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洲人歧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自己不争气？

今年夏天，非洲人在中国忽然受到公众舆论的很大注意，主要是因为7月中旬广州两百名黑人示威，抗议受到中国警方的歧视。事件的起因是两个尼日利亚人看到中国警察，以为是要检查护照和签证，于是就逃跑，结果一人从楼上坠下受重伤，但误传为死亡。

这起事件发生后中国报刊大量报道了在广州的黑人群体，广州以外的人们这才知道在这个南方最国际化的大城市里已经有2万名非洲人合法居留和工作，另外有数万甚至十多万非洲人非法居留。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把大量中国的存货批发到非洲。在给广州带来经济活力和商业机会的同时，这个群体也给城市管理和公共治安带来了很多新问题。除了广州，非洲人还在浙江的义乌和温州立足。

在网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网民对非洲人有很深的种族歧视，他们不是就事论事地看待这个群体由于社会、文化和经济原因造成的问题，而是把这些问题归因于他们的种族身份，认为非洲人就是在道德和智力上低人一等。

如果说非洲人在中国经商、打工和生活会遇上种种不愉快甚至痛苦的经历，从而把这种经历归结于种族歧视的话，那么在非洲打拼的一些中国人也是如此。就在广州非洲人抗议事件之前，中国的网络上传播过两篇文章，谈的就是中国人在非洲的经历，可以说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所谓“大国形像”的一个侧面。

这两篇文章出自同一个姓刘的作者，他在法国留学，后来长期在非洲工作，既经过商又当过世界银行的项目管理，和一些非洲国家上至部长，下到普通老百姓都有交往，是见多识广的人，在中国网民--尤其是那些和非洲有联系的网民--中有相当影响。

他的第一篇文章谈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非洲受歧视？”他说在很多非洲国家，中国人都受欺负。进出机场海关时要受到额外盘问，在路上经常被警察拦下检查护照、签证和驾照，去政府部门办事是也总是受到刁难和耽搁。

但只要中国人送上钱去，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久而久之，中国人的黄面孔就成了额外收入的标志。他说中国一直援助非洲，但很多非洲国家不但不感恩，反而心安理得，而且还得寸进尺，常常向中国开口要这要那。但与此同时，对在非洲的中国人不但不受尊敬，反而处处歧视。于是他问到：非洲倒底值不值得中国援助？

那么，非洲人为什么会歧视中国人呢？这位作者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他们殖民”。

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他的观察，白人在非洲就从不受这样那样的刁难。白人对非洲殖民统治过，而大千世界就是强者支配弱者、弱者服从强者，这就是殖民主义留下的后果。而中国不但从没有对非洲殖民过，反而还援助非洲，所以被看作是弱者和好欺负的。他还说和非洲人打交道就像驯马，只有用强制才能让他们低头。为了证明非洲人欺软怕硬的奴性，文章还引了一段19世纪一个非洲酋长写给英国女王的一封信，恳求英国的殖民统治。

这篇文章在作者的博客上刊出后引起广泛反响并被转贴到其它网页。但几天后，同一位作者又发表了另一篇文章，题目是“非洲人眼中的中国人”。和前一篇文章相反，这篇文章一点都不提非洲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和不公，反而大谈中国人的问题，例如法律意识淡漠，遇事不是依法解决而是花钱消灾；中国人在海外不团结，内斗内耗；中国商品价廉但往往物不美；中国人不注意公开场合的形像，没有公德观念，甚至在飞机上抽烟吐痰；中国人扰乱市场，不是大量廉价倾销就是大量购买，人为地压低或是抬高价格；中国人在项目招标中常常用极低的价格击败欧美公司，但在施工中却偷工减料，以此弥补成本。甚至连中国人的所谓勤劳也有问题，因为在非洲人看来，中国人的勤劳似乎就是为了挣钱，他们不信神，生活没有其它目的。一句话，非洲人之所以对中国人有成见，完全是因为中国人自身的问题。

同一个作者，前一篇文章说非洲人对中国人充满歧视；后一篇文章又说非洲人对中国人的负面看法都是有道理的。怎样理解这样自相矛盾的看法，这种自相矛盾和“大国形像”又有怎样的关联呢？我们下次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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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威权政体语境内的民族冲突

