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通工人到高级外交官－－维里塔见证罗马尼亚的变迁

1989年12月21日是苏联东欧集团历史上重要的一天。面对全国风起云涌的反独裁争民主的浪潮，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召开了八万多人的群众大会，幻想用他作为独裁者的权威和所谓个人魅力来稳住局面。长期以来党的宣传部门和秘密警察对民意的压制和信息的封锁使得他对全社会蔓延的强烈不满完全没有基本的了解，更没有想到他的政权的支柱，即罗马尼亚军队，已经和他离心离德，站到了人民的一边。他的讲话被来自下面的嘘声和“我们才是人民”的呼喊所打断。罗马尼亚历史性的巨变就是从对高高在上教训人民的统治者的轻蔑和公开拒绝开始的。三天之后，齐奥塞斯库就被临时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在那次历史性的群众集会上，有一个二十多岁叫艾德林维里塔的技术工人。他是从厂里被统一组织去参加这个集会的，结果却加入了对独裁者发出嘘声的人群。罗马尼亚革命后，他先是进入大学学习，后来当外交部招募的时候加入了外交部。二十年来，这个原来的工人先后担任了罗马尼亚外交部处理亚洲、拉丁美洲和联合国事务的主管，现在担任驻美国大使。他个人的经历成为罗马尼亚历史性变化的一个见证。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回顾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年代，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

维里塔说，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下，像他这样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和罗马尼亚国内真相的青年，唯一的途径是通过收听美国之音等西方电台和阅读偶尔从国外偷偷带进来的报刊杂志。他说，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说齐奥塞斯库很快就会垮台，人们一定会嘲笑他，因为那个政权表面上是如此稳固，很多人虽然对现状非常不满，但很少会想到“变天”是如此突如其来，如此出人意料，如此一帆风顺，在几天之内人们的梦想就变成现实。回顾这段历史，使得维里塔感到意外的不再是那次来得如此迅速的人民革命，而是相反：罗马尼亚人民怎么会对齐奥塞斯库的统治忍受了那么久。

他说，“当我回想起我们竟然在齐奥塞斯库的统治下忍受了这么多年而从来没有发出一点反抗的声音时，我不由得问自己：人民对痛苦忍受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这真是不可思议。像那样的革命，本来完全可以提前五年甚至十年发生。”

那么，对今天罗马尼亚的现实，维里塔是不是很满意呢？并非如此。罗马尼亚的经济还是东欧国家中非常落后的－－虽然在人均国民产值和收入上还是远远领先于中国。有很多人失业，很多领取养老金的人生活很困难。罗马尼亚民主体制的运作也还没有达到比较通畅顺利的地步，去年难产的总统选举就是如此。但是他说，在两千一百万罗马尼亚人中，很少有人会为此怀念甚至美化齐奥塞斯库时代，尽管那时所有人都有工作，但那是一个所有东西都要配给的年代。也很少有人会责怪西方，认为是西方把旧政权搞垮了。相反，西方国家在罗马尼亚的投资非常受欢迎，现在是罗马尼亚经济和就业的非常重要的支柱。

回顾历史，维里塔语重心长地说，“民主不应该被看成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到来的。在民主遭遇到挫折时，千万不要忘了专制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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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左派作家马尔罗及与中国的关系

在西方世界有不少同情和吹捧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其中非常有名的一位是法国人André　Malraux，他的中文名字叫马尔罗。

马尔罗是法国人，他于1901年出生，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左派作家之一。他曾在戴高乐政府担任过文化部长。在60年代中期还访问过中国，并在西方世界大量传播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影响非常大。

马尔罗虽然出生在一个十分富有的资本主义家庭，可是他从小就思想左倾，完完全全是一个造反派的性格。当时印度支那半岛是法国的殖民地，马尔罗21岁的时候来到柬埔寨去旅游，正好遇到苏联在亚洲大肆鼓吹共产主义革命运动。马尔罗心血来潮，下定决心要去解放全人类，在印支半岛干起了革命，并到中国去会见列宁派到中国指挥共产主义革命的鲍罗廷。

