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截访安元鼎对人权白皮书的贡献

9月26日中国的国新办发表了2010年的中国人权白皮书。这个白皮书全文有七大部分，都是非常枯燥的数字，大部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较，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大概很少有人会把它读完，就是读完的人可能也记不住，新华网大概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网上选了一些重点，分别起了一些小标题来做小的段落的报导，其中最热门的可能是关于信访工作的那一条。

网易在转载新华网的报导的时候，用的题目是：〈2009年中国人权白皮书－信访总量连降5年〉，它的核心提示就是说国新办26号发表的这个〈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里面提到2009年全国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7%，连续5年保持了下降的态势。这也是网上跟贴最多的，网民意见最大的也是这条消息。在跟贴上说是参与的人有16万，显示是9,585条，这是在人权白皮书这条消息发出来当天网民关注的情况。

第一个问题就是信访总量为什么需要下降？显然在白皮书里面它是把信访总量下降作为一条正面消息来报导的。我想这首先要从信访工作的性质来说起，因为信访工作可以说是最具备中共特色的制度了。在西方国家他有了问题，一般都是要找相关的部门，但这个相关的部门是确有其部门的，只是说根据你这个问题就有这么一个部门，这可不是中国那个被人称为最神秘的、永远也找不到的所谓有关部门。这里这个相关的部门是很明确的。

中共是很特别的，它的政权也是相当特别的，就说这个江山它认为是它武力打下来的，它也知道这个江山打下来以后是没有民意基础的，因此它就需要制造出这个执政党和人民紧密连系的假象，信访办就是要建立这种假象的这个动机而应运而生的。所以信访办不是今天发明的，1951年中共建政不久就建立信访机构和信访制度，当时建的目的就是想表现中共这个党和人民紧密连系的。到了文革结束一段时间，信访工作的量非常大，主要是解决文革遗留的问题。

中共的这个信访工作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常规操作，而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在这里是政治上的形象工程的需要和特殊事件的需要。政治上的形象工程那就是刚刚建政的时候要表现它政权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而特殊事件的需要就像文革结束以后，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信访工作主要是解决文革的遗留问题。到了1995年，第一个信访条例出笼，2000年信访办升格为国家信访局，这个就有点奇怪了。按理说，在一个国家走向正规化以后，就是随着政府职能、司法机构职能的完善，对于信访这种革命时期工具的需要应该是下降而不是上升，而95年到2000年这一段时间，按说起来应该是国家机构职能完善的一个过程。这就说明了几个问题。就是说在90年代到2000年这个阶段，整个社会的矛盾是激化的，也就是说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这种社会不公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政府正常的疏通环节，要就是没有疏通环节，要就是这些疏通环节没有起作用。第三，就是司法不公，使得在一般的西方国家可以有法律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无法解决。第四个，就是中共一直到现在为止，它都没有解决政权的合法性的来源的问题，所以还需要信访这个系统、这个制度来做为它合法性的民意基础。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到了90年代末到2000年初这段时间之内，为什么要加强信访工作呢？实际上这时候信访起到的是一个常规的社会减压阀的作用，而本来这些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是由其它社会、政府和司法的职能来完成的。由于社会其它管道的不通，社会矛盾又愈来愈严重，这个巨大的社会压力没有出路，最后就向信访这个社会压力最后的减压阀去聚集，结果就使这个减压阀不堪重负。所以到了2000年的中期的时候，中共最终决定要减少，最终封闭这个减压阀，它的代表就是2005年的信访条例。

那不管怎么说，信访在这里我们看到，它不是一个政府的功能，而是一个党的，是中共的统治机制的一部分。这个信访工作以新华网2009年有一篇文章，就是分析60年信访工作的，它的性质用一句话概括叫作：“为党分忧、为民解难”。那“为民解难”这句话是假的，而且是排在后面的，最重要的是“为党分忧”，所以它是党的工具，而不是政府的工具。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信访的总量为什么需要下降？是因为中共到了后期，把信访工作数量巨大、不堪重负看成是一个不好的形象，所以为了解决它的好的形象的问题，而且是为了解决共产党的形象，而不是政府的形象问题，它要减少信访这个数量，因此信访数量的减少是必须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信访的总量是怎么下降的。

有两种方法是可以把信访的总量下降的，一种是实际数字的下降，这个下降就需要各地的暴力截访；另外一种比较简单，就是按照去年同比编一个数字就可以了，它的技术含量就体现在所编造的这数字的大小上。像这个2.7%就比较合适，它不会让人觉得减得太多不可思议，和大家所实际看到的情况太不符合。另外一个，稍微减一点，明年还有继续减少的余地。对于编数字这种方式来减少信访总量，各地的官员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的，它符合这个官场上数字的重要性的这个规律。