2009年7月20-21日，中欧社会论坛在香港理工大学召开以当代民族主义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在会上做了“威权政体语境内的民族冲突”的主题发言。本文即根据这次发言的提纲整理而成。前不久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7.5”事件，再一次引起世人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强烈关注，也又一次凸显了民族问题对中国宪政转型所具有的深刻的挑战性。

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问题

我不认为近年来频发的民族地区的群体事件是现代化和民族融合进程中的“正常”现象，换言之，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解释不了类似去年西藏“3.14”和今年新疆“7.5”这样的大规模群体骚乱。

我也不赞成官方的“分裂与反分裂”说。从根子上讲，这不过是中共敌对思维逻辑的一个结果，用来掩饰事情的真实本质而已。

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冲突，说到底，是我们这个不合理的政治体制所造成的。党专制的现存政治体制和它的意识形态应该对此负有最终的责任。

当然，这么讲，不是说中国就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民族矛盾甚或民族冲突。由于历史、文化、宗教、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差异，人口众多、在大中华历史演进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汉民族和边疆地区各人口较少民族之间，的确有着复杂的历史交合、融汇或冲突等多方面关系蕴含。另一方面，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各民族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可能。以汉、藏为例，藏族社会在20 世纪上半叶本来已经面临现代化的深刻挑战，传统的、政教合一的西藏上层政治结构需要改革，也已经是一种十分现实的要求。尽管在涉及主权的汉藏关系问题上，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各执一词，但可以想象，如果假以时日，以宪政建设为宗旨的中华民国政府在统一的主权国家框架内完全有可能逐步影响、甚至推进西藏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可惜历史没能提供这样的机会。

新疆的情况要更复杂些。无论是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族或其他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在语言上均属于突厥语族，在文化和宗教上与中亚一些国家有着跨国同源关系，从历史地理上看处于“突厥走廊”的东端。这和藏民族独自封闭于雪域高原的情况完全不同。1864年，阿古柏就曾在南疆及部分北疆地区建立“哲德沙尔”汗国；1944年，又有所谓“三区革命”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建立。虽然都是昙花一现，但却折射出这个地区深刻的“双泛”（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以及其他国际因素的影响。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和 1951年西藏和平协议的签订，是一个重要变化，它们不但标志着“新中国”将在这两个民族地区正式行使主权，而且意味着“党”的理念、意识形态和实际政策将从根本上左右民族地区的命运。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本意在通过改造民族地区，使各族贫苦百姓“翻身做主人”，步入“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来也不失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妥善处理各民族关系的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权体制容纳不了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党的书记（多由汉族人士出任）在任何一个自治区都是少数民族的太上皇，而由本民族人士出任的行政职务往往只是摆设，民族地区的自治权利不可能真的落实。此其一。其二，中共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一方面摧毁了民族地区原有的政治上层建筑，另一方面也在基层制造出无数“敌人”，加剧了民族地区的政治紧张。其三，中共“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势必导致对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和宗教的打击，乃至摧毁，这一点，在毛泽东年代的乌托邦社会改造狂潮中显得尤其惨烈。

理解了以上几点，就不难理解何以会发生西藏1959年的“叛乱事件”，何以至今仍要在新疆保留成建制的、规模庞大的汉人“生产建设兵团”。尽管中国共产党最初是要给边疆各族人民带去“解放”，带去福祉，但由于体制的不合理和意识形态的癫狂，反倒制造了一系列人权灾难，客观上加剧了汉民族与藏、维等少数民族间的不信任、矛盾乃至怨恨。所以我才讲，这么多年来中国边疆地区频发的民族冲突，说到底，是我们这个不合理的政治体制所造成的。党专制的现存政治体制和它的意识形态应该对此负有最终的责任。

体制顽症强化、激发民族冲突

这次乌鲁木齐“7.5”事件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第一次表现为维、汉两个民族普通民众之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说明维族公众中的民族积怨之深已经到了相当可怕的地步。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以上讲的历史的、体制的原因以外，恐怕和改革开放以来威权政体下经济、政治的畸形发展和少数民族普通民众的心理失衡有关。

