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30日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当今世界》
从2004年底到2009年底，仅5年时间，中国政府就在世界88个国家，办起了282所孔子学院。中国政府宣布，2010年将达成在全世界办500所孔子学院的目标。自第一所孔子学院在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开办至今，中国政府已在美国办起了60所孔子学院，未来一两年内，美国的孔子学院将多达80所。
孔子学院由挂靠中国政府教育部的“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导，每所孔子学院开办费平均300万美元，按500所计算，总投资约15亿美元。在中 国的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还不如非洲穷国乌干达，在中国有大量失学儿童，贫困地区学童上学没有课本、没有课桌、没有教室的情况下，却拿出这么多钱，到海外 办孔子学院，所为何来？据中国官方文件称：孔子学院的任务，不仅仅是教授汉语，还担负提供中国文化、经济及社会咨询，和开展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等任务。
有的国家已经开始对中国政府大肆开办海外孔子学院做出反应。广为人知的是：美国加州洛杉矶哈希恩德海茨校区的学生家长，抵制校区接受中国政府每年三万美元的资助，允许孔子学院在校区内开办孔子课堂。前中国国家篮球队队员、当地侨社知名人士陈凯，参加了抵制行动。他讲述了一些美国人所不知道的事实，他说：“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历史没有认识，通过教儒学之后，人们就遗忘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罪恶。中国就会说：你容忍我们，就是因为你要容忍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因为我们是它的延续，所以你不能把我们看成邪恶。”陈凯指出：孔子学院的课程，浸透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陈凯以不断在教材中出现的“解放”二字为例，说道：“很多人对孔子学院里面的毒素还没有真正了解。是么叫‘解放’？‘解放’就是一个阶级打败另一个阶级，这是马克思的观点。”
中国政府砸下大量金钱开办孔子学院，这些钱一部分用于办学，一部分用于收买孔子学院的支持者。陈凯揭露，哈希恩德海茨校区就有一位教育委员被孔子学院邀请到中国免费旅游：“他到中国这笔钱是非常大的，超过一万多美元，这些钱哪来的？谁付的？”在哈希恩德海茨校区，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参加抵制行动，白人妇女玛西亚说：“这实在糟糕，我们的校区是如此愚蠢，把我们的孩子推入共产主义。问题在于他们不是在教中文，而是要我们接受中共安排的课程。”
同样，在孔子学院较多的加拿大，也有人揭示中国政府的险恶意图。加拿大情报局亚太负责人表示：“开办孔子学院并不是出于慈善理念，而是中共战略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阵营虽然已经崩溃，但尚存的社会主义中国远比当年的东欧社会主义集团更强大、更雄心勃勃。当共产主义学说不再能蛊惑人心，中共便找出支撑了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西方世界不甚了了的儒学包装共产主义，继续污染世界。中共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今年4月24日的一次讲话说道：“在全世界各地 建立孔子学院，是‘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办孔子学院，与创办中国的CNN，斥巨资收购海外媒体，等等，一起构成中共颠覆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的全球战略。
冷战结束，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放松了警惕；有人能识别共产主义，却未必能识别以儒家学说包装的共产主义。所以尽管有人抵制，却不能阻止孔子学院越办越多。就像中国越来越严重的碳排放，中国的孔子学院势将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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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31 July 2010
Monday, 19 July 2010
学生翟田田为何被美拘留？美中报道迥异
原文见 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20100716-Grad-Students-Arrest-98614034.html
中国留美学生翟田田因“扬言恐怖威胁”被拘留一案，有了新进展。星期四，美国联邦法庭在纽约开庭审理了翟田田案，并在下月初再度开庭决定是否将他驱逐回中国。中国媒体说，翟田田被捕是典型的“因言获罪”，但美国媒体说，美国司法当局处理翟田田案，自有其法律根据。
来自西安的翟田田今年27 岁，他是4月15日被拘留的。之前，他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斯迪文斯理工学院(Stev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攻读土木工程学位的博士生。
*被控对学校发出恐怖威胁*
该校校报说，翟田田03年进入该校，先后拿到了学士和硕士学位。(但纽约日报援引翟的律师海明的话说，翟田田2000年就进入该校读书，拿了两个硕士。)他的留学生涯似乎一帆风顺，直到今年4月他被联邦和当地执法机关拘捕关进拘留所。
翟田田的人生道路，来到了十字路口，可能面临180度大转弯，因为，学校、当地、联邦司法当局对他提出的指控相当严重----对学校发出恐怖威胁(making terroristic threats to the school)，如果罪名成立，翟田田将不得不中断在美国的学业而被驱逐出境、遣返中国，不得再度进入美国。
事实上，翟田田被拘留当天，学校已经开除了其学籍，他是持留学生签证的，没有了学籍，他的签证也就失效，理论上就必须离开美国。
*被提升到“中国人民”高度*
翟田田的父亲翟泰山5月下旬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特别许可，离开居住地海南来到美国帮助儿子度过难关。中国华商报援引翟泰山的话说：“事情发展到现在，已不仅仅是儿子在美犯不犯法的事情，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的人身安全和尊严能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
中国广州日报5月28日报导：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外交官已经在“第一时间”介入此案，并探视了狱中的翟田田。纽约时报说，中国外交官已经三次到狱中探监。
华商报还援引中国人民大学跨国商事法律研究所所长钱卫清律师的话说，“单纯因为口头言语就定罪，有些不可思议。”钱律师对翟田田被定性为“恐怖分子”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认为这是典型的“以言定罪”。
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英文版5月27日发表社论说，翟田田就因为和教授发生口角，就被控搞恐怖活动。社论说：翟田田一案，(美方)还需要拿出更多的证据和资料。社论还说：“中国人民有权按照法律和外交惯例，了解更多的情况，看他们的同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中国人民有权不断得到该案的最新消息。”
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是个法治国家，有人扬言要烧毁学校大楼而当成恐怖分子嫌疑人被捕，这不奇怪。但是，翟田田一案的本质是：该案表明，美国政府不尊重中国人民，这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做法了，而美国政府一贯标榜自己尊重人权和自由。
中国媒体以及在美国的亲北京媒体纷纷报道说，翟田田是被冤枉的，只是因为说话不当，就吃了这么大的官司。据中国在美国办的《侨报》说，翟田田与其教授因学业意见不合发生口角，翟田田说了“大不了就拼了”之类的狠话，教授报告了校警，校警拘捕了翟并移送给警方。
据称19岁来美8年没回过中国的翟田田还说，“逮捕我的学校警员，我认识多年，都私下跟我坦诚说，他如果将逮捕的幕后真相说出，他会失去他的工作。我也回应他：我不会怪你且原谅你。在寻求司法公道的同时，我希望将伤害降到最低。”
*翟田田：被校警出卖*
中国媒体引用翟田田在哈德逊县羁押中心发出的抱怨说，他是被一个担任“校警”朋友出卖的。他说：“他因为和博士生导师以及同学的一些私人矛盾导致校方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又因与校方有言语的冲突，而被停学。校方又不允许他申诉，他于是向一位校警“朋友”倾诉，表示要向媒体公布学校的所作所为，不料却被这位“朋友出卖”，导致被捕。
*校报：翟田田扬言要烧学校大楼*
翟田田自己的说法和中文媒体的报导并没有更多提到校方的态度和学校乃至美国地方和联邦当局为何将只“说了几句话”的翟田田就绳之以法的背景和理由。
按照斯迪文斯理工学院校报上的纽特布姆写的(Matt Neuteboom)文章(5月28日)，翟田田一案，没想到引起了国际媒体的这么多关注，而许多报导，“并没有客观平衡”描述案情。(has blown the case out of proportion)
文章说，4月15日，翟田田给学校行政大楼打电话扬言要烧掉学校大楼。接电话的职工(纽约时报说：接电话的是学校一名警官(campus police officer))马上报告警方，警方认为这样的威胁值得重视，就在当天晚些时候逮捕了翟田田。因为翟田田是外国人(中国公民)，所以，警方接到校方电话后马上报告国土安全部说，他们要拘留翟田田。国土安全部马上决定介入，并帮助了校方执行拘留行动。
*纽约时报之言*
纽约时报7月2日报导说，翟田田给学校总机打电话说：我要烧掉学校大楼。联邦移民官员和校警共同对翟田田执行了逮捕。
纽约时报还表示，学校方面是由一个助理副校长出面用书面信函形式通知翟田田的。校方在信中说，学校有学生行为守则，翟田田违反了其中好几条，其中包括骚扰、恐吓他人，还有言行举止威胁到了他人的安全和身心健康。纽约日报援引该信的结论说：总而言之，你在学校继续出现，就对整个学校校区其他人的健康和安全构成了威胁。
按照9/11事件后美国通过的国土安全法，国土安全部门有权严防美国境内发生恐怖袭击；有权减轻恐怖活动给美国造成的危害。
*校方：翟田田问题由来已久*
事实上，早在三月上旬，翟田田不仅在学校遇到麻烦，也在纽约市被警方拘留了一次。设在美国的互联网新闻网站多维，援引翟田田辩护律师海明的话说：翟田田当时追求在纽约大学任教的白人女孩子罗红玫(Aly Rose)，对方曾在中国居住工作11年。其后，罗红玫向纽约警方报案，指受到翟田田骚扰。海明说，这个案子，纽约地检署至今没有起诉也没有销案，还在等待进入法庭程序。海明说，如果纽约地检署或者罗红玫撤诉，将对翟田田有利。
不过，斯迪文斯学院另外一位校方负责人斯塔利(Joseph Stahley)说，翟田田被学校停学，同他在纽约市的案子没有一点关系，而只是他在学校的问题积累的结果。
斯迪文斯理工学院校报上的文章援引斯迪文斯学院校方一位负责人史奈利(Michael Schinelli, Assitant Vice President))的话说：翟田田已经美国化了，而且相当融入了学校社区和生活。史奈利说，事实上，翟田田的麻烦，是从今年二月就开始了。当时，学校内就不断有人反映翟田田的学业以及处世为人有问题。到了三月初，翟田田的问题日益严重，校方一位负责人于是在3月9日约谈了翟田田，讨论他的问题。
后来，史奈利说，校方对此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翟田田所作所为，违反了学校规章制度。不过，史奈利没有展开说明到底违反了什么规章制度。校方认为，翟田田的做法，危及到了其他学生。3月15日，校方让翟田田长期停学。翟田田提出上诉，但上诉被驳回。
斯迪文斯校方说，就在勒令翟田田停学之前，翟田田不仅和教授发生纠纷，另外，他还接受电视台采访，扬言要起诉校方歧视。
斯迪文斯学院法律顾问亚当斯(Chris Adams)对纽约时报说，按照新泽西州法律，“恐怖威胁”的意思是，“发表言论，企图引起公众严重不安。”亚当斯说，如果罪名成立，翟田田将被判处三到五年徒刑。
*校方：国际媒体报导有误*
校方发言人史奈利说，许多国际媒体对案子进行了片面或者断章取义的报导。史奈利以中国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为例说，该网站说，翟田田受到指控说，他试图烧毁学校大楼，并威胁和他有不同意见的教授。史奈利说，实际上，这些都不是本案的事实。 “翟田田受到的指控是：扬言恐怖威胁。”“这和恐怖份子不是一回事”。
史奈利说，不知道为何中国这样报导这个案子，而这样的报导，在美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这样报导，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在美国，(某人)仅仅因为和教授意见不合就被关进了大牢。而这种事，在美国实际生活当中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在美国大学校园中，无论如何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斯迪文斯学院发言人史奈利说，他不知道中国这种歪曲事实的报道来源是谁，也许是来自翟田田本人，也许是来自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
史奈利还说，校方之所以不公开翟田田被拘留的消息，就是不想让翟田田和校方难堪。直到消息公开后，才有许多电话和电子邮件进来，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史奈利说，我们不希望妖魔化翟田田先生，也不希望学校形像受到影响。
他还说，学校当然希望翟田田能尽快同家人团聚，能得到他需要得到的帮助。我们祝他一切顺利。但是，我们当然也不希望看到外国媒体用这种方式发出的报道。
纽约时报报导，翟田田案，将由一个大陪审团来审理。具体何时启动程序，目前还不清楚。不过，纽约时报援引律师海明的话说，当局应该先审理该案的刑事部分，然后再审理是否将翟田田驱逐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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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美学生翟田田因“扬言恐怖威胁”被拘留一案，有了新进展。星期四，美国联邦法庭在纽约开庭审理了翟田田案，并在下月初再度开庭决定是否将他驱逐回中国。中国媒体说，翟田田被捕是典型的“因言获罪”，但美国媒体说，美国司法当局处理翟田田案，自有其法律根据。
来自西安的翟田田今年27 岁，他是4月15日被拘留的。之前，他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斯迪文斯理工学院(Stev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攻读土木工程学位的博士生。
*被控对学校发出恐怖威胁*
该校校报说，翟田田03年进入该校，先后拿到了学士和硕士学位。(但纽约日报援引翟的律师海明的话说，翟田田2000年就进入该校读书，拿了两个硕士。)他的留学生涯似乎一帆风顺，直到今年4月他被联邦和当地执法机关拘捕关进拘留所。
翟田田的人生道路，来到了十字路口，可能面临180度大转弯，因为，学校、当地、联邦司法当局对他提出的指控相当严重----对学校发出恐怖威胁(making terroristic threats to the school)，如果罪名成立，翟田田将不得不中断在美国的学业而被驱逐出境、遣返中国，不得再度进入美国。
事实上，翟田田被拘留当天，学校已经开除了其学籍，他是持留学生签证的，没有了学籍，他的签证也就失效，理论上就必须离开美国。
*被提升到“中国人民”高度*
翟田田的父亲翟泰山5月下旬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特别许可，离开居住地海南来到美国帮助儿子度过难关。中国华商报援引翟泰山的话说：“事情发展到现在，已不仅仅是儿子在美犯不犯法的事情，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的人身安全和尊严能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
中国广州日报5月28日报导：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外交官已经在“第一时间”介入此案，并探视了狱中的翟田田。纽约时报说，中国外交官已经三次到狱中探监。
华商报还援引中国人民大学跨国商事法律研究所所长钱卫清律师的话说，“单纯因为口头言语就定罪，有些不可思议。”钱律师对翟田田被定性为“恐怖分子”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认为这是典型的“以言定罪”。
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英文版5月27日发表社论说，翟田田就因为和教授发生口角，就被控搞恐怖活动。社论说：翟田田一案，(美方)还需要拿出更多的证据和资料。社论还说：“中国人民有权按照法律和外交惯例，了解更多的情况，看他们的同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中国人民有权不断得到该案的最新消息。”
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是个法治国家，有人扬言要烧毁学校大楼而当成恐怖分子嫌疑人被捕，这不奇怪。但是，翟田田一案的本质是：该案表明，美国政府不尊重中国人民，这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做法了，而美国政府一贯标榜自己尊重人权和自由。
中国媒体以及在美国的亲北京媒体纷纷报道说，翟田田是被冤枉的，只是因为说话不当，就吃了这么大的官司。据中国在美国办的《侨报》说，翟田田与其教授因学业意见不合发生口角，翟田田说了“大不了就拼了”之类的狠话，教授报告了校警，校警拘捕了翟并移送给警方。
据称19岁来美8年没回过中国的翟田田还说，“逮捕我的学校警员，我认识多年，都私下跟我坦诚说，他如果将逮捕的幕后真相说出，他会失去他的工作。我也回应他：我不会怪你且原谅你。在寻求司法公道的同时，我希望将伤害降到最低。”
*翟田田：被校警出卖*
中国媒体引用翟田田在哈德逊县羁押中心发出的抱怨说，他是被一个担任“校警”朋友出卖的。他说：“他因为和博士生导师以及同学的一些私人矛盾导致校方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又因与校方有言语的冲突，而被停学。校方又不允许他申诉，他于是向一位校警“朋友”倾诉，表示要向媒体公布学校的所作所为，不料却被这位“朋友出卖”，导致被捕。
*校报：翟田田扬言要烧学校大楼*
翟田田自己的说法和中文媒体的报导并没有更多提到校方的态度和学校乃至美国地方和联邦当局为何将只“说了几句话”的翟田田就绳之以法的背景和理由。
按照斯迪文斯理工学院校报上的纽特布姆写的(Matt Neuteboom)文章(5月28日)，翟田田一案，没想到引起了国际媒体的这么多关注，而许多报导，“并没有客观平衡”描述案情。(has blown the case out of proportion)
文章说，4月15日，翟田田给学校行政大楼打电话扬言要烧掉学校大楼。接电话的职工(纽约时报说：接电话的是学校一名警官(campus police officer))马上报告警方，警方认为这样的威胁值得重视，就在当天晚些时候逮捕了翟田田。因为翟田田是外国人(中国公民)，所以，警方接到校方电话后马上报告国土安全部说，他们要拘留翟田田。国土安全部马上决定介入，并帮助了校方执行拘留行动。
*纽约时报之言*
纽约时报7月2日报导说，翟田田给学校总机打电话说：我要烧掉学校大楼。联邦移民官员和校警共同对翟田田执行了逮捕。
纽约时报还表示，学校方面是由一个助理副校长出面用书面信函形式通知翟田田的。校方在信中说，学校有学生行为守则，翟田田违反了其中好几条，其中包括骚扰、恐吓他人，还有言行举止威胁到了他人的安全和身心健康。纽约日报援引该信的结论说：总而言之，你在学校继续出现，就对整个学校校区其他人的健康和安全构成了威胁。
按照9/11事件后美国通过的国土安全法，国土安全部门有权严防美国境内发生恐怖袭击；有权减轻恐怖活动给美国造成的危害。
*校方：翟田田问题由来已久*
事实上，早在三月上旬，翟田田不仅在学校遇到麻烦，也在纽约市被警方拘留了一次。设在美国的互联网新闻网站多维，援引翟田田辩护律师海明的话说：翟田田当时追求在纽约大学任教的白人女孩子罗红玫(Aly Rose)，对方曾在中国居住工作11年。其后，罗红玫向纽约警方报案，指受到翟田田骚扰。海明说，这个案子，纽约地检署至今没有起诉也没有销案，还在等待进入法庭程序。海明说，如果纽约地检署或者罗红玫撤诉，将对翟田田有利。
不过，斯迪文斯学院另外一位校方负责人斯塔利(Joseph Stahley)说，翟田田被学校停学，同他在纽约市的案子没有一点关系，而只是他在学校的问题积累的结果。
斯迪文斯理工学院校报上的文章援引斯迪文斯学院校方一位负责人史奈利(Michael Schinelli, Assitant Vice President))的话说：翟田田已经美国化了，而且相当融入了学校社区和生活。史奈利说，事实上，翟田田的麻烦，是从今年二月就开始了。当时，学校内就不断有人反映翟田田的学业以及处世为人有问题。到了三月初，翟田田的问题日益严重，校方一位负责人于是在3月9日约谈了翟田田，讨论他的问题。
后来，史奈利说，校方对此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翟田田所作所为，违反了学校规章制度。不过，史奈利没有展开说明到底违反了什么规章制度。校方认为，翟田田的做法，危及到了其他学生。3月15日，校方让翟田田长期停学。翟田田提出上诉，但上诉被驳回。
斯迪文斯校方说，就在勒令翟田田停学之前，翟田田不仅和教授发生纠纷，另外，他还接受电视台采访，扬言要起诉校方歧视。
斯迪文斯学院法律顾问亚当斯(Chris Adams)对纽约时报说，按照新泽西州法律，“恐怖威胁”的意思是，“发表言论，企图引起公众严重不安。”亚当斯说，如果罪名成立，翟田田将被判处三到五年徒刑。
*校方：国际媒体报导有误*