首先这个要求是自上而下的要求，就是说要求减少信访总量，这个要求是来自中央的。它一旦和领导责任制挂勾以后，每个官员他都会编，只不过有的时候地方官员由于过于热情，任务完成的过分好了，中央就不得不对这些编得有点离谱的数字做出修改，结果是各地数字汇总以后和中央发布的最终的数字不符合，这个在中国的官场的数字上体现得最充分的就是GDP的数字，各省的数字累加起来一定超过中央的。对于前者，就是实际数量的下降，就是真实的到达中央或者是到达省一级的数字的下降，是通过各地的截访来完成的，怎么完成的？我们不去分析各地的情况，我们最好的注解就是同样在9月份曝光的北京专业截访公司“安元鼎保安公司”。

这个职业截访的公司是愈办愈火红，它从2004年以50万元注册资金开设这个公司，到2006年转让给现在的拥有者，注册资金增加到1百万，2007年全年的营业收入仅仅为861万人民币，而到了2008年这个数字就变成了2千1百万，就是说从2007年到2008年这一年之内，营业收入增加翻翻还不止，而很多人认为这个数字还是远远偏小，就是隐瞒了很多真实的收入。也就是说明对于截访的要求需求量之大，使得这个截访的公司的营业额在一年之内就翻到几千万。

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就说到各地的驻京办都有这个公司的电话号码，显示这个公司生意非常兴隆。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推理，就是说如果信访人数减少了，截访公司的业务肯定会减少而不是暴增，反过来说，会不会是由于截访的业务暴增，截访如此有效而导致上访数字的减少？这个简单的推理就说明，真正的上访的人数很可能是增加的，如果说事实有减少的话，很可能是由于暴力截访的结果。

在这个人权白皮书里面当然还提到了中国人民享有充分的互联网上的自由。那我想凡是在中国上网的应该都有体会，我们这里就不会去谈太多，因为这些例子也太多了，那我们还是以刚才所提到的“安元鼎事件”为例子，因为这个案子比较新，而且是直接的，我们很可以把它和现实做一个强烈的对照，就是互联网有多自由。财经网在9月13日在网上发了一篇题为〈保安公司专职截访〉的报导，揭露的就是这个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拿地方政府的钱来帮地方政府做截访，就揭露这么一个罪行，仅仅过了24个小时，国新办亲自出面把这篇报导做了撤稿处理。

国新办就是这个发表了人权白皮书的国新办，那是13日的事情。到了20日下午，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的网监处的警察就上这个财经网的部门，去上门恐吓去了，结果还是到后来由《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导，就是〈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打破了这个封锁。这里有人说是异地报导起的作用，不过我认为还不完全是，因为封锁消息的绝不会是北京当局，北京当局没有办法去封锁全国的网络，国新办的干预和全面的网络封锁，它这个已经超出了北京当局的这个权力范围。

网络上现在到什么程度呢？你如果到百度百科去查安元鼎的话，我查的结果是：“对不起，您所要查看的词条无法显示”。在这个白皮书的全文登载的网易的跟帖上面显示，参与的人是1,072人，跟帖是126条，但只有24条显示。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一条显示出来的是支持白皮书的观点的，没有能够被显示出来的 102条，很可能观点更激烈，那么这102条到哪里去了？这就是这篇显示中共互联网自由的白皮书所显示的互联网的自由。这还是最好的，它还有跟贴，包括凤 凰网在内的很多大网站跟贴都关闭了，天涯社区关于这件事的论坛也关闭了。

当然安元鼎公司只是一个工具，它是谁的工具？在它自己的网站上它声称它是北京市公安局授权的，但是北京市公安局所授权的保安公司里面并没有安元鼎公司。根据报导显示，安元鼎公司实际上是国家信访局下属的部门，也就是说由信访局养着这么一个截访的公司，来减少到国家信访局去上访的人数，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也充分显示以信访这一件事情为例子的人权状况究竟如何。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人权白皮书是写给谁看的？从跟贴和网路反馈的情况来看，显然白皮书并没有骗得了中国大陆民众，连五毛好像都不敢出头来唱赞歌，或者是不好意思出来唱赞歌，可见中国大陆的民众对于白皮书里面所谈到的中国人权情况是认识得非常清楚的。人权状况究竟怎么样？以前人们还认为自己身边发生的，自己看到的事件是特例，其它地方可能不是这样，全局不是这样，但是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互联网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发现这种恶劣的人权状况是普遍现象，所以受骗上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以前有人相信中共所说的“人权最基本的是生存权”，就像白皮书里面第一部分说的，但是人们发现现在最基本的生存权，衣食住行当中最基本的这些生存权里面有很多仍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或者是比以前更难实现的梦。像居住权就是一个恶梦，居住权包括不被任意拆迁的权利，现在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有不被任意拆迁的权利。还包括什么呢？包括“蜗居”这个电视里面反映的实际情况，还有更糟的蚁族，还有高房价，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敢想像的高房价等等。另外像食品安全、饮水污染等等影响到每个人每天生活的这些生存权都在日益恶化的时候，白皮书在国内除了被人嘲笑以外，不会有其它任何别的意义。

从发布人权白皮书的部门来看，它也不是针对国内的，国新办虽然从名义上看是一个国务院的部门，但它的实际控制权却是中共中央，因为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外宣办。这一类在中国是个很特殊的机构，叫做一个部门两块牌子，像这种机构相对于政府而言，实际上它的作用、它的重要性是对于中共的利益更加重要的部门，它主要是贯彻中共而不是政府的政策。

