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仿六四 戏演给谁看

最近阿拉伯世界风云突变。突尼斯、埃及、也门、叙利亚、约旦、巴林、利比亚等国民变四起。突尼斯和埃及独裁者选择了退却下台，但利比亚“狂人”卡扎菲在电视中连吼“前进”，扬言与示威者战至“最后一滴血”。

卡扎菲效法六四，可谓丧心病狂：坦克和机枪和迫击炮尤嫌不足，甚至出动飞机轰炸，发射导弹袭击，把许多民众炸得身首异处，惨不忍睹。有报导说，至少640人丧生，伤者千余。卡扎菲孤注一掷，破坏国内石油设施，用冲击油价和股市威胁世界。

卡扎菲倒行逆施的结果是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精锐部队掉转枪头，驻外官员相继倒戈，众部落接连加入反对阵营，内阁高官纷纷辞职，第二大城班加西以被反对派占领，国际谴责制裁声浪日增。看来，在位40余年的卡扎菲已四面楚歌，其下场可能不是 “作为烈士而死”，而是身为屠夫上绞架。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被里根称为的“狂人”居然声称六四镇压是其大开杀戒的强势理由。他说，北京学生在天安门抗议多日，中国领导人派坦克碾碎学生，进行清场，因为中国的统一比广场上的那些示威者更重要。

当然，卡扎菲是抱着学生对老师的崇敬心态和不容辩驳的口吻来谈论六四屠杀的。但这种带有拍马的自信却让中共受用不起。20多年来，中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用扭曲事实、强行漂白和“发展经济”等种种手段才勉强遮掩起来的血案，被卡扎菲用次犯无意咬出主犯的方式轻率地破坏了。一贯是中共门客的卡扎菲却以真心赞赏中共的方式无意中触碰到中共的痛处。中共气恼但又无法辩解，因为那场北京屠城是个事实。世界并不是不清楚，只是在中共的经济利诱面前昧着良心装糊涂而已。

中共并不是不想“处分”卡扎菲，只不过要处置有“国家主权”的小喽啰并不像杀几个党内贪官那么容易。所以，在利比亚爆发民众抗议后，中共媒体的报导先是“语焉不详”，尤其对示威活动和暴力镇压的情况闭口不谈。但卡扎菲发表电视讲话后，中共媒体开始有选择地陆续出卡扎菲的丑。这一方面是惩戒卡扎菲捅篓子，另一方面卡扎菲大势已去，不妨再踩上一只脚。

卡扎菲效仿六四，到底说明什么？这场戏演给谁看？

首先，卡扎菲把中共六四镇压当作成功典例和学习楷模，这说明中共的血腥镇压为世界上大大小小独裁者树立了行事标准。也就是说，中共才是卡扎菲这样手沾鲜血的暴君背后的精神支柱。
进而推论，当中共的六四血债和历史罪行没有受到清算时，当中共的邪恶本质没有被充分认识时，与中共相似的小邪恶国家就会觉得肆无忌惮。比 如，当中共对法轮功进行种族灭绝的罪行没有受到清算和为世界充分认识时，伊朗总统内贾德就可以毫无忌讳、语出惊人地声称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神 话”，说大屠杀是欧洲人应该付出的代价， 因为同样的发生在中国的现代屠杀行为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和受到清算。

其次，卡扎菲用中共六四镇压来证明自己实行镇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实际上是对西方沉默政策的挑战。如果西方对中共用经济发展掩盖六四镇压集体沉默时，卡扎菲实际上就有了最好的理由要求西方对自己闭嘴。

所以，这对西方是一个警示：对中共大邪恶的沉默和让步，实际上就减弱了制约卡扎菲、内贾德和金正日等小邪恶的道义力度。卡扎菲的“中共做得、为何我做不得”的逻辑实际上是将了西方一军，促使西方重新思考和调整对中共的政策。

最后，卡扎菲镇压民众的结局预示了中共领导人的下场。虽然利比亚的局势仍在发展之中，但半壁江山已归民众，卡扎菲大势已去。但卡扎菲强势镇压，双手沾满鲜血，下场将比主动出逃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悲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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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揭秘 扯下中南海惊天黑幕

由澳大利亚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所创办的维基揭秘（Wikileaks），接连和大量披露源自美国政府的机密档。暂且不论这一重大泄密事件所涉及的司法纷争或维基揭秘创办人个人的诉讼官司。面对这一轰动世界的爆破式资讯解密，迄今，包括美国在内，没有任何一国政府出面否认遭泄密档的真实性。

事实上，这些动辄以数十万计的秘密档，不仅具有爆炸性，而且具有真实性和权威性。因为档案来源，既不是那种只能记录表面现象、至多达到背景分析的新闻报导，更不是那种道听涂说、人云亦云的小道消息，而是来自美国政府的机密档案。鉴于美国情报机构遥居世界榜首的收集手段、渗透能力和覆盖面积，其机密档案的客观性、真实性和权威性，无人可以低估。当维基揭秘披露涉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军事机密时，几个月来，中共官方媒体大肆报导，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当11月底，维基揭秘披露美国政府外交机密后，中共神色陡变，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全面遮罩和封杀维基揭秘。原来，这些外交机密，涉及中国部分，曝光中共高层大量秘闻。比如，瑞士银行巨额存款。

从前，中国人熟知的，都是国际上臭名昭著的独裁与腐败头子，才在瑞士银行暗存巨款，诸如菲律宾的马科斯、巴拿马的诺列加、伊拉克的萨达姆，等等。如今，维基揭秘曝光：中共高层和高官，在瑞士银行拥有多达5,000个帐户，其中，三分之二属于中央级大员，几乎所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人人有份。吃惊之余，又觉得不该吃惊，国际上，还有什么样的独裁与腐败头子，其贪婪，其糜烂，其胆大包天，能够超得过盘踞北京的独裁与腐败头子？也是通过维基揭秘，人们发现：几乎所有中国政府对外投资和对外采购，都附带回扣条件。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大举投资？

因为中共与该国自由党关系密切，方便中共高官吃回扣。而当加国自由党下台、保守党上台后，中国政府就将投资转向澳大利亚，采购澳洲矿砂，首要动因，同样基于吃回扣。到2010年，澳大利亚政府换届后，中共当局又将投资转向印尼，继续吃回扣。巨额回扣，直接流入中共要人或其家属帐户，包括江泽民、胡锦涛这等级别。于是，人们可以明白，去年曝光的胡锦涛儿子胡海峰卷入纳米比亚行贿案（中方承揽该国机场港口扫瞄设备专案），不过是中共要人涉入的无数对外行贿案之一。

透过维基揭秘，人们也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中国政府购下美国巨大国债、并不断增购？原因之一，也在于，巨额美国债券所伴随的巨额回扣。中方收购美国债券，由中国证券公司出面；与美方交割，多半经由高盛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将这些回扣源源不断地汇入中共高层开设在纽约的几百个帐户，包括中共副总理王歧山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家属的帐户。