校方发言人史奈利说，许多国际媒体对案子进行了片面或者断章取义的报导。史奈利以中国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为例说，该网站说，翟田田受到指控说，他试图烧毁学校大楼，并威胁和他有不同意见的教授。史奈利说，实际上，这些都不是本案的事实。 “翟田田受到的指控是：扬言恐怖威胁。”“这和恐怖份子不是一回事”。
史奈利说，不知道为何中国这样报导这个案子，而这样的报导，在美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这样报导，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在美国，(某人)仅仅因为和教授意见不合就被关进了大牢。而这种事，在美国实际生活当中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在美国大学校园中，无论如何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斯迪文斯学院发言人史奈利说，他不知道中国这种歪曲事实的报道来源是谁，也许是来自翟田田本人，也许是来自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
史奈利还说，校方之所以不公开翟田田被拘留的消息，就是不想让翟田田和校方难堪。直到消息公开后，才有许多电话和电子邮件进来，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史奈利说，我们不希望妖魔化翟田田先生，也不希望学校形像受到影响。
他还说，学校当然希望翟田田能尽快同家人团聚，能得到他需要得到的帮助。我们祝他一切顺利。但是，我们当然也不希望看到外国媒体用这种方式发出的报道。
纽约时报报导，翟田田案，将由一个大陪审团来审理。具体何时启动程序，目前还不清楚。不过，纽约时报援引律师海明的话说，当局应该先审理该案的刑事部分，然后再审理是否将翟田田驱逐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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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0 March 2010
“自由行”之党奴
转载自http://www.blogtd.org/2010/03/20/%E3%80%90%E8%87%AA%E7%94%B1%E8%A1%8C%E3%80%91%E4%B9%8B%E9%BB%A8%E5%A5%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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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9 January 2010
不作恶2.0 (Don't Be Evil 2.0)
Working with China didn't help Google change the world. Not working with them might.
By Farhad Manjoo
Google has always claimed that it didn't go to China for the money. It went for the social change. Y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quired that Google censor some of its search results in exchange for doing business legally in the country, and yes, Google's acquiescence of those restrictions have made it a target of activists all over the world—not to mention tarnished its "Don't be evil" brand image. But giving the Chinese some access to information, Google argued, was better than giving them no access. "We concluded that although we weren't wild about the restrictions, it was even worse to not try to serve those users at all," Google CEO Eric Schmidt said shortly before the expansion. "We actually did an evil scale and decided not to serve at all was worse evil."
Coming from any other firm, that justification would have seemed too self-serving; China is the world's largest Internet market, so any tech company's aims there seem rather straightforward. Yet it isn't a stretch to think that Google's executive actually did believe that leaving the Chinese without access to their sterling search engine would itself have been a kind of evil. Here is a company that prizes the Internet as the most important invention of the last few centuries. More than any other firm, Google and its employees truly believe in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their product; not only do they believe that they're changing the world, but in many cases they believe profit is a secondary motive. To Google,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was only a temporary hurdle—over the long run, the thinking went, as more and more Chinese got wind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free world as seen through search results, the regime would be forced to slowly dismantle its infrastructure of censorship.
Well, that didn't happen. What's extraordinary about Google's decision to eventually quit censoring its Chinese site and to possibly shut down its operations there—after also coming under attack from hackers who may have been sponsor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didn't help relations—is that it represents a rare Google admission that the Internet can't solve everything. (This is something we've seen elsewhere—Iran, most recently.) Google's entry into China has done nothing to liberalize the regime's attitude toward outside information. So if that was the point of going to China, why not quit?
That's obvious—money. Whatever its ethical stance, can Google afford to quit China? Unlike in most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Google isn't the leading search engine in China. Baidu, a site founded in 2000 that has been very accommodating to government censors, commands about three-quarters of the market for search there. Google, which began operations in China only in 2006, has done relatively well in the face of Baidu's dominance, but many observers believed it had no chance of winning the market anytime soon. Indeed, Google's share of the Chinese market has recently been declining—from 19 percent in the second quarter last year to 17 percent in the third quarter. These numbers have prompted some skepticism about Google's intentions—the censorship argument is a convenient way to leave a market that Google was losing anyway, critics say.
But that argument seems specious. Even a small share of a market as big as China's is still big money. JPMorgan estimates that Google will make about $600 million in China in 2010, and that an outright departure from the country "could potentially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company's overall long-term growth rate." This makes sense—China's market for online ads is growing much faster than other markets Google serves, so despite being in second place, Google stands to make billions there over the long run. How can it justify sacrificing all that cash?
This brings us back to Google's dreamy optimism. Remember that Google believes that the Internet is essentially unstoppable and that the ope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can free us from terrible things. In its blog post explaining its new approach to China, the company said it would be ready to shut down Google.cn if authorities didn't let it provide uncensored results. But as James Fallows has documented, Google.cn is not the only way that people in China can get to Google. China's firewall is easy to breach. Through proxy servers and cheap "virtual private networks," many people in China can access just about any site in the world—including Google.com, where they find uncensored results. In other words, rather than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from within the country, perhaps Google will now commit to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from the outside. As one Chinese tweeter put it, it can shift from the business of censorship to the business of anti-censorship.
This strategy might play into Google's strengths. The company has always prided itself on the quality of its search engine, and it won the search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for many years its results were obviously better than any of its competitors'. By censoring itself in China, Google limited its own best feature; now, free from censorship, it can position itself to Chinese Web surfers as the one true search engine, the place to go if you want the real story.
Of course, it's an open question whether Google would be able to get that message through, especially if the authorities respond to its insolence by working harder to block out Google sites. But I'll bet Google doubts that China's censorship can last forever—and perhaps by working from the outside, rather than the inside, they can hasten its demise. John Gilmore, a co-founder of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once famously said that the Internet "interprets censorship as damage and routes around it." Google is betting that happens in China—and that when the Chinese eventually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yoke of online repression, they'll land on Google's shores.
Become a fan of Farhad Manjoo on Facebook.
Slate and the New America Foundation will host a talk about China, Google, and Internet freedom on Jan. 20 in Washington, D.C.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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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1 December 2009
我旁听了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
作者：林绍强
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我来到距金边约四公里、与柬埔寨国防军军营比邻的联合国审判红色高棉的国际法庭。
法庭外面的广场上，停泊着数十辆轿车，四、五辆大巴士和多辆摩托车。上百名穿着校服的青少年学生和十来位西方人排队准备进入法庭。我和他们一样，先在左侧的窗口办理手续：登记身份、托管我的照相机和手机（法庭内禁止拍照和通电话）、领取一张入门证。然后再到右侧大门排队，等待接受安检。
这一天，对恶名昭著的 S21屠杀馆刽子手康克尤（Kaing Guek Eav）的审判已进入最后程序。二楼的法庭主会场上，一千多个座位已经坐满，只能从电视看现场直播的楼下约四十位的小厅也已满座。与这小厅为邻的，是记者室。约三十名西方男女记者聚精会神地面对各自的电脑和现场直播情况紧张地工作。
我只好跟着几百名青少年学生、约二十多位西方人和一些高棉人坐在法庭外面搭起的大棚下的椅子上看大屏幕电视现场直播。在这里，人们可免费饮用矿泉水。大棚的尽头，有售卖面包、熟食品、零食和饮料的摊档。
十多名包括法国、加拿大等国的西方记者和法庭的摄影记者、柬埔寨电视台记者在周围向听众进行采访。
法庭上下还有许多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地为听众解答问题。他们说，法庭每天都安排五百名中学生前来旁听，他们来自不同省份。他们都是自费而来。其目的是让下一代人了解柬埔寨有过红高棉统治的历史。他们说，今年二月开庭时，还见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记者，现在他们基本都不来了。而西方记者们是锲而不舍地一直到这里采访，随时向他们的国家发布消息。他们还告诉我，国际法庭欢迎任何人，若拥有前红色高棉杀人的证据，例如埋人的坑洞，死者残骸等等前来举报，国际法庭必会安排时间和人员免费护送他们前往采证而不计路途遥远、道路艰难。
工作人员还指着法庭外右上方、有四、五个持枪的军人守卫着的一间平面建筑，对我说，那里囚禁另外四个红高棉大头目：前民柬国家主席乔森潘，前外长英萨利，前柬共副总书记农谢和前社会事务部长、英萨利的妻子英蒂迪。他们都已八十左右的高龄。四人被分开隔离，但每天可观看电视上的法庭现场直播。
现场还摆放许多供人们免费索取的小册子和其他印刷品，介绍有关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的筹备工作、法律程序、康克尤的简历、七名法官、九名检控官、两名辩护律师和十五名国内法律师的资历。
在上述法官、检控官和律师中，十七位是柬埔寨人，其他人来自法国（四人）、新西兰、澳大利亚(两人)、美国、阿联酋、印度、贝林、英国、瑞典、德国和法属玛拉加斯卡。在上述三十二人中，八位是女性。
大法官由柬埔寨的尼嫩（Nil Nonn）担任。他早年考取越南胡志明市法律大学学士，并于1993年在马德望省担任大法官。他熟悉国际法和人权法。除了柬语，他还精通英语和越语。
电视上，主要是播送检控官谢莲（Chea leang）女士冗长的发言，偶尔也出现六十七岁、穿着半旧的淡蓝色囚服、沟壑的脸部遍布老人斑，眼睛大而无神的康克尤的画面。
每次开庭、休息和结束，都由尼嫩大法官起立宣布。
谢莲是法庭审判康克尤的主要检控官。她于1995年毕业于德国马丁路特大学法律系，96年开始其法庭审判部的工作，后期又在丹麦进修人权法、在日本参与关于国际犯罪法庭的判决。
上午十点三十分，有九十分钟休息。十二时正，继续开庭。我这时可走上二楼主审法庭现场。
在这里，每个入场者必须再次接受严格安全检查，连和尚也不能例外。
开庭的钟声响起，隔着听众大厅的法庭拉开阔大布幕，隔着玻璃，可见法庭正中分两排端正坐着主审法官、检控官和律师共十六人，下面左侧是多位检控官，右侧是两位辩护律师、记录员。康克尤坐在右侧最下面的被告席上，他的两旁各有一位看守他的警察，左侧的最下面，是为数大约十人的证人。
每个观众座位上，备有耳机，可即时收听法庭上的发言，分别有柬、英、法三种语言。在这一千多位观众中，绝大多数是本地的高棉人，接着是西方人。
尼嫩大法官首先起立，宣布复庭。接着谢莲检控官起立，开始继续她上午的发言。
审判红色高棉的国际法庭自今年二月十七日开庭以来，谢莲检控官代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受害的近两百万死者和全国人民，列数红色高棉统治三年多来各个时期的种种滔天大罪，例如用暴力和谎言驱赶城市人民到偏远山林自生自灭，强迫全国农民在极端恶劣环境下超体力劳动且不顾病老残弱，让全国人民遭受饥饿、疾病的摧残，以清除阶级敌人为名大批大批屠杀无辜民众，有许多是整个家庭成员男女老少全被杀绝。其所采取的残酷手段包括活埋、投河投井、剌杀、砍头、枪毙等等；在其刚上台期间，把大量被怀疑投奔越南的民众集体杀害，当其下台期间，又把不再跟随其出逃的数以千计的民众就地杀害。导致全国各省市、乡村、山区甚至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遍布人民的尸骨残骸。所有被害的民众，都是在毫无救援、无法反抗地极端痛苦而死。所有这些，都是柬埔寨共产党对国家和人民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
谢莲说，康克尤作为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得到柬共高层的信任，对被投进S21监狱的一万七千名民众，他有绝对权力、不受丝毫制约地向被捕者施加任何最残暴的手段，包括挖眼睛、锯腿、身体倒吊淹水、电刑、剥指甲、刀剌孕妇腹部、夹切妇女乳头、枪击婴儿头颅等等令人发指的酷刑。除因柬共迅速倒台，康克尤等人来不及杀害的几个人之外，所有被捕者无一例外遭受酷刑而死，他们之中有自己的干部、军人、工人、医生、大量的农民及其子弟......