全世界的人权报告都是指出人权状况的不足，对其它国家对于本国都是如此，它的目的是找出问题以便于改善。一个人权非常好的国家它是不需要去吹嘘自己人权状况好的。尊重人权的国家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机构，都是针对本国和外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提出批评的；人权记录不好的国家，民间机构有的是有机会提出批评的；而当侵犯人权成为政府行为的时候，民间有的时候就不被允许提出人权问题，当局也不会提，所以这种情况下，人权记录极端恶劣的政府和民间都不会写出人权报告来，民间是不允许写，政府是不需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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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元鼎事件的两种解读

南方都市报记者经过半年慎密调查，初步揭开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私设监狱黑幕，触目惊心。

作为一家私营保安公司，安元鼎的业务范围超乎寻常。其最为特殊之处是同中国地方政府签订商业合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由安元鼎公司私设“监狱”，私设“特勤”，关押、控制上访者并将访民押送回原地，移交当地政府。其中对上访者的关押、押送、遣返等每一个环节均是明码标价，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安元鼎的所谓“特勤” ，其制服与警察完全一样，所执行的任务也同警察无异，可称为私立警察。

安元鼎的出现并非几位利欲熏心的不法之徒异想天开的结果。恰恰相反，安元鼎是在近几年中国社会秩序急剧恶化，官员贪腐病入膏肓，社会诚信加速丧失，法制建设大步倒退的环境下出现的。各地官员通过强拆民宅，侵占民地等手段疯狂敛财，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民众赶上了进京上访之路。也正是因此，中国社会用于维稳的经费才超过了国防开支。面对此种局面，北京政府不仅严令各地人员进京截访，并将访民进京人数与当地官员的政绩挂钩。正是因此，截访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为了保住财源滚滚的乌纱帽，为了有朝一日更上层楼，各地官员不惜动员人力，无所不用其极，誓将上访人士抓捕归案遣返回家而后已。在这种情况下，安元鼎私设监狱，私设警察乃是应时运而生，解救地方政权于危难之际的天赐良策。

安元鼎绝非孤案。《瞭望》周刊2009年曾披露：相关省市在中国首都北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有73处。毫无疑问，这些所谓临时劝返场所即是各地私设的 “黑监狱” 。安元鼎事件曝光之后，舆论惊呼此案性质恶劣，其对访民的凶残狠毒令人发指。正如各地在拆迁、征地过程中组织黑社会人员、无业人员充当打手一样，众多中国国内评论认为，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在于其显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黑社会化。

据悉，北京警方已以涉嫌“非法经营和非法拘禁”立案侦查安元鼎。但是，从法律角度讲，安元鼎是正式注册保安公司，2008年甚至被评为A级保安公司。安元鼎同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阻截访民并借此获利是否非法经营？安元鼎以一私家公司之力为国家维稳效力是否非法拘禁？

对于安元鼎现象，可以作出两种解读。一是将中国目前社会仍然看作极权主义体制，尽管这一体制已经进入尾声。国家对意识形态、镇压机器、社会经济命脉仍然牢固掌控，因此，类似安元鼎事例，不过是国家专政手段的延长而已。从这一角度，尽管舆论呼吁对此事件一查到底，不仅应该追查安元鼎作为受委托关押访民一方需要受到制裁，同其签订合同并对其授权关押访民的各地政府也应该受到查处。然而，事情只要涉及公权力，惩治元凶也好，杜绝贪腐也好，落实法制也好，均会成为一句空话。在行政与司法不分，执政党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政治制度下，政府就是法律，公权力之需要就是真理，维稳就是最大的政治。截访天经地义，为政府维稳，何来非法拘禁？受政府委托，何为非法经营？就在事发后舆论一致谴责的情况下，也有传言称北京警察围堵揭露安元鼎的《财经》杂志。目前众多有关安元鼎的评论和网帖被封杀也已证明，关闭一个安元鼎容易，拆除催生安元鼎的社会制度则难上加难。

另外一种解读则是经过三十年单腿改革，由于经济自由有限，政治改革停滞，中国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加速将极权主义政体推向解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国家之所以为国家，乃是由于国家成功垄断了社会暴力。军队、警察、监狱等等暴力机器只能为国家所控制，而不能落入任何帮派之手。安元鼎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显示社会矛盾之恶化和普遍，中国如此强大的国家机器已经力有不逮，无力或无德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则是给国家打破暴力垄断提供了先例，可以视为公权力向社会、向私人武装出让暴力的开始。私设监狱，私设警察既然已经开其端，私设军队又待何时呢？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二十世纪早期军阀混战的局面估计还不至于重现，但却显示国家维稳措施失灵，极权号令不彰之溃败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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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进精神病院的上访人员彭咏康向外界呼救

湖北上京上访人员彭咏康被当作精神病人关进精神病院，至今长达六百多天。家人朋友都以为她“失踪”了。最近，关押她的地点已被外界发现，彭咏康从关押她的精神病院铁窗伸出双手向外界呼救的情景也被外界拍摄了下来。