原来，中共中央的所有行为，背后都是一个“贪”字！这些行为，往往以“政策”为幌子，具有超级欺骗性。

中共中、下层官员贪污，着眼国内项目；中共高层领导人贪污，瞄准国际项目。这才叫“神不知鬼不觉”，这才是大手笔。“鲸吞”二字，只有在中南海大贪官那里，才神传其内涵；“腐败”二字，也只有在中南海大贪官那里，才达到“规模经营”，实现“规模效应”。厚黑深处，举世无双。

维基揭秘泄露，曾出任中共外交部长10年、后转任国务委员、副总理的钱其琛，竟然是美国政府线人！起因是，法国军售台湾，台湾政府（时任总统为李登辉）为削减中共压力，默许法国军售回扣经香港流向北京，其中，部分回扣从香港汇往美国，直接进入钱其琛儿子强尼开设在芝加哥的帐户。这一巨额不明财产来源，遭到美国国税局调查。“鸟为食亡，人为财死。”为保下儿子强尼，钱其琛不惜放下老脸，亲自出面，承诺与美国政府合作，向美方提供中共高级机密。鉴于任职中共外交系统的，多为钱其琛旧部或学生，凡事向钱请教。于是，不论钱在任、半退休或退休，都能牢牢掌握中共外交命脉。从2001年起，钱经常差遣手下心腹，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密报中共内情。

正是经由钱其琛手下线人密报，美方掌握到：北朝鲜根本就没有核武器，都是中共在那里部署的。惊天秘闻！这名钱记线人透露：中共在北朝鲜秘密部署核武器，目的是要美国放弃台湾；如不然，借由永远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六方会谈”，中朝唱双簧，牢牢拖住美国。甚至于，可让金正日政权充当中共“核代理”，发动战争，北京则坐收渔利。

其实，深知中共者都明白，这不过是中共厚黑惯技。就像当年与国民党内战时期，中共军头往往下令其佯攻部队，“打得越凶猛越好”，以便有效掩护其主力部队从另一方向发起真正的总攻击。

当年朝鲜战争，中共于战前就向北朝鲜输送中国朝鲜族军人，冒充朝鲜“人民军”，并充当其主力。首批输送6.9万，开战后又输送10万，眼看还不够，才直接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百万大军，与美国和联合国军死搏。

或许，正是因为美国已经明了平壤跳高、由北京主使这一严峻现实，在相继发生北韩炸沉南韩天安舰、炮击南韩延坪岛事件之后，美、日、韩三国才不再理会中共“恢复六方会谈”的假意“呼吁”，而径直举行三国磋商，强化美、日、韩三国同盟。

维基揭秘还证实：中共在加拿大校园建立共青团组织。这符合之前外界的推测。事实上，中共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以及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中，都出资营建其党团组织，让这类组织以“爱国”为名，行“拥共”之实，随时在海外滋事。

2008年，曾有部分“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在加拿大示威，支持北京红色奥运。至于这类闹剧的经费，维基揭秘披露，来自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设在加拿大的帐户，具体执行人是号称“中国巴菲特”的唐炜臻。在周永康的加拿大关系帐户上，显示共有两千万美元存款。

维基揭秘涉及中国部分，相信还有更多的未爆弹，有待引爆，震撼可期。中共发言人前后三次表态，将中共高层的复杂心理暴露无遗。

第一次表态，要求“美国政府管好自己的机密”，证明中南海也承认遭泄露文件的真实性；第二次表态，是在中国部分曝光后，中共发言人斥维基解密“内容荒谬”，但“希望不影响中美关系”，表明中南海心态的难堪与无奈；第三次表态，中共发言人干脆说，档案泄露，是“颠覆中国的阴谋”。反映中共领导人内心深处的惊慌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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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为何不对“维基解密”痛下毒手？

继公布美国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秘密文件后，“维基解密”网站于11月28日再度公布了一批美国机密文件，主要是美国驻外使馆发送给美国国务院的25万份秘密文传电报，内容涉及当今每一项重大议题，如沙特国王敦促美国攻打伊朗、阻止伊朗核计划，俄国总理普京和意大利总理的关系，美国如何希望叙利亚不要支持真主党、对英国领导人卡梅伦的批评、对德国总理和外长的消极评价，以及中共黑客已成功入侵美国政府、西方盟国、达赖喇嘛以及美国商业企业的电脑系统等。

对此，美国白宫发表声明予以谴责，称其举动是“不顾后果的”、“危险的”。白宫表示，解密文件可能会危害美国和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有可能给美国外交官、情报人员等带来危险。此前，美国政府业已表示，拒绝与“维基解密”就其拟泄漏的数百万份机密文件一事进行谈判，同时宣布“维基解密”持有这些密件，属于违反美国法律的非法行为。

在谴责“维基解密”的同时，美国除了在内部甄别可能的泄密者，还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培训、改善电脑系统的安全，以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事件，还早已下令各驻外外交使节放弃感恩节周末假期，向所在国政府事先通报，希望降低负面影响。“美国目前做了最坏的打算，因为泄密文件可能涉及到多个问题和众多国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11月24日如是说。

众所周知，前两次维基泄密、尤其是战争中枪杀无辜平民的视频曝光使美国政府在政治上十分被动，而此次曝光的文件涉及的范围如此广泛，想必美国政府对“维基解密”深感不爽，但却依旧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文件被公开。

有人说了，有什么无可奈何的？要在中国，24小时之内就解决问题：关闭网站，逮捕主谋。甭说泄密，就是在网上发个不合适的帖子，也都免不了牢狱之灾，何况敢如此大胆公开国家的秘密？！

可惜，美国不是中国，美国政府还真就拿“维基解密”无可奈何。它既不能关闭网站，也不能跨国逮捕相关人员。是美国不够强大？当然不是。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其在经济、军事、科技、情报等方面的实力无人能敌，对付一个小小的网站当然不在话下。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能为之而不为呢？

这当然与美国的政治体制有关。美国是个崇尚主权在民和法治的国家，根据美国《独立宣言》，人民是主权者，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政府应服从人民的意志，为人民的幸福和保障人民权利而存在。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还指出，人人都有平等地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第四修正案更指出，公民有“免于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的权利。

也就是说，即便对于一个美国政府认为的有罪之人，在未正式定罪前甚至在定罪后，美国政府都要尊重其应享有的权利。而像“维基解密” 网站这样泄露国家外交机密的行为，如果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强行终止或采用技术手段迫其关闭，都将违反美国的主权在民原则。是以美国政府除了劝说、谴责其违反美国的法律、通过法律手段调查外，不能对“维基解密”相关人员采取任何暴力行动。更何况对另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采取行动，亦很可能引起外交纠纷。

或许“维基解密”的参与人员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为了逃脱世界各国政府对该网站的法律限制，他们事先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如他们把提交秘密资料这一行为定义为提供新闻消息，把提交资料所经网站服务器放在瑞典和比利时境内，因为这两国有着全世界最严密的对新闻消息来源的保护法律。而这也多多少少给美国的调查制造了障碍。

据悉，在过去的岁月中，尽管“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多次遭到美国、澳大利亚和瑞士等国司法机构的调查，并被多家机构起诉，但每次都安然无事。