谢莲这最后几天的发言，是她几个月来发言的系统总结。为此，她和她的班子做了大量繁重的工作。她词锋犀利，声音清晰而洪亮。在义正词严地宣读她的起诉书中，她并不使用“红色高棉”这字眼，而直接用“柬埔寨共产党”加以控诉。多少个月来，她每天连续多个钟头发言，保持精神饱满、毫无疲态，深深打动了听众和法官。
在这之前，许多柬埔寨农民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占人也纷纷上庭作证。法庭上还有一位重要证人，他就是S21屠杀馆最后死里逃生的七十多岁的Chum Mey。他的十个足趾甲至今仍残缺不全，两耳重听，有些畸形，因为双耳受过电刑。
但是，审判过程并不顺利，康克尤的两位辩护律师、国际著名的法国人Francois Roux和柬埔寨人Kar Savuth认为，证人们的发言有矛盾、重复、语无伦次等等，有些证词属于道听途说，或不能准确回答他们的提问等等，法官不能以此作准。
对此，尼嫩大法官发言，提醒两位辩护律师说，柬埔寨农民基本是文盲或半文盲，他们只会用朴素语言陈铺直述而没有法律常识，故不能全部推翻他们的证词。两位律师又认为，法律不能为任何舆论所左右，而必须要有充足的物证。
为了取得令人信服的证据，各地不同的证人、法官、检控官陪同辩护律师到了许多不同地区去挖掘大量死者残骸，经过科学验证，证明死者死于红色高棉统治的年份，属于严重外伤或折磨等等非正常死亡。
辩护律师又提出，无论如何，康克尤只是个执行命令者，他不能违抗上级的指令。否则，他也必然自身难保。
但是在大量有关康克尤操有对被害者全部屠杀大权、可以对被害者采取任何屠杀手段、自始至终自行策划、自行处理并得到柬共中央绝对信任的证据后，律师们终于无话可说。
康克尤也承认了大部份罪名，并在电视向全国人民道歉。这也是为什么审判一个康克尤花了整整九个多月的原因。
最后，谢莲检控官要求法官判处被告康克尤四十年徒刑。
但是，对康克尤的判刑要等到明年一月。
据说，下一个受审者---柬共原外交部长英萨利要等到2011年才开庭审理。如果以此时间类推，则全部结束对五个仅存的红高棉最高头目的审判要拖到2017年。那么，肯定有人因年老死去而逃过这场世纪大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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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我来到距金边约四公里、与柬埔寨国防军军营比邻的联合国审判红色高棉的国际法庭。
法庭外面的广场上，停泊着数十辆轿车，四、五辆大巴士和多辆摩托车。上百名穿着校服的青少年学生和十来位西方人排队准备进入法庭。我和他们一样，先在左侧的窗口办理手续：登记身份、托管我的照相机和手机（法庭内禁止拍照和通电话）、领取一张入门证。然后再到右侧大门排队，等待接受安检。
这一天，对恶名昭著的 S21屠杀馆刽子手康克尤（Kaing Guek Eav）的审判已进入最后程序。二楼的法庭主会场上，一千多个座位已经坐满，只能从电视看现场直播的楼下约四十位的小厅也已满座。与这小厅为邻的，是记者室。约三十名西方男女记者聚精会神地面对各自的电脑和现场直播情况紧张地工作。
我只好跟着几百名青少年学生、约二十多位西方人和一些高棉人坐在法庭外面搭起的大棚下的椅子上看大屏幕电视现场直播。在这里，人们可免费饮用矿泉水。大棚的尽头，有售卖面包、熟食品、零食和饮料的摊档。
十多名包括法国、加拿大等国的西方记者和法庭的摄影记者、柬埔寨电视台记者在周围向听众进行采访。
法庭上下还有许多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地为听众解答问题。他们说，法庭每天都安排五百名中学生前来旁听，他们来自不同省份。他们都是自费而来。其目的是让下一代人了解柬埔寨有过红高棉统治的历史。他们说，今年二月开庭时，还见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记者，现在他们基本都不来了。而西方记者们是锲而不舍地一直到这里采访，随时向他们的国家发布消息。他们还告诉我，国际法庭欢迎任何人，若拥有前红色高棉杀人的证据，例如埋人的坑洞，死者残骸等等前来举报，国际法庭必会安排时间和人员免费护送他们前往采证而不计路途遥远、道路艰难。
工作人员还指着法庭外右上方、有四、五个持枪的军人守卫着的一间平面建筑，对我说，那里囚禁另外四个红高棉大头目：前民柬国家主席乔森潘，前外长英萨利，前柬共副总书记农谢和前社会事务部长、英萨利的妻子英蒂迪。他们都已八十左右的高龄。四人被分开隔离，但每天可观看电视上的法庭现场直播。
现场还摆放许多供人们免费索取的小册子和其他印刷品，介绍有关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的筹备工作、法律程序、康克尤的简历、七名法官、九名检控官、两名辩护律师和十五名国内法律师的资历。
在上述法官、检控官和律师中，十七位是柬埔寨人，其他人来自法国（四人）、新西兰、澳大利亚(两人)、美国、阿联酋、印度、贝林、英国、瑞典、德国和法属玛拉加斯卡。在上述三十二人中，八位是女性。
大法官由柬埔寨的尼嫩（Nil Nonn）担任。他早年考取越南胡志明市法律大学学士，并于1993年在马德望省担任大法官。他熟悉国际法和人权法。除了柬语，他还精通英语和越语。
电视上，主要是播送检控官谢莲（Chea leang）女士冗长的发言，偶尔也出现六十七岁、穿着半旧的淡蓝色囚服、沟壑的脸部遍布老人斑，眼睛大而无神的康克尤的画面。
每次开庭、休息和结束，都由尼嫩大法官起立宣布。
谢莲是法庭审判康克尤的主要检控官。她于1995年毕业于德国马丁路特大学法律系，96年开始其法庭审判部的工作，后期又在丹麦进修人权法、在日本参与关于国际犯罪法庭的判决。
上午十点三十分，有九十分钟休息。十二时正，继续开庭。我这时可走上二楼主审法庭现场。
在这里，每个入场者必须再次接受严格安全检查，连和尚也不能例外。
开庭的钟声响起，隔着听众大厅的法庭拉开阔大布幕，隔着玻璃，可见法庭正中分两排端正坐着主审法官、检控官和律师共十六人，下面左侧是多位检控官，右侧是两位辩护律师、记录员。康克尤坐在右侧最下面的被告席上，他的两旁各有一位看守他的警察，左侧的最下面，是为数大约十人的证人。
每个观众座位上，备有耳机，可即时收听法庭上的发言，分别有柬、英、法三种语言。在这一千多位观众中，绝大多数是本地的高棉人，接着是西方人。
尼嫩大法官首先起立，宣布复庭。接着谢莲检控官起立，开始继续她上午的发言。
审判红色高棉的国际法庭自今年二月十七日开庭以来，谢莲检控官代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受害的近两百万死者和全国人民，列数红色高棉统治三年多来各个时期的种种滔天大罪，例如用暴力和谎言驱赶城市人民到偏远山林自生自灭，强迫全国农民在极端恶劣环境下超体力劳动且不顾病老残弱，让全国人民遭受饥饿、疾病的摧残，以清除阶级敌人为名大批大批屠杀无辜民众，有许多是整个家庭成员男女老少全被杀绝。其所采取的残酷手段包括活埋、投河投井、剌杀、砍头、枪毙等等；在其刚上台期间，把大量被怀疑投奔越南的民众集体杀害，当其下台期间，又把不再跟随其出逃的数以千计的民众就地杀害。导致全国各省市、乡村、山区甚至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遍布人民的尸骨残骸。所有被害的民众，都是在毫无救援、无法反抗地极端痛苦而死。所有这些，都是柬埔寨共产党对国家和人民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
谢莲说，康克尤作为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得到柬共高层的信任，对被投进S21监狱的一万七千名民众，他有绝对权力、不受丝毫制约地向被捕者施加任何最残暴的手段，包括挖眼睛、锯腿、身体倒吊淹水、电刑、剥指甲、刀剌孕妇腹部、夹切妇女乳头、枪击婴儿头颅等等令人发指的酷刑。除因柬共迅速倒台，康克尤等人来不及杀害的几个人之外，所有被捕者无一例外遭受酷刑而死，他们之中有自己的干部、军人、工人、医生、大量的农民及其子弟......
谢莲这最后几天的发言，是她几个月来发言的系统总结。为此，她和她的班子做了大量繁重的工作。她词锋犀利，声音清晰而洪亮。在义正词严地宣读她的起诉书中，她并不使用“红色高棉”这字眼，而直接用“柬埔寨共产党”加以控诉。多少个月来，她每天连续多个钟头发言，保持精神饱满、毫无疲态，深深打动了听众和法官。
在这之前，许多柬埔寨农民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占人也纷纷上庭作证。法庭上还有一位重要证人，他就是S21屠杀馆最后死里逃生的七十多岁的Chum Mey。他的十个足趾甲至今仍残缺不全，两耳重听，有些畸形，因为双耳受过电刑。
但是，审判过程并不顺利，康克尤的两位辩护律师、国际著名的法国人Francois Roux和柬埔寨人Kar Savuth认为，证人们的发言有矛盾、重复、语无伦次等等，有些证词属于道听途说，或不能准确回答他们的提问等等，法官不能以此作准。
对此，尼嫩大法官发言，提醒两位辩护律师说，柬埔寨农民基本是文盲或半文盲，他们只会用朴素语言陈铺直述而没有法律常识，故不能全部推翻他们的证词。两位律师又认为，法律不能为任何舆论所左右，而必须要有充足的物证。
为了取得令人信服的证据，各地不同的证人、法官、检控官陪同辩护律师到了许多不同地区去挖掘大量死者残骸，经过科学验证，证明死者死于红色高棉统治的年份，属于严重外伤或折磨等等非正常死亡。
辩护律师又提出，无论如何，康克尤只是个执行命令者，他不能违抗上级的指令。否则，他也必然自身难保。
但是在大量有关康克尤操有对被害者全部屠杀大权、可以对被害者采取任何屠杀手段、自始至终自行策划、自行处理并得到柬共中央绝对信任的证据后，律师们终于无话可说。
康克尤也承认了大部份罪名，并在电视向全国人民道歉。这也是为什么审判一个康克尤花了整整九个多月的原因。
最后，谢莲检控官要求法官判处被告康克尤四十年徒刑。
但是，对康克尤的判刑要等到明年一月。
据说，下一个受审者---柬共原外交部长英萨利要等到2011年才开庭审理。如果以此时间类推，则全部结束对五个仅存的红高棉最高头目的审判要拖到2017年。那么，肯定有人因年老死去而逃过这场世纪大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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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16 December 2009
冯正虎事件如何收场？
by 魏京生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feng-12142009164539.html
最近出了个奇人，名叫冯正虎，上海人，年纪不大，做过生意。这些都不奇怪，奇就奇在别人都想逃离中国这个大监狱，他却坚持要回国。中国的海关把他挡在边境之外、而且让国际航班把他送回日本，他却七次、八次地买了机票飞回上海。这事闹得上海解决不了，闹得国际媒体沸沸扬扬，闹得中共脸皮臊耷耷的。据说，只好由中共政治局来收场了。大家正在猜测，看看中共这帮家伙如何收场。
二十多年来，许多得罪了中共的人想回家看看亲友，都被拒之以国门之外。其中有的人年迈体衰，想回国安度晚年，也不行，只好葬身于异国他乡。著名作家刘宾雁和王若望先生就是这种遭遇。有些人呢，是父母病危仍然不准回国看最后一眼，只能留下了永远的遗憾。这种不顾人道常理的做法，只能进一步引起人们对中共的仇恨，对中共没有丝毫的好处。
因为敢冒天下的巨大风险与中共周旋的反对派人士，不可能因为不让回国就吓倒了。中共这个愚蠢的策略等于是在自打耳光，损害中共自己的信誉。中共为什么有权有势、仍然在全世界让人看不起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毁形象。
俗话说，要骗人也得装得像一些，这就是近年来网上流行词汇之一的“装逼犯”。可是中共连“装逼犯”的资格都不具备，通常在那儿自毁形象，而且还一脸横肉、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地自毁形象，这只能叫做愚蠢了。
因为按照国际通行常理，这个人是你们国家的人，你们国家也承认他是你们国家的人，所以才发给他出国使用的护照。他能不能出国，各国有各种不同的限制。一般来说，民主国家的限制少，专制国家的限制多。但是，回国一般都没有限制，就连纳粹德国和法西斯的意大利都没有限制。最多就是他犯了法，回国把他抓起来就是了，没有说不让回国的。犯了法的不想回国还要引渡回国呢，他自己要回来，为什么不让回呢？
反过来说，人家冯正虎没犯法你为什么不让回国呢？正说、反说都没道理，只有一个道理，就是你想证明你们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不但是无法无天，而且是个心里有病、胆小怕事的政权。
中共的前辈们还是和纳粹一样的有胆作恶的强盗政党，现在的中共已经堕落到了连作恶都没胆、只敢关起门来欺负自家人的鼠辈团伙了。甚至关起门来怕自家人回来论理，就象那个传统笑话里喝洗脚水的四川老兄一样、躲在床底下说：“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让人笑破了肚皮。
现在中共外交部门说：“说不让你回来，就不让你进来，没什么理由，就是没商量。”大家看看，这两个口气是不是太像了？像什么呢？象中国传统的窝囊废，这场表演可以算是淋漓尽致了。这场外强中干的表演一直演了二十多年，演到了全世界都不敢说中共是“装逼犯”，而是货真价实的外强中干、加上无法无天。演到了全世界人民都审美疲劳了、媒体也不感兴趣了。
可是为什么这一次全球媒体又兴致勃勃地对准了镜头呢？这是因为冯正虎是个奇人。奇就奇在你不让我回家，我就坐在家门口非要回家，让过路行人都看看是谁不讲理？就非得要个说法、非得要认个死理不可。
别人哭着喊着要到别人家吃大鱼大肉，他冯正虎就非得回家吃糠咽菜。为什么呢？他争的是个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回家的权利。你在家里不讲理，还说什么“不许干涉内政”，现在让你在家门外讲理、让你在世人面前讲理，看你还有什么“内政”、“外政”做借口？即使你花了几千亿买下了国际媒体，没面子就是没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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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feng-12142009164539.html
最近出了个奇人，名叫冯正虎，上海人，年纪不大，做过生意。这些都不奇怪，奇就奇在别人都想逃离中国这个大监狱，他却坚持要回国。中国的海关把他挡在边境之外、而且让国际航班把他送回日本，他却七次、八次地买了机票飞回上海。这事闹得上海解决不了，闹得国际媒体沸沸扬扬，闹得中共脸皮臊耷耷的。据说，只好由中共政治局来收场了。大家正在猜测，看看中共这帮家伙如何收场。
二十多年来，许多得罪了中共的人想回家看看亲友，都被拒之以国门之外。其中有的人年迈体衰，想回国安度晚年，也不行，只好葬身于异国他乡。著名作家刘宾雁和王若望先生就是这种遭遇。有些人呢，是父母病危仍然不准回国看最后一眼，只能留下了永远的遗憾。这种不顾人道常理的做法，只能进一步引起人们对中共的仇恨，对中共没有丝毫的好处。
因为敢冒天下的巨大风险与中共周旋的反对派人士，不可能因为不让回国就吓倒了。中共这个愚蠢的策略等于是在自打耳光，损害中共自己的信誉。中共为什么有权有势、仍然在全世界让人看不起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毁形象。
俗话说，要骗人也得装得像一些，这就是近年来网上流行词汇之一的“装逼犯”。可是中共连“装逼犯”的资格都不具备，通常在那儿自毁形象，而且还一脸横肉、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地自毁形象，这只能叫做愚蠢了。
因为按照国际通行常理，这个人是你们国家的人，你们国家也承认他是你们国家的人，所以才发给他出国使用的护照。他能不能出国，各国有各种不同的限制。一般来说，民主国家的限制少，专制国家的限制多。但是，回国一般都没有限制，就连纳粹德国和法西斯的意大利都没有限制。最多就是他犯了法，回国把他抓起来就是了，没有说不让回国的。犯了法的不想回国还要引渡回国呢，他自己要回来，为什么不让回呢？
反过来说，人家冯正虎没犯法你为什么不让回国呢？正说、反说都没道理，只有一个道理，就是你想证明你们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不但是无法无天，而且是个心里有病、胆小怕事的政权。
中共的前辈们还是和纳粹一样的有胆作恶的强盗政党，现在的中共已经堕落到了连作恶都没胆、只敢关起门来欺负自家人的鼠辈团伙了。甚至关起门来怕自家人回来论理，就象那个传统笑话里喝洗脚水的四川老兄一样、躲在床底下说：“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让人笑破了肚皮。
现在中共外交部门说：“说不让你回来，就不让你进来，没什么理由，就是没商量。”大家看看，这两个口气是不是太像了？像什么呢？象中国传统的窝囊废，这场表演可以算是淋漓尽致了。这场外强中干的表演一直演了二十多年，演到了全世界都不敢说中共是“装逼犯”，而是货真价实的外强中干、加上无法无天。演到了全世界人民都审美疲劳了、媒体也不感兴趣了。
可是为什么这一次全球媒体又兴致勃勃地对准了镜头呢？这是因为冯正虎是个奇人。奇就奇在你不让我回家，我就坐在家门口非要回家，让过路行人都看看是谁不讲理？就非得要个说法、非得要认个死理不可。
别人哭着喊着要到别人家吃大鱼大肉，他冯正虎就非得回家吃糠咽菜。为什么呢？他争的是个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回家的权利。你在家里不讲理，还说什么“不许干涉内政”，现在让你在家门外讲理、让你在世人面前讲理，看你还有什么“内政”、“外政”做借口？即使你花了几千亿买下了国际媒体，没面子就是没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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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14 December 2009
学者估计刘晓波会被政治性判刑五至八年
原文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20/article_18075.asp
中国异见作家刘晓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起诉书除点名《零八宪章》外，亦提及刘晓波撰写的六篇文章有煽动颠覆之嫌，本台记者翻阅有关内容，全属批评时政，以国际标准而言，难以构成煽动颠覆，中国法律专家王友金教授指，中国相关罪行漫无标准，估计刘会被政治性判刑五至八年，以收杀鸡儆猴之效。
在起诉书点名的文章由2005年10月至2007年7月写成，计为《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批评独裁政权靠暴力维持政权，但中共政权不等于中国，更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亡党不等于亡国。中共提倡的官方爱国主义，是「以党代国」体制的谬论，是盗用爱国主义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
至于《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则批评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指白皮书只是有关「国情论」、「党权论」和「中共英明论」的论证，以否定民主形式的普世性和否定人民主权。他更在文章中提及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等好官在中共体制下将难以长存；另外，又批评中国人的封建思想，「灵魂上的长跪不起更甚于古人」！
在《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中，刘晓波提倡非暴力维权运动和不服从运动，呼吁每人争取把自己当作自由人来生活，坚决反对恫吓、收买、整顿、开除、取缔、逮捕和立法等压迫方式。
在《多面的中共独裁》中，刘晓波批评中共政权已出现独裁政治的末日景观，即统治的合法性及其效力迅速流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只是一种利益的权宜性合作，于是造就了大量贪污，将「无法长久地支撑这座已经出现无数裂痕的独裁大厦。」
在《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一文中，刘晓波批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外交政策，指其承诺中国信守和平崛起只是将国内「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的官方口号变成外交语言。
在《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中，刘晓波指责当权者对山西黑窑奴工案敷衍了事，未有触及制度性问题，并质问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上台后，为什么屡屡发生震惊海内外的重大公共危机？他认为，原因是独裁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的隐瞒或不作为，而胡温政权之所以如此冷血，是因为「一个把维持垄断权力作为第一要务的统治集团，也不可能珍惜包括孩子们在内的国人生命。」
以刘晓波的言论发表数年仍没有引起暴力问题，已不符合《约翰内斯堡原则》中指，只有引起实时暴力的言论才可受限制的标准。
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王友金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他也看过部分起诉书的文章，内容并不激烈，但中国的煽动颠覆罪，漫无标准，只要当权者认为异见人士批评狠辣，一不高兴，便会治以煽动之罪。他预期，刘晓波会被判刑，但因为这不是依法判决，而是一种政治性判决，以警戒其它人不要仿效，故此不会重判，以免引起太大反弹，估计刘会被判监五至八年。
王友金又慨叹在言论自由地区，尤其是香港的传媒对刘晓波一案没有提出汇决的批评，会令大陆更形嚣张。若中国人权不彰，香港亦会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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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异见作家刘晓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起诉书除点名《零八宪章》外，亦提及刘晓波撰写的六篇文章有煽动颠覆之嫌，本台记者翻阅有关内容，全属批评时政，以国际标准而言，难以构成煽动颠覆，中国法律专家王友金教授指，中国相关罪行漫无标准，估计刘会被政治性判刑五至八年，以收杀鸡儆猴之效。
在起诉书点名的文章由2005年10月至2007年7月写成，计为《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批评独裁政权靠暴力维持政权，但中共政权不等于中国，更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亡党不等于亡国。中共提倡的官方爱国主义，是「以党代国」体制的谬论，是盗用爱国主义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
