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独立维权时代的来临

近期媒体对富士康连锁自杀事件和佛山本田工人罢工的报道，掀开了中国经济增长背后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本田工人罢工不是孤立事件，据媒体报道，仅今年五月以来，中国罢工浪潮迭起，不仅沿海企业首当其冲，中国内地也被卷入。整个看来，此次企业工人罢工均以提高工资为主要诉求。罢工席卷范围不仅包括外资企业，也包括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本田为例，五月中旬开始的本田工人罢工目前已经结束，劳资双方达成妥协，工人工资提高35%。据悉，由于受到罢工的实际冲击和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出发，不少企业相继宣布提高工资。可以预期，自此之后的中国劳工工资将普遍上调。这对于中国工人的处境来说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中国工资水平的上调同时也会对促进中国市场内需，对于目前中国经济从过渡依赖国际市场到提高国内消费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对于国际资本和国际竞争力来说，工资的上调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意味着资本将在中国以外寻求低工资优势。中国作为世界劳动力大国，这一趋势如此快地到来，意味着全球化对欧美高福利国家的压力有望减轻。

不过，中国不同于印度、巴西这种一般性的新兴工业国。中国没有民主制度，没有独立工会，社会缺乏横向组织，民众的维权活动得不到法律保障。这是中国目前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劣势，也是中国目前经济快速增长的秘诀。换句话说，同其他新兴工业国家相比，如果工资水平随着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变动的是一个普遍现象的话，中国制度人为压低工资则是中国特色。而正是得益于这一专制特色，中国经济才可能超高速增长。由本田工人罢工而来的工资增长是中国工人抗争的结果，也即是说，以本田罢工为标志的工人抗争至少从两个层面影响到了中国今后发展的态势。

第一是经济的。随着工资的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开始弱化。第二是社会的。本田工人罢工的胜利不仅在增加工资这一经济诉求上产生连锁反应，同时也势必从工会组织上产生示范效应。本田罢工事件中，中国官方工会所扮演的维护资方利益的角色彻底揭开了官方工会的虚伪面纱。中国工人必须成立自己的独立工会的趋势已经在所难免。从这一角度，本田工人罢工的意义远非增加工资所能概括，这一罢工掀开了中国社会转轨的新一页：中国工人独立维权时代正在来临。

相比一直到目前的中国国有企业工潮，新一波工潮有着很大的不同。此前为舆论所关注的中国国有企业工潮，大多是下岗工人因企业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纠纷而发起的维权行动，而以本田企业为代表的罢工则是在岗工人以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工资为基本利益诉求的维权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参加罢工的本田企业工人不仅是新一代的技术工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同全球化接轨后的“受惠者”。中国目前仍在继续的国有企业转轨工程制造出大批的失业和下岗工人。而正是由于大量的农民工、年轻打工族的出现为国家剥夺国企工人提供了客观可能。毫无疑问，现在这些“受惠者”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实际也是对下岗工人维权的强有力的声援。从现在开始，在大批的失地农民维权、城市拆迁维权和下岗工人维权运动之外，又增加了新一波的维权生力军，即是在岗工人维权。

目前的中国面临着多层面的转型。在经济层面，国转民还有待于进一步突破，目前又面临大面积非国有企业社会权益诉求。在社会层面，维权意识进一步兴起，公民维权进一步扩大，沿海外资企业维权罢工的出现，势必掀开中国社会新页。而同时，外企工人尤其是日资企业的罢工，也对中国政府主导的单向民族主义提出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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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从许志永的妥协看维权走向

在被拘留之前，公盟创办人许志永于7月15日在博客上发出一篇文章：《苍天在上——公盟要被处罚142万多元》。作者在文中发出悲愤的质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遭到如此报应？”然后他回答说：“因为我们一身浩然正气，因为我们倡导美好的政治，因为我们的愿望太美好了，因为我们对这个民族从没有放弃希望，……”