或许可以这样说，由于美国的民主政体，美国政府若想彻底解决“维基解密”所引起的大麻烦，只能从改变自身保密系统做起，而若想将“维基解密”在法律上定罪，恐怕目前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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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需要危机

人类社会近两千多年以来，主要有两种社会权力结构。一种是金字塔形的君王制，权力来源于家族世袭；第二种是扁平网结构的民主选举，权力来源于选票。共产党的专制体制，和这两种不同，社会权力虽然是金字塔结构，但权力的来源既非世袭（北朝鲜例外）也不是选举，而是产生于一个强势利益集团之内。

通常，人们把这种权力结构称为威权体制，这种说法非常恰当的表达了这种体制的基础，就是需要一个绝对的权威人物立于金字塔的顶端。但问题在于，权威并非凭空而来的，它必须是在危机和解决危机中产生。以中共的体制为例，毛泽东的权威是战争中形成的，邓小平的权威，则是战争（他本人也是军事将领）加后来推动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没有中共七十年代“社会经济陷于崩溃边缘”也就没有所谓的邓小平权威。

共产党的专制体制，是一种半军事化的制度，利于社会动员而不利于社会发展，善于面对危机而不善于解决平衡稳定。这个特征决定了共产党的天下，需要连续不断的危机，进而进行社会动员，产生新的权威以便控制金字塔顶端。因此，共产体制如果继续维持专制，则总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效应。邓权威不如毛，江权威不如邓，而胡的权威更是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反映在体制上，中国社会运行的效率，同样是江河日下。故当今中国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

中共十八大，将产生新的权力金字塔，各方势力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各类消息满天飞舞，互相拆台的情形俯拾皆是。新的金字塔顶端人物，如果缺乏足够的权威，将造成更大的问题。

中共体制效率的丧失，在中国大陆各个社会层面上都十分明显。最明显的，是最近几个月中国国务院在国际问题上和中宣部及军方的对垒。八月中旬，笔者在本栏目中发表“中国外交形势不妙”的文章，仅仅一个半月，中国竟然真的出现了一连串外交危机，包括中日、中美、中欧的关系，都有急速冻结的景象，其实就是中国大陆体制失效的一种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强调必须“四个坚持”。这四个坚持，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虚文开始，最后具体到坚持共产党领导的落实上。而毛泽东思想，根据他自己的讲法其实只有两个具体内容，一个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第二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继续革命，按照毛先生的说法，是要“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中国大陆，很多中共理论家批评毛泽东，认为这种运动是胡折腾瞎捣乱，殊不知其实七八年来一次对专制体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对于中共来说，有效管治需要绝对权威，绝对权威需要管治危机，遂成为一个恶性循环。目前而言，中共需要一个席卷整个社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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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只要钓鱼台不要钓鱼岛

最近中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被日本当局扣押，引起中日关系紧张。虽然中国政府几次向日方提出抗议，但并无什么实质性行动。中国船长仍被日方扣押，进行调查取证等法律程序。

很多“保钓人士”要开船去钓鱼岛，誓死爱国。但是，如果真的爱国，真的看重领土，他们首先应该去跟自己的政府交涉，因为中共政府，早就放弃了钓鱼岛。

在《钓鱼岛吊愤青胃口》一文中，曾例举了毛、邓时代，中国政府跟日本签的两个重要文件（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友好条约》），这两个中日间的重要条约，全都没提到两国有领土纷争，更无一个字提到钓鱼岛。

1972年中日建交，按道理，如毛泽东们认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这当然是跟日本交涉的最好时机。即使不能解决，起码也应在《联合声明》写上一笔，留待以后解决。但是，这个联合声明，不仅只字没提钓鱼岛（更别说什么争主权了），甚至连二战时日本侵华造成的二千万中国人死亡的战争赔偿，毛泽东们也都一笔勾销，全都放弃了！

八年抗战，中国人在小米加步枪，以一个农业社会，各方面条件都不如已进入工业社会的日本的情况下，惨烈抗战，死保家园，付出了二千万生命的代价！经济损失（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资料）达五千亿美元！二千万条命值多少钱？生命无价！但即使每家赔偿五万美元，也要一万亿美元。而日本的外汇存底全球第二，至今年八月，才是一万亿美元多一点。要日本赔这一万亿美元，还是归还全部面积还不到七平方公里的钓鱼岛等八个无人小岛，日本会算这笔帐。但是，毛泽东们却大笔一挥，全部对日战争索赔不要了，钓鱼岛，更没有提，等于全是日本的了！

后来邓小平复出掌权，跟日本签的《中日友好条约》，更是被中国政府重视，前两年，江泽民、胡锦涛还在北京隆重庆祝《中日友好条约》签署三十周年，把它视为对日政策的基石。但是，在这个条约中，也是没有一个字提到钓鱼岛，更无任何字样，说中日两国有领土纷争。

不仅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们，都不跟日本人争钓鱼岛，即使后来的中国掌权者江泽民、胡锦涛，他们也没有争。江、胡作为国家主席，都曾去日本访问，但他们在日本的公开演讲、谈话，从来没有提过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一次都没有！

如果他们因为是到日本访问，考虑东道国的感情和面子，不便提钓鱼岛，那么他们在北京，在自己的钓鱼台国宾馆接见日本客人，又有哪次提过钓鱼岛？起码我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报道和记录。

钓鱼岛作为琉球（冲绳）群岛的一部分，二战后一直由美军管辖。但是，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跟毛泽东谈中美建交时，从毛当时跟尼克松的所有谈话记录，都没有看到提过钓鱼岛，更没有要求美国把它还给中国。在美国把钓鱼岛还给日本“管辖”，日本把它正式划入冲绳县行政区之后，毛泽东、邓小平们，才跟日本签的上述那两个中日声明和条约，他们清清楚楚知道钓鱼岛的归属情况，但却在跟日本签约时，全都回避了这个问题。这不等于是默认了日本拥有钓鱼岛吗？

共产党的掌权者，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全都放弃了钓鱼岛！所以那些热血沸腾的“爱国者们”，就别顶着风浪开船去钓鱼岛了，先开车去北京的钓鱼台吧。先去跟皇上问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然没人会告诉愤青们，中南海的主子们才不在乎什么钓鱼岛呢，他们只要钓鱼台。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随心所欲地跟外国人签任何条约的权力、永远坐享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绝对主子地位，才是他们真正要保住的。

那些连自己的“蜗居”都保不住的愤青们，轰轰烈烈地誓言“保钓”，实在让钓鱼台的“皇公”们开心。因为，他们清楚，如此“保钓”实在不错，转移了不满对象，绝对是帮助他们保住“钓鱼台”，保住大共帝国。那些作秀的愤青们，哪怕有一丝真正的爱国情，也应该明白，只有结束共产党的统治，使中国成为民主国家，才可能有真正的外交，真正的国格，真正的国家尊严。一句话，只有先拿回“钓鱼台”，才谈得上要回“钓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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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好好一个正人君子，去了一趟中国，回来就不是他了。有一句最经典的话叫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中国老百姓很会揶揄那些收了好处、不得不给人干事的人，而且很可能不是什么好事。不过有短儿的人会大言不惭地表白一句——身不由己！他们被骗进某党玩弄的得心应手的把戏。虽然这把戏骗不了几个中国人，可玩儿老外还是一愣一愣的。