1926年马尔罗回到法国，开始撰写一系列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为主题的小说。1928年出版名为《征服者》的小说，讲的是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 1933年，马尔罗出版了他的成名小说《人类的命运》，并获得了各种文学奖，十分畅销，甚至在今天西方的大学里还被用在教科书里。

《人类的命运》这本书以革命的浪漫主义情调描写1927年中共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以及国民党的“4•12”清党大屠杀。

马尔罗思想左倾还不是问题，毛病在于他是一个郭沫若似的文化人和政治投机分子。他本来没有在中国呆过几天，对中国的情况了解不多。可是在西方世界，马尔罗处处以中国革命的专家自居，自吹自擂，对中共领袖进行肉麻的吹捧，目的是要把中共这个气球越吹越大，然后自己成为中共的座上宾，因此成为世界名人。

60年代马尔罗担任法国文化部长期间，对毛泽东和对自己的吹捧达到了令人汗颜的程度。1965年在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文革前夕，马尔罗到中国进行访问，并见到了毛泽东。

在回到法国之后，马尔罗把这次与毛泽东的会见吹得神乎奇神，说是当今世界上两位伟人智慧和战略的关键性、决定性的三个小时的历史性会谈。但是，根据当时红卫兵传出来的会议材料和法国大使馆逐字逐句的会议记录，马尔罗与毛泽东的这次会见只有20多分钟，而且内容只是一些外交辞令和鸡毛蒜皮的寒暄，可见马尔罗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投机分子。

象马尔罗这样的人，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还经常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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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 and Enemies

英国学者，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凯瑞·布朗（Kerry Brown）2009年春出版了《朋友和敌人：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Friends and Enemie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布朗开篇就表白自己的目的是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一讲中共的故事，这个党是怎么成立的，怎么夺取的政权，怎么守护江山和维持一党专政的。他的读者对象是希望了解中国的西方时政分析人士和商界成员，以及对中共党史有兴趣的学生和教师。

作者认为，中共值得研究，理由很简单：它不光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也是主宰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前途的一党专权的执政党，还掌握着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

中共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结构无比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更有意思的是中共作为一个政党非常独特。放眼世界，十大经济强国中惟有中共是大权独揽的执政党，其他无一具有中国那样的一党专政政体。中国也有一些名义上的小党派，所谓民主党派，但都不具备在政治上挑战中共的能力。西方许多人，包括中国专家在内，似乎对中共的角色、它的历史、它目前的组织结构等，普遍存在很大误解。作者觉得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厘清。

政党不是政府，也不是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它很聪明地把自己塑造成国家利益的代表。当然中国有很多不同群体并不觉得中共代表和维护了它们的利益。但中共成功地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组织机构网络，一直到县、乡、村。除了军队，它就是唯一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世界十大经济体中，惟有中国是一党专制的。美国和欧洲的主流看法是，民主将战胜专制，但中国这么个专制国家占据了世界第二、第三号经济强国的位置，又是世界上主要的外汇储备大国，这就让人觉得非常不协调。但现实就是这样。

意识形态对中共来说仍然重要。许多人认为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无足轻重，我不认为是这样。中国还是很强调意识形态的，因为对中共来说，意识形态跟它的合法性密不可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代表"说等等。这些在我看来证明了意识形态在中国的重要性。他们会说，中共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列宁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重要了，毛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你可以说中国已经不再是马列毛主义国家，但马克思主义仍然为中共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我认为中共目前在给自己制造麻烦。它现在要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阶层的支持，尽量扩大它的群众基础，左到主张回归纯粹马克思主义，右至主张中国更多开放，其间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它都希望吸纳。我相信总有一天这将成为一个问题，中共必然会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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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奥塞斯库垮台留给后来者的警示

罗马尼亚前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至少在其被军事法庭执行枪决以前，中国官方一直都是将这位老齐同志引为知已，并给予高度评价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