年轻维权律师的回答富有激情和诗意，却不能解释严峻而复杂的现实。在被关押了三个多星期后，许志永获准保释候审。他向香港媒体说：“在被拘押期间进行了一些反思，今后的维权工作，可能需要作出一点妥协。”

这就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许志永需要妥协到什么地步，才能被当局所容？与勇敢无畏陷入黑牢的陈光诚、胡佳、高智晟和郭飞雄等维权人士不同，许志永们被认为是更温和更理性的一群，他们希望和中共当局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曾一度被当局容忍并有所作为。但现在，为什么他们也举步维艰陷入困境了呢？

公盟事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标志性事件，在谴责当局对民间维权组织进行整肃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对整个维权运动的历史进行回顾，对维权运动未来的走向进行思考。

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曾一度陷入恐惧与绝望，在肃杀的气氛中噤若寒蝉。不久，就有一批学者站出来“与总书记谈心”，从民主追求者摇身一变为帮闲文人。同时，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政治缺席权”之类的犬儒主义理论。最有影响力的是李泽厚等人提出的“告别革命”理论，旨在反对政治激进主义。

在 2000年后形成的中国维权运动，可以说是在“告别革命”成为主流话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八十年代明确提出政治改革要求的情形相比，后来兴起的维权运动具有某种妥协的性质，它没有提出政治要求，其诉求只是，在中国现行法律下要求法定权利得到保障。最初，维权运动是一个自发性的民间运动，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业主权益为主，后来参与者日增，维权的范围逐渐扩大，一些法律界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成为领军人物。

这里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欧洲的左派以维护社会公正为己任，而中国所谓的“新左派”却不太介入为弱势群体说话的维权运动，在中国参与民间维权浪潮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自由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重视个人权利，反对专制的，但自由主义对现存社会秩序却是保守的，如王怡所说：“在无政府状态和专制制度之间，英美式的自由主义者会泪流满面地选择后者。”

这也是在中国环境里的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既然政治改革看不到希望，不愿沉沦下去的知识分子就只能转型，把改善社会的理想转到对权利的落实上。于是我们看见，出现在民间维权运动中的，不仅有陈光诚、高智晟等以帮助弱者为使命的人权律师，还有滕彪、许志永、贺卫方和萧瀚等优秀自由知识分子。

许志永很幸运，他在从北京法学院毕业不久，就介入了2003年的孙志刚案件。三位法学博士领导了这场广受关注的民间维权运动，几个月后，中国国务院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这是一个令人大为鼓舞的胜利，因为这次维权不是一般的司法和行政方面维权，而是在立法方面维权。

这可以视为维权人士和当局的一个短暂的“蜜月”。2003年正是“胡温新政”诞生的时候，官方宣传说，要将工作重点和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转移到追求社会公平与进步上去，海内外民主人士对胡温新政充满期待。为弥补权力来源缺乏道德合法性，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胡温当局需要追求“良政”(good gorvernance)，即在不改变一党专制的前提下，做一些行政上的改良。于是，2003年民间知识分子维权的成果，就被胡温当局吸收和利用了。

那时，人们似乎走出了1989年以来沮丧的阴影，相信已经找到了一条能和胡温当局良性互动、能通向民主法制的道路，这就是个案维权。个案维权对推动中国进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每一个个案维权，其理性精神和法制观念，都有某种典范的演示作用，可以为中国走向司法独立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个案维权的成功能够鼓舞人的勇气，吸引更多不同阶层的人参与社会活动，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第三，个案维权积少成多，不同案情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可以涵盖整个民主的范围，从而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

从2004年开始，维权运动的形势便不妙起来。律师高智晟在陕北油田案中揭露当局的违法行径，又促请中国当局停止迫害法轮功，于2005年被勒令休业一年。同年，郭飞雄为太石村村民提供法律谘助，被广州番禺公安局刑事拘留。至今，这二位维权律师仍然在酷刑、失踪和监牢的厄运中挣扎。