至于《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则批评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指白皮书只是有关「国情论」、「党权论」和「中共英明论」的论证，以否定民主形式的普世性和否定人民主权。他更在文章中提及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等好官在中共体制下将难以长存；另外，又批评中国人的封建思想，「灵魂上的长跪不起更甚于古人」！
在《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中，刘晓波提倡非暴力维权运动和不服从运动，呼吁每人争取把自己当作自由人来生活，坚决反对恫吓、收买、整顿、开除、取缔、逮捕和立法等压迫方式。
在《多面的中共独裁》中，刘晓波批评中共政权已出现独裁政治的末日景观，即统治的合法性及其效力迅速流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只是一种利益的权宜性合作，于是造就了大量贪污，将「无法长久地支撑这座已经出现无数裂痕的独裁大厦。」
在《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一文中，刘晓波批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外交政策，指其承诺中国信守和平崛起只是将国内「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的官方口号变成外交语言。
在《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中，刘晓波指责当权者对山西黑窑奴工案敷衍了事，未有触及制度性问题，并质问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上台后，为什么屡屡发生震惊海内外的重大公共危机？他认为，原因是独裁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的隐瞒或不作为，而胡温政权之所以如此冷血，是因为「一个把维持垄断权力作为第一要务的统治集团，也不可能珍惜包括孩子们在内的国人生命。」
以刘晓波的言论发表数年仍没有引起暴力问题，已不符合《约翰内斯堡原则》中指，只有引起实时暴力的言论才可受限制的标准。
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王友金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他也看过部分起诉书的文章，内容并不激烈，但中国的煽动颠覆罪，漫无标准，只要当权者认为异见人士批评狠辣，一不高兴，便会治以煽动之罪。他预期，刘晓波会被判刑，但因为这不是依法判决，而是一种政治性判决，以警戒其它人不要仿效，故此不会重判，以免引起太大反弹，估计刘会被判监五至八年。
王友金又慨叹在言论自由地区，尤其是香港的传媒对刘晓波一案没有提出汇决的批评，会令大陆更形嚣张。若中国人权不彰，香港亦会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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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1 December 2009
中央维稳办官员要求加强网络新闻管制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20/article_18016.asp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国新办2009年第九期互联网新闻业务培训班上，中共中央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夏诚华做了《当前维稳形势及对网上宣传的要求》的讲话，要求加强对网络新闻的管制。
中共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的议事协调机构之一，中央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是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常设办事机构，在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办公。
演讲中，夏诚华把因企业改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部队退役人员问题、非正常上访、、因房屋拆迁、农村征地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涉重刑犯罪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如传销和非法集资等，等五方面列为目前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挑战。
他透露，部队退役人员问题，中央要求“要善待他们，要千方百计解决他们的困难，要防止敌对势力利用他们。”
而对所谓“非正常上访”，此前11月深圳市曾出台办法，称将对“非正常上访者”进行劳教。
根据深圳市委某次常委会的部署，深圳市中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把“到北京中南海、天安门、新华门、外国驻华使(领)馆等政治敏感地区和省、市、区党政机关上访”、“在深圳市委市政府办公场所外聚集、滞留”等14种信访认定为“非正常上访”。
该办法明确规定，对上述行为，将予以进行劳教；对其中首要分子及主要参加者，将从重处罚。该办法引发了舆论的普遍反感。
对所谓“非正常上访”，来自中央政法委的这名高级官员称，“越级上访也是公民的权利，但是采取非正常手段的上访就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
夏诚华认为，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对维护稳定提出挑战，因此，他要求进一步加强网络新闻的管理。
为了论证这点，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翟惠生提出，网络新闻媒体也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政治家办网站（对应官方新闻学的“政治家办报”），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国新办网络局的副局长彭波说，“商业网站要明白是政府在保护国内网站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没有新浪，就是雅虎的天下；没有百度，就是谷歌的天下；没有QQ，就是MSN的天下。而这都是政府在有意扶植民族企业。”因而，彭波要求重点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要听话，“要统一思想，要学会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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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国新办2009年第九期互联网新闻业务培训班上，中共中央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夏诚华做了《当前维稳形势及对网上宣传的要求》的讲话，要求加强对网络新闻的管制。
中共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的议事协调机构之一，中央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是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常设办事机构，在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办公。
演讲中，夏诚华把因企业改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部队退役人员问题、非正常上访、、因房屋拆迁、农村征地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涉重刑犯罪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如传销和非法集资等，等五方面列为目前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挑战。
他透露，部队退役人员问题，中央要求“要善待他们，要千方百计解决他们的困难，要防止敌对势力利用他们。”
而对所谓“非正常上访”，此前11月深圳市曾出台办法，称将对“非正常上访者”进行劳教。
根据深圳市委某次常委会的部署，深圳市中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把“到北京中南海、天安门、新华门、外国驻华使(领)馆等政治敏感地区和省、市、区党政机关上访”、“在深圳市委市政府办公场所外聚集、滞留”等14种信访认定为“非正常上访”。
该办法明确规定，对上述行为，将予以进行劳教；对其中首要分子及主要参加者，将从重处罚。该办法引发了舆论的普遍反感。
对所谓“非正常上访”，来自中央政法委的这名高级官员称，“越级上访也是公民的权利，但是采取非正常手段的上访就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
夏诚华认为，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对维护稳定提出挑战，因此，他要求进一步加强网络新闻的管理。
为了论证这点，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翟惠生提出，网络新闻媒体也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政治家办网站（对应官方新闻学的“政治家办报”），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国新办网络局的副局长彭波说，“商业网站要明白是政府在保护国内网站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没有新浪，就是雅虎的天下；没有百度，就是谷歌的天下；没有QQ，就是MSN的天下。而这都是政府在有意扶植民族企业。”因而，彭波要求重点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要听话，“要统一思想，要学会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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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4 December 2009
放错地方了
延伸阅读：
我叫冯正虎，是合法中国公民，八次被上海当局拒绝入境回国，而且这次不肯屈服上海警察用暴力手段绑架至日本。现在有国不能回，外国又不愿进
冯正虎（1954年7月1日-），男，中国浙江省温州市人，汉族，维权人士，护宪维权网创办人，《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现因被中国当局拒绝入境而滞留在日本成田机场。
198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1986年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研究生委员会主任，上海市研究生科技与经济中心理事长等职，毕业后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兼任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连续四年主持每年一届的“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有《企业战略》、《中国企业发展年鉴（1988年）》等著作多部。1991年４月冯正虎赴日留学并留居日本，在一桥大学研修经济和计算机硬、软件。目前仍是日本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的外国特别研究员、日本三正实业有限会社中国部部长。1998年9月，返回中国创办了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
2000年11月13日，因天伦公司出版物审核问题，冯正虎被上海市公安局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2001年6月，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40万元。冯正虎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年8月终审维持原判，冯正虎再申诉，被驳回。2003年11月12日，冯正虎刑满出狱，开始刑事申诉，并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告上了法庭——2004年11月19日，上海市卢湾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2009年2月15日冯正虎在北京遭秘密绑架，并被非法拘禁41天后，于4月初前往日本工作，在敏感的6月4日过后，于6月7日开始先后八次回国被拒入境。 其中四次是抵达上海的机场后，被边防警员强行遣返日本，另外四次是被航空公司以浦东机场边防方面未准许他入境为由而拒载。 因其持有日本签证，可合法滞留日本，冯正虎认为签证与日本方面默认中国当局禁止他入境有关，宣布放弃日本签证，并抗议说:“我对这些行动表达强烈抗议，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国家都不得拒绝自己的公民返国。”以此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其回国要求。 现滞留在日本成田机场的第一空港入境审查大厅，每天靠维权人士及过境的热心人士提供的热水食物为生。冯正虎的遭遇引起中国网民及国内外维权机构的极大关注。（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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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 December 2009
中国防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专访全文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09/12/091201_china_aids_gaoyaojie_iv.shtml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曾经被称为“中国防艾滋病第一人”、八月通过秘密安排抵达美国的河南医生高耀洁在美国举行记者会，指责中国政府粉饰艾滋病疫情。高耀洁在记者会之前接受了BBC中文网记者威克专访：
记者：您为什么会决定离开中国？您是受到了什么样的压力？
高耀洁：首先我今年已经83岁了，我手下有三本书。因为我调查的艾滋病真实情况不能公布于世界，我出来之后是要整理我的书。四川的谭作人被捕后，我考虑到我比谭作人做得时间长、比谭作人做得面积大、比谭作人做得声望也高，可是谭作人已经戴上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我比谭作人还重，我应该引以为戒。我就带着我的三本书出来修改，现在我一直不想接电话，就是想抓紧时间修改我的书。
记者：以前您就一直在揭发很多有关河南艾滋病的内幕，现在要在海外出书，您是希望外界知道哪些内幕呢？
高耀洁：你这句话的认识是错误的。艾滋病不只是在河南，艾滋病在中国每个角落都有，而且是血液传播，在中国31个省没有一个空白点。这个问题不只限于河南，而是全国性的。
记者：你最想让外界知道哪些以前不知道的信息呢？
高耀洁：我现在想把我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写成书，出来以后讲个公理，以便成为历史的一页。
记者：万一别人给您戴上一个您出书是为了“沽名钓誉”的帽子怎么办？
高耀洁：我不是在国内出书，而是在国外出书，因此没有问题。
记者：但是中国政府没有批准您出境，现在出来了，恐怕就回不去了。是不是这样呢？
高耀洁：我现在正忙着出书，没考虑过回去不回去的问题。我现在忙不完了，有一个章节找不到。
记者：吴仪过去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曾经单独探望过您，您可以和她直言，不需要忌讳，后来情况为什么发生变化了？
高耀洁：我跟吴仪谈了真实情况，吴仪也给我地址，但是后来向上反映问题反映不上去。主要是因为河南是个大黑坑。
记者：前几天，中国的卫生部部长陈竺接见联合国艾滋病官员的时候也表示，将加强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在防范艾滋病方面的作用，您要是在国外不就错过了发挥您作用的机会吗？
高耀洁：他（卫生部长）有嘴，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里有事实，有照片。他说，2006年中国感染艾滋病的人口有84万，他现在又说是 74万，难道这10万病人蒸发了？本来这个问题是个学术争论的问题。他说没有，我说有，因为我看见了。我说是血液传播，因为我看见血液传播了。
记者：中国政府最近几年一直在强调艾滋病疫情形势险峻，这不也就显示出中国政府也是很重视艾滋病的问题吗？
高耀洁：中国说他们重视了，必须有事实才行。
记者：那么您觉得中国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周全呢？
高耀洁：中国领导人可以表明他们的观点，我要表明我的观点，我不管他们怎样说。关于中国领导人自己说的问题，我不做答复。
记者：所谓的“血浆经济”，起码在河南是造成艾滋病的祸首，联合国有关中国艾滋病的报告说，中国现在艾滋病人数大约8.5万人，其中3.5万人是因为卖血和输血感染的，您看这个数字准确吗？
高耀洁：“血浆经济”已经转入地下。现在不只是河南，而是全国。他们有嘴，就让他们说吧。现在湖北还在卖着，还有广东、广西、云南，我有好几张照片，山东有6张照片。
记者：我想再问一句，对于联合国报告提供的有关中国因卖血和输血感染的艾滋病人数，您怎么看？
高耀洁：那是他们的问题，我又没有权。我是一个老人，能怎么办呢？我只能写成书，大家做为历史的一页，以后可以看看嘛。你一直在强调河南，我都不高兴听了。艾滋病不只是河南，第一个传出来的是河北，河南还是跟陕西出来的。
记者：中国政府在防范艾滋病蔓延方面开展的工作，你觉得够不够呢？
高耀洁：有关够不够的问题，我不加评论，我忙着写我的书了。
记者：为了艾滋病的问题，您现在80多岁的时候还要背井离乡，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点？会不会觉得有点凄凉？
高耀洁：如果我现在不抓紧时间，我一旦去世，这些材料就公布不出去了。
记者：你现在是否感到后悔？
高耀洁：无所谓后悔了，大家都不知道。你刚才只是提到河南，其实这个问题是全国性的。你们在英国如果不知道中国会说瞎话，那你们都是光顾着吃饭了。中国政府最大的能量就是能说假话。你没听说过老百姓有个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记者：在治疗和防范艾滋病方面，您最希望看到中国当局能够做出什么努力？
高耀洁：我这个年龄是看不到了，我已经朝不保夕，我血压高到200多，一旦脑溢血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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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曾经被称为“中国防艾滋病第一人”、八月通过秘密安排抵达美国的河南医生高耀洁在美国举行记者会，指责中国政府粉饰艾滋病疫情。高耀洁在记者会之前接受了BBC中文网记者威克专访：
记者：您为什么会决定离开中国？您是受到了什么样的压力？
高耀洁：首先我今年已经83岁了，我手下有三本书。因为我调查的艾滋病真实情况不能公布于世界，我出来之后是要整理我的书。四川的谭作人被捕后，我考虑到我比谭作人做得时间长、比谭作人做得面积大、比谭作人做得声望也高，可是谭作人已经戴上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我比谭作人还重，我应该引以为戒。我就带着我的三本书出来修改，现在我一直不想接电话，就是想抓紧时间修改我的书。
记者：以前您就一直在揭发很多有关河南艾滋病的内幕，现在要在海外出书，您是希望外界知道哪些内幕呢？
高耀洁：你这句话的认识是错误的。艾滋病不只是在河南，艾滋病在中国每个角落都有，而且是血液传播，在中国31个省没有一个空白点。这个问题不只限于河南，而是全国性的。
记者：你最想让外界知道哪些以前不知道的信息呢？
高耀洁：我现在想把我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写成书，出来以后讲个公理，以便成为历史的一页。
记者：万一别人给您戴上一个您出书是为了“沽名钓誉”的帽子怎么办？
高耀洁：我不是在国内出书，而是在国外出书，因此没有问题。
记者：但是中国政府没有批准您出境，现在出来了，恐怕就回不去了。是不是这样呢？
高耀洁：我现在正忙着出书，没考虑过回去不回去的问题。我现在忙不完了，有一个章节找不到。
记者：吴仪过去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曾经单独探望过您，您可以和她直言，不需要忌讳，后来情况为什么发生变化了？
高耀洁：我跟吴仪谈了真实情况，吴仪也给我地址，但是后来向上反映问题反映不上去。主要是因为河南是个大黑坑。
记者：前几天，中国的卫生部部长陈竺接见联合国艾滋病官员的时候也表示，将加强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在防范艾滋病方面的作用，您要是在国外不就错过了发挥您作用的机会吗？
高耀洁：他（卫生部长）有嘴，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里有事实，有照片。他说，2006年中国感染艾滋病的人口有84万，他现在又说是 74万，难道这10万病人蒸发了？本来这个问题是个学术争论的问题。他说没有，我说有，因为我看见了。我说是血液传播，因为我看见血液传播了。
记者：中国政府最近几年一直在强调艾滋病疫情形势险峻，这不也就显示出中国政府也是很重视艾滋病的问题吗？
高耀洁：中国说他们重视了，必须有事实才行。
记者：那么您觉得中国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周全呢？
高耀洁：中国领导人可以表明他们的观点，我要表明我的观点，我不管他们怎样说。关于中国领导人自己说的问题，我不做答复。