不能否认1978年以来，“党和政府”确曾花了大力气试图抚平文革和“极左”年代给少数民族带来的伤害。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也没少花钱，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民生的改善。政府在教育等领域提供的优惠政策甚至在汉人群体中引发某些不满。但必须看到，威权政体由于社会发展结构性矛盾在内地汉族聚居区造成的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同样存在，比如贫富分化的加剧，官民矛盾的扩大；某些问题甚至具有更加复杂、更加独特的性质，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大量汉人经商群体的涌入，少数民族普通民众多有在自己的家园被边缘化、疏离化的感觉。执政者误以为强调“致富奔小康”就可以让少数民族的老百姓满意，却忽略了、或者说完全不理解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和宗教需求。装饰一新的寺庙和形式化的宗教仪式不过是做给来访者和外国人看的，暗地里的宗教监控却足以令人窒息。少数民族区域内部的地区分化也越来越明显，拉萨、乌鲁木齐等首府城市的繁华和边远、农牧地区的贫困形成鲜明的反差。

在地方权力结构方面，依附于中央政府、同时又更少流动的少数民族地方权贵在开放和引进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迅速结成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群体；派去的汉族党政官员也在经营自己的小天地。地方权力监督缺失，执法犯法，腐败盛行。而一旦爆发不满或因百姓权利被侵害发生的群体事件，地方官员则习惯于把它归结为“敌对势力”的“挑唆”，上升到“反分裂，维稳定”的“高度”，换取中央的支持和金钱。结果，深刻的官民矛盾、体制痼疾被掩盖，地方权贵的“反分裂饭”倒越吃越香。无助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普通少数民族百姓会自然地把对贪官的不满转换成对汉人的不满。这种权利的被侵害、不满加上被边缘化的二等公民的感觉，难道还不足以积淀为深刻的、一触即发的民族积怨么？

还有更愚蠢的，那就是出于“反分裂”需要而在内地随处可见的“保安”措施，它事实上严重伤害了少数民族公众的感情和尊严。民间组织公盟发布的《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就曾指出：政府在3.14事件之后和奥运之前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和藏人在各种公共场所受到的“特殊对待”，使得藏人、尤其是年轻藏族人的民族意识陡然上升。一位叫白马吉宗的藏族女孩这样讲述奥运期间她在北京的遭遇：“我代表拉萨某公司去北京参加共青团中央的培训，就因为我是藏族人，竟然没有任何一家旅店肯让我入住，气得我和他们大吵，你们这是民族歧视！”

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藏、疆等地少数民族的民族积怨有着复杂的历史和体制因素，并且已经有了长时期的积累。体制的不合理，地方官员的执法犯法、为非作歹，商业化、市场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百姓的被边缘化，司空见惯的对少数民族语言、就业等方面有意无意的歧视，以及在许多普通民众接触的场合少数民族人士常常感到的不平等、被轻视，最终强化、乃至激发了“弱势”一方的民族敌视心理，这种敌视、怨恨往往是非理性的，它没有分析事情之所以如此的深层体制原因，却把矛头指向其实也深受这个体制之害的、作为另一种民族存在的汉人。而我们的汉族兄弟们呢？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往往用同样的非理性来对待我们的少数民族兄弟。结果，体制问题转换成了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既凸显了、又遮蔽了体制问题。是体制性顽症强化、激发了今天的民族矛盾，但它的外部形式却更像赤裸裸的、单纯的民族间冲突。作为7.5事件导因的6月广东韶关事件就具有这样一种性质。

藏、疆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宪政改革的瓶颈

毫无疑问，藏、疆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瓶颈性问题。无论对执政者还是对民间反对派来说，这都是巨大的考验。

藏、疆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政治转型不可能最终完成。反过来说，没有宪政改革的实质性启动和深入，民族地区的体制矛盾和被这种矛盾强化、深化的民族矛盾也不可能真的化解。

必须看到，即便是在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内，找到一个能被各民族兄弟都接受的、相对合理的宪政国家结构安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在目前的党专制体制内，这个问题则绝无解决的可能。

当然，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去考量执政者的“难处”：宪政改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民族地区的问题只是中国宪政改革必须处理的难题之一。中国共产党背负的历史包袱太重。要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要敢于面对历史上这个党、这个政府犯过的种种罪错，要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抛掉那些陈腐的历史观和虚假的意识形态说辞，勇敢地走宪政民主之路，必须有大勇气，大智慧。根本不想改，或心里有想法但缺乏改革所需的大智大勇，事情还是做不成。对于平庸的统治者来说，做不成的事就不如不做。那么怎么办？维持。维持的办法无非两条：一条是安抚加压制，也就是“胡萝卜加大棒”，一方面加大投入，做一些改善民生的面子工程，哪怕钱最终被“蛀虫”们大把捞去；另方面加大“整治”、“严打”力度，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再一条就是继续那套敌对思维逻辑和陈腐的意识形态解释，同时辅以“主流媒体”莺歌燕舞式的粉饰性宣传。