当时许志永写了一篇《为高智晟律师辩护》的文章，颂扬高智晟“担当起了公正和道义的社会责任”，不回避敏感的案件。2007年，为艾滋病人和政治犯维权的胡佳被捕入狱，许志永又写了《就胡佳被捕致胡锦涛主席的公开信》，称胡佳是“当代中国的良心”。

但许志永们选择的道路，却与高智晟、胡佳等有所不同，这条妥协的道路被称为“中道维权”。按照他们的解释，这条路线不是激烈对抗，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推进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关系，以达成互信。许志永的一位朋友在网上透露说，许志永给公盟订的铁规矩是：“不沾三独，不沾大法，不沾六四。”这就回避了高智晟和胡佳们所牵涉的敏感案件。

许志永们因此得以保全至今，成绩斐然。公盟成立六年来，在司法公正、政务公开、舆论监督、住房拆迁、土地征收、业主权益、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疾病防治以及教育公平、自由迁徙等民生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许志永本人于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影响社会进程代表人物之一。在此之前，他还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并被评为南方人物周刊十大青年领袖。这些来自体制内的荣誉令许志永确信，中共内部是有空间和弹性的，有走向民主法治的可能性。

对那些承担了苦难的维权者，许志永说：“我们尊敬那些先驱者，那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士，但我们选择了一条建设性道路，因为我们真的很在意，我们的努力有没有结果……”(《美好政治——公盟成立五周年年会的演讲》)这位年轻人似乎真的以为，避开了敏感案件，只从事一些当局容许的维权工作，就可以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政治。

对此，许志永不是没有歉疚感的。在美国时，他谨慎地谢绝了大部分国外资助，小心翼翼地不和政治流亡者接触。有一天，许志永获知刘宾雁先生患了癌症的消息，他说：“犹豫了很久，我决定去看望老人家，我不能因为政治上的敏感而完全放弃良知（我已经放弃很多了）。”许志永说自己放弃了很多良知，也许是指他们没能维护六四受害者和法轮功的人权。

无论许志永怎样善于妥协，公盟仍然被查抄罚款，他本人仍然遭受了拘押。社会舆论因此大哗，人们不明白，这些只是在体制内寻求公正的维权人士，对共产党有利无害，为什么也被当局所不容了？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下：

首先，这是因为胡温新政走不下去了，出现了行政失效、政府失灵的问题。如前所说，2003年的孙志刚一案之所以维权成功，是因为新官上任的胡温需要追求“良政”。但几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扩张的政治权力、扭曲的经济结构破坏了环境和生态，践踏了伦理，使很多人成为无助的受害者。各种治安、土地和煤矿等事故频仍，政府几乎是全面的行政失效。

此时，胡温政权已经丧失了走向良政的信心，但想帮助政府搞良政的维权人士，仍然不断地捅出漏子来。例如公盟介入的案件有：死刑冤案、黑砖窑、毒奶粉、杨佳袭警、铁路索赔、拆迁征地、黑监狱暴力和电信垄断暴利等等，无一不是暴露当局头上的癞痢疤 ——行政失效。这令权力来源本来就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大为恼火，因此，不管那些维权人士多么温和，恼羞成怒的政府也得教训吓唬你一下，不准你再给他暴露问题。

其次，许志永们想要走非政治化的法律维权道路，但真正的维权一定会触及政治。我们知道，政治是根本，是法律产生的前提，法律体现的是统治阶级意志。当今统治者都是既得利益者，维权律师帮助弱势群体打官司，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当权者的利益。因此，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变，维权律师总是会身不由己地撞在铁板上。