当年，齐奥塞斯库有一条爱犬，昵称考布，它的知名度极高，就连英国大使都认识，在罗马尼亚几乎是家喻户晓。在公开场合，人们一般称其为考布同志，以示尊敬。但是，这个尊称仍然不能令齐奥塞斯库满意，这是因为，以同志相称，享有与臣民同样的地位，有辱考布同志的髙贵身世。

于是，齐奥塞斯库决定，给自己的爱犬考布郑重授予罗马尼亚陆军上校的军衔，享受县团级待遇，从而使这条来自英国的拉布拉多猎犬成了世上乃至史上级别最高的动物官员。这可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从此，在布加勒斯特大街上，那些在寒风中排队购买食品的市民们就经常可以看到“考布上校”乘坐的豪华小汽车，招摇过市，扬长而去。

对于爱犬考布，齐奥塞斯库宠爱有加，罗共中央办公厅的安排照应更是无微不至。考布的实际待遇标准，显然已经超过了县团级，看上去更像是罗共中央副总书记的派头：出行有豪华专车，居住有豪华别墅，还配备有秘密警察充当保镖，并设有专职医生加强日常保健。与此同时，齐奥塞斯库还喜欢搞形象工程，为了建设一条“社会主义胜利大街”，他大拆布加勒斯特老城，结果有许多老人都被逐出自己的房屋，露宿街头，挨饿受冻。拆到后来，一家医院成了这条大街上的最后障碍物，这是一所每年可以为5万多名罗马尼亚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平民医院，老百姓都希望将其保留下来，但它的命运最终却是由考布上校决定的。

那天，考布陪同齐奥塞斯库来医院视察，威风凛凛地走下车来，发现围观者中竟有一只猫，这是医院为了灭鼠而专门饲养的。考布上校怒眼圆睁，勃然大怒，一个箭步窜上去张口便咬，由于这只猫并不认识齐奥塞斯库同志，及其享受付总书记待遇的考布上校，竟一边奋起还击，一边且战且退。考布也是穷追不舍，没想到该猫一记勾拳，将考布上校打出了鼻血。齐奥塞斯库为之大怒，愤然乘车离去，考布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院长也吓傻了，医院的前途堪忧。果不其然，几天之后，一纸下令拆除的决定就送了过来，这所医院随即便被夷为了平地。

1989年3月，六名前罗马尼亚高级党政官员通过外国电台联名发表了一封给齐奥塞斯库的公开信，指责他造成国民经济的崩溃，践踏人权，使社会主义名誉扫地等等。对此，《炎黄春秋》杂志上作者张汉文和周荣子的文章回顾说，由于《自由欧洲电台》等西方广播电台的传播，这封信在罗马尼亚家喻户晓，普通百姓纷纷对此信给予称赞，认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尽管广大民众都对齐奥塞斯库十分不满，但由于当局的严密控制，人们无法发泄这种情绪，就编了许多政治笑话来讽刺和挖苦齐奥塞斯库。这些笑话当时在罗马尼亚广为流传，其中的一条说：一次，许多人在一家肉铺前排长队等候买肉，不少人一大清早就赶来排队了，十分辛苦，到底能否买得到也还是个未知数。这时，一个人骂骂咧咧地说，“市场供应这么糟糕，全都是齐奥塞斯库搞的，现在我就去把他干掉”！说完便走了。过了一会，这个人又回来了，继续排队，有人就问他，“是否已经把老齐干掉了”？他却一言不发。大家就开始骂他是胆小鬼，放空炮，此人实在忍受不了了，只好说出真相：原来，“那里的队伍排得比这儿还长”！还有一个笑话则说道，在布加勒斯特，许多申请出国的人正在排队领取护照，其中有人回头一看，排在他身后的不是别人，正是齐奥塞斯库。看到他如此吃惊的样子，齐奥塞斯库表示：“既然大家都要出国，那么我也走”。此人立即回应道：“如果你也走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出国呢”！

事实上，从1989年12月中旬开始，在“打到人民公敌”和“独裁者滚下台”的怒吼声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位几天之前还“深受人民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已然变成了一只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地在到处挂满自己画像的国土上东躲西藏。《领导文萃》杂志上，作者王开岭的文章感慨道，更为始料不及的是，当齐氏夫妇劫车而逃时，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里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夫妇刚刚劫持了一辆紫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同样出人意料的是，从12月22号晚，齐氏夫妇落网到他们被推上断头台，只不过相去了三天。