你想吃什么吧？天上飞的除了看不见的凤凰，地上跑的除了绝迹的恐龙，水里游的除了传说中的尼斯湖怪、美人鱼。中国本来就是饕餮大国，这回让你老外一辈子忘不了……老外哪见过这个呀！超大号餐台、超大号餐碟，堆满山珍海味，一次次翻台，又一次次码满；总统、大亨都视若珍宝的法国白兰地路易十三、动辄一两万美元一瓶的百年陈酿雪利酒，喝得老外面红耳赤、目瞪口呆。而且，白吃白喝，完事抹嘴就走，彻底打破了老外的价值观底线。

“我现在向您报告一下您在华三天的日程——”中共局级地陪在酒酣耳热之际适时发话，“周一上午早餐后，安排您一行到我市的两个重点工程参观，然后我市主管经贸的马书记陪您用工作便宴；下午到我市郊区参观战国出土文物，晚上由主管文物的吕市长陪您用晚膳；饭后，招待您到我市最豪华的夜总会观看超一流歌舞表演，解除疲劳，由我市主管公安的牛书记陪同各位。明天……后天……”所有这一切，老大，仍然不要您一分钱！中国物价、人工再贱，不要钱也就是给钱吧。

遥远的国度，五千年文化，不少老外是带着神秘感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来之前，以为中国是那样，盘着辫子，点着油灯，尘土飞扬，乞丐遍地，像慈禧时代似的；来了一看，是这样，高楼不输曼哈顿，宝马、凌志满街窜，灯红酒绿赛巴黎，可乐、KFC眼里转。而且他们压根也没想到，等着他们的是如此惊人的“接待”，与自己的本国职位如此不匹配：红地毯、国宾酒店、警车开道（被清空的专用道），省长市长全陪，体贴入微的美女翻译，每日三顿大宴、航机头等舱位，前呼后拥的拎包、警卫……与其母国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务员概念落差之大，超出了他们的心理承载范围，也一再打破他们可怜的警觉，剩下的只有受宠若惊、心存感激、心满意足。更不可思议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免费。

这一切，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纳税人和公务员敢想吗？不敢。好像只有好莱坞大片里超级毒枭和黑手党老大们才能享受这种生活吧。这回算您想对了，中国的党枭和红帮老大就是这么生活的，您惊讶什么呀，小家子气，还美利坚、法兰西呢！您这三天见识的，九牛一毛！这就是党向贵国推销几十年的××主义！羡慕吗？您要不要移民来中国？我们那些贫困县政府大楼都跟白宫似的。

所有这些看似自然、热烈的安排，都是为了换取人心。其实为了这三天，中共驻外使领馆和线人早把此老外的信仰、人品、癖好、家庭，统统研究个底儿掉，三月前就报过来了，这边坑儿早就挖好了，坑儿上还铺了令您飘飘然的红地毯！一切免费，就是人情不免——您欠他个人情。到他求您的时候，啊哈……您正人君子吗？吃点喝点不为过吧。我们可是礼仪之邦。至于吃什么，嘿嘿……您夫妻恩爱吗？导游翻译总需要吧。美女那叫一个体贴。您是客人嘛，哈哈…… 您坚持正义吗？我们来签个大单吧。贵国人民需要工作。帮您竞选嘛，嘻嘻………

换了您，不动心？的确有人败下阵来——按中共前党魁毛的说法，叫中了糖衣炮弹；之后被发展成中共海外代言人。什么叫攻心战？去过中国的西方政要都领略过，就看您神经够不够坚强。

您可能迷茫：中国没有不好啊！很繁荣啊，很多钱啊，很大方啊。那几千个劳教所在哪啊，血汗工厂没血没汗啊，也没见黑帮拆人房子啊。这是不少西方官员首次中国之行的结论：我过去看中共偏激了。中共精心布的局收效了。这就叫温水煮青蛙，晕了再收拾你。

天价接待费呢？没事，党买单。现在每个中国人一年才拿出七百元供官员“三公”（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款买车），总数是多少呢：才九千亿。为了打败敌对势力，张扬党国气概，九万亿也要花，无非从每个老百姓兜中再榨出个“零”嘛！这个党在行。

党毁人不倦之阴险，有一根最简单的轴线，先灌迷魂汤，秋后再算帐。要三天搞定一个反共义士，非打组合拳不可：铺上红地毯，送到国宾馆，来华费全免，回家包塞满。然后，开始谈正事：您还说中共不好吗？哪不好？对您好吧？这不结了吗。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了吧，朋友要肝胆相照吧！拿下一个。共官额手称庆：洋人简单，好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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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中共“红地毯效应”

红地毯、国宾酒店、警车开道，省长市长全陪，体贴入微的美女翻译，每日三顿大宴、航机头等舱位，前呼后拥的拎包、警卫……近年来，一些西方政要到访中国，受到“皇帝般的待遇”，回来后一反过去坚持民主自由的理念，对“中国模式”大加赞赏，并对中共亦步亦趋，对敏感话题则“保持沉默”。

这种待遇，普通人在一生中都难以遇到。可是在当今中国，这已成了各地政府接待西方政要和商家及名人的一般规格。有几人能不为之受宠若惊？

今年二月，马英九在探视高龄九十岁的诗人周梦蝶时，首度坦承父亲马鹤凌期望中国统一。可实际上，马鹤凌爱国理念很强，期待大一统中华，早为人所知。曾为蒋介石侍卫官的马鹤凌既不贪财也不贪色。从他对孩子德行“九思”，形体“九如”的教育，以及马家祖训“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可见一斑。中共当局多次邀请生前的马鹤凌访问中国，给予高规格的“红地毯”接待，一下飞机就有民政部、统战部、教育部等中央五个部委的高级官员环绕着，并特意安排他到各地发表了数十场“爱国”演讲，赠画题诗，好不热闹。

官媒则报导，“台湾各政党领袖纷纷回应胡锦涛总书记的‘四点意见’到大陆访问”，以此来打击“台独”。而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早说过，两岸之间最大的矛盾不在于政治分离，是在于中国没有民主和自由。台湾民意期待的是“先民主，后统一”，在中共独裁专政下，在上千枚导弹窥视下，台湾人有的是“惧怕”，却难以认同“统一”。

很多西方人把“红地毯”现象解释为，中国人有好客传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孰不知，中共专攻人性的弱点，根据不同人的喜好来设计，采用不同的手段投其所好，使其就范。很多人来访几次就变了，不再指责中共侵犯人权，被称为“人民大会堂红地毯效应”。中共有统战部、中联部、侨办、外交部、安全部、总参二部等部委，在海外有庞大的情报人员物色有用人士，如政府高官，大商人、议员、知名学者、侨领等和他们的家属，以搜集资料。他们多打着商人、学者、记者的旗号，干着特务的勾当。