即使只在经济方面、在司法和行政上个案维权，也会招致权势者强烈的不满，何况许志永们还试图在立法方面给共产党建议。例如，公盟资助四个北大学生撰写《藏区3.14事件的经济、社会成因调查报告》，调查出藏区暴乱的根源，主动先寄给安全部、公安部领导，供他们决策参考。这就刺激了骄横不可一世的专制者，许志永们就注定要倒霉了。

在许志永被拘押之后，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万延海写道：“蓦然间，发现我们都是砧板上的肉！”公盟事件令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人人自危，人们想要知道，中共当局的容忍的底线究竟在哪里？民间组织还需要妥协到什么地步，才能为当局所容？

许志永被释放之后明确表示要继续妥协，他将如何在社会公义、受害者权益与党国利益之间取舍？他能退到对那个体制完全认同的地步吗？看来，当局对许志永还是网开一面的，只是以税收之类的经济手段小小惩罚他一下。许志永还很年轻，他可以在深思之后选择自己要走的路。

在笔者看来，公盟事件显示出，中国的公民社会不是在“自由次序”下形成的，没有司法独立做保障，因此先天不足非常脆弱。这个事件还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上的一些误区，例如，以为只有体制内改良才是唯一能走通的道路，有些人不提告别专制，只提告别革命，以为革命是想要告别就能告别的。其实，当一切温和理性的道路都被堵死之后，人们就可能别无选择。避免革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当局及时响应政治改革的呼声。

回顾中国维权运动多年来走过来的路程，不能不深深感叹其曲折艰难。笔者想起了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在西西弗斯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但是，西西弗斯的行为来自他的自由意志，来自他对人间的热爱。在这个黑暗而污浊的时代，中国的维权人士也像西西弗斯一样，前赴后继地奉献与牺牲，承担起中国的命运。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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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的纪录片《老妈蹄花》

艾未未本周在他的博客上上传了纪录片《老妈蹄花》，他把8月份在成都的经历拍成了纪录片，一段苦涩而荒诞的记录。

八月初，艾未未来到成都，应浦志强律师的要求，为了成都谭作人的煽动颠覆案做证人。片中，浦志强回忆说，“就那个法官,从头到尾就不敢看我们的眼神。”原因是，法官要走了浦志强提交的证人名单后，回头名单就到了警方手里。荒谬的是，成都中级法院没有同意浦志强要求传唤的全部证人出庭，成都警方却在开庭当天，把这些人全部“控制”起来。

一到成都，艾未未就和成都的朋友有冉云飞等人去吃人民公园边上著名的“老妈蹄花”，吃喝正开心的时候，他们发现有神秘的白色轿车在旁跟踪。艾未未上前追问对方身份，并说要报警后，跟踪的便衣支支吾吾语无伦次地开车撤退，此时，大排档边上，一名吹笛的流浪艺人，正吹着“沧海一声笑”，乐声悠远。

八月十二日凌晨三点十七分十五秒，在成都“安逸158”酒店，艾未未的房间被一脚踹开。门上遍布伤口，是被警棍猛力捶打留下的。艾未未还没完全清醒，对涌入房间身着警服的人说了句：“你们执法要先亮证”，对方一拳就上来了。

这是艾未未后来在北京家中说起这段经历时的描述。同行的女志愿者刘燕萍是这样描述的，“半夜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一看是半夜3点15分，外面人大喊：我们是警察，快开门！我们赶紧穿衣服，火速给家人发短信报告这个紧急情况。 我房间里有一本厚厚的“5.12遇难学生名册”，我情急之下，把它从窗户里扔了出去。臧一把印有谭作人头像的T恤赶紧塞到床底下。敲门声愈来愈粗暴，我们问他们凭什么相信他们是警察，他们说我们这么多人还能有假吗？我们表示不相信他们是警察，不敢开门，他们就强行撞门，大约3点20多分，我们的门被强行撞开，门框掉到地上，一下子冲进7、8个人，三个穿警服的人围着我。”