有覌察人士注意到，就在此前不久，齐奥塞斯库还曾公开表示支持北京当局的六四镇压行动，或许，也正是由于其决心仿效北京的强硬立场，才把自己送上了这样的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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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a

Most Chinese probably know this Japanese word of insult, at least vaguely. Some may also know that they should not use it on someone who speaks Japanese, unless they want to get severely bruised with multiple fractures. Maybe they even know a longer form bakayaro.

However, I bet most of them do not really know what it means. Even fewer know where it came from.

Yet, if I tell you that when it is spelled out it simply means "calling a deer horse" (马鹿, 指鹿为马), some learned Chinese might suddenly remember something from their vast treasure trove of ancient wisdom and knowledge.

For those who still do not have a clue, here is a brief summary.

Centuries ago, the prime minister of China brought a deer into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old all the officials that it was a horse.

Most of them wisely agreed that it was indeed a beautiful steed of pure pedigree.

A few were promptly decapitated, along with all their relatives to the 9th degree, when they tried to argue in vain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got the species mixed up.

The story probably would have ended there and quickly forgotten, if the ingenious Japanese had not picked it up and turned it into the most insulting word in their language.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land populated by descendants of those who called deer horses, the tradition is glorified and developed into the founding principles of the ruling regime. If you still have any doubt, just remember that they are calling a corpse their beloved and glorious leader, even though when it was alive it wiped out one tenth of the nation and brought harm to over 95% of the population.

Regardless, you should never apply this little piece of knowledge if you should go there to visit, or you will be reported to the authorities who will sentence you to life in prison, or even worse handed over to a mob that will tear you into pieces for insulting their glorious and civilized nation. You have been properly warned, I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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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1961年8月15号，19岁的下士舒曼在一团铁丝网边站岗，他的西边，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他的东边，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后来他回忆说：“我只是在尽责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骂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难过极了。”可能是他眼神里的惊恐被察觉了，西边的人转而对他大喊：过来！过来！舒曼犹豫了一阵，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纵身一跳，越过铁丝网——跳到了西柏林。

这是东西柏林被正式封闭的第三天。后来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所在的位置，当时还只是高低不齐的铁丝网。舒曼跳过铁丝网的情景，正好被记者拍下，成为冷战德国的一个经典照片。

在Frederick Taylor的这本《柏林墙》中，舒曼的跳跃是一个意象：书中形形色色的舒曼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着夜黑风高从易北河游过去的，有从下水道的屎尿中爬过去的，有冒生命危险挖地道过去的，有干脆直接冲过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假证件从关卡穿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这样幸运：18岁的费希特强行闯关时被当场开枪打死，25岁的杜利克在潜游时遭到机枪追击，慌乱中淹死。据统计，柏林墙有100多个这样的牺牲品。

到西柏林去本来是不用“跳”的，“走”着去就行。但从49年民主德国建立开始，走着去西柏林并且一去不返的人实在太多了：1953年，40万东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万；1955-1959年，每年25万；1960年20万……12年里，东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东德的社会主义天堂不久就会空空如也了。为了将人民挽留在天堂，东德总书记乌尔布里奇在苏联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墙。对他来说，这堵墙是对西方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讽道，这堵墙是他对失败的公开承认。

今天回头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左翼年代。我看过一个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组织“红色军系”的电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审判该组织时，法庭上广大听众简直可以说是在为其热烈喝彩。掌声虽然热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没有谁穿过下水道爬到东德去。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喊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被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

书里有个情节颇有趣。在一个横跨东西柏林的建筑里，一个东德人试图从二楼窗口跳到楼下的西柏林。楼上，东德警察从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楼下，西德人则从下面拽住他的脚踝。“一场拔河比赛就此展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边，这个逃跑者取得了胜利。”我想，在这里，作者的“重力”一词，也许可以做很多意味深长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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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倒塌的历史坐标