据博讯网刊登的来自中国“民生观察”的消息，外界一直关注的湖北省武汉市精神病院受难者彭咏康，终于被证实，她从2008年3月“失踪”后，一直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内，至今已六百多天。中国大陆维权组织民生观察工作室昨天发出的信息显示，彭咏康被关押的地点已经曝光，她从关押她的精神病院的铁窗伸出双手向外界呼救的情景也被外界拍摄了下来。

民生观察工作室在昨天发出的信息中说：“彭咏康曾到访过民生观察工作室，我们曾和她有过面对面的交流，后来她也多次向我们投诉冤情，我们认为她完全是个正常人，我们呼吁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立即停止对彭咏康的迫害，还她自由。”

彭咏康是武汉市民，因房产继承纠纷，起诉到武汉市洪山法院。法院判决后，彭咏康认为法官李杰判决不公，在判决书中认可假遗嘱，致她财产和权益受损，彭咏康自此开始了上访。从2005年开始，彭咏康多次找到武汉市洪山法院纪委等各个部门反映并交涉，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彭咏康还于2006年3月在洪山法院门口遭到一群保安殴打并被拘留十五天。同年7月12日，在和武汉市洪山区信访局一刘姓局长谈话时，彭咏康被武汉市洪山区法院强行送到了武汉市安康医院，一直关押到2007年11月16日才释放。在此医院被关押期间，彭咏康被当作精神病人对待，被要求吃治疗精神类药物。

民生观察工作室提供的信息说，彭咏康是2008年3月3日在北京上访时，被武汉市截访人员带走的。第二天晚上，彭咏康曾用别人的手机告诉民生观察，她是被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的人员截访的。两天后，被押回武汉的彭咏康又设法给民生观察工作室打电话，说她被关进武汉市洪山区花山镇卫生院精神病专科了。随后，有武汉访民前去探望彭咏康，发现她已被转移；从那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彭咏康就“失踪”了，武汉访民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民生观察工作室还说，今年11月初，一封署名彭咏康的信件传了出来。彭咏康在信中呼吁外界“救救我！”她在信中说：“我至今已（在精神病院）住了607天”；“因住院生活费全由法官交纳，生活清苦，每天水煮无油的菜。刚吃完饭洗碗了，饿感又袭胃”“病人们都有家人送菜、送汤，他们不许我接触家人，至今家人朋友以为我失踪。连衣服都是捡的别人丢的旧衣服”“我血压190，救救我”。在这封信中，彭咏康还透露她所在的住院部拆了，她被搬到离卫生院几十米远，临街的一栋四层楼上。

民生观察工作室说，彭咏康目前被关押在离武昌城区一个多小时的张湾，关在临街一栋四层楼房的三楼，近日终于有人从窗口看见了彭咏康；彭咏康认出来人，激动得从铁窗伸出双手呼救的情景，被拍摄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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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失地农民，天安门国旗杆下撒满传单

21日，星期五下午三点来自沈阳西河新区农民王金环等7名女上访者，在天安门分批抛撒了1000份要人权的传单。她们的举动让广场的所有人目瞪口呆，尤其国旗杆下的武警和警卫的便衣，更是始手忙脚乱。全部脱岗抢拾遍地的传单。如此时再有一人冲到国旗杆下，已无人防守的光杆国旗杆。今天广场在她们抛洒传单以后二分钟之内警车既赶到现场，但为时已晚，上千份花花绿绿的打印传单让中外游客们领会到什么和谐社会。

因为当地官商勾结，把农民土地强行征用，且不给一分钱的补偿。这些失地农民丧失了唯一 的基本生存权利，迫使失他们派出记名代表进北京上访，先后来北京二次。得到的答复是相信当地党和政府会依法处理。对这样千篇一律，废纸一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信访回复，她们彻底失望了！他们深知去天安门抛洒传单的后果是什么，人莫大哀于心死。万般无奈之下，7位农村妇女从国家信访局之后直奔天安门广场，在国旗杆下抛洒1000份控诉传单， 其诉求简单而悲切：我们要生存！我们要人权！也告诉世界：在中国确确实实有一些农民唯一赖以 生存的土地，让富裕的官商无情的剥夺了。而各级政府却无能为力的解决这强盗行为的现实情况。从视频中听到这些失地的女农民在国旗下的哀号，难道不是对现在是中国人权最好时期绝妙的讽刺吗？

成都法院院长多次避见访民引起愤怒

奥运过后，成都中级法院的牛敏院长接待日，大批访民前往上访，但院长却避见访民，惹起两百多访民愤怒，并与警察及城管等人发生冲突，有人受伤送院，还有人被不明身份人士电话威胁。

据大陆的民生观察网站星期五说，本星期二上午八点左右，成都中级法院门前聚集了近二百多名访民，他们拿着自己的申诉材料等在门口，在高呼要求牛敏院长出来接待无果的情况下，访民又各自拿出各种各样的申冤状，小黄旗，半导体喊话筒，大横幅，其中七，八十人穿着同样的白色冤衣，胸前写有：强烈要求纠正千件冤案，背后则写有“严惩司法腐败”等字句，还有人高举中纪委就解决信访问题的最新规定，并高呼质问“难道非要我们上访人员变成人肉炸弹，才能解决问题吗?”随着访民的愤怒不断升温，围观群众也越聚越多，连主干道也因聚满了人而使交通中断，随后法警，交警以及派出所警察等都纷纷赶到劝导，疏散，维持秩序。