此后，艾未未一行十几人，被成都警方扣押在了安逸酒店，刘燕萍等四人则带到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分局西安路派出所，在没有办理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刘燕萍开始了失去自由的46个小时。随后，纪录片描述了艾未未与律师刘晓原、浦志强奔走于西安路派出所，金牛区分局和成都市公安局的过程。艾未未的诉求有两个，一是要求公安机关对殴打并非法拘禁证人的做法给出交代，其二是纠正未经证实拘留，就带走并控制刘燕萍的做法，释放刘燕萍。

他们来到成都市金牛区公安分局，几经波折，终于见到了主办的金牛区分局法制科的科长徐某。网友说，一看徐科脸色，就是刚喝了点酒，红的。这位徐科明明知道被拘押人的下落，却王顾左右而言他，还在外面晃悠四个小时才现身。满嘴的成都话，顾左右言他。开始了这片子最有趣的桥段。艾未未问：“你受过普通话教育吗？”徐答：“啊？普通话？”蒲志强”问：“上过大学吗？”答：“学过法律”。 愤怒的艾未未，指着那徐科长说,“你就是一混混。”徐科几经追问，一直要耗到憋不住了，才告诉他们刘燕萍的下落:她被关在派出所附近的一家宾馆，但仍然一直没有法律手续,也拒绝释放。

虽然不是故事片，如网友所说，浦志强、艾未未、和刘燕萍的丈夫席先生……几个人无意间配合得非常好，艾的火爆彪悍，出语直截了当；浦的用词严谨……凸显了面对权力者的坚韧和无奈。他们一直和这些警员扯到了深夜，警员们找借口纷纷逃离金牛区公安分局的会议室，最后问题也没解决。有网友说，看完了真难过。公民的宝贵生命都浪费在跟这些下级怂人打太极上了，“用艾老师的话说，他们就是一点种也没有。”

此后，艾未未和律师们，坚持把投诉材料送到了成都市公安局的投诉中心，刘燕萍最后也被释放。

结尾的桥段也有意思。他们在成都市公安局出门后，要在门口留影，却被武警制止并要求删除录像和照片。武警和协警，保安等人上前，扯成一团。看得出来，仅仅因为艾等人是来自北京的名人才没痛下黑手，当场被殴。整一个群丑乱舞。正在此时，摇滚乐手左小组咒唱起了配乐。歌曲唱到，“做好人不容易。”诚然，不容易。

如《亚洲周刊》的评论所说，许多人熟悉的艾氏风格：恪守理据的同时姿态强悍，精神气场强大，即使身处弱势，也绝非弱者；这样一来，对手看似强势的蛮横、暴力反到成了露怯的表现。这种精神气质与互联网时代精神相应和，正在中国蹒跚前行的维权运动中，带来一种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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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维权活动新风格

中国大陆近期的维权活动出现了新风格，香港亚洲周刊对此作长篇报道介绍说，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调查去年四川大地震遇难学生名单，如今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起诉、并可能面临刑责。

艺术家艾未未前往四川证明，当局指控谭作人的地震调查“无中生有、捏造消息”，或者“诋毁党和政府形象”都不符事实。因为，谭作人和艾未未不约而同的、分别进行的、长达数月的实地调查中，超过五千名孩子的死亡是真实的，孩子家长的苦痛是真实的，对校舍质量的质疑和愤怒是真实的，学生死亡与豆腐渣校舍之间的关系也是真实的。

可是，艾未未抵达四川八月十二日凌晨三点多，在成都“安逸一五八”旅馆，房间被警方一脚踹开，艾未未说了句：“你们执法要先亮证”，对方一拳就上来了。艾未未等志愿者在酒店被困了十一个小时，直到八月十二日下午两点半，才重获自由。

而这段时间，距酒店五百米外的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谭作人案开庭与审结已经完成。艾未未已把在成都挨揍全过程整理出来，发到了网上。