1961年8月12日晚间，在战后的德国柏林市中心，悄悄立起了一堵高墙，将柏林分为东西两半。此墙虽然被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称为“反法西斯防卫墙”，但实际作用却是为了防止东德人逃亡西德。1989年11月9日，屹立28年之后的柏林墙倒塌，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柏林墙的倒塌，最为直接的后果是打破了东西德的边界，而这一边界的打破则意味着整个战后世界秩序的改写。由于柏林墙具有极强的标志性意义并极具讽刺意味，因而柏林墙的倒塌立刻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历史于是将柏林墙的倒塌看作是东西冷战结束和东欧共产主义崩溃的象征。然而，柏林墙的倒塌仅仅是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过程的一环，尽管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从东欧历史看，1945年二战结束，整个东欧进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东德、波兰、捷克、波罗的海国家等等渐次汇入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然而，这些国家内部对共产主义强权体制一直没有放弃反抗。比较典型的有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诞生。

在共产主义的起源地苏联，独裁者斯大林去世之后，从1956年以来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改革到1986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提出，共产主义内部以共产主义乌托邦为动力的全新、改革的力量一直试图冲破极权体制的束缚，使共产主义套上人性的面孔。然而，一次次改革，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镇压，包括共产主义实践者在内的部分理想主义者渐渐明白，共产主义制度乃是一种刚性制度，看来森严强大，但却没有改革空间。正是这一次次冲击，一次次反抗，终于汇成历史大潮，冲决罗网，推到了高墙。1989年2月，在柏林墙倒塌前九个月，波兰独立工会组织团结工会已经同政府进行了著名的圆桌会谈，奠定了波兰和平转型的基础，并在1989年的六月四日这一天，举行了为即将退出历史前台的波兰共产党保留65%的选票的半自由的选举。

柏林墙倒塌之后，历史在东欧突破，柏林墙崩溃的冲击波摇撼了东欧整个共产主义大厦。几乎是在柏林墙倒塌的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变天，史称“金丝绒革命“，旋即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共产政权也先后倒台。柏林墙倒塌的冲击波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最后传到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1991年8 月，为了抵抗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改革，保住共产党的天下，苏联共产党保守派发动政变，但结果却更早地断送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柏林墙倒塌的冲击波还不至于此，在共产主义在苏东大多数国家破产之后十年，欧洲最后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南斯拉夫也最终走入了历史。一般认为，南斯拉夫是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中最为温和、民族主义成份也最为强烈的的政权，即是说，南斯拉夫应该有更大的抵御柏林墙冲击的力量。然而，这一政权仍然没有能够避免崩溃的命运，也最终为柏林墙倒塌的尘土所淹没。

理论上讲，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不应该被地域所限，欧洲的冲击波也应该影响世界的局势。随着柏林墙倒塌的除了苏东共产主义世界之外，是世界东西冷战的结束。但是，亚洲的共产主义并没有随之消失，中国、越南甚至包括朝鲜这种原教旨主义式的共产极权国家也没有崩溃。历史如何解读这一局势？九十年代之后经济崛起的中国在新的全球地缘政治座标上又处于何种位置？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东欧世界如何面对变化后的世界和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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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史学家十分钟速成

1. 历史人物基本上只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


2. 历史上劳动人民任何时候都是好人；统治阶级任何时候都是坏人。


3. 历史上劳动人民任何时候都是勤劳、勇敢、聪明和正确的；统治阶级任何时候都是懒惰、软弱、愚蠢和错误的。


4. 历史上主战派都是民族英雄，凡是主战就是正确的和爱国的；主和派都是民族败类和汉奸，凡是主和都是错误的和卖国的。


5. 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发生冲突时，少数民族都是进犯，汉族的将领是民族英雄；中国和外国发生冲突时，则外国都是侵略，抗击外国的将领都是民族英雄。


6. 我国从有史以来到1949年以前，凡是无法无天、杀人越货的，都是反抗黑暗统治，是英雄好汉；1949年之后的，都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1976年以后的，都是犯罪分子。