在现场看到整个过程的一位姓邓的市民星期五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星期二是成都市法院的院长接待日，法院是提前告诉这些访民的，但是法院院长却没有来，因为很多访民就是等待这一天向他反映问题，因此这一天访民就特别的多，他约定了很多次接待都没有接待，所以老百姓开始激动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星期五打电话给成都市中级法院院长公开电话询问有关情况，接电话的是公开电话的值班员，以下是本台记者与他的对话。

记者：星期二那天怎么会没有人接待访民呢？
值班员：我们还不清楚，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记者：你知不知道星期二在你们门口有访民与警察有冲突？
值班员：我们八点半到这里上班，其他情况没人跟我们反映，我们不知道。
记者：那么你们接电话起什么作用呢？
值班员：比如说你有什么事跟我们反映，我们做记录，之后按照规定的程序，上报或者处理。
记者：那么你们一天会接到多少个这样的电话？
值班员：十几个，几个。我们是按照规定来办。
记者：那么你们规定星期二接待为什么不接待?
值班员：这要看有的访民是否符合院长接待的条件。
记者：不会所有的访民都不符合条件吧。
但是对方并没有回应这一问题。

据那位姓邓的市民表示：那些访民非常愤怒，就喊打倒腐败法院，就发生了一些冲突，城管，警察都来了，发生了混乱，一直持续到下午三，四点钟才结束。与他们发生冲突的这些人不是警察，是城管这些人，警察并没有直接打人，冲撞很轻微，比以前要温和得多了，有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对人很粗鲁，就打人了，他们穿着便衣，之后110警察赶来了，路也给堵了，交警都来了，还在现场打访民，威胁访民的都有。混乱中，一名男访民被车撞倒，医生，救护车也赶到，场面非常混乱。也有不明身份人士打电话给访民相威胁。

记者：多少访民收到威胁的电话？
姓邓知情者：有七，八个，十来个访民收到威胁电话，叫他们小心，不要上访，叫他们回去，再在这里闹就怎么样，怎么样的。

据了解，成都中级法院近年来的判决很多被认为是冤假错案，不服法院终审判决的再审案件就高达4000多件，上访被打，被非法关押，甚至拘留，劳教，比比皆是。

北京八旬老太申请抗议反遭劳教惩罚

北京当局为奥运专门设立了示威区，但是，两位年近80的北京老太太却因为长期上访、申请抗议遭到惩罚。这两位老太太吴殿元和王秀英先后五次向当局申请到新设的"集会游行示威场所" 游行示威。但是，她们的申请没有到当局批准或拒绝的答复，后来，两人同时遭到被判劳教一年的处罚。79岁的吴殿元和77岁的王秀英原来的住房于2001年被强制拆除。之后，两人就一直不断上访。

吴殿元的儿子李学惠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表示，两位老太太从8月5日至8月18日期间，先后5次向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申请到新设的"集会游行示威场所" 进行游行示威。但是这些申请无一得到当局批准或拒绝的答复。两人于8月5日申请游行当天还被公安局扣留盘问10个小时。李学惠说，8月17日中午，吴殿元和王秀英同时收到北京市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7月30日签署的的"劳动教养决定书"。他说，两位老太太8月18日再度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时，执勤的公安人员告诉她们，因为两人已经在8月17日收到劳动教养决定书，所以她们现在没有权利申请游行示威。李学惠表示，他们准备通过司法渠道提出行政诉讼，状告北京市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表示："积极上访的吴殿元和王秀英在申请游行示威后遭到当局处罚，显示了政府所宣称的在奥运会期间专设'集会游行示威场所'供民众申请游行，不过是在作秀"。她指出，尽管民众提出许多申请，但当局除了报复的行动外，未有批准任何申请的报道。

近十几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因征地、拆迁、国企改制、军人转业导致的上访人次剧增。

外媒记者提高对中共批评声浪

不同体制及不同价值的东西总是会表现出对立，这一点在近日北京奥运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现的尤其明显。近些天，西方媒体记者咄咄逼人的味道在新闻发布会上越来越浓烈，终于在周四爆发出来，其导火线既是英国记者在北京采访支持西藏示威活动遭到北京警察施暴和拘捕。

北京奥委会14日的记者会上，一开始就显得山雨欲来风满楼。英国第四频道记者汤姆森，咬紧国际奥委会对中共当局没能信守诺言改善人权、提升新闻自由等，穷追猛打，追问国际奥委会是否觉得丢脸。吉斯尔答覆时强调奥运进行极为顺利，运动精彩，场地美观。但是记者强调自己并不是要问场馆好不好，而是奥委会是否因中共没有履行新闻自由和改善人权的承诺而感到丢脸。英国记者责问吉斯尔抓不到重点，但吉斯尔说应该让其他记者发问，而另一位记者立刻大声说，我也想听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何况刚才我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吉斯尔只落得一脸尴尬。