然而，这一套真的能奏效么？未必。掩饰矛盾只能积累矛盾，深化矛盾。从去年的3.14 到今年的7.5就是证明。“境外挑唆”的指控就更糟了，它简直就是侮辱中国民众的智力：即便假设境外有心怀叵测者唯恐天下不乱，如果你真把内部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民族关系处理得和睦融洽，老百姓怎么就那么容易被“挑唆”而“上当受骗”呢？

人们可以把此解释为是缺乏自信，缺乏一个大国执政者应有的自信。缺乏自信，才要制造歌舞升平的假象；缺乏自信，才要操控、垄断新闻媒体，实施信息封锁；缺乏自信，才不敢承认自己有一点点错的地方，而把一切归咎于所谓“敌对势力”。其实，这么大一个国家，哪里出了点乱子，不是很正常的么？为什么就不敢从政府自身方面找找原因？

而在我看来，执政者的文过饰非，死不认错，归根结底，还是制度恐惧在发挥作用。我相信当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群体，至少是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并非没有看到制度困境才是今天执政党的最大困境，藏、疆之类民族地区的问题，只是这种困境的一个结果,一种表现。但还是那句话，不敢从根本上正视这个困境，就不敢往前走，就只能绕着走，回避。然而，回避是没有出路的。借用一位朋友创造的新词，回避是一种懦夫行为，自吹自擂又自我掩饰的政治是一种懦夫政治。它不会把中国引向光明。

说到这里，笔者的意思已经很清楚，我还是奉劝我们的当政者把眼光放得更远些。不管怎么样，你们担负着一个大国治理的责任，不能只盘算如何维持一党的私利。如果你们勇敢点，往前走，我相信民间反对派和全国的老百姓都会支持你们，为你们叫好；包括藏、疆等民族问题在内的诸多疑难问题都有望找到化解的出路。毕竟，我们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但如果还是犹豫不决，心存侥幸，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至多搞点小修小补，体制性困境早晚有一天会把中国搞垮，也把共产党自己搞垮。到那时，共产党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你们又何以面对当年为这个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甚至献身的党的先烈？

从转型战略看民间反对派应取的立场和态度

现在，我想对我们的反对派朋友（包括汉族的反对派朋友和少数民族批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朋友们）提几点建议：

第一，“独立”不可取。虽然少数民族公民的民族自决权应该得到充分尊重，但政治是一件非常复杂又非常现实的事情。在我看来，民族自决权的实施有两个基本前提，一个是“自决”必须出自公民意愿的真实表达，再一个是公众的判断能力和理性化水平要成熟到足以支撑这样的“自决”，使它在整体上是一个理性的、而非情绪化的过程。无论在西藏还是新疆，目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具备实施这样的民族自决的条件。更重要的是，经过60年的演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沿海汉人聚居区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独立”既违背绝大多数汉族民众的意愿，也不符合藏、疆等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更何况，除非中国的现存政治秩序突然发生坍塌，天下大乱，西藏或新疆的任何“独立”企图都绝无实现的可能。问题在于没有哪个负责任的思考中国问题的观察家和行动者期望中国发生这样的天下大乱，因为它必定给未来中国的转型带来数不清的难题，甚至给世界带来灾难。当然，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还会继续往前走，只不过会更加艰难。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创造条件，促进中国的和平转型,避免天下大乱的局面发生。所以，“独立”不可取，因为它的前提不存在，我们也不希望它真的存在或成为现实。

第二，“暴力”也不可取。暴力造成普通公众的生命、财产损失。针对平民的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受到谴责。在官民冲突中，暴力抗争虽然对专制政权构成压力，但也给那些地方恶吏采取镇压手段提供借口，客观上加大体制转型的难度。暴力还容易激发普通民众之间的民族仇视情绪。暴力如果演变为恐怖主义的一种手段，则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以新疆为例，上文已经谈到新疆问题复杂的历史、国际背景。如果反专制和“疆独”、恐怖主义裹在了一起，对于反专制将是真正的不幸。