根据“猎物”的有用程度，攻其弱点，交朋友，而后邀请他们访问中国，拟定专门接待规格和方案，各个攻破，期间设局，投其所好，或金钱美女，或吹捧宣传，搞得排场、舒服、晕乎，而后让其就范，不乏软硬兼施。许多拥共的政要都是禁不起查的，说不准就有和中共情治人员的勾搭背景。

民主国家的人绝不会想到这种刻意的“服务周到”有何诡异，几乎没有一个不“晕”、不被“搞定”的。最简单的例子：一些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后，返台感慨道，妈妈的坟还在。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先生看得明白，知道那些坟墓是后来做出来的赝品。而一个赝品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什么不可能造假？

二零零四年八月，在距离香港立法会选举不足一个月，民主派候选人何伟途到广东东莞公干时，在酒店被大陆公安指“嫖妓”而拘捕，随即送往东莞大朗劳教所“教养”了五个半月后获释返港。此事件震动了香港。何伟途获释后表示，在酒店睡至凌晨三时许，有一名男子致电找一名女子。不久，一位他认识的女子拍他房间的门，他以为该名普通朋友有要事找他，所以邀请她入内。其后公安在四时许来到他的房间将他拘捕。他在妻子陪同下召开记者招待会，否认了嫖妓，并不得已宣布退出民主党。何伟途被捕后，公安不准他打电话，也不准他请律师，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威迫利诱他认罪，“只要招认马上放人”，因此签下悔过书，而在收容所期间，更被逼隔天写悔过书和赞美书。在狱中他的肝功能急剧恶化，仅剩两成功能，并染上牛皮癣和红斑。

中共意图把民主党搞臭，所以用各种手段来捏造事实，然后强加给何伟途罪名。他说，经过何伟途事件，不论是民主党及香港人，都应该重新认清中共的恐怖及造假的本质。每一次认罪，每一次训斥及诱骗招供，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们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今天的民主党，难道真的走上了中共的“红地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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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让欧美外交官了解了什么

5月初，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通气会，专门面向欧美国家的外交官。据悉，有30个国家包括6位大使在内的40余名外交官应邀参加。这是中联部继去年9月、今年2月针对西亚和北非外交官后举办的第三次通气会。

在会上，中组部党建研究所所长高永中作了40多分钟的发言，称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模式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中共党内民主既要“积极推进”又要“循序渐进”，即“摸着石头过河”。“中共的民主是有组织的民主，不是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无独有偶，3月30日，来自11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驻华高级外交官，应邀在中共中央党校听了一堂关于中央党校和中共的“党课”，这也是中共中央党校首次对外交官开放。在回答外交官提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时，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称，改革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扬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给所在国外交官上“党课”，这在西方国家是闻所未闻，因为在实行民主制的西方国家中，“党”并不代表国家，“党”不过就是一个组织，相信党的理念的人聚在一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党”组成的政府也会因为政绩不佳被老百姓选下台。既如是，执政党当然也不会利用执政的便利大肆宣扬自己所信奉的党的理念，为自己的党谋取私利，而更多地要考虑民众的利益；更遑论去给外国人上什么“党课”。

然而，这样的新鲜事就发生在中共身上。联想到目前中共在国内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执政危机，中共此举目的显而易见，就是希望以所谓开放的姿态让西方了解自身地位，了解中共所提倡的“民主”，从而减少“误解”，即对中共的批评；换句话说，就是让外国人看到，中共还是有改革的意愿的，只是要“循序渐进”，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

只是中共不要忘了，早在近六十年前，中共在批评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同时，就提出了要建立美国式的民主，“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然而，当中共夺取政权后，便将曾经的承诺抛之脑后，反而大批西方式民主，并建立了自己所谓的“民主体系”，这就是坚持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民主。说白了，真正的权利并不在老百姓手中，而是牢牢掌控在中共一党手中。而中共党内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说穿了，也不过是“顺我者昌，逆我者死”的“民主”。对此，1945年时的中共如此批驳道：“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当年的中共说的多好啊，“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所以，无论中共为自己的民主理论套上怎样华丽的包装，无论中共怎样为自己辩解，只要不结束自己的一党专制，就永远只是穿着新衣的皇帝。

而那些从小浸染在民主氛围中的欧美外交官们，怎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来参加所谓的 “党课”，不过是为了更近距离地观察中共，看看中共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结果是他们更加明白了中共根本不打算改弦更张，放弃一党专政，而他们对于中共党内民主可以促进人民民主的说辞深表怀疑。

一位美国外交官就在“党课”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共党内如何实现权力制衡？权力是否合理合法，如何界定？”这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恰恰切中要害，就是中共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真的合理合法吗？潜台词当然包含着对中共所界定的“民主”的质疑。对此，高永中自然是避重就轻地予以回答，因为身为中共官员的他，不敢也没办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我相信听“党课”的欧美绝大多数外交官们都没有读过当年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胡适先生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胡适清晰了列出了两种政党，即西方民主政党和共产党、德国纳粹党截然不同的性质，它们是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而这种区分迄今仍不过时。如果他们有机会读到胡先生的文章，当一笑：原来中国早就有明白人啊。希望这样的明白人在中国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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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感言:中立是一种病

五区公投即将开始，目前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有些话闷在心里，不得不说。

在香港，有一群成为“温和派”的人，主张与北京沟通。当然，我不怀疑他们的好意。但我不得不说的是，中立是一种病！

讲中立，讲可观，本来没有问题。可惜在内地，中立和客观本身就是问题！人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想法，指责他人不“中立”，不“客观”就等于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标榜自身“公正”。其次，在内地，很多人保持与中共一贯的思维方式，凡是与中共观点不符合的，一概斥之“不公正”，“偏激”等等。

内地互联网上，充斥着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愤青和五毛党。然而，表达不同意见的网民却处于劣势。网民在发表文章以后，第一步就是网站管理员的审查，审查不通过的，就直接删除。由于当局的指令，网站管理员迫于压力，避免惹事上身，寻求自身安全感，于是退缩到一个更小的圈子里。中共的人治社会，不讲法制，要求网站删除“有害信息”，但是“有害信息”是什么，也没能给出个具体标准，所以自我审查往往更加严厉，这就导致中共层层加码，变本加厉的封锁网络。

在这样的环境下，官方的声音被无限放大，民间的声音则被压缩到最小限度。此时，如果一味强调中立，在官方和民间寻求折中方案，最后的结论依然是偏向官方的。原因很简单，官方的言论占优势地位。不少香港人抱怨五毛党太多，就算在海外网站，也能看到中共的影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反对的声音被压制，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中立？所谓的“中立”，有时是明哲保身的好工具而已。很多人表面上“中立”，实际上摆出一幅事不关己的架势。在“文革”时代，“中立”则被视为“骑墙派”，甚至会被视为“包庇纵容反革命”，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代，每个人都被强迫拥护毛泽东，“中立”不过是个幻想，一种奢望而已。在内地，不听话的动不动就抓起来，但是在香港，言论自由还是有一点的，表达意见也没有什么风险，所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吧！最近上海的世博会也是搞的如火如荼，但上海市民并不十分高兴，因为世博会，造成诸多生活不便，民间颇有怨言。在官方媒体上，反对者被消音了，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种意见：我非常支持世博会，我十分支持世博会，我特别支持世博会。只有这3个选项，没有反对的意见。请问这三个选项里面哪一个是中立的呢？哪一个属于偏激的呢？追求客观中立的您，请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吧！