处在这场争论风口浪尖的还有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王伟，这位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共官员。但显然这位中共培养出来的官员谙熟中共对外的一贯套路，当有人提到示威区无人示威时，王伟把“球”踢给了公安部门，后者至今拒绝披露具体的申请及被拒人数。王伟还反唇相讥，指责持批评意见的记者“少数人来了后专门挑毛病，批评个不停，鸡蛋里挑骨头”。是不是真有人鸡蛋里挑骨头？大家心知肚明。此次言语交锋是中共与外媒就如何评判本届奥运会的问题而展开的一场越来越激烈的较量。奥运开赛以来，中共当局把镜头对准了奥运会的华彩篇章，从令人目眩的开幕式表演、到摘金夺银的中国运动员，以及各国奋力拼争的赛场英雄，例如誓夺八金的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等。

华尔街日报报导称，往届奥运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时有争论，但问题大多都针对组织工作不力或饮食欠佳。可对北京而言，围绕奥运的种种争执却反映出人们对于中国政治体系以及中国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上分歧日益加深。不只如此，中共当局此前为了展示一个好的形象，高调宣布设立三处专门示威区，但如今一些递交了示威申请的中国上访者遭到拘押，三处示威区依然空空荡荡。据上访者和人权组织称，示威区空空如也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对有意申请示威的中国维权人士和上访者采取了打压和威胁行动。许多人被责令离开北京，其他人则处于严密监控下。

而中共在奥运开幕式上的一系列造假举动也被许多西方人认为是缺乏诚信，并拉大了双方的距离，比如开幕式上的小女孩“假唱事件”。之所以上演这出“双簧”，是因为主办方认为真正演唱这首歌的女孩外貌不够可爱，并拿出了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用到这种场合，大多数西方人可能是闻所未闻。 不只如此，中国女子体操队员年龄造假也引起了一系列质疑，这些年龄尚小的孩子们的生活，未来也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众所周知，中国体操队的孩子们很少回家，中国女子体操运动员江钰源母亲日前接受浙江媒体采访透露，自己的女儿已经6年没有回家。这在国内一些人看来的奉献精神在海外实难理解，一个西方媒体人表示，这如果是在海外，家长早就告上法庭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运动员首先是一个人，然后再是一个运动员，不是一个国家利用来的机器。

美国NBC电视台昨天采访到一位曾经的中国女子滑雪冠军赵永华，现在同母亲住在一间陋室中，每个月的补助只有200多元。1997年，赵永华代表八一队在全国高山滑雪冠军赛上一举夺得4枚金牌，但随后被查出糖尿病，须停止大运动量训练和比赛，但并没有得到教练重视。赵永华带病参赛，1998年，赵永华失去了继续参赛的能力。家里为了给赵永华治病，借遍亲戚朋友，花掉了10多万，背上了7万多元的债。当中国青年报去年采访她时，严重的糖尿病使她的双目近乎完全失明。身心备受伤害的她在NBC采访中，形容自己浪费了青春，毁掉了健康，人生对于她是一个失败，而不是成功。如果那些正在享受金牌辉煌的体操队女子听听她的故事，不知会是怎样一个感受？

抗议圈形同虚设,申请者被拒或拘留

8月8日上午，英国星期日电讯报记者走访北京批准的三个抗议区之一的日坛公园，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显示有抗议正在进行，或有任何抗议平台或发言的设备，只看到一些奥运会志愿者在入口，检查记者的新闻特许证。图为日坛公园中悬挂的一幅宣传奥运的横幅。（JEWEL SAMAD/AFP/Getty Images）

屈于国际压力，北京在远离奥运主要场馆的公园设立三个“抗议圈”，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抗议申请得到批准，甚至有申请人被拘留。外电评论说，公民的任何申请都可能被冠以“危及公众安全”的违法名誉被拒绝，中共在奥运期间摆出开放更多自由的姿态，却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据华尔街日报周六（8月9日）报导，北京奥运会，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国际事件，已成为人权活动家们、从宗教自由到西藏和达尔富尔所有活动的焦点。甚至在中国出席开幕式的美国总统布什，据美联社报导，也在敦促中国“让人民说他们想说的事情”。

北京屈于国际压力，在远离奥运主要场馆的公园设立了三个抗议区。计划示威的人必须申请许可，可是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人，即便他们已提出要求，获得许可。周五上午，开幕式的那一天，36岁的单春再次到警察局登记。她说，她被军队解雇是不公平的，并且当她拒绝上级的示爱后，她的个人档案被改变。这次，警方告诉她，他们会通知她是否批准。但到周五下午，三个公园的官员都表示，尚不知道有任何人得到许可。在日坛公园，人们在打太极拳，玩排球和在一个池塘垂钓。两名妇女在走着佛来明哥舞步。一面旗帜上写着： “热烈欢迎奥运会 构建和谐社会”。