记者：所谓的“血浆经济”，起码在河南是造成艾滋病的祸首，联合国有关中国艾滋病的报告说，中国现在艾滋病人数大约8.5万人，其中3.5万人是因为卖血和输血感染的，您看这个数字准确吗？
高耀洁：“血浆经济”已经转入地下。现在不只是河南，而是全国。他们有嘴，就让他们说吧。现在湖北还在卖着，还有广东、广西、云南，我有好几张照片，山东有6张照片。
记者：我想再问一句，对于联合国报告提供的有关中国因卖血和输血感染的艾滋病人数，您怎么看？
高耀洁：那是他们的问题，我又没有权。我是一个老人，能怎么办呢？我只能写成书，大家做为历史的一页，以后可以看看嘛。你一直在强调河南，我都不高兴听了。艾滋病不只是河南，第一个传出来的是河北，河南还是跟陕西出来的。
记者：中国政府在防范艾滋病蔓延方面开展的工作，你觉得够不够呢？
高耀洁：有关够不够的问题，我不加评论，我忙着写我的书了。
记者：为了艾滋病的问题，您现在80多岁的时候还要背井离乡，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点？会不会觉得有点凄凉？
高耀洁：如果我现在不抓紧时间，我一旦去世，这些材料就公布不出去了。
记者：你现在是否感到后悔？
高耀洁：无所谓后悔了，大家都不知道。你刚才只是提到河南，其实这个问题是全国性的。你们在英国如果不知道中国会说瞎话，那你们都是光顾着吃饭了。中国政府最大的能量就是能说假话。你没听说过老百姓有个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记者：在治疗和防范艾滋病方面，您最希望看到中国当局能够做出什么努力？
高耀洁：我这个年龄是看不到了，我已经朝不保夕，我血压高到200多，一旦脑溢血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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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9 November 2009
中国的自信与不自信
原文 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china/Chinaconfidence-20091128-77196817.html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政府的自信也在提升。但同时媒体的网络化又让北京感到危机四伏，控制媒体欲望更趋强烈。观察人士认为，北京的自信与不自信之间的矛盾正在恶化中国大陆的报道环境，削弱着大陆媒体走向世界的努力。
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之前，中国官方为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接连采取了几个较大的动作。一个是在北京举行世界媒体峰会，再一个是在香港成立由12个海外中文媒体参加的“海外华文媒体合作组织。第三个就是新华社“打造中国的CNN”工程揭开帷幕，它的新闻电视台已经进入调试阶段。
这些动作连续发生在60大庆之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突显北京当局对中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不匹配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焦虑和关注。胡锦涛主席还打破惯例，在峰会上明确表示要“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要“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经使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但是对于北京雄心勃勃的争夺国际媒体话语权的努力，新闻业内并没有多少人持乐观态度。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对美国之音说：“每一个新闻媒体是否能够有影响力，很主要的是两方面，一是它所在的经济体的影响力，二是媒体自身的公信力。”麦燕庭说，经济方面，中国已经具有世界影响力，但是目前还不足以超越欧美。问题最大的是媒体的公信力。中国的主流媒体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CCTV)等都是政府的喉舌，无法像CNN一样能够从民众的角度而不是政府的角度去观察事务，进行报道。CCTV这些年报道形式改进了许多，但总体上看它更象是一个政府新闻处，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媒体。
公信力从哪里来？北京著名记者戴晴快人快语： “说真话呀，新闻就有一条，说真话，不被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收买。就这么一条。”戴晴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都是把控制媒体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一个工具，只讲舆论一律，统一口径，从来都不敢放手让媒体讲真话。但他们又不愿意看到国际媒体的批评，所以在对国内媒体严加控制的同时又大把花钱到国外买好话。毛泽东的时候是慷慨援助第三世界换取几句称赞，现在又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往国外乱撒，换来对崛起的中国的赞美。
香港记协主席麦燕庭女士指出，媒体的公信力，特别是国际公信力跟一个国家的政治开放程度密切相关。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政治封闭的集权国家的媒体能够在国际上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喜爱。
麦燕庭说，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很高，但是政治上依然相当封闭，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有很大的缺陷。异议人士遭到拘压，他们的声音受到压制。上海女作家小乔上个月从瑞典回国被海关拒之国门之外，被迫返回瑞典。被拒的原因是批评政府拘压中文笔会的名誉主席刘晓波。麦燕庭说：“自己的公民，这么一个基本的国际公约规定的权利你都可以剥夺，而且是毫无道理地剥夺，那你怎么让人相信你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呢？”麦燕庭表示，类似小乔的遭遇时常发生，现在有多少异议人士滞留海外，有国不能回。麦燕庭认为，只要中国不开放政治，不恢复公民的言论自由，不解除媒体控制，中国要打造软实力和争夺国际媒体话语权的努力都是不现实的。
澳门大学传播系教授谭志强非常质疑北京领导人和这些媒体活动的操盘者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谭志强赞成戴晴的看法，认为当局搞这些活动不过是利益集团找一些花钱的名目来中饱私囊而已。北京虽然邀请世界主要媒体到中国，但并没有打算切实实行新闻开放。谭志强对美国之音说： “我跟大陆办媒体有22年了。在许多基础层面，它还是愿意跟你合作，顺便学习一些先进的经验。但是在新闻自由这个层面进一步开放，我看是门儿都没有。”谭志强表示，在北京看来，新闻开放将会影响到政权的稳定，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谭志强认为，中共如果不能进行政治改革，从取消媒体控制等于自杀的怪圈中走出来，就永远不可能使中国的主流媒体真正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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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政府的自信也在提升。但同时媒体的网络化又让北京感到危机四伏，控制媒体欲望更趋强烈。观察人士认为，北京的自信与不自信之间的矛盾正在恶化中国大陆的报道环境，削弱着大陆媒体走向世界的努力。
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之前，中国官方为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接连采取了几个较大的动作。一个是在北京举行世界媒体峰会，再一个是在香港成立由12个海外中文媒体参加的“海外华文媒体合作组织。第三个就是新华社“打造中国的CNN”工程揭开帷幕，它的新闻电视台已经进入调试阶段。
这些动作连续发生在60大庆之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突显北京当局对中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不匹配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焦虑和关注。胡锦涛主席还打破惯例，在峰会上明确表示要“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要“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经使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但是对于北京雄心勃勃的争夺国际媒体话语权的努力，新闻业内并没有多少人持乐观态度。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对美国之音说：“每一个新闻媒体是否能够有影响力，很主要的是两方面，一是它所在的经济体的影响力，二是媒体自身的公信力。”麦燕庭说，经济方面，中国已经具有世界影响力，但是目前还不足以超越欧美。问题最大的是媒体的公信力。中国的主流媒体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CCTV)等都是政府的喉舌，无法像CNN一样能够从民众的角度而不是政府的角度去观察事务，进行报道。CCTV这些年报道形式改进了许多，但总体上看它更象是一个政府新闻处，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媒体。
公信力从哪里来？北京著名记者戴晴快人快语： “说真话呀，新闻就有一条，说真话，不被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收买。就这么一条。”戴晴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都是把控制媒体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一个工具，只讲舆论一律，统一口径，从来都不敢放手让媒体讲真话。但他们又不愿意看到国际媒体的批评，所以在对国内媒体严加控制的同时又大把花钱到国外买好话。毛泽东的时候是慷慨援助第三世界换取几句称赞，现在又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往国外乱撒，换来对崛起的中国的赞美。
香港记协主席麦燕庭女士指出，媒体的公信力，特别是国际公信力跟一个国家的政治开放程度密切相关。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政治封闭的集权国家的媒体能够在国际上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喜爱。
麦燕庭说，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很高，但是政治上依然相当封闭，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有很大的缺陷。异议人士遭到拘压，他们的声音受到压制。上海女作家小乔上个月从瑞典回国被海关拒之国门之外，被迫返回瑞典。被拒的原因是批评政府拘压中文笔会的名誉主席刘晓波。麦燕庭说：“自己的公民，这么一个基本的国际公约规定的权利你都可以剥夺，而且是毫无道理地剥夺，那你怎么让人相信你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呢？”麦燕庭表示，类似小乔的遭遇时常发生，现在有多少异议人士滞留海外，有国不能回。麦燕庭认为，只要中国不开放政治，不恢复公民的言论自由，不解除媒体控制，中国要打造软实力和争夺国际媒体话语权的努力都是不现实的。
澳门大学传播系教授谭志强非常质疑北京领导人和这些媒体活动的操盘者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谭志强赞成戴晴的看法，认为当局搞这些活动不过是利益集团找一些花钱的名目来中饱私囊而已。北京虽然邀请世界主要媒体到中国，但并没有打算切实实行新闻开放。谭志强对美国之音说： “我跟大陆办媒体有22年了。在许多基础层面，它还是愿意跟你合作，顺便学习一些先进的经验。但是在新闻自由这个层面进一步开放，我看是门儿都没有。”谭志强表示，在北京看来，新闻开放将会影响到政权的稳定，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谭志强认为，中共如果不能进行政治改革，从取消媒体控制等于自杀的怪圈中走出来，就永远不可能使中国的主流媒体真正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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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7 November 2009
《台湾大劫难》：现实与虚幻的比拼
《台灣大劫難》：現實與虛幻的比拼
中国国务院国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杨毅周三（25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驳斥最近在台湾出版的一本新书《2012台湾大劫难》。
这部由中国流亡作家、前北大法学教授袁红冰撰写的新书预测在2012年之前中共将全面控制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并筹组社会民主党作为在台湾的代理党。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杨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用三个四字成语直接驳斥了这种说法：“无稽之谈，凭空捏造，匪夷所思。”
《台湾大劫难》一书提到，中共对台统战方案的思路是先经后政，以经促统。先实现经济统一，再实现政治统一。
经济统一分两步走，一个是签署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MOU）等一系列两岸金融协议，实现金融统一；另一个是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实现两岸市场一体化。而有关政治统一手法，该书称2008年5月马英九当选总统后，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2012年不战而胜台湾，会议通过“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关于对台军事斗争准备预案”和“统一台湾的政治法律处置预案”三大机密文件。据作者袁红冰本人介绍，他的书主要以这三份中共对台政治战略的材料为基础，并称有关材料是由中共内部有良知的人士传出。在新书于11月23日发布前，袁红冰呼吁，台湾是中共在全世界范围进行集权主义扩张的第一步。如果台湾丧失了自由，整个人类的自由都会受到威胁。他形容，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倒退，也是台湾的大劫难。
台湾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前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阮铭刚刚读过这本书，他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首先肯定了作者袁红冰想要通过这本书达到的警世目的。他说，《台湾大劫难》的价值是，它要提醒人们看到中国确实在那里威胁台湾本身的自由民主的存在，这是不可否认的。虽然阮铭本人对袁红冰在书中提及的三份中共对台政策秘密文件的真实性存有一些疑虑，但书中分析的北京对台政策思路却不容置疑。中共从蒋经国执政时代就已启动对台统战工作，李登辉和陈水扁在任期间也一直没有停止。
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与胡锦涛会面，达成国共两党解决两岸问题的共识，但当时国民党还是在野党。而马英九上台后基本上就是要落实“连胡会”的精神。那就是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阮铭说，最近在新加坡举行的连胡会上双方再次确认了这一精神，并强调要加快突破两岸政治难题。
台湾民进党立委陈亭妃周三（25日）要求总统马英九和国安会秘书长苏起，说明《台湾大劫难》一书中资料来源状况，在调查过程及资料没有说明前，应立即停止江陈会，立即停止任何的协议动作，台湾不能接受这样的密谋。而执政的国民党到目前为止尚未对这本书做出任何反应，不仅如此台湾媒体对该书的报道也非常有限。只有《自由时报》报道了这本书的发行。也有报道称，由于这本新书触动两岸敏感神经，一些连锁书店都拒绝上架销售。由此可以看出，《台湾大劫难》一上市就遇到政治阻力。阮铭认为，该书在台湾遭遇冷落的主要原因还是目前执政的国民党热衷向北京靠拢，不愿受到任何干扰。
前不久公映的好莱坞科幻灾难片《2012》描述了玛雅人有关人类文明在2012年终结的预言成真的景象。而《台湾大劫难》也把时间锁定在2012年，因为2012年刚好是两岸领导人换届之年。有分析人士认为胡锦涛为继续执政需要做出一些非常举动，解决台湾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首选课题。另外，如果国民党失去政权，北京担心统一大业难以实现。阮铭承认，《台湾大劫难》一书中不乏一些想象的虚拟成分，尤其是在最后两章里，但它要传递出的讯息确是很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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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国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杨毅周三（25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驳斥最近在台湾出版的一本新书《2012台湾大劫难》。
这部由中国流亡作家、前北大法学教授袁红冰撰写的新书预测在2012年之前中共将全面控制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并筹组社会民主党作为在台湾的代理党。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杨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用三个四字成语直接驳斥了这种说法：“无稽之谈，凭空捏造，匪夷所思。”
《台湾大劫难》一书提到，中共对台统战方案的思路是先经后政，以经促统。先实现经济统一，再实现政治统一。
经济统一分两步走，一个是签署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MOU）等一系列两岸金融协议，实现金融统一；另一个是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实现两岸市场一体化。而有关政治统一手法，该书称2008年5月马英九当选总统后，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2012年不战而胜台湾，会议通过“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关于对台军事斗争准备预案”和“统一台湾的政治法律处置预案”三大机密文件。据作者袁红冰本人介绍，他的书主要以这三份中共对台政治战略的材料为基础，并称有关材料是由中共内部有良知的人士传出。在新书于11月23日发布前，袁红冰呼吁，台湾是中共在全世界范围进行集权主义扩张的第一步。如果台湾丧失了自由，整个人类的自由都会受到威胁。他形容，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倒退，也是台湾的大劫难。
台湾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前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阮铭刚刚读过这本书，他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首先肯定了作者袁红冰想要通过这本书达到的警世目的。他说，《台湾大劫难》的价值是，它要提醒人们看到中国确实在那里威胁台湾本身的自由民主的存在，这是不可否认的。虽然阮铭本人对袁红冰在书中提及的三份中共对台政策秘密文件的真实性存有一些疑虑，但书中分析的北京对台政策思路却不容置疑。中共从蒋经国执政时代就已启动对台统战工作，李登辉和陈水扁在任期间也一直没有停止。
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与胡锦涛会面，达成国共两党解决两岸问题的共识，但当时国民党还是在野党。而马英九上台后基本上就是要落实“连胡会”的精神。那就是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阮铭说，最近在新加坡举行的连胡会上双方再次确认了这一精神，并强调要加快突破两岸政治难题。
台湾民进党立委陈亭妃周三（25日）要求总统马英九和国安会秘书长苏起，说明《台湾大劫难》一书中资料来源状况，在调查过程及资料没有说明前，应立即停止江陈会，立即停止任何的协议动作，台湾不能接受这样的密谋。而执政的国民党到目前为止尚未对这本书做出任何反应，不仅如此台湾媒体对该书的报道也非常有限。只有《自由时报》报道了这本书的发行。也有报道称，由于这本新书触动两岸敏感神经，一些连锁书店都拒绝上架销售。由此可以看出，《台湾大劫难》一上市就遇到政治阻力。阮铭认为，该书在台湾遭遇冷落的主要原因还是目前执政的国民党热衷向北京靠拢，不愿受到任何干扰。
前不久公映的好莱坞科幻灾难片《2012》描述了玛雅人有关人类文明在2012年终结的预言成真的景象。而《台湾大劫难》也把时间锁定在2012年，因为2012年刚好是两岸领导人换届之年。有分析人士认为胡锦涛为继续执政需要做出一些非常举动，解决台湾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首选课题。另外，如果国民党失去政权，北京担心统一大业难以实现。阮铭承认，《台湾大劫难》一书中不乏一些想象的虚拟成分，尤其是在最后两章里，但它要传递出的讯息确是很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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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新闻：中国间谍活动事实还是渲染