亚洲周刊说，参与的五一二川震公民调查的近百名志愿者都熟悉的艾未未风格：恪守理据的同时姿态强悍，精神气场强大，即使身处弱势，也绝非弱者；这样一来，对手看似强势的蛮横、暴力反倒成了懦怯的表现。

艺术家身份赋予艾未未这位公民维权者特别的气质，这种精神气质与互联网时代精神相应和，正在中国蹒跚前行的维权运动中，带来一种微妙的变化。尽管严酷的代价从未减少，可是，在这样自信而具有平常心的维权者面前，他们的对手却从未像现在这样显得懦弱，而且狼狈不堪。

在浦志强律师的相机里，记者见到狱中谭作人的模样，短发，没有胡须，面容稍显苍白，但不算消瘦，镜头前总是在笑，气色看来很健康。与印象中总是黑衣黑帽、神情沉郁的那个孤身上路的男人很不同，也与网友印制声援T恤衫上，那张长发大胡子的侠客照片不同，隔著铁窗的谭作人，看来更坚持，也更淡定。

正如艾未未所说，“公民社会不是什么高深的理想，就是一些基本的原则。有时实现你的理想就像出生，需要通过一个黑暗的非常困难的甚至令人窒息的隧道，才能达到光明的彼岸”。

亚洲周刊表示，与以往背负沉重枷锁的悲情英雄不同，今天的中国维权者姿态更阳光、气质更年轻、表达更新鲜、心态更平和，这种弱势而非弱者、深情而非悲情的精神气质，让维权的样子不再是低姿态的争取，而是平等的诉求，甚至成为更日常的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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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官方打压网民行动继续升级

8月4日下午，刘晓原律师接到马尾区公安局法制大队电话。警官告诉他，游精佑的取保候审申请，公安机关没有批准。

这是刘晓原律师第二次递交的取保候审申请书，不能得到批准已在预料之中。涉嫌罪名由“诽谤”改为“诬告陷害”，罪名也更加严重了。因为诽谤罪最高刑期是三年，而诬告陷害罪最高刑期是十年。接了警方电话后，又接到林律师的电话。他也接到了马尾区公安局通知，说范燕琼和吴华英取保候审没有得到批准。林律师还告诉刘晓原律师，范燕琼和吴华英的家属已经收到逮捕通知书，检察院是以涉嫌诬告陷害罪作出的批捕。

7月1日，游精佑被刑事拘留，公安机关怀疑他与范燕琼、吴华英等人网上传播了严晓玲“遭轮奸致死”的文章和视频。据6月25日《东南快报》报道，6月23日晚间起，新浪、网易、天涯社区、凤凰、中华网等多家知名网站论坛出现帖文，文章叙述了福州市闽清县上访群众林秀英讲述的其年仅25岁的妇儿严晓玲惨遭轮奸致死的经历，引起网民广泛关注。6月24日17时35分，福州市委宣传部通过福建官方网站东南新闻网澄清严晓玲死亡事实真相。17时29分，福州市公安局通过福州官方网站福州新闻网发布消息，对严晓玲死亡事件说明真相。警方称，此帖纯属谣言。

6月25日，警方抓获了范琼燕（据说是她听了林秀英诉述后写的文章）。之后，又抓获陈焕辉夫妇、吴华英、林秀英弟弟、游精佑，还传唤了几个网民。7月16日早上，郭宝峰也遭刑事拘留。警方对他们的指控是涉嫌诽谤犯罪。福州官方抓捕五名网友后，在全国舆论引起了轩然大波。范燕琼等人的罪名被改变，有可能是受到山东省曹县段磊诽谤案被撤销的影响。

司法实践中，民众写了涉及举报官员问题的文章，如果内容被指不实的话，司法机关一般是按诽谤罪追究。典型的案例是，上海郏啸寅诽谤案、山东曹县段磊诽谤案、四川篷溪邓永固诽谤案。也许是很多诽谤案件最终都被撤案，司法人员还被追究了法律责任，使得福建公安机关警觉起来，而改为以诬告陷害来指控。刘晓原律师认为，由“诽谤”案变成“诬告陷害”案，避免了自诉与公诉的司法程序之争。