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没有回应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的要求。在公园的警察很多。 迄今为止，中共摆出允许开放更多自由的姿态，但没有实质的内容，它一直极力封锁异议人士的活动，并大力实施镇压政策，而不是给予新的自由。 不像外国团体抗议各种涉嫌侵犯人权的行动，大部份中国人有的是个人的冤屈。他们到中央政府上访，这种做法可追溯到中国古代。但在这个上访体系中，他们经常被骚扰并失去信心。现在，在奥运会的聚光灯下，政府承诺市民可以抗议，访民们正在申请。单女士已与另一上访人陈大山一道申请，陈是她在申请处等候期间遇见的。

两年前，陈先生20岁的女儿在军队的一场音乐会中晕倒。当53岁的陈先生到达时，女儿已死在救护车后面。陈先生怀疑这是一场黑幕。他以前曾到北京催促审案。现在，他又回来了。他说：“只有现在对政府的压力才是最大的。在奥运会之后，将不再会受到关注”。 而对于单女士来说，她担心申请将再次被拒绝，但她说，继续尝试非常重要。她说：“我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被重视，我不会放弃我的基本权利”。

据金融时报8月8日报导，一位访民已被警方拘留。在此之前，她申请在北京专门指定的奥运抗议区内示威。这位被拘留者名叫张伟，她的住宅为让路给北京前门地区发展市场，两年前被拆毁，显示中共政府在今天的奥运开幕前还在打击访民。张女士的家人昨天说，警察认为她涉嫌“扰乱社会秩序”，上周三拘留了她。她的家人得知，张将被转移到北京的一个拘留中心。张女士和一些前门居民向警方申请，希望在北京公园三个指定抗议区中的一个举行示威活动。但警方拒绝了这项申请。几天后她被拘留。张被拘留说明这些挑战国家地方政府的公民所冒的风险。这将会引起人权团体的批评，既北京设立抗议区是作为公共关系运动，而不是真正试图指定地方允许公民发出反对声音。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8月9日报导，对于更多坚定的政治示威者而言，大量警卫和媒体包围着的鸟巢是唯一能够让抗议信息传向世界的地方。但对于那些不想承担被逮捕和递解出境风险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完全合法的途径：中国当局在首都周围已预留三个“指定抗议区”。 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来，这种地区已是每届奥运会的一个特点，中国也是在回应奥运期间言论自由被限制的批评而设立这样的专区。然而，它们与伦敦海德公园角落允许自由演说大不相同。例如，这些地区被设置在难以到达的郊区，离主要奥林匹克体育场七英里之远。此外，这些允许示威的规则如同中国任何官僚主义那样的严格和复杂。人权活动家已指责这些毫无价值的“抗议圈” ，并预测在运动会期间可能不会有人愿意到那里去抗议。

中国公民申请许可证的第一关是北京公安局，他们负责处理一切，从日常警务工作到长期监测被认为是威胁国家的人。 计划示威的人必须在至少五天前申请，并填写申请表，说明抗议目的和时间，这期间做什么事，在横幅和海报上的口号标语，估计有多少示威者，以及是否使用扩音器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扩增音响设备。外国人要经过同样的程序，并确保他们的申请是用中文书写。但是，这冗长的文书工作，还仅仅是第一道障碍。北京奥组委网站上声明，“集会游行是公民的权利，但必须强调的是，公民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这个抗议，换句话说，必须满足中国现有的公众示威法律，因此在这种框架下，示威几乎不可能举行。

在中国，威胁领土统一的抗议是非法的，这意味着人们不能集会主张西藏有更大的自治或独立。在北京，没有永久或长期居住权的人也被禁止从事抗议活动，这也排除了许多来自各省到北京最高法院上访的人们，他们指控土地被非法没收和当局的腐败事件。任何申请都可能以‘危及公众安全’的名义被拒绝。 公安管理部门拒绝了星期日电讯报记者就该部门的程序、已收到或核准的申请抗议许可证数目等进行采访。周五上午，在北京批准的三个抗议区之一的日坛公园，一些奥运会志愿者在入口处阻止星期日电讯报记者，并坚持审核新闻特许证。不过，那里没有迹象显示任何抗议正在进行，或有任何抗议平台或发言的设备。奥运会志愿者郭龙说：“如果人们要抗议，他们需要得到市公安局的许可，一旦得到同意，他们就会打电话来，我们会为他们安排一个地方”。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示威者，无论是官方或非官方的。"

奥运前夕数千海南访民省政府喊冤

奥运前夕，尽管中共加强军管戒备，制造恐怖气氛，各地仍然群体抗议事件频发。自7月31日起至今，每天都有一两千的海南访民聚集省政府、市政府上访，喊冤、反腐败、要人权的声音此起彼伏，访民们并带备法律文书“对待人民上访不准使用暴力”，直接挑战周围严密监管的警察。面对民众群起抗暴的呼声，中共不敢轻举妄动，事件发展令人瞩目。