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china/UNCUTNEWS-ChineseEspionage-20091126-75220212.html
美国国会的咨询机构--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最近发表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加强军力，加强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引起中国猛烈抨击。
*中国猛批委员会报告*
美联社11月19日报导：“美国国会一个咨询委员会星期四说，中国间谍正在积极地偷窃美国机密，用于建设北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在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还说，北京正在建立一支能够在中国和台湾发生战斗以后阻止美国军事力量进入该地区的海军。
“报告说，2009年对美国发动的恶意电脑攻击增加，大部分源于中国。报告说，中国增加对美国政府和国防部门电脑系统的攻击，可能‘摧毁关键的基础设施、扰乱商业和银行系统，并且破坏敏感的国防和军事数据。’”
美国之音11月20日报导：“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副主席伍尔泽说：“中国大幅增加对美国的间谍活动。这些活动可被归为两类：传统的人为间谍与网络间谍。虽然电脑网络黑客攻击很难找到源头，从黑客攻击的幅度以及协调来看，强烈迹象显示中国政府的介入。中国的间谍活动不但伤害美国的利益，也让中国得以在经济、科技、以及军事发展上大跃进，取得大幅进展。”“美国高级军官告诉该委员会，美国国防部在去年侦察到5万多起电脑网络事件，这个数字比前年增加 20%。”
新华社11月23日报导：“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这个报告罔顾事实，充满偏见，别有用心。我们奉劝这个所谓委员会不要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不要再做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美关系的事。”
南方报网11月22日报导：“奥巴马成功结束访华不久，美国国会的智囊团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就推出年度报告再度渲染中国威胁。”
环球时报11月21日报导说：“这是该委员会自2002年以来发布的第7份同类报告。2008年11月20日，该委员会第6份报告基本继承第5份报告的基调，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在所谓的中国太空威胁、网络威胁方面更是大肆渲染。”
青年参考11月24日报导说：“该委员会在总体上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它一年一度的国会报告对中国的发展充满戒备、敌视，是‘中国威胁论’的倡导者。”“中国军力发展的目的绝非与美国争霸，而是防御美国对其核心利益的伤害，美国右翼势力的鼓噪显然背离了事实的真相。”
*央视评论：“要吃饭”的手段”
中央电视台11月23日的报导索性把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这份报告称为“要吃饭”的手段。报导说：“特约评论员宋晓军说：美国从冷战下来，它的各种庞大的侦查机构、国家安全局、中情局，这些人要吃饭，包括军事机器，这些人有他的利益，这个委员会恰恰是依附在这些人身上的，他们是共同要保住自己饭碗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四处找敌人。”
宋晓军还说：“这段时间中国的崛起、经济发展，包括军事实力，我们看到大阅兵、载人航天、空军60年等等，是中国综合国力上升最快的时间，恰恰这段时间美国的实力在下降，由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当然还有金融危机。在这段时间要保住原来这些人的利益，包括军工利益集团、情报机构、负责冷战时期的庞大机器，自然他们就会选择一些点去找间谍。
“......当它不行的时候，这个机构得到拨款少的时候，它一定要找一个敌人，寻求更多的拨款，这里面有很多钓鱼的办法，来去把中国所谓的间谍拿出来。他们就说你们给我更多的一些拨款，我们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所谓的中国间谍案层出不穷，而且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密度越来越高，非常严密。
“......要创造很多子虚乌有的东西，来养活他们这些人，这是一个本质上的东西。什么叫“冷战幻觉”，就是他们延续了冷战的庞大机器，要运转，所以他们才会出来所谓的“冷战幻觉”，本质上是他们要吃饭。”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最后总结说：“不仅延续了冷战的思维，也延续了冷战的机器，为了让机器继续运转下去，还要寻找冷战的假想敌。”
*报告有事实做依据*
中央电视台和宋晓军的评论基本上是主观判断，没有什么事实作为依据。与此相对应的是，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的报告不仅列举了七、八桩近年来的中国间谍案，而且具体说明：“近年来，美国司法部起诉的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谍案或者非法获取技术的案件越来越多。大多数案件涉及违反出口管制法律或者工业间谍。
“尽管一些案子同中国情报机构有联系，大多数案子与其它国营机构有关系，尤其是中国军火工业的工厂和研究所。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7到 2008财政年度里，美国司法部起诉的案子中，在非法出口美国限制技术的目的地中，中国名列第二，仅次于伊朗。在这些案子中，向中国非法出口的具体技术包括火箭发射数据、航天飞机技术、导弹技术、海军舰艇数据、无人驾驶飞行载具技术、红外成像系统、以及军用夜视系统。”
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报告的内容在美国媒体中一直有报导。例如，华盛顿时报2008年2月18日报导：“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肯尼斯.维恩斯坦说，中国间谍是最积极的间谍，而且‘在从事间谍活动时特别熟练，特别执着，特别有办法。’他说，最近一些间谍案显示，北京获取秘密和技术的程度‘接近冷战时期水平’，范围从战场夜视装备到开发灵巧炸弹和导弹使用的加速表。”
《纽约时报》2008年7月10日在报导美国海军分析员格莱格.伯格森为中国提供情报等间谍案时说：“这些案件使美国情报界和执法界进一步认识到北京威胁的广度。许多案件都和伯格森相似，检察官说，这些案子都是中国政府精心策划的情报活动，目的是偷窃美国的国家安全秘密。不过，另一些案子的性质并没有这么清晰，有些案子似乎更像是违反商业出口法律，出口信息为中国公司提供技术上的好处。
“除了伯格森案以外，检察官去年起诉了十几个涉及到中国试图获得军用加速表(用于灵巧炸弹)、有关台湾的防务信息、美国军舰技术、夜视技术、以及使导弹更难于发现的精密技术的案子。”
*中国媒体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另外，中国媒体的记者很可能没有看过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的这份报告。例如，青年参考报导的标题是：《臆造中国海军和网络战威胁，误导美国公众，美最新报告三分之一谈中国海军》。这位特约撰稿人说：“在报告里，涉及中国海军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一左右。”实际上，这份报告长达381页，有关中国海军发展的内容占19页，加上内容梗概，也不过二十几页，连十分之一都不到，更罔论“三分之一”了。但是在中国媒体当中，这篇耸人听闻的报导被其它媒体以讹传讹，广为转载。是谁在误导公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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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的咨询机构--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最近发表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加强军力，加强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引起中国猛烈抨击。
*中国猛批委员会报告*
美联社11月19日报导：“美国国会一个咨询委员会星期四说，中国间谍正在积极地偷窃美国机密，用于建设北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在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还说，北京正在建立一支能够在中国和台湾发生战斗以后阻止美国军事力量进入该地区的海军。
“报告说，2009年对美国发动的恶意电脑攻击增加，大部分源于中国。报告说，中国增加对美国政府和国防部门电脑系统的攻击，可能‘摧毁关键的基础设施、扰乱商业和银行系统，并且破坏敏感的国防和军事数据。’”
美国之音11月20日报导：“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副主席伍尔泽说：“中国大幅增加对美国的间谍活动。这些活动可被归为两类：传统的人为间谍与网络间谍。虽然电脑网络黑客攻击很难找到源头，从黑客攻击的幅度以及协调来看，强烈迹象显示中国政府的介入。中国的间谍活动不但伤害美国的利益，也让中国得以在经济、科技、以及军事发展上大跃进，取得大幅进展。”“美国高级军官告诉该委员会，美国国防部在去年侦察到5万多起电脑网络事件，这个数字比前年增加 20%。”
新华社11月23日报导：“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这个报告罔顾事实，充满偏见，别有用心。我们奉劝这个所谓委员会不要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不要再做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美关系的事。”
南方报网11月22日报导：“奥巴马成功结束访华不久，美国国会的智囊团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就推出年度报告再度渲染中国威胁。”
环球时报11月21日报导说：“这是该委员会自2002年以来发布的第7份同类报告。2008年11月20日，该委员会第6份报告基本继承第5份报告的基调，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在所谓的中国太空威胁、网络威胁方面更是大肆渲染。”
青年参考11月24日报导说：“该委员会在总体上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它一年一度的国会报告对中国的发展充满戒备、敌视，是‘中国威胁论’的倡导者。”“中国军力发展的目的绝非与美国争霸，而是防御美国对其核心利益的伤害，美国右翼势力的鼓噪显然背离了事实的真相。”
*央视评论：“要吃饭”的手段”
中央电视台11月23日的报导索性把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这份报告称为“要吃饭”的手段。报导说：“特约评论员宋晓军说：美国从冷战下来，它的各种庞大的侦查机构、国家安全局、中情局，这些人要吃饭，包括军事机器，这些人有他的利益，这个委员会恰恰是依附在这些人身上的，他们是共同要保住自己饭碗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四处找敌人。”
宋晓军还说：“这段时间中国的崛起、经济发展，包括军事实力，我们看到大阅兵、载人航天、空军60年等等，是中国综合国力上升最快的时间，恰恰这段时间美国的实力在下降，由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当然还有金融危机。在这段时间要保住原来这些人的利益，包括军工利益集团、情报机构、负责冷战时期的庞大机器，自然他们就会选择一些点去找间谍。
“......当它不行的时候，这个机构得到拨款少的时候，它一定要找一个敌人，寻求更多的拨款，这里面有很多钓鱼的办法，来去把中国所谓的间谍拿出来。他们就说你们给我更多的一些拨款，我们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所谓的中国间谍案层出不穷，而且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密度越来越高，非常严密。
“......要创造很多子虚乌有的东西，来养活他们这些人，这是一个本质上的东西。什么叫“冷战幻觉”，就是他们延续了冷战的庞大机器，要运转，所以他们才会出来所谓的“冷战幻觉”，本质上是他们要吃饭。”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最后总结说：“不仅延续了冷战的思维，也延续了冷战的机器，为了让机器继续运转下去，还要寻找冷战的假想敌。”
*报告有事实做依据*
中央电视台和宋晓军的评论基本上是主观判断，没有什么事实作为依据。与此相对应的是，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的报告不仅列举了七、八桩近年来的中国间谍案，而且具体说明：“近年来，美国司法部起诉的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谍案或者非法获取技术的案件越来越多。大多数案件涉及违反出口管制法律或者工业间谍。
“尽管一些案子同中国情报机构有联系，大多数案子与其它国营机构有关系，尤其是中国军火工业的工厂和研究所。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7到 2008财政年度里，美国司法部起诉的案子中，在非法出口美国限制技术的目的地中，中国名列第二，仅次于伊朗。在这些案子中，向中国非法出口的具体技术包括火箭发射数据、航天飞机技术、导弹技术、海军舰艇数据、无人驾驶飞行载具技术、红外成像系统、以及军用夜视系统。”
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报告的内容在美国媒体中一直有报导。例如，华盛顿时报2008年2月18日报导：“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肯尼斯.维恩斯坦说，中国间谍是最积极的间谍，而且‘在从事间谍活动时特别熟练，特别执着，特别有办法。’他说，最近一些间谍案显示，北京获取秘密和技术的程度‘接近冷战时期水平’，范围从战场夜视装备到开发灵巧炸弹和导弹使用的加速表。”
《纽约时报》2008年7月10日在报导美国海军分析员格莱格.伯格森为中国提供情报等间谍案时说：“这些案件使美国情报界和执法界进一步认识到北京威胁的广度。许多案件都和伯格森相似，检察官说，这些案子都是中国政府精心策划的情报活动，目的是偷窃美国的国家安全秘密。不过，另一些案子的性质并没有这么清晰，有些案子似乎更像是违反商业出口法律，出口信息为中国公司提供技术上的好处。
“除了伯格森案以外，检察官去年起诉了十几个涉及到中国试图获得军用加速表(用于灵巧炸弹)、有关台湾的防务信息、美国军舰技术、夜视技术、以及使导弹更难于发现的精密技术的案子。”
*中国媒体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另外，中国媒体的记者很可能没有看过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的这份报告。例如，青年参考报导的标题是：《臆造中国海军和网络战威胁，误导美国公众，美最新报告三分之一谈中国海军》。这位特约撰稿人说：“在报告里，涉及中国海军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一左右。”实际上，这份报告长达381页，有关中国海军发展的内容占19页，加上内容梗概，也不过二十几页，连十分之一都不到，更罔论“三分之一”了。但是在中国媒体当中，这篇耸人听闻的报导被其它媒体以讹传讹，广为转载。是谁在误导公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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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2 November 2009
难以预知的历史
by ―瓦克拉夫哈维尔 原载2009年10月31日《世界报》
当年我还是一位异议人士时，我曾经接待过一些来自西方媒体的记者，他们在提问中流露出对我们这些在人口总数中占极少数的异见人士居然公开致力于彻底改变社会感到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翻天。而且，恰恰相反，我们的努力似乎只会招来新的迫害。没有任何国家权力机构可以依赖，也无来自某个社会阶层的明确支持，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的徒劳。当初记者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无论是工人阶层、知识界，或是反叛运动、合法政党，或者其他重要的社会力量，你们能够走多远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总是同样的回答。
当时对我们的行为感到惊讶的人认为他们对历史的运行规则了如指掌，能够预测哪些事业可能成功，哪些则希望渺茫；哪些是理性的、现实的要求，哪些则纯属狂想。在当年的谈话中，我多次强调，在极权体制下，社会看上去铁板一块，忠于政权，实际状况却难以窥测。
事实上，这一由于害怕而形成的单一社会实际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这种想法虽然并不是我们当初行为的唯一动力，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永远不要自以为对历史演变的规律了如指掌，自以为可以预测未来。
二十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受到无情的镇压，这一事件就像一个小雪球引发了雪崩，极权体制动摇，旋即土崩瓦解。当然，导致政权倒塌的原因很多：体制自身内部的深层危机，周边国家政局的演变以及有利的国际大气候，等等。
无论如何，我们对极权政权如此轻易崩溃感到惊讶。我们异议人士对此同西方的记者以及政治学专家一样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也一样，无法预测事态的发展，对事变的后果不知所措。我们过去所追求的是要成为一个自由人，说真话，为国家的实际状况作证，我们并没有想到接管政权。
由于别无选择，我们只好勉为其难，接手权力。然而，就在那时，那些多年来认为我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人们，又反过来谴责我们对接受政权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对我们的过去指指点点：认为许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也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些事后诸葛亮谴责我们没有预测到事件发生的趋势，而我们当初曾经向这些疑虑重重的观察家们指出我们并不能够洞察历史、预测未来。但他们却依然谴责我们在梦想成为现实的一天却又难于接受现实。
在当初我们这些异议人士中间，有的是教授，画家，作家，暖气专家，但却没有政治人物。同时，在一个极权国家我们又如何能够平地而生找到政治人物呢？我们当初必须要处理的事务之多实在难以想象。
回想起来，或许在没有准备的状态下承担历史的责任也并非坏事，尤其是当历史车轮加速之时。一般来说，我并不信任有充分准备的人。在和平革命，群情高涨，无私奉献的气氛中，民主政治体制的恢复和经济体制的非国有化看似指日可待。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事实证明，在几个小时之内，甚至在几天内酝酿，准备以及实施所有必要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我曾经多少次因为事情进展艰难、处处碰壁而心烦意乱。对我来说，最为令人惊异的——这应该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历史，但却不能强暴历史。
正如其他前苏联东欧体制国家成员国一样，捷克从一开始就极力推开西方一些机构的大门，尤其是北约和欧盟。加入上述组织的过程十分漫长，期间曾经经历重重困难。我们今天终于稳稳地立足于欧洲，而我们曾经被迫与欧洲分离。然而，我有时怀疑，西方某些老牌民主国家是否后悔接受了欧盟的扩大。如果应该在今天作出决定的话，我不能肯定他们会同当初一样接受我们。
如果果真如此的话，我不会感到意外。这也就是我所要表达的观点，耐心可以得到回报。我们无论是在从事异议活动时还是在建立民主政权国家的漫长过程中都可体会到这一点，拔苗是不可助长的。
事情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尽管这有时十分令人恼火。说欧盟将永远处于分裂的状态之类的观点是有害的，只会加强我们所在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狂热信奉者，所有局势不稳地区的情况皆证明了这一趋势。而这一趋势只会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增添更多的磨难，况且，从目前看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日益蔓延。
从这个意义上讲，耐心是至关重要的。急躁引发傲慢，而傲慢又反过来滋长急躁。我所指的傲慢是自以为是世界上唯一全知全觉的人，是唯一掌握了历史的人，所以有资格对历史发号施令。如果历史的发展超出了自己的预测，就不惜干预。必要的时候，甚至动用武力。共产主义制度就是如此。
在这种傲慢与自信的推动之下，共产主义理论家和设计师们走向了古拉格。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确信他们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奥秘，他们知道怎样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解释呢？对这些知道如何立即为人类谋幸福的人们来说，普通人如何思想是不屑一顾的。对话只是浪费时间，煎鸡蛋必须打破鸡蛋。