面对大是大非的问题，只有两个选项。5月16日那天，请投下宝贵的一票，支持香港的民主。每个人都是一根稻草，但是如果不愿意做稻草，就永远压不死骆驼。指望中立的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逃避责任不思进取的。此外，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人也特别喜欢“中立”，因为党本来就是“公正”的嘛，再一个就是多讲“中立”可以趁机搅浑水，蛊惑人心。看着这么多人追求“中立”，北京阿爷多么高兴啊！阿爷心想，就算没人给我擦鞋，“中立”的人越多越好，至少不碍手碍脚的影响大局，打乱党中央的部署，是吧？

您可以说我不公正，可以说我有偏见，骂我也行，但我坚持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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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明为暗 中共在港的地下组织

香港思汇政策研究所(Civic Exchange)行政总监陆恭蕙（Christine Loh）在本季网上杂志《香港期刊》（Hong Kong Journal）发表文章〈地下阵线──中共在香港〉（Underground Fro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中共在香港仍是地下组织，这种秘密运作的方式可能招致民众的不安，但由于该党的党性使然，中共秘密运作与干预香港事务的惯性可能不会改变。

尽管中共统治全中国，但它在香港的角色仍是敏感的话题，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还是个秘密组织。像这种执政党仍是地下组织的制度，在世界各地找不到第二个。

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占领中国之后，决定延迟解决香港问题，所以它一方面声明主权，一方面又容忍英国治理，藉由保持这种矛盾状态以达到延缓解决香港问题的目的。自从中共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香港就成为该党党员与其亲友从事政治事业的安全避风港。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香港在贸易、贷款、投资等方面，一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藉由出口食物、水和基本食物，香港成为中国多年来的最大外汇来源。甚至直到今天，香港仍是中国大陆的主要贸易伙伴，不仅是珠江三角洲产品的重要转运港，也是大陆公司透过股市挂牌募集资金的地方。

香港问题相当复杂，因为它涉及内政与外交政策。中共在一九九七年推行的“一国两制”，其实是二零年代政策的延伸。中共允许香港“保有高度自治”至少五十年，试图一方面拥有主权，一方面又能从保持现状中获益。香港人知道中共地下党组织存在很多年了。他们对其涉入地方政治感到麻木，可能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中国很显然是一党专政的国家，而且他们对中共所知有限。

中共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许家屯曾经表示，中共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应该公开存在，但他也说过，该党的民间组织应该持续扮演秘密的角色。这种论点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中共在香港公开运作，但地方低层组织不表明其为党附属机构的身份，那么，实际上愿意公开党员身份的党员可能不多。在中国大陆，共产党组织贯穿政府、国营企业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民间机构。这表示中共在香港的机构代表党的政策。众所皆知，中共执行了很多宣传和统一的工作，并在香港拥有大型组织，由中联办统一协调。中联办的组织严密、资金充裕，而且积极参与政治，包括选举，实际上相当于中共的港澳工作委员会。香港社会大众认为，中共透过该机构大幅影响香港内政，但很少人知道细节。

由香港过渡期研究计划（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在二零零七年所做的民调显示，12.5％的香港人认为中共大幅干预港府；39.1％认为中共“有些”干预；20.2％认为干预不多；7.2％认为没有干预；而18.3％未表示意见。中共在香港仍是地下组织，没有确切的党员人数资料。在上述民调中，当被问及在香港的中共党员是否应公开身份时，36.1％的受访者支持公开，而且2.8％认为将来再公开；但46.8％认同维持现状，亦即党员维持秘密身份；在其余受访者中，1.5％认为题目太过敏感；而12.7％的人婉拒发表意见。

中共在香港拉拢社会精英，并协助这些“爱国”阵营赢得选票，因此亲中派目前在香港政局居主导地位。然而，该党宣传机器一直无法降低社会大众对普选的支持度。事实上，中共甚至自己也心里有数：香港社会大众普遍认为这样的政治制度是不正常的，也了解它是由既得利益团体所把持的，而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在香港关于宪政发展和社会公平的辩论中，中共的运作是否应透明化的问题虽然不常浮上台面，民众也看不到其实质样貌，但是该党政治机器运作的声音仍时有所闻 ──甚至即使在可预见的将来仍会是如此。中共秘密运作的惯性，可能不会改变。该党在香港大规模活动，而港人也无法分辨谁是党员、是否秘密搜集情资？这些都可能加重港人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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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大代表咋就没西方国会议员辛苦呢？

目前中共的两会正在北京肃杀的气氛中进行着，而中国老百姓对此早已是漠不关心，“你开你的会，我过我的日子”；就连交通深受其影响的北京人也没了什么脾气。不过，今年2千多名人大代表人手一台电脑的新闻还是让很多平民百姓发了些许感慨。在许多人眼中，人大代表不仅是权势的代名词，而且还是诸多利益的获取者，当然前提是他们“要听党的话”。

很多人不了解的是，在中国，当人大代表并不是件辛苦的事情。尽管根据中国宪法，人大代表理应是人民意志的代表，需要选举产生；但众所周知，各级人大代表候选人是由中共各级组织部门推荐的，并经党委领导批准后，由基层党组织严密监管选举全过程，以确保组织推荐的候选人高票当选。此外，根据有关法律，人大代表无须和选民见面，无须征求选民的意见，也不能在媒体上公布自己的主张，而且无须向选民汇报自己的履职情况。

从这个选举过程和要求看，人大代表不了解民众的需要，很多民众对人大代表也是一无所知。人大代表需要负责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党组织，至于选民大可不必放在心上。想一想，同西方国家那些绞尽脑汁讨好选民、辛苦奔波的议员们相比，这样的人大代表做起来不轻松吗？（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西方的议会制并不是一回事，但还是有一些可比性）

几个月前，德国大选，各党使尽浑身解数在各个城市、乡镇向选民推荐自己。德国的选举比较复杂，先由选民大选投票选出议员，再根据联邦议会得票多寡，由政党联盟选举产生总理和内阁成员，而选民选举议员是最为重要的一环。记得当时，贴着候选人照片的大幅展板随处可见，信箱里也会时不时塞有各党派活动的通知，一些城市中心广场上还有候选人的即兴演讲。电视上，党派间的政策辩论，对于各候选人、议员的评论节目轮番轰炸。一个感觉就是：从政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若要获得权力，首先要想法设法获得选民的支持。

以前也曾听美国朋友说过，在美国竞选国会议员和总统都是很耗精力的事情。美国人关心政治的人并不多，选民参选率通常在40%左右。如何让选民认识自己，每个候选人是各显其能。有上门自我推销的，有做巡回演讲的，有靠媒体炒作的，反正是十分热闹。