7. 任何朝代的覆灭都是因为统治阶级的腐朽。


8. 任何朝代开始时采取的统治措施都是进步的，应该给予肯定的；结束之前采取的统治措施都是反动的，应该坚决否定的。


9. 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胜利之前都是革命运动；胜利之后都是蜕化变质。


10. 历史上除了党领导的任何革命最终的结局都是失败。


11. 历史上所有革命失败原因都是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犯了左右倾错误、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没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等等；以上原因实在没有，肯定就是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中外反革命联合绞杀。


12. 我国历史上的任何科学发明或创造，都比欧洲早若干年（不早的不要提）。


13. 我国近代以来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疯狂掠夺；帝国主义国家只所以强大是因为掠夺了别的国家。


14.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一般都是敌视我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我们永远都是友好的。


15. 资本主义失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失败，则是前进道路上的曲折。


16. 我们现在的政策从来都是英明和正确的；过去的政策肯定是错误的或存在问题的。等现在变成了过去，政策也就又开始变成错误的或存在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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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申请回国被拒

部长、政客和新闻记者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吉隆玻观看《最后的共产主义者》，一部描述前马共领导人陈平的生活的音乐记录片。（AFP）

编者按：六月二十日，马来西亚驳回上诉，不允许八十四岁的前马共领导人陈平返回大马定居。根据陈平回忆录记载，可清楚看到苏共和中共在马共背后的扶持作用。马来西亚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数十年，破坏极大，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乱源。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马来西亚槟州上诉庭驳回前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的上诉，不允许八十四岁高龄的陈平返回大马定居，引起舆论的关注。马共总书记陈平自一九六零年逃亡到中国大陆，长达三十年，遥控马共与马来西亚政府围绕政治意识形态展开了长期的内战。中共于文革末期在湖南建立有对马来亚广播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后来北京与马来西亚政府建交之后，邓小平把这个电台送给马共，改名为“马来亚民主之声”。从一九九零年开始，陈平一直居于泰国南部。二零零五年，陈平入禀槟州高等法院申请返回大马故土安享余年。

马共在共产国际扶持下成立

根据散见于各类资料包括陈平的回忆录里记载的史实，可以清楚地看到苏共和中共在马共背后的扶持作用。例如，马来西亚评论员谢诗坚先生在其二零零三年十月发表的《陈平的另一面故事》中谈到了马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史料显示，马共真正成立于一九三零年四月，第一次会议于华人树胶园内举行，地点是柔佛Buloh Kesap火车站以北的地方。杨进发在其《马来西亚共产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这样写道：成立会议由一位叫着阮爱国（Nguyen Ai Quoc）的人主持，阮爱国后被查知是鼎鼎大名的胡志明。胡志明后来回到越南领导越共，成功取得越南的执政权，他之来到马来亚是受共产国际所指示。（而陈平的回忆录自爆当年泰共的总书记，竟是八十年代曾担任香港新华分社副社长的李启新！）当时胡志明是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全职代表，他向约二十名共产党员用英语致词，其中大部分是华人。在会议上，胡促请代表们要学习马来语，并招募马来人成为共产党员，而不是成为民族主义份子。一九三九年有华越血统的莱特在马共第十届代表会上被选为马共中央书记。莱特于一九三四年出现在新加坡的马共圈子里，自称是受共产党国际委派而来。在莱特的领导下，马共被说服不要急于夺取政权，理由是苏联会为马共争取一个重要的地位。

没有人怀疑莱特的身份。但在莱特领导马共期间，马共的秘密外泄，成员多人被捕迫害，一九四七年莱特才被查知是英国的间谍，后来更被爆出也曾是法国和日本的间谍，是所谓的“三面间谍”。一九四七年莱特身份暴露外逃，潜入泰国，在泰国被泰共和马共联手杀死。