林秀英在上访一年时间里，其向有关部门递交的材料中，都是坚持“遭轮奸致死”的说法。这样看来代其写文章的人，说严晓玲遭“轮奸致死”也是有出处。当林秀英的说法与公安机关的说法不一致时，代书人不可能去承担核实义务，如果出了问题应由林秀英承担。而事实上，现在的歌厅等娱乐场所问题，不用多说大家心里都是有数。当一个KTV歌女在外突然死亡了，她母亲对死亡原因进行质疑也是很正常。而帮林整理材料的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不是闽清县人，也不居住在闽清县，与林副局长、卢科长、涂检察官、聂志雄又无冤无仇，为何要故意去诬陷他们呢？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等人，无非是出于“侠义”，出于对腐败的痛恨，为了搞清事实真相，而去参与了林秀英的公开举报。

诬告陷害罪有个最大的特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向有关单位告发。 这篇带有曝光又带有公开举报性质的文章，既使内容出现不实，只能算是错告或检举失实。“诬告陷害”行为，只在情节严重时才构成犯罪。情节较严重的“诬告陷害”行为，则是属于一般的违法行为。

刘晓原律师以为，就算“曝光”文章有“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处追究”之目的，但因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党委宣传部门和公安机关，第二天就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是谣言帖子，谁还会去追查和追究谣言文章中所指的人刑事责任？），情节根本谈不上严重。为何不能依《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处罚呢？为何一定要“上纲上线”，按刑事犯罪来严惩。这与这些被抓网友的活动也许有关。

比如其中一位女士吴华英，他弟弟因爆炸案被判了死缓，羁押了八年的时间，至今案件还没有二审终结，吴华英因此上访了八年，此案至今尚未了结。而身为铁路高级工程师的游精佑，虽然身为技术人员，却热心公益，曾多次为纪思尊（他曾因奥运期间申请游行而被抓，此后以其他罪名判刑三年）等人维权捐款并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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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学者范亚峰谈公盟被取缔事件

以下内容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8月5日《当今世界》节目

问：范亚峰先生您好，请问您怎么看待最近的公盟被查封并取缔这一事件？对许志永的前景怎么预测？他会被很快释放还是要过一段时间，甚至到国庆之后？

答：公盟事件实际上是维权运动遭受大规模、高层次打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总体上说，这一事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法治理念的一个重要检验。从2000年到现在，将近十年时间里，中国民间的依法维权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法律人和普通公民合作、依照法律维护自身权利的公民行动。在这个基础之上，公民个人以及律师和民间组织不断汇聚形成社会运动，即我们通常所讲的维权运动。

今年以来，我们看到维权运动受到大规模的打压，比如几十名维权律师年检没有通过，而最新的结果是，从7月14日到29日，公盟从四个方面受到了打压：一是巨额罚款，经济上让它破产；二是法律上取缔，让公盟处于非法地位；三是房屋上赶走，让公盟办公室和许志永租住的地方都无法继续租用；最后一招就是人身自由上的抓捕，7月29日，许志永失去自由。从这四个方面来看，毫无疑问，对公盟的打压是精心策划、一气呵成的。我的判断是来自非常高的层次，而且是统一的意志。