想必大家对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竞选时的巡回演讲还有印象吧。说一个大家不知道的故事：以前弗吉尼亚西部选区的一位众议员为寻求连任，提出了“与每一位选民握手”的口号。一天，他爬了好几个小时的山路，来到一个居民区。在一个农家的门口，他看见一个老太太在劈柴火。为了讨好她，议员大人就赶紧过去，作了一番自我介绍，然后接过斧头，给老太太劈了一大堆柴禾。他想这下子老太太的这张选票非他莫属了。可是当他走进厨房时，竟然发现自己的竞争对手正在给老太太做黄油。如此辛苦的中国人大代表，中国老百姓何曾见过？

而辛辛苦苦竞选成功的西方国会议员们也并不轻松，很多国家法律规定，议员不能同时在行政部门任职。比如，不能既是市长，又是议员。因为行政部门代表的是政府，而议员代表的是民众。所以，国会议员没有业余的，都是专职的，在任期内拿工资。工作就是全职服务民众，代表民众，在国家立法中辩论、讨论、表决。国会议员都配有办公室，民众可以上门、寄信、打电话、发邮件反映情况，提出批评和建议，而议员们对此都要有所答覆。此外，国会议员在国会大厦开会期间，民众可以去旁听或者在外抗议。反观中国的人大代表，有多少人是在政府工作？有多少人有自己的专职办公室来接待民众？有多少人愿意接受民众的投诉并助其进行解决？

追根溯源，导致中国的人大代表们如此轻松的原因在于中共的一党专政。这种政治体制决定了成为人大代表的绝大多数是可以体现党的意志之人。以2004年河北省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为例，中共党员占70%，体制内官员占70%，其余的 30%或者是借权势发财的富商，或者是没什么文化的劳模。如此代表反映的又怎能是公众的利益？因此有人称人大代表是“党大代表”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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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 and Enemies

英国学者，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凯瑞·布朗（Kerry Brown）2009年春出版了《朋友和敌人：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Friends and Enemie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布朗开篇就表白自己的目的是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一讲中共的故事，这个党是怎么成立的，怎么夺取的政权，怎么守护江山和维持一党专政的。他的读者对象是希望了解中国的西方时政分析人士和商界成员，以及对中共党史有兴趣的学生和教师。

作者认为，中共值得研究，理由很简单：它不光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也是主宰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前途的一党专权的执政党，还掌握着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

中共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结构无比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更有意思的是中共作为一个政党非常独特。放眼世界，十大经济强国中惟有中共是大权独揽的执政党，其他无一具有中国那样的一党专政政体。中国也有一些名义上的小党派，所谓民主党派，但都不具备在政治上挑战中共的能力。西方许多人，包括中国专家在内，似乎对中共的角色、它的历史、它目前的组织结构等，普遍存在很大误解。作者觉得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厘清。

政党不是政府，也不是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它很聪明地把自己塑造成国家利益的代表。当然中国有很多不同群体并不觉得中共代表和维护了它们的利益。但中共成功地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组织机构网络，一直到县、乡、村。除了军队，它就是唯一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世界十大经济体中，惟有中国是一党专制的。美国和欧洲的主流看法是，民主将战胜专制，但中国这么个专制国家占据了世界第二、第三号经济强国的位置，又是世界上主要的外汇储备大国，这就让人觉得非常不协调。但现实就是这样。

意识形态对中共来说仍然重要。许多人认为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无足轻重，我不认为是这样。中国还是很强调意识形态的，因为对中共来说，意识形态跟它的合法性密不可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代表"说等等。这些在我看来证明了意识形态在中国的重要性。他们会说，中共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列宁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重要了，毛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你可以说中国已经不再是马列毛主义国家，但马克思主义仍然为中共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我认为中共目前在给自己制造麻烦。它现在要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阶层的支持，尽量扩大它的群众基础，左到主张回归纯粹马克思主义，右至主张中国更多开放，其间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它都希望吸纳。我相信总有一天这将成为一个问题，中共必然会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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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再对中共存有幻想

每年的12月25日是普世欢腾的圣诞节。在港澳，过着的是温暖圣诞。但是，对于北京以至整个大陆。笼罩的却是一股严寒的气氛，因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的《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异见作家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就在圣诞节被中共的“法院”宣判罪名成立，重判11年。因此，2009年的12月 25日，对于笔者以及还有良知的人来说，却是一个不快乐的圣诞节。

中共为何选择在12月25日宣判刘晓波11年监禁，已有人提出这个疑问。笔者认为，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个方面。其一，12月25日是圣诞节，不少国家和地区是假期（特别是西方国家），中共以为在此日宣判刘晓波，不会引起任何关注，以及各国的批评；其二，也是最重要的目的，中共在这一天宣判刘晓波，就是冲着西方国家和基督徒而来的，意义其实是很容易看出，就是公然藐视西方文明。不可否认的，现代的文明和生活，就是西方文明的成果。而西方文明与基督文明实是密不可分。现代的民主和自由在西方国家能够开花结果，基督文明实是功不可没。

再看看《零八宪章》，诉求其实简单之中的简单，温和之中的温和，以西方民主国家的角度来说，诉求已是一个“常识”，当中自由表达言论也是人民的最基本权利。中共这次重判刘晓波，不仅扼杀了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也是现代西方文明其中一个的重要基本），自己所写的宪法再一次视之为废纸。而且从政治上来看，在民主和自由这个普世价值下，中共更是严重的倒退，甚至更夸张的说，退回到历史上各专制的朝代。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对于其丈夫被重判11年时曾说中国（中共）是“野蛮的国家、不讲理的政府”，的确反映了现在中共这个独裁政权所统治下的本质及其真实的一面。其实，早在4年前（2005年），法国学者索尔孟（Guy Sorman）在其《谎言帝国》一书中，就已经称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是一个“野蛮的国度”。由此可见，中共不论是过去，还是在自我宣称的“大国崛起”的现在，政治都是与现代文明相违背，崇尚专制独裁统治的蛮荒时代。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共所谓的“经济崛起”及其“军事崛起”，以及经常煽动的民族主义下，中共的政权完全彻底法西斯化，将大陆变成一个“法西斯帝国”。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对于中共政权的张伯伦式绥靖政策，恐怕只会自食恶果。

连一个温和的《零八宪章》也容纳不下，将其起草人刘晓波重判，已充分显示了其“野蛮”独裁的真面目（更是“三权互相配合”的“典范”）。这给港澳人，特别是港澳的民主派，更应要以此事件为警惕。一直以来，港澳民主派所争取民主普选所采取的战略，基本上都是直接路线战略的方式，亦即希望与中共“沟通”的方式，来争取“恩赐式的普选”。效果与成本如何？其实“有目共睹”。政制方面依然原地踏步，而且继续被亲共的政党和团体压得死死的。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种战略其实是得不到成效之余，付出的代价却是不成比例的高昂。