海南访民上访的消息首先是在国内最大的论坛－－新浪网论坛发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友在8月2日早上，贴出了《奥运前夕海南省大量访民聚集在省政府门前上访(组图)。文中披露，“7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点左右，来自海南省工商银行、海口市桂林洋农场、市邮政局的八十多名访民冒着炎炎烈日来到新省政府大楼上访、由于正值奥运前夕，并且之前在贵州翁安、云南孟连刚刚发生过几百至上万人的反抗政府与警察的抗暴事件，所以中共海南省政府对这种大规模上访事件非常敏感，派出几十名警察和一些警车包围监视着这些访民担心有以上类似事件发生。” 文中还披露，而当天下午聚集的访民已经近一千人。

记者3日致电海口市桂林洋农场上访代表李兴先。他表示，自上周四开始，他们农场四十多位农民都有参加上访，而这两天海南各地上访的人更多，每天都有一两千访民聚集省政府、市政府前，场面非常鼓舞人心。他说：“包括省政府、市政府前，总共有两三千人去上访，天天都有人去，卖盒饭的人都乐坏了，五块钱一个的盒饭很快就卖光了。好多人都去挂旗。旗子上写“冤枉”， “为正义在”，“打倒腐败”， 他们还大喊冤枉。”

据知当局在现场只是派警察监视但没有采取行动。但李兴发披露，有自称纽约记者致电给他们的代表想采访，结果当局就以“勾结境外破坏奥运” 为由，把他们的一名代表给扣押了。被问倒是否害怕被打压，李兴先说，他们多年上访都解决不了问题，这次是忍无可忍，而且“为正义在，不怕被打压，” 。他并说，这次上访的人多，中共也不敢打压。 “我们带备文件“对待人民上访不准使用暴力”，要求他们平息这些事情。我们有决心和他们顶到底，我们准备奥运后还要到北京。"李兴先表示，他们上访主要是抗议桂林洋农场场长黄玉宁和下面的官员，勾结成利益集团贪污腐败，剥削他们的血汗钱。‘从９１年到现在，他们侵吞两千万，拿走农民的土地，六万多亩土地卖掉三万亩，一分钱都不给我们。还剥削老百姓的土地管理费，1000元土地收200元管理费。这种事情不是比以前土地恶霸还要恶霸吗？现在共产党党员贪污腐败不得人心。’

据知桂林洋农场职工仅仅01年就到海南各部门上访18次，又写信到中央，中央信访部门等，以及向海南当地法院提出诉讼，但都得不到解决。53岁的李兴先慨叹土地被征走后，全家生活困难，女儿考上大学都付不起学费。他说自己一定会继续上访，讨回公道。‘我一定要用正义打倒你的腐败份子。我们告了这么多年，不给解决问题。’他还披露，当地的水被附近的冷冻厂，木材厂排泄的化学污染物污染，种出的西瓜里面空心，又硬又不甜，不像以前的西瓜这么好吃。他们要求法医化验，也不里。他气愤的说：‘共产党官员上下太腐败。（中共）你能代表国家，你能代表人民吗？还不把人民当人看。’

附:桂林洋农场769名访民公开信：

桂林洋农场769名访民向省政府领导递交联名信反映她们所在的桂林洋农场领导私售土地、贪污巨额征地补偿款、扶贫费、降温费等一系列重大腐败问题。以下是她们写联名信的主要目的和要求：
1.派驻工作组到我们桂林洋农场，彻底调查16年来引发广大职工强烈不满和抗议的个别领导未经全场职工代表大会集体表决等民主决策程序非法低价出租、出售、转让三万三千多亩农场土地给养殖户、开发商、大学城等行为，重点查处其中严重违反政策、法律、法规的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坚决处理或罢免相关责任人，并对触犯法律的农场领导向法院提起诉讼。
2.已经征用、转让、开发的土地，农场按照国家土地征用补偿相关政策或规定给我们广大职工发放合理的土地征用补偿金。
3.重新恢复并确认我们对原有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或使用权，归还原属于我们的土地，由我们继续耕种使用。
4.农场补偿欠我们5000名国营工人的几十年来的工资、福利待遇（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
5. 追缴农场领导、机关干部集体贪污农场职工的夏季降温费2100万元左右，并把这笔费用全部返还给农场职工。
6. 补偿李运英任场长时违反规定无故克扣全场职工的三年工龄、返还农场拖欠退休工人十多年的工资1300万元左右，恢复农场违反规定开除的三百多已婚妇女的工作或发放补偿金。
7. 重视桂林洋地区的环境保护和治理，禁止附近冷冻等工厂排放有毒的污水污染环境、农田和鱼虾塘，还给桂林洋地区原有的纯净绿地。
8. 没收归还农场个别领导违反国家政策私自划分给大队干部的1830亩“干部经营地”，并撤职、查办相关责任人。
9. 调查处理农场有关领导违反国家公务员政策经商的行为，并没收有关领导在桂林洋市场私自拥有的商业铺面。
10.依法从严处理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超生两胎或三胎的农场干部和家属。撤职79年后出生的超生干部。
　　　　
上访代表：
林书坤 陈继财 冯廷思 手机(13518807171) 李兴先 颜学深 许亚文 (13036001979, 13876013911,　
13876367242)　　　　
桂林洋农场农民769名集体上访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