这一事件之所以发生，我想是因为09年重大的社会危机，尤其是7月5日的新疆骚乱出现之后，以及此前的石首、邓玉娇案、最近的通钢事件，中国政府有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这这种情况之下，展开了针对公盟、益仁平、微博客和天益网等一系列的打压行动。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一系列的打压行动是非常愚蠢的，是自己把中国社会体制内的改良派和温和派推向更加激进、对现政党和政府更加失去信心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我前几年所讲的那样，中国共产党迅速形成政权危机的话，一定是因为自己错误的战略。这种错误战略，三年前我就说过大概是三个，一是大规模镇压家庭教会，二是大规模镇压维权运动，三是攻打台湾。现在看来，与台湾的关系有一定改善，09年对家庭教会的打压从全局上来说也不是很严重，但是对维权运动的打压，毫无疑问，是执政党在自我酿造政权危机，使更多的公民对中国的法制和司法彻底丧失信心。对公盟以及即将展开的一系列针对民间组织的打压，是非常愚蠢的。在这一点说，我认为胡、温两位开明的领导人对这样一个事情，应该有政治家的担当，对于中国的民主法治的进步，承担应有的历史责任。

问：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律师、记者、维权人士和体制内开明力量的互动会不会因为公盟事件受到影响？或者说公盟事件是不是宣告这条路基本上被堵死了？

答：那倒未必，09年中国的形势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从08年到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模式，即经济自由和政治威权的结合，在表面上似乎在世界各国中受危机影响最浅，但事实上，社会矛盾的程度，比西方国家更加深远。应该说，中国正处在一个必须进行大的变革，开启真正的民主法治建设的关键历史时期，这当中，总体来看应该说中国政府面对民间的力量、面对公民社会的变革诉求，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强硬路线，一条是相对温和开明的路线，这两条路线有非常复杂的交织，但总体上，我们应当看到，旧体制是在不断地后撤，所以说，单个就公盟事件来说，无法影响整个中国社会走向民主法治、寻求更多公民权利保护的历史大趋势，这个大趋势是谁都无法改变的。所以说，从短期看，公盟等一些民间组织可能会遭到一些打压，但是从整个中国民间社会的全局来看，现在的威权统治已经很难对民间社会彻底绞杀，尤其是互联网、多媒体、家庭教会，包括庞大的法律人群体，以及体制内深受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影响的社会主流开明人群，这些力量，都是无法从根本上剿灭的。对公盟的打压充满了试探性，这一轮打压的结果也很难预料。如果有更多的人指出，中国法制和民主无论对于民间还是官方、包括既得利益集团自身，都是一个切实的保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反对这样一种倒退，推进在政治上的进步，还是有可能的。

问：公盟本身对一些政治上敏感的事情，比如新疆西藏和一些群体性事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离国庆还有两个月的时间，高层当局就对公盟下手？这种时间上的考虑，您觉得是出自什么样的策略？

答：我个人认为公盟被打压和十一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新疆骚乱之后，以及中部和东北的几个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现政权有更强的不安全感。所以说，未来这种从紧的基调很可能要延续到十一之后，目前对公盟的打压已经不能被视为是为国庆所作的安保，而是一轮新的调整。

问：您刚才提到说，目前对公盟的打压可能是当局的一个试探性行动，那是不是说，如果中国的公民社会对公盟事件的反应非常强烈的话，有可能会遏制当局对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进一步压制？

答：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恰当的应对，而不是一种激烈的姿态。恰当的应对，需要去寻求现代社会的法制、民主、专家、技术等规则生成的模式，寻求民间力量的稳健的、温和的、理性的恰当表达。就此而言，应该说过去一二十天来所形成的目前的反应，应该说还是不够的。

问：最近笑蜀发表评论，提到公盟本身的性质就是一个法律人的组织，他们本身承担着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救济的角色，现在他们自己也受到当局打压，那么谁来为他们扮演救济者的角色？

从整体上来讲，中国民间社会逐渐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态度。目前而言，这一事件还处于演进和生成的过程当中。举例而言，益仁平对于这种“选择性执法”的态度，就更为成熟、恰当、稳健和理性，而且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现在为止还没发现第三起“选择性执法”。因此依法维权、中道维权的原则，仍然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也就是说，要意识到在当下的中国，真正具有保守、僵硬思维的人毕竟是少数。

好的，再次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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