东西之间铁幕的倒塌以及被指责为万恶之源的两极世界的结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意味着一种奴役世界的暴力形式的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烟消云散。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人类从此进入一个历史之外的美好时代。
此类想法也是对历史的奥秘缺乏谦卑或者缺乏想象力的表现。事实上，历史远没有终结。尽管不少严重威胁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随着东西格局的打破，一些表面上似乎不太严重的威胁开始浮上水面。在全球化的今天，什么样的威胁可以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呢？曾经长期被视为文明世界中心的欧洲，却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肯定欧洲会永远如此吗？
今天，任何一个独裁者都可以设法获取一枚原子弹，地区性冲突难道不可能演变成全球性冲突？恐怖分子难道不是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攻击方式？欧洲这一历史上首个世俗文明，并不认为自己拥有永恒。然而，欧洲难道不会正是因为缺乏远见而引发各种严重威胁吗？那些充满仇恨、狂热偏执、为仇恨所支配的人难道不是仍在不断地产生吗？而我们的全球化社会又为他们提供了空前的破坏空间。难道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作出对我们星球产生致命的，无可挽回的后果的各种行动吗？
我个人最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坚信，今天最重要的即是要谦卑地看待世界，尊重我们所不理解的，接受世界上有许多奥秘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在承认我们并不是全知全能、尤其是承认我们并不知道事物的结局的前提下承担我们的责任。其实我们是无知的。但是，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的希望。同时，没有惊讶的生活也是乏味的。
瓦克拉夫˙哈维尔： 1936年出生于布拉格，哲学家、剧作家。《七七宪章》撰写者之一，曾被监禁多年。1989年“丝绒革命”后，1993年到2003年期间任捷克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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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还是一位异议人士时，我曾经接待过一些来自西方媒体的记者，他们在提问中流露出对我们这些在人口总数中占极少数的异见人士居然公开致力于彻底改变社会感到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翻天。而且，恰恰相反，我们的努力似乎只会招来新的迫害。没有任何国家权力机构可以依赖，也无来自某个社会阶层的明确支持，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的徒劳。当初记者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无论是工人阶层、知识界，或是反叛运动、合法政党，或者其他重要的社会力量，你们能够走多远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总是同样的回答。
当时对我们的行为感到惊讶的人认为他们对历史的运行规则了如指掌，能够预测哪些事业可能成功，哪些则希望渺茫；哪些是理性的、现实的要求，哪些则纯属狂想。在当年的谈话中，我多次强调，在极权体制下，社会看上去铁板一块，忠于政权，实际状况却难以窥测。
事实上，这一由于害怕而形成的单一社会实际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这种想法虽然并不是我们当初行为的唯一动力，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永远不要自以为对历史演变的规律了如指掌，自以为可以预测未来。
二十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受到无情的镇压，这一事件就像一个小雪球引发了雪崩，极权体制动摇，旋即土崩瓦解。当然，导致政权倒塌的原因很多：体制自身内部的深层危机，周边国家政局的演变以及有利的国际大气候，等等。
无论如何，我们对极权政权如此轻易崩溃感到惊讶。我们异议人士对此同西方的记者以及政治学专家一样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也一样，无法预测事态的发展，对事变的后果不知所措。我们过去所追求的是要成为一个自由人，说真话，为国家的实际状况作证，我们并没有想到接管政权。
由于别无选择，我们只好勉为其难，接手权力。然而，就在那时，那些多年来认为我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人们，又反过来谴责我们对接受政权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对我们的过去指指点点：认为许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也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些事后诸葛亮谴责我们没有预测到事件发生的趋势，而我们当初曾经向这些疑虑重重的观察家们指出我们并不能够洞察历史、预测未来。但他们却依然谴责我们在梦想成为现实的一天却又难于接受现实。
在当初我们这些异议人士中间，有的是教授，画家，作家，暖气专家，但却没有政治人物。同时，在一个极权国家我们又如何能够平地而生找到政治人物呢？我们当初必须要处理的事务之多实在难以想象。
回想起来，或许在没有准备的状态下承担历史的责任也并非坏事，尤其是当历史车轮加速之时。一般来说，我并不信任有充分准备的人。在和平革命，群情高涨，无私奉献的气氛中，民主政治体制的恢复和经济体制的非国有化看似指日可待。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事实证明，在几个小时之内，甚至在几天内酝酿，准备以及实施所有必要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我曾经多少次因为事情进展艰难、处处碰壁而心烦意乱。对我来说，最为令人惊异的——这应该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历史，但却不能强暴历史。
正如其他前苏联东欧体制国家成员国一样，捷克从一开始就极力推开西方一些机构的大门，尤其是北约和欧盟。加入上述组织的过程十分漫长，期间曾经经历重重困难。我们今天终于稳稳地立足于欧洲，而我们曾经被迫与欧洲分离。然而，我有时怀疑，西方某些老牌民主国家是否后悔接受了欧盟的扩大。如果应该在今天作出决定的话，我不能肯定他们会同当初一样接受我们。
如果果真如此的话，我不会感到意外。这也就是我所要表达的观点，耐心可以得到回报。我们无论是在从事异议活动时还是在建立民主政权国家的漫长过程中都可体会到这一点，拔苗是不可助长的。
事情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尽管这有时十分令人恼火。说欧盟将永远处于分裂的状态之类的观点是有害的，只会加强我们所在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狂热信奉者，所有局势不稳地区的情况皆证明了这一趋势。而这一趋势只会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增添更多的磨难，况且，从目前看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日益蔓延。
从这个意义上讲，耐心是至关重要的。急躁引发傲慢，而傲慢又反过来滋长急躁。我所指的傲慢是自以为是世界上唯一全知全觉的人，是唯一掌握了历史的人，所以有资格对历史发号施令。如果历史的发展超出了自己的预测，就不惜干预。必要的时候，甚至动用武力。共产主义制度就是如此。
在这种傲慢与自信的推动之下，共产主义理论家和设计师们走向了古拉格。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确信他们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奥秘，他们知道怎样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解释呢？对这些知道如何立即为人类谋幸福的人们来说，普通人如何思想是不屑一顾的。对话只是浪费时间，煎鸡蛋必须打破鸡蛋。
东西之间铁幕的倒塌以及被指责为万恶之源的两极世界的结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意味着一种奴役世界的暴力形式的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烟消云散。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人类从此进入一个历史之外的美好时代。
此类想法也是对历史的奥秘缺乏谦卑或者缺乏想象力的表现。事实上，历史远没有终结。尽管不少严重威胁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随着东西格局的打破，一些表面上似乎不太严重的威胁开始浮上水面。在全球化的今天，什么样的威胁可以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呢？曾经长期被视为文明世界中心的欧洲，却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肯定欧洲会永远如此吗？
今天，任何一个独裁者都可以设法获取一枚原子弹，地区性冲突难道不可能演变成全球性冲突？恐怖分子难道不是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攻击方式？欧洲这一历史上首个世俗文明，并不认为自己拥有永恒。然而，欧洲难道不会正是因为缺乏远见而引发各种严重威胁吗？那些充满仇恨、狂热偏执、为仇恨所支配的人难道不是仍在不断地产生吗？而我们的全球化社会又为他们提供了空前的破坏空间。难道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作出对我们星球产生致命的，无可挽回的后果的各种行动吗？
我个人最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坚信，今天最重要的即是要谦卑地看待世界，尊重我们所不理解的，接受世界上有许多奥秘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在承认我们并不是全知全能、尤其是承认我们并不知道事物的结局的前提下承担我们的责任。其实我们是无知的。但是，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的希望。同时，没有惊讶的生活也是乏味的。
瓦克拉夫˙哈维尔： 1936年出生于布拉格，哲学家、剧作家。《七七宪章》撰写者之一，曾被监禁多年。1989年“丝绒革命”后，1993年到2003年期间任捷克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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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16 November 2009
中国人究竟有多么种族主义？
中国的“崛起”和向非洲的挺进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这就是中国人和黑人之间越来越多的交往。中国已经有几十万人在非洲工作和经商，非洲也有大量临时和长期移民在中国寻找机会。据统计，在广州有两万多合法的非洲人，非法的可能将近二十万，他们已经在广州城乡形成了好几个非洲人聚居区，最大的被称为“巧克力城”。在浙江的义乌和温州也有非洲人社群，他们主要从中国批发廉价的“低端”商品运回非洲销售。这个中非之间相互移民的局面在今后将会更加扩展，谁都难以预计其规模。从社会日常生活和文化意义上看，中非相互移民带来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和欧美白人以及其他白人（俄国、东欧、拉美）在个人层面上打交道，中国人已经有一百六十年以上的历史，但和非洲黑人在这个层面上来往的历史则相对要短得多。毛泽东时期虽然有大量的“援非”工程，但那主要是在政府之间。在个人层面上的交往主要是最近二十年间的事。
由于历史的原因，凡是有黑人因素在内的国际问题，往往都会和种族主义有一定的关联。种族主义是普世性的现象，大国和强国尤其如此，中国决不例外，只要看看我们语言中的“黑鬼”、“倭寇”、“小鬼子”、“高丽棒子”、“老毛子”、“红鼻子阿三”等等就知道了。但中国人往往只看到别人的种族主义，把它和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加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只谈阶级，不谈种族，毛泽东更是把民族和种族问题归结为阶级问题，等于是取消了民族和种族问题。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中国人有很深的种族偏见，尤其对黑人；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否认自己有种族主义，理由一是自己是近代史上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二是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允许种族主义。其实，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和族群歧视不但很严重，而且自己还意识不到。日常生活中汉人对其他族群的歧视比比皆是，而官方对“少数民族”在回避政治权利的同时给予的一些特殊照顾，则继承了历代王朝的恩施和羁靡政策，并非真正的族群平等。
最近大陆的几件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很多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心态。一是七月十五日发生在广州的黑人抗议事件：事件起因是两个黑人在逃避中国警察查验护照时跳楼受伤，当地黑人便包围公安局抗议对他们的“种族歧视”。事件发生后，很多网民发表了对黑人充满种族主义的言论，说黑人移民是对中国的“种族入侵”，要把他们全部赶走。另一件事是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娄婧的风波：娄婧是她母亲和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多年前婚外情的私生，后来她母亲为此离婚，那个美国人则销声匿迹。娄婧是她母亲一人带大的。当娄婧参加了几项公众娱乐活动之后，她的身世被曝了光，网上顿时有很多人用不堪的语言对她和她的母亲咒骂，成为上海二○○九年夏季的一个社会新闻热点。还有一件事是一个在非洲有过多年经商和管理经历（甚至管理过世界银行在埃赛俄比亚的项目）的刘姓中国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说中国人在非洲受到种族歧视，成为警察和腐败官僚敲诈勒索的对象。他说中国人之所以受到这种对待，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对非洲殖民”，相反，非洲人对白人毕恭毕敬，就是因为他们被白人殖民统治过。对待黑人就应该像对待动物那样去驯服。这篇文章在大陆的网上引起广泛反响，多数发表评论的网客都赞同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只有在北美的一些网站上才有尖锐的反驳。
中国人究竟有没有种族主义，如果有的话有多严重？这个问题在大陆学界至今没有像样的讨论，基本上是用民族主义遮盖种族主义。在海外学界，有几个研究值得介绍。
一是英国历史学家冯客出版于一九九二年的名著《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其贡献是第一次将中国近代政治学术思想中的种族观念从民族主义言说中分离出来，进行专门评论。冯客用大量材料说明中国人和其他族群一样，有种族主义观念，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这种观念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清理。冯客的书早已有中文版发行，北京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杂志发表过书评，并没有对它作严厉批评，而是温和的商讨，并肯定了冯着的一些贡献。相比之下，倒是一个台湾学者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批评文章，指责冯客牵强附会，放大了中国一些言论，想把种族主义的帽子从西方人那里转戴到中国人的头上。两相比较，让人不由得产生北京和台北的错位感。另一个研究是美国学者理查德卢法诺一九九四年发表于美国一家亚洲研究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是《一九八八年南京事件：关于当代中国种族和政治问题的一点看法》。这篇文章谈的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南京大学生和非洲留学生发生冲突的事件。无论黑人学生在事件的发生上有多大的责任，中国学生打出的“打倒黑鬼”和“黑鬼滚回去”的口号和标语在性质上完全超出了可以商讨的范围，是种族主义最恶劣的表现。卢法诺说，这次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次针对非洲学生的种族主义示威游行的学生，很多在不久之后参加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而前后两次运动在组织和声势上也确有关联之处。这就说明，在中国，很多强烈追求民主的人，也有很深的种族主义心态。其实，类似的中国学生反对非洲留学生的事件，八十年代下半期在天津和上海都发生过，究其起因，非洲留学生都有责任，但中国学生打出的标语口号则和南京事件一样，表现了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
另一项研究更值得一提。这是美国非洲裔律师约翰森（M.Dujon Johnson）二○○七年出版的《中国的种族和种族主义》。约翰森曾经在台湾和大陆都工作和学习过，对两地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有切身体会，因此书名中的 “中国”用的是复数，意为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这是很多美国自由派学者所不敢做的，因为会得罪大陆。约翰森虽然在密西根大学受过训练，但他不是职业学者，其思维、行文和对材料的处理都远不合格，所以这本书进不了美国大学出版社，只能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印行。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把这本书当作一个新闻记者叙述的在台海两地经历的种族主义现象，那是绰绰有余的。
约翰森认为，台海两地的中国人都非常种族主义，他的书充满了这方面的观察，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能稍作介绍。约翰森说中国人对黑人的歧视甚至发展成对黑人的恐惧（Afrophobia），在公交地铁和火车飞机上对黑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滑稽的是，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最拥挤的场合，他和他的黑人朋友也都不愁没有位置和空间。对黑人的歧视还影响到中国异议人士的活动。例如，就同一个问题，他问过一个在美国的非常著名的中国民运人士和一个还在中国当干部的体制内民主派：为什么你们在美国只和上层白人政治家打交道、从来不和黑人民权人士接触呢？黑人民权运动不是和中国民主运动更有天然联系吗？他们的直率的回答让约翰森目瞪口呆：中国一般人对黑人没有好感，所以我们不想做这样的工作。因此，约翰森也得出和冯客类似的结论：中国人有严重的种族主义，但由于官方宣传的影响，种族主义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用来指责西方的概念。
－－原载：《动向》，2009年11月号
http://www.chengmingmag.com/t291/select/291sel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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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原因，凡是有黑人因素在内的国际问题，往往都会和种族主义有一定的关联。种族主义是普世性的现象，大国和强国尤其如此，中国决不例外，只要看看我们语言中的“黑鬼”、“倭寇”、“小鬼子”、“高丽棒子”、“老毛子”、“红鼻子阿三”等等就知道了。但中国人往往只看到别人的种族主义，把它和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加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只谈阶级，不谈种族，毛泽东更是把民族和种族问题归结为阶级问题，等于是取消了民族和种族问题。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中国人有很深的种族偏见，尤其对黑人；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否认自己有种族主义，理由一是自己是近代史上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二是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允许种族主义。其实，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和族群歧视不但很严重，而且自己还意识不到。日常生活中汉人对其他族群的歧视比比皆是，而官方对“少数民族”在回避政治权利的同时给予的一些特殊照顾，则继承了历代王朝的恩施和羁靡政策，并非真正的族群平等。
