线，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日益显示出其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因此马共的消亡也是大势所趋。最后，这位“济济人”叹道，“马共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内部的肃反运动就平白无故地杀掉了自己武装部队的成员两百多人。在如此困难的丛林斗争时期，马共都可以表现得如此残暴。试想一下如果马共在新马夺得政权，人民将如何度日。我非常庆幸马共没有成功，否则新马人民肯定不会有今日的和平、安宁与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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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开放思维

奥运火炬在境外传递时遇到一些波折，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且不说中国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自会遭到各种人权组织的抗议。即使奥运会在澳大利亚、希腊等民主国家举办时，同样有不少人借机举行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本来嘛！利用奥运火炬显示自己的政治理念和诉求，在西方这些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合法的，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次奥运火炬在伦敦、巴黎和旧金山遇到的情况，同以往任何一次一样，都是一部分人在奥运火炬下表达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渴望与追求。这种事情本来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由于这些抗议揭开了中国人权黑暗内幕的盖子，于是以奥运会的名义，中共当局成功挑动起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场接一场的爱国主义表演在海内外轰轰烈烈地上演了。

在保卫奥运圣火的名义下，海外华人表现出少有的高效率和空前的团结精神，这与以往"勇于内斗，怯于外斗"的表现完全不同。在旧金山，从全美各地赶来的数万华人将这座城市变成了血色旗帜的海洋。在多伦多，华人租用60辆大巴，3000多人浩浩荡荡杀向渥太华宣传所谓的"西藏暴乱真相"。在悉尼，有组织以专车接送，提供免费的早餐和午餐的方式，组织当地华人华侨到堪培拉护卫"圣火"。我不反对海外华人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爱国热情，但是这种但针对某个游行示威去组织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以表示对抗的做法则绝对不是任何民主制度下的常态，甚至可以说是违反了民主的游戏规则。我更希望那些免费提供的车辆、免费的早餐和午餐都和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否则，不但损害当地华人华侨的利益，也必将损害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得不偿失。

国内媒体对海外华人的这些爱国秀都给予了热情洋溢的报道，但是媒体显然忘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自由地结社、聚会，到这些所在国家任何一个地方挥舞五星红旗，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人均收入还处于世界最落后之列的所谓崛起的大国侨民，而是因为在这些人所居住的国家，任何人都能够充分享受自由和人权。没有这样的保障，即使是所谓的爱国游行，也将被残酷镇压，甚至被投进监狱。不信，让他们到中国组织一场同样的游行试试。

我对这些海外华人的爱国秀是不耻的。他们中的不少人怀里揣着住在国的护照或永久居住证，按照中国法律，他们已经不再是中国人，但是却装出一副热爱中国的样子，反对另一个希望摆脱中国统治的族群。既然你们如此热爱中国，为什么不放弃自己的护照，回到中国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中国有句古话："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果那些海外华人真的爱国，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放弃他们的护照或者永久居民证，以此表示彻底与西方决裂，那样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如果做不到就不要装出一副爱国的样子恶心人。

这些所谓的海外爱国华人，大多数都是出生于80后、90后的小孩子，这些人在国内非富即贵，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既得阶层。这些小孩子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再加上文史方面的知识非常欠缺，很容被当局洗脑式的宣传所迷惑。事实上这些小孩子大多数都不了解西藏问题是怎么回事，甚至不知道达赖喇嘛是何许人，但是当他们一听说达赖喇嘛要搞"西藏独立"，心中的那根民族主义的弦就立即崩得紧紧的，心中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达赖要搞独立？不行！我们决不能答应。事实上，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达赖喇嘛的主张是什么，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些小孩子真的是无知者无畏，凭着满腔的民族主激情和人多势众，高喊着爱国主义口号，对所谓的"藏独分子"恃强凌弱，他们自以为是的爱国主义行为已经遭到西方主流社会的强力反弹。在这里我有必要提醒这些激情高涨的爱国者注意一个事实：华人华侨在西方只不过是非常小部分的族群，西方绝大多数人的反弹随时会发生，那将不是华人华侨和北京政府愿意看到的结果！

说实话，我看不惯海外华人虚伪的爱国表演，但是我却羡慕他们生活的那块自由的土地。无论在伦敦、纽约、巴黎、还是悉尼，在这些地方，可以不分族群，不分资产、地位，每个人都可以去游行示威，可以自由表达反对或者支持奥运火炬，你甚至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巨大红旗插在他们国会山的门前。这一切在我看来，比起奥运火炬--象征体育游戏的一团火--要珍贵得多！可惜，我的那些同胞们却生在福中不知福，他们甚至为了一次免费的乘车和免费的早餐、午餐而出卖最珍贵的平等和宽容的价值。

愤青思维与现实

愤青思维是大陆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潮，看似符合民意，实际上是对民主的侮辱和亵渎。

愤青思维，有与现实相结合的一面，也有与现实脱离的一面。愤青思维通常集中体现在互联网上，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对意见不同者进行人身攻击，随意侮辱、谩骂。愤青思维有时也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如通过网络号召进行某场活动，如今年春天抵制家乐福浪潮。更有甚者，直接将网络上的热身攻击搬到现实生活中。留美学生王千源就是其中的一位受害者。愤青的人身攻击甚至直接影响了他人的正常生活。

愤青思维，是一种非理性思维。主要表现在盲目跟风，极端仇视不同意见者上。另外，愤青喜爱虚张声势，一旦西方发动示威反对共产党，愤青就一定要发起一场更大的运动与之相对抗。愤青的要求貌似公正合理，实际上则是极端狭隘、自私自利，根本容不得半点不同的声音。缺乏理性与包容，是愤青思维致命的弱点，这与现代民主精神格格不入。

现代民主精神注重的是理性与包容，尊重公民拥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因而社会表现为多样化，有赞成也有反对。而当今中共却不允许公民自由发表意见，因而出现言论一边倒的现象，使愤青有足够的生存空间。然而，新闻管制与媒体自由不共戴天，愤青利用互联网要求西方公正的报道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本人也亲眼目睹了愤青的狂热，也曾经与愤青打过口水战。在武汉家乐福门前，有一群小学生也参与了抵制活动，有人问为什么抵制家乐福，他们说不出所以然来。而当问道达赖喇嘛是谁时，回答则是相当笼统的一句话——“搞藏独的”。当然也不乏理性的声音，但很快就会被愤青的口号所淹没。

对于奥运，多数中国民众表现得不冷不热，并不像中共标榜的那样“万众期盼奥运”。奥运与普通民众生活关联不大，奥运不是过节，该干什么的还得干什么。普通民众也不能得到多大好处，只有把奥运当摇钱树的官员和商家从中获益。尽管奥运火炬经过中国的许多城市，凑热闹的也不少，但热闹了一阵又留下了什么？因此，在身边的多数人认为奥运办亦可，不办亦可。

北京奥运临近，当局继续打压维权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北京当局已经将奥运绑架，愤青思维的升温无疑对民族主义情绪起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