第三，还是要强调以建设性的态度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在整体性的体制转型进程中谋求藏、疆问题的解决。这包括如下几个要点：

●“自治”是合理要求，核心是真自治，而不是假自治。自治可以在未来的联邦制共和框架内落实，也可以在单一制或我所主张的双轨共和制框架内落实。前提是要解构目前的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体制，逐步建立中国的宪政民主体制。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通过谈判和非暴力抗争，争取少数民族公民的宪法权利，争取包括少数民族区域在内的整个国家的和平转型。

● 建设强大的公民社会，构建各民族反对派的联合，使大家团结在宪政民主旗帜下。淡化民族问题，凸显制度问题。这样，将更有利于各民族要求自由、民主的朋友们形成共识，也更有利于在改革的进程中化解民族积怨，实现民族团结。

● 争取体制内的开明力量；用理智、大度、宽容昭示世人，构成压力，促使体制内顽固者的转变。对现政权遇到的“麻烦”不要抱着“看笑话”甚至幸灾乐祸的心理。不要轻言放弃与对方对话的努力。这既是反对派政治道德的应有高度，也是转型战略的需要。

●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拿出切实可行的未来中国政制的方案，这个方案应既能满足少数民族地区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要求，又能满足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国治理的需要。这就必须充分考虑大国治理和民族问题的双重复杂性，提出合理、成熟的制度设计。另外一项同样艰巨的任务是转型路径的选择，即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最有效地达到上述目标。以上所谈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还极其初步，有待朋友们继续研究，提出更成熟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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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批评中国当局的民族政策

正在欧洲访问的达赖喇嘛，周四出席在日内瓦由西藏流亡政府和援藏民间团体举办的“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讨论会。周四上午，在为研讨会举行的记者会上，面对媒体的提问，达赖喇嘛少有的批评了中国政府，尤其在少数民族事务方面，达赖喇嘛认为：中国西部发生的民族骚乱,暴露出中国政府少数民族政策的失败，因此少数民族政改势在必行。

达赖喇嘛的这一批评，不能不令人想起上个月刚刚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的维汉族暴力冲突。 “7.5”暴力冲突中，维、汉民众受伤惨重，据官方的统计197人丧生，其中无辜死亡者高达156人。但是在暴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指责是境外势力策划了此次骚乱，尤其指责流亡美国的维族领袖热比亚是冲突的始作俑者，并通过媒体进行大力宣传，在国际上，北京当局因日本和澳大利亚政府向热比亚颁发签证提出抗议，从外交层面予以限制；而对许多学者和专家认为应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政策的呼吁无动于衷，对此达赖喇嘛表示了遗憾，他说：过去的六十年来，中国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这些政策没能得到少数民族的信任。

就日前有报导说，在藏区的一些地方，有官员表示藏人可以悬挂达赖喇嘛照片，也可以举行仪式庆祝达赖喇嘛74岁生日，为之祈福的消息。达赖喇嘛认为：这并不代表中国的西藏政策出现改变，而可能只是当地一些干部的做法。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也补充说，目前评论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否有改变言之过早，还要继续观察。达赖喇嘛认为：现在应该是以科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少数民族政策的时候了，同时他还呼吁中国当局采取一个更全面的研究角度。

在记者会上，就西藏问题，宗教领袖再次重申他并不像中国政府指责的那样寻求西藏独立，他说：在不分离的情况下，双方有责任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他也指出和中国政府方面的接触，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的现实。在和中国异见人士和西藏活动人士会面后，达赖喇嘛认为：中国领导人中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存在的这“非常清晰的裂痕”，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不断推动新的立场出现。他认为：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当局可能会重新调整对待西藏和各少数民族的政策，会出现一个相对比较“现实主义”的态度。

对中国国力上升是否会导致西方对藏人支持度的减弱，达赖喇嘛认为西方民众对藏人的支持越来越多，他们的支持是基于对西藏文化宗教及环保方面的关心，西方议会对西藏的支持度也很高，民主国家注重民意和舆论。他认为西方国家认同藏人的正义斗争，知道他寻求中间道路，不分裂国家的努力，问题在于这些国家是否公开支持。达赖喇嘛指出：金钱不是万能的，财富不能使中国拥有一个好形象，他强调：信心是建立在透明和诚信的基础上的；而且看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对西藏的支持，他对西藏的前途感到乐观。