刘晓波被重判11年所显示的，尽管中共抛出不少美丽的外衣，但是醉心于和向往的，就是“法西斯”的专制独裁统治，拒绝接受民主和自由的洗礼。民主派直接路线战略（与中共“沟通”）的方式，说穿了就是“谏士”进谏的方式。以笔者所在互联网上所看见民主派及其支持者，面对刘晓波的重判，却依然充当朝廷上的“谏士”－－以各种方式联署释放刘晓波。结果怎样则可想而知（因为几乎没有一次类似的“进谏”是成功的）。所以，想争取民主普选，面对中共的资源的优势与其 “死性不改”的本质。10多年来所沿用的“沟通”与“谏士”的直接战略方式，从刘晓波被重判进一步反映出，实应该废除。取而代之的，则是已故英国战略大师李德哈特（B.H. Liddell-Hart）所提出间接路线战略（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李德哈特的话更明白此重要性：“一方面经常保持着一个目标，而另一方面在追求目标时，却应该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否则，在争取民主普选和政改的道路上，幻想以直接路线战略就可以得到普选的，长远来说只会吃大败仗。此点港澳民主派在刘晓波重判的事件上，值得检讨和警惕的。

虽然这是表面上是中共对刘晓波的审判，自以为能够以此“杀一儆百”。实际上就是对中共自己进行审判。并且有了“审判结果”：从来都是无药可救。中共不让各国使节听审的结果，就是胡锦涛为首的中共政权外表上非常“强大”，实际是胆怯非常，更视民主自由为洪水猛兽。也正如一句俗语说：“上帝要你灭亡，必先令你疯狂”，知道这一点，西方国家实不应过份以经济为由，对中共政权实行绥靖政策，因为此无异于为中共注入新血，最终会自食恶果。港澳人特别是为争取民主自由不为余力的民主派人士，更应该认清中共的独裁本质，破除幻想，不应指望中共会让港澳进行普选。有一个事实往往被忽略的：中共是世界上最会走数的政权。相信中共一成，双目也会失明。

柏克曾说：“邪恶胜利的条件，是好人袖手旁观”，刘晓波被中共“以言入罪”，直至现在对于一副漠不关心和事不关己态度的港澳人来说，柏克这句名言实是最贴切的形容。这些人实与世界完全脱节，难怪这些人最容易被中共统战了。在这事件已看出，他们连一些大陆大学生（西南政法大学学生）也不如（至少他们发起示威要求释放刘晓波）。因此有人说：“香港澳门化，澳门中国（大陆）化”，并非言过其实，实值得关注和警惕。

最后，希望刘晓波能够在狱中，民主自由的信念能够坚持着，因为这可能是黎明之前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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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共反中共的闹剧

去年十二月，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以下简称毛共）自行宣告成立，刻意模仿中国共产党（中共）毛泽东执政时期的红色语调，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和《党章》，直斥中共三十年改革开放等于复辟资本主义，走上一条封建、官僚、买办卖国的反动路线，认为“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造反有理”。尽管当时毛共散发大量传单，但海内外传媒均未作深入报道。

中共庆祝建政六十周年后，事情出现了新的变化。毛共骨干成员竟然公然追捧重庆市党委书记薄熙来，为他在重庆市大搞唱红打黑运动而喝彩呐喊，一致推举他为 “毛共首届总书记”，高呼“薄熙来书记万岁”，称重庆是“二十一世纪的延安”，“薄熙来不只属于重庆，而属于全中国，应该回到北京”，“薄熙来，祖国妈妈和人民喊你回北京”。薄熙来被捧了上天，威名盖主，未免坐立难安。十月十五日，薄熙来出动公安，闪电抓捕了毛共三十多人，毛共成员徐建生被抄家拘留，家中电脑等资料被带走，另一名毛共成员魏龙也被拘留，罪名是“制造恐怖，蛊惑人心”。极左人士于是指责薄熙来是个两面人。事件余波仍在荡漾。

究竟毛共成员是自发的极左民间狂热份子，是自由人士冒充的极左人士，薄熙来的暗棋，抑或是其政敌所栽的暗桩，目前还是众说纷纭。笔者觉得事件看似闹剧，实际上暗藏至少以下两大玄机，至今尚未完全排除两者的可能性。一、有极左势力刻意模仿中共煽暴的红色话语，试图抢夺中共固有的话语权，表面上看似蛊惑人心，实际上是希望激起中共内部的极左派支持者或者保守势力，跟随毛共动员，引起中共内部矛盾，为中共内部的保守势力呐喊助威，作为新一轮党内斗争的前哨战。二、有自由派人士，为了显示毛泽东思想的荒谬无理，故意打着红旗反红旗，装扮成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曲线戳破中共多年来吹嘘毛泽东思想的无耻谎言，引导中共亲口指斥那些毛泽东的话语正是“制造恐怖，蛊惑人心”。

毕竟，毛共针对中共的基本主张是什么？说起来，还真有趣。

一、声讨杀捕：“就凭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逮捕革命造反派，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痛下杀手，野蛮拘捕上访群众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先不论煽动造反是否有理，但这些指控的事实不正好说出了人民的心声吗？

二、声讨腐败：“就凭他们以权谋私，钱权交易，强拆民宅，逼良为娼，吃喝嫖赌，包养二奶，寡廉鲜耻，腐败透顶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这些对中共的指控难道都毫无事实根据吗？

三、分化中共：“对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同志，应首先从思想上转党（退中共入毛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办理转党手续；对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原则上一律不予承认，但是对于确实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修正主义叛徒统治集团实行了彻底决裂的同志，同样可以加入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毛共《党章》的这条规定，号召中共党员退党的企图，难道还不够明确吗？

四、造反有理：“复辟云水怒，造反风雷激”，“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了，那么人民就要起来打倒他”，“现在已经到了动手打倒这个假共产党的时候了”。毛共连打倒中共的时间表也省了，竟然号召人民立即起来打倒中共，但中共竟然晚了足足一年才采取行动，不是很奇怪吗？

五、反对改革：毛共说邓小平篡党夺权，永不翻案变成马上翻案，是个不讲政治信用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斥责胡锦涛大搞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叫嚣决不走回头路；大骂目前的统治集团最终会让《零八宪章》分裂中国的阴谋得逞云云。毛共的极端左倾政治立场在此表露无遗。事实上，邓小平的确是靠不讲信用才可以掌握大权，但难道毛共的偶像毛泽东又有讲过信用吗？有趣的是，由始至终，毛共完全忘记了只有在中共的话语权框架下，才有机会变得又红又专，一旦不在此框架下，再红再专，都是徒劳。毛共跟崇尚权力、掌握权力的中共专制政权，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相容的。

无论毛共的上述主张有无故意讲反话的成分，毛共的主张始终离不开敌我矛盾、红黑对决、路线斗争、崇拜权威的思维惰性，也正好应验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小说中批评共产政权意识形态的那句话：“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这是中共多年来奴化教育下所产生的“脑残” 现象，深入渗透毛共成员的骨髓中：红黑即是非，中西即我敌，敌人全是阳谋阴谋，党国全是大功小错，党国家己依序定位，覆巢之下概无完卵。这些毫无事实根据的刻板印象和辩证思维（以立场决定是非，以权力决定高下），配合激进暴力的造反号召，充塞在毛共的《告全国人民书》和《党章》的思维当中，当然也充塞在中共历年的文宣和政策档案中。除非中国人民有一天觉悟人性尊严、良知真诚、和而不同以及宪政民主制度的可贵，否则以毛共反中共，充其量只是闹剧一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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