陈平成为马共总书记

陈平，原名王文华，一九二四年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实兆远的一个商人家庭，籍贯为中国福建省福州的福清。一九三九年陈平宣誓加入马来亚共产党。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侵入马来亚，马共向英国政府提出合作抗日卫马，并获派遣党员干部到英国军方主办的一零一学校接受军事训练。陈平加入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游击队，与英国皇家陆军并肩而战。英国曾因他在战时对英国的贡献，颁授英帝国员佐勋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日军投降，英国于同年恢复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一九四七年，马共原总书记莱特间谍身份暴露被杀，陈平接任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一职，领导当时以华裔马来西亚人为主的游击队，照搬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与当时的英国皇家陆军与英联邦国家合组的部队，即后来的马来西亚部队在森林里打游击战。英国因此取消了授予陈平的员佐勋章，并通缉陈平。马共照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却因马来亚的种族结构特征和地理环境等因素而失效。马来亚的乡区范围太小，英军很快就可以调到最偏远的乡区，而马共却无法在乡区成立解放区及后方总部。陈平本人后来也谈到马共失败原因之一是照搬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听命于中共

马共此后便一直在陈平的领导下与中共保持了十分密切的关系。马共中央经常派员去北京汇报工作、治病和学习，接受中共的指导。北京也给予马共财政支持。文革末期，中共在湖南建立对马广播的“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马共总部与北京派驻干部也有无线通讯。一九五七年，在马来西亚取得民族独立后，陈平又与马来西亚政府围绕政治意识形态展开了长达三十年的内战。一九五九年，马共的势力有所削弱，剩下的小部分游击队纷纷躲进了泰国南部邻近马来西亚边境的深山里。陈平于一九六零年逃到北京，一住就是三十年。资料显示，一九六三年马共已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拟与马来西亚政府和谈。但中共正在和苏共斗气，反对三和二全，要发动世界革命。当时马共总书记陈平在北京。马共在国内的“前线总部”由一个被党内称为“小章”的领导人主持。邓小平亲自和陈平、小章谈话，要马共回到武装斗争路线上去。于是陈平留在北京遥控，小章回到马泰边境，指导武装斗争。

后来，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变化，由邓小平主政，北京与马来西亚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邓小平就对陈平说：中共设立的对马广播电台要关掉，所有设备送给马共，名称也由“马来亚革命之声”改为“马来亚民主之声”。一九八一年邓又向马共提出寻求和平方案，于是马共与大马政府开展第二轮谈判。此后又经过多番谈判，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日，马来西亚共产党、泰王国政府与马来西亚政府在泰国签署“合艾协定”。随后，马共按照和平协议解散了武装部队和地下组织，销毁了武器及弹药，宣布放弃武装斗争，发誓效忠马来西亚国王和遵守马来西亚的各项法律。

肃反导致马共分裂

在马共领导对抗马拉西亚政府的武装斗争期间，马共领导人也像当年的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一样，在党内肃反，歇斯底里地杀了大量诚心诚意前来参加革命的“自己人”。马共党内肃反发生在一九六九年五月的吉隆玻种族骚乱之后。当时，大量思想左倾的华人青年前往马来亚共产党控制的马来亚和泰国的边境地区参加革命。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由一九六七年的三百至五百人在一九六九年迅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其中大约一半来自马来西亚，其他的来自泰国南部地区。面对大量涌进游击区的左倾青年，马共领导人也像当年的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一样，怀疑被特务渗透。一九六八年，马共怀疑中央机关直接控制的游击队里有特务，于是马共中央成立了专门审查机构。审查工作持续了两年，举行了多场审判会，一如中国在苏区审查所谓AB团或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

陈平说：“任何人若相信受审者无辜，并敢公然表态的话，他本身就立即会被怀疑”，“不认罪者就会被宣布为死不改悔而被处以极刑”。于是，很多无辜的被告在求生本能的支配下乱咬他人。到一九七零年初，马共前线委员会认为在六十年代参加游击队的人员中有90%是特务，尤其是那些从泰国前往马来西亚参加革命的人。当时受审判被处决的，不但有一般干部战士，也有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有的高级干部被平时权力斗争中的对手指控为特务后心知无望求生，便不再乱咬他人，而是要一杯米酒、几支香烟，然后赴死。