周四召开的这次汉藏讨论会，为期三天，包括来自台湾的藏汉学者、作家、民运人士等各界百余位人士参加，达赖喇嘛不认为应对本次讨论会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是这是汉藏和睦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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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优惠政策为何换不来少数民族的认同和归属感

为什么维吾尔族人会如此愤怒呢？这是新疆“7.5”流血事件发生后，有记者在乌鲁木齐和喀什地区采访时经常听到的一个疑问。与此同时，也有当地的维族人反问道：“不知道谁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真正主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其实，维族人说出这样的话，似乎并非毫无道理。比如说，那些往返于乌鲁木齐和喀什的飞机乘客，虽然大多都是维吾尔族人，但机上广播所使用的却只有中文和英文；再比如说，在东西纵横5200公里的中国，虽然在地域上存在着整整四个小时的时差，但全国只能以北京时间作为标准，即使目前在喀什，太阳要到晚上10点半才下山，也仍旧必须使用数千公里之外的“北京时间”。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上，作者张世政的文章接着说，不仅如此，就连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也被一些维族人看作是当年美国蚕食印第安人土地的西部开拓时代的重演，他们担心这会让汉族人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利益。或许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一直忍受着汉族作为主人的维吾尔族人，当听到其同胞在广东被汉人打死的消息之后，他们胸中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有分析指出，在汉族人口占到91％的中国，有不少人认为，国家在许多方面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就是对汉族人的逆向种族歧视。他们更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官方对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上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竟然丝毫没有能够增强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和归属感呢？

事实上，中国的民族政策所借鉴，或者说照搬的是前苏联的一整套模式。分析其利弊，学者熊飞骏的文章指出，尽管前苏联政府对各个加盟共和国都曾给过大量的慷慨援助，但由于其在各加盟国强制推行的集权专制体制，窒息了社会生机，造成了这些地方的普遍贫困落后和严重的腐败不公。其结果，因落后体制造成的负面效应远远超过了上述经济援助的正面效益，最终造成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普遍离心倾向，直到前苏联解体。文章又说，美国其实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由于其民主体制能够真正为绝大多数公民谋求福利，各级官吏也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特权，公民的权利受到充分的尊重。所以，虽然美国政府从没有为哪个少数民族送钱送物，但绝大多数民族成员都能够切实感受到民主政治的普遍恩惠，并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发自内心的自然效忠。

此外，有学者将乌鲁木齐“7.5”流血事件与近日伊朗因总统选举引发的国内动乱相比较后发现，尽管中伊两国都是国际泛突厥主义的重点目标，但伊朗的这次动乱却基本上只是国内的政治矛盾，并未受到民族问题的困扰。《联合早报》上专栏作者于时语的文章介绍说，虽然大约三分之一的伊朗人口属于突厥语民族，但绝大多数均为阿塞拜疆人，国际社会泛突厥主义的大行其道，曾经对伊朗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1990年代初，当时的阿塞拜疆领导人就是泛突厥主义的一员干将，他不仅公开任命土耳其公民为政府官员，甚至还号召推翻伊朗政权，吞并伊朗的阿塞拜疆族地区。文章又说，尽管如此，在最近的这次伊朗选举动乱中，却几乎完全看不到上述民族矛盾的影子。虽然主要反对派候选人穆萨维曾想利用自己的阿塞拜疆族身份来拉拢同族的选票，但西方的民调却显示，更多的阿族人竟然把选票投给了现任总统内贾德。那么，伊朗是如何化解远比新疆更为严重的泛突主义的呢？除了宗教号召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伊朗社会对阿塞拜疆族毫无保留地全面开放和容纳，阿族人可以在政治和文化上全面参与国家事务，因此，对伊朗产生了真正的认同和归属感。

在过去的100多年来，伊朗社会的上层领袖中阿族人士比比皆是，除了穆萨维之外，就连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都是阿族人。文章强调说，反观今天北京的少数民族政策，其最大的败笔就是除了花瓶式的点缀以外，缺乏真正的社会容纳和参与。综上所述，有观察人士指出，伊朗人成功化解民族矛盾的种种做法，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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