马共中央机关营区的负责人李安东的妻子被指控为特务。李安东不但不为无辜的妻子申辩，反而劝她招认，还在审判会上举手同意判她死刑。滥杀无辜使马共的两个营区在一九七零年都宣布“造反”，不再服从这个中央，自己另立中央。于是，马共在一九七零年分裂成为陈平领导的中央派，张忠民领导的马列派及黄一江领导的革命派。这场自相残杀，从模仿中共“肃反”开始追随中共“文革”大闹派性，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在中共的干预下按照“党内矛盾”的性质勉强解决。马来西亚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数十年，给马来西亚和整个东南亚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成为这个地区的“乱源”。

申请返回马国居住遭拒

从一九九零年开始，陈平一直居于泰国南部，在二零零三年以英文写成自传《My Side of History》（中译《我方的历史》）。二零零五年三月四日，陈平入禀槟州高等法院，申请返回大马故土安享余年，他发表十点声明，表露“生于斯、死于斯”的心愿，要求大马政府履行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日的合艾协定，让他与其他前马共成员返马及定居。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槟城第一高庭首度开庭审理陈平申请回国案件，就有逾四百名马国退休军人和退休警员于当天聚集法庭外，联声反对马共总书记陈平回国。他们高举的大字报，写着种种谴责陈平在马共时期的行为，如“卖国贼”、“反叛者”及“罪犯”等。

马国前警员协会主席拿督曼梭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国父东姑阿都拉曼曾说过，马国人民不能与共产党人在一起生活。“希望人民谨记马共的历史事件，因为马共事件不但牺牲了许多军人和警员，不少无辜百姓也身受其害，陈平必须对此负责。”二零零六年十二月，马来西亚森美兰州政府还下令拆除华人墓园中的抗日纪念碑，原因是“抗日的主力共产党是国家的大敌”。坚持拆除的马国新闻部长引用来自陈平的说法，说抗日的主力就是马共，他说：“我知道谁支持共产党……身为新闻部长，我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陈平申请回国居住的案件后移至吉隆玻高院续审。吉隆玻高等法院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裁决，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必须在十四天内出示出生证明及公民权证件，证明他是马来西亚公民，才能继续他起诉马来西亚政府的诉讼。因陈平无法提供相关档，其律师向上诉庭提出上诉。该上诉并被槟州上诉庭于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驳回。上诉庭三司认为高庭基于陈平无法提呈报出生证明及公民权文件供查阅，而驳回其回国申请是正确的。

历史已逝 伤痛犹在

马共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共产党”在马来西亚仍然是敏感课题。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马共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至今也仍然没有定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评论功过是非必然需要依照一定的衡量标准，否则只能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正如“香港人网”上的一篇署名“济济人”的帖子所指出的，“可悲的是，如今很多回忆文章津津乐道的是马共个别成员的得失与逸闻，鲜有能站在人类发展的角度去剖析这段历史者。共产主义运动在华人社会的发展有其必然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尤其是文化因素，更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方面。”该帖指出，首先，马共固然参加了抗日，但是参加抗日战争的华侨包括了左中右派，所以大马的华侨抗日历史并不能全记在马共的功劳簿上。另外，马共的政治目标并不是新马的独立，而是在新马建立起一个像中国那样的集权政治制度，所以马共才会在新马摆脱了英殖民制度而独立之后，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其次，在上个世纪有两大思潮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一个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另一个就是共产主义。从二战结束后，马共的武装斗争并没有给新马人民带来任何文明的成果，相反，一直是破坏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而且马共所追求的、泯灭人性的共产集权制度以及它所秉持的武装斗争路线，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日益显示出其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因此马共的消亡也是大势所趋。最后，这位“济济人”叹道，“马共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内部的肃反运动就平白无故地杀掉了自己武装部队的成员两百多人。在如此困难的丛林斗争时期，马共都可以表现得如此残暴。试想一下如果马共在新马夺得政权，人民将如何度日。我非常庆幸马共没有成功，否则新马人民肯定不会有今日的和平、安宁与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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