最近大陆的几件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很多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心态。一是七月十五日发生在广州的黑人抗议事件：事件起因是两个黑人在逃避中国警察查验护照时跳楼受伤，当地黑人便包围公安局抗议对他们的“种族歧视”。事件发生后，很多网民发表了对黑人充满种族主义的言论，说黑人移民是对中国的“种族入侵”，要把他们全部赶走。另一件事是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娄婧的风波：娄婧是她母亲和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多年前婚外情的私生，后来她母亲为此离婚，那个美国人则销声匿迹。娄婧是她母亲一人带大的。当娄婧参加了几项公众娱乐活动之后，她的身世被曝了光，网上顿时有很多人用不堪的语言对她和她的母亲咒骂，成为上海二○○九年夏季的一个社会新闻热点。还有一件事是一个在非洲有过多年经商和管理经历（甚至管理过世界银行在埃赛俄比亚的项目）的刘姓中国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说中国人在非洲受到种族歧视，成为警察和腐败官僚敲诈勒索的对象。他说中国人之所以受到这种对待，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对非洲殖民”，相反，非洲人对白人毕恭毕敬，就是因为他们被白人殖民统治过。对待黑人就应该像对待动物那样去驯服。这篇文章在大陆的网上引起广泛反响，多数发表评论的网客都赞同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只有在北美的一些网站上才有尖锐的反驳。
中国人究竟有没有种族主义，如果有的话有多严重？这个问题在大陆学界至今没有像样的讨论，基本上是用民族主义遮盖种族主义。在海外学界，有几个研究值得介绍。
一是英国历史学家冯客出版于一九九二年的名著《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其贡献是第一次将中国近代政治学术思想中的种族观念从民族主义言说中分离出来，进行专门评论。冯客用大量材料说明中国人和其他族群一样，有种族主义观念，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这种观念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清理。冯客的书早已有中文版发行，北京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杂志发表过书评，并没有对它作严厉批评，而是温和的商讨，并肯定了冯着的一些贡献。相比之下，倒是一个台湾学者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批评文章，指责冯客牵强附会，放大了中国一些言论，想把种族主义的帽子从西方人那里转戴到中国人的头上。两相比较，让人不由得产生北京和台北的错位感。另一个研究是美国学者理查德卢法诺一九九四年发表于美国一家亚洲研究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是《一九八八年南京事件：关于当代中国种族和政治问题的一点看法》。这篇文章谈的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南京大学生和非洲留学生发生冲突的事件。无论黑人学生在事件的发生上有多大的责任，中国学生打出的“打倒黑鬼”和“黑鬼滚回去”的口号和标语在性质上完全超出了可以商讨的范围，是种族主义最恶劣的表现。卢法诺说，这次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次针对非洲学生的种族主义示威游行的学生，很多在不久之后参加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而前后两次运动在组织和声势上也确有关联之处。这就说明，在中国，很多强烈追求民主的人，也有很深的种族主义心态。其实，类似的中国学生反对非洲留学生的事件，八十年代下半期在天津和上海都发生过，究其起因，非洲留学生都有责任，但中国学生打出的标语口号则和南京事件一样，表现了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
另一项研究更值得一提。这是美国非洲裔律师约翰森（M.Dujon Johnson）二○○七年出版的《中国的种族和种族主义》。约翰森曾经在台湾和大陆都工作和学习过，对两地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有切身体会，因此书名中的 “中国”用的是复数，意为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这是很多美国自由派学者所不敢做的，因为会得罪大陆。约翰森虽然在密西根大学受过训练，但他不是职业学者，其思维、行文和对材料的处理都远不合格，所以这本书进不了美国大学出版社，只能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印行。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把这本书当作一个新闻记者叙述的在台海两地经历的种族主义现象，那是绰绰有余的。
约翰森认为，台海两地的中国人都非常种族主义，他的书充满了这方面的观察，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能稍作介绍。约翰森说中国人对黑人的歧视甚至发展成对黑人的恐惧（Afrophobia），在公交地铁和火车飞机上对黑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滑稽的是，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最拥挤的场合，他和他的黑人朋友也都不愁没有位置和空间。对黑人的歧视还影响到中国异议人士的活动。例如，就同一个问题，他问过一个在美国的非常著名的中国民运人士和一个还在中国当干部的体制内民主派：为什么你们在美国只和上层白人政治家打交道、从来不和黑人民权人士接触呢？黑人民权运动不是和中国民主运动更有天然联系吗？他们的直率的回答让约翰森目瞪口呆：中国一般人对黑人没有好感，所以我们不想做这样的工作。因此，约翰森也得出和冯客类似的结论：中国人有严重的种族主义，但由于官方宣传的影响，种族主义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用来指责西方的概念。
－－原载：《动向》，2009年11月号
http://www.chengmingmag.com/t291/select/291sel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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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 November 2009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专访桑东仁波切
2009年10月，记者专程来到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采访这里的西藏流亡社群。五十年前的达兰萨拉是印度北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今天的达兰萨拉不仅是印度有名的旅游热点，也是全球佛教徒的朝圣之地。现今藏传佛教的代表人物达赖喇嘛讲经之所与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双重身份使得达兰萨拉具有宗教与政治的双重影响。
本次记者前往达兰萨拉不仅希望较深入地了解达赖喇嘛本人对西藏、中国及世界的大势分析，也希望更直接地了解西藏流亡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为此，我们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先生。
专访在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进行，西藏流亡政府新闻部工作人员桑杰嘉先生为我们现场翻译。
桑东仁波切现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即政府总理一职。他于2001年当选，是第一位通过民选程序当选的政府总理，并于2006年连选连任。
采访开始，记者首先就中国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于今年十月五日接受德国《焦点》杂志采访时的有关观点征询了桑东仁波切先生的看法。
朱维群在这一专访中再次重申了北京方面在西藏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西藏流亡政府对此的反应如何呢？
首先感谢您关注西藏问题，前来达兰萨拉采访。我们所看到的德国杂志的采访内容是很少一部分，后来新华社的报道说的比较详细，其实德国焦点的报道是不多的，这是第一点。从报道的内容来看，基本上看不到新的内容或观点，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贯是强硬的。
在专访报道中，有一段与事实不符，中方在《焦点》采访中说，双方谈判中断原因是由于达赖喇嘛的代表终止继续谈判，实际上，去年一年中，西藏流亡政府和统战部一直有口头和书信联系，去年十一月第八次谈判的时候，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代表向中方提交了《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建议书》，之后，由于中方没有正面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双方没有谈到第九次会谈何时举行，西藏流亡政府根本没有断绝和中方和谈的关系，西藏流亡政府继续努力，谈判的门一直是打开的。
记者：从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上，还有何可能以争取更大的和谈机会？或是什么渠道取得进一步的沟通？
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方面觉得：事实上是没有其他渠道的沟通方式，在国际社会上，中国一直表示和谈的大门是开着的，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也一直有继续和谈的愿望，所以中国政府什么时候答应和谈，我们随时可以和谈。
记者：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我想了解流亡政府的定位是怎么样的？有舆论认为：西藏流亡政府存在的本身就是表示西藏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其实还是在寻求西藏独立，但是达赖喇嘛现在的主张又是希望真正的自治。
桑东仁波切：中国政府一直说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但是却非常关注这个政府的一举一动，包括对首席部长所有的言论都非常关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在的流亡政府是1951 年同中国政府签订17条协议的地方政府，这个地方政府直到1959年是事实存在的，这一点非常清楚。1959年后，这个政府跟随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如果这个政府回去，也就是1959年就存在的一个地方政府，他并不是什么分裂的政府，是一个地方政府搬过来，再搬回去，他也不可能扩大或达到什么目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地方政府。
记者：您已经是第二次当选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在西藏流亡社群里，西藏民主尝试已经走得很远了，从首席部长先生的角度认为：民主与西藏传统文化是否有一定的矛盾，在一个流亡社会里，组织民主有些什么样的困难？
桑东仁波切：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从流亡政府的经验来看，立法、行政院和司法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和西藏传统文化基本上没有任何冲突。原因是西藏的传统文化是佛教文化，佛教的思想和民主的理念很相近，所以没有任何冲突；但是，刚才您提到的推动这种民主制度时的困难，主要是老一辈的、年长的藏人不能自然而然的接受民主制度，年轻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民主体制的生活方式。一些年长的藏人不肯担起民主的个人义务，而是看达赖喇嘛行事。但是部长谈到：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记者：在整个世界上，各种流亡社会的族群有很多，目前比较成功的，除了以色列人社群比较具有凝聚力外，从东方文化来讲，流亡藏区藏人凝聚力是很强的，这一现象是完全靠藏传佛教的凝聚力，还是流亡政府整合力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换句话说，现在的民主框架是不是因为有藏传佛教的推动力才得以组织起来？还有一个可能，是仅仅在流亡过程中的权宜之计？
桑东仁波切：流亡的藏人人数是很少的，比如说在印度的流亡人士中，藏人的比例是很少的一部分，西藏流亡社区能够比较成功的保存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流亡政府做了很多组织工作。从藏人的角度来看，达赖喇嘛和藏人是不可分的，举一个藏人俗语的例子，头颅和脖子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不管你有没有信仰。在流亡印度后，达赖喇嘛开始组建民主体制，每一个藏人不管有没有信仰，对达赖喇嘛都是非常的信任和敬仰，在这种情况下，当达赖喇嘛推动民主体制时，体制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佛教信仰、达赖喇嘛个人和民主体制三方面的作用结合起来，保证了流亡社区的存在。民主体制的推广让每一个流亡藏人能够参与政府的工作，包括四大教派、西藏本教等等，不管你是哪一个传承，都可以进入议会参政，这就是流亡社会整体得以保存下来，这就是成功的原因。刚才您谈到民主是不是流亡过程中的权宜之计？民主对于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来说，是政治上的一种追求，不管流亡不流亡。如果西藏没有被中国占领，而一直保持以前的状态，我相信民主体制是会在西藏诞生的，因为达赖喇嘛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建设民主体制的理念。所以民主是政治上的信仰而不是权宜之计。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请问首席部长先生，在目前状况之下，对西藏问题解决的形式怎样预测，是否乐观，如果不乐观的话，还有什么应付之策？
桑东仁波切：从现在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以武力统治的状况来看，真的没有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而且如果还有所寄托的话，会被认为是笨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从大方面，从世界的变化、中国已经发生的变化、中国民众思维方式的变化，以及西藏境内外，藏人的追求及思想变化来看，我们觉得有希望，并不是需要很长时间来解决；在这些大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西藏问题能够尽快解决的希望。而这一希望也并不是没有任何根据；因为争取解决西藏问题，藏人具有两大力量，第一是具有追求正义真理的力量；第二是四十年来采取非暴力的方式。所以，我们相信正义和非暴力这两种力量一定会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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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记者前往达兰萨拉不仅希望较深入地了解达赖喇嘛本人对西藏、中国及世界的大势分析，也希望更直接地了解西藏流亡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为此，我们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先生。
专访在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进行，西藏流亡政府新闻部工作人员桑杰嘉先生为我们现场翻译。
桑东仁波切现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即政府总理一职。他于2001年当选，是第一位通过民选程序当选的政府总理，并于2006年连选连任。
采访开始，记者首先就中国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于今年十月五日接受德国《焦点》杂志采访时的有关观点征询了桑东仁波切先生的看法。
朱维群在这一专访中再次重申了北京方面在西藏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西藏流亡政府对此的反应如何呢？
首先感谢您关注西藏问题，前来达兰萨拉采访。我们所看到的德国杂志的采访内容是很少一部分，后来新华社的报道说的比较详细，其实德国焦点的报道是不多的，这是第一点。从报道的内容来看，基本上看不到新的内容或观点，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贯是强硬的。
在专访报道中，有一段与事实不符，中方在《焦点》采访中说，双方谈判中断原因是由于达赖喇嘛的代表终止继续谈判，实际上，去年一年中，西藏流亡政府和统战部一直有口头和书信联系，去年十一月第八次谈判的时候，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代表向中方提交了《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建议书》，之后，由于中方没有正面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双方没有谈到第九次会谈何时举行，西藏流亡政府根本没有断绝和中方和谈的关系，西藏流亡政府继续努力，谈判的门一直是打开的。
记者：从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上，还有何可能以争取更大的和谈机会？或是什么渠道取得进一步的沟通？
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方面觉得：事实上是没有其他渠道的沟通方式，在国际社会上，中国一直表示和谈的大门是开着的，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也一直有继续和谈的愿望，所以中国政府什么时候答应和谈，我们随时可以和谈。
记者：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我想了解流亡政府的定位是怎么样的？有舆论认为：西藏流亡政府存在的本身就是表示西藏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其实还是在寻求西藏独立，但是达赖喇嘛现在的主张又是希望真正的自治。
桑东仁波切：中国政府一直说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但是却非常关注这个政府的一举一动，包括对首席部长所有的言论都非常关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在的流亡政府是1951 年同中国政府签订17条协议的地方政府，这个地方政府直到1959年是事实存在的，这一点非常清楚。1959年后，这个政府跟随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如果这个政府回去，也就是1959年就存在的一个地方政府，他并不是什么分裂的政府，是一个地方政府搬过来，再搬回去，他也不可能扩大或达到什么目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地方政府。
记者：您已经是第二次当选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在西藏流亡社群里，西藏民主尝试已经走得很远了，从首席部长先生的角度认为：民主与西藏传统文化是否有一定的矛盾，在一个流亡社会里，组织民主有些什么样的困难？
桑东仁波切：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从流亡政府的经验来看，立法、行政院和司法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和西藏传统文化基本上没有任何冲突。原因是西藏的传统文化是佛教文化，佛教的思想和民主的理念很相近，所以没有任何冲突；但是，刚才您提到的推动这种民主制度时的困难，主要是老一辈的、年长的藏人不能自然而然的接受民主制度，年轻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民主体制的生活方式。一些年长的藏人不肯担起民主的个人义务，而是看达赖喇嘛行事。但是部长谈到：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记者：在整个世界上，各种流亡社会的族群有很多，目前比较成功的，除了以色列人社群比较具有凝聚力外，从东方文化来讲，流亡藏区藏人凝聚力是很强的，这一现象是完全靠藏传佛教的凝聚力，还是流亡政府整合力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换句话说，现在的民主框架是不是因为有藏传佛教的推动力才得以组织起来？还有一个可能，是仅仅在流亡过程中的权宜之计？
桑东仁波切：流亡的藏人人数是很少的，比如说在印度的流亡人士中，藏人的比例是很少的一部分，西藏流亡社区能够比较成功的保存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流亡政府做了很多组织工作。从藏人的角度来看，达赖喇嘛和藏人是不可分的，举一个藏人俗语的例子，头颅和脖子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不管你有没有信仰。在流亡印度后，达赖喇嘛开始组建民主体制，每一个藏人不管有没有信仰，对达赖喇嘛都是非常的信任和敬仰，在这种情况下，当达赖喇嘛推动民主体制时，体制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佛教信仰、达赖喇嘛个人和民主体制三方面的作用结合起来，保证了流亡社区的存在。民主体制的推广让每一个流亡藏人能够参与政府的工作，包括四大教派、西藏本教等等，不管你是哪一个传承，都可以进入议会参政，这就是流亡社会整体得以保存下来，这就是成功的原因。刚才您谈到民主是不是流亡过程中的权宜之计？民主对于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来说，是政治上的一种追求，不管流亡不流亡。如果西藏没有被中国占领，而一直保持以前的状态，我相信民主体制是会在西藏诞生的，因为达赖喇嘛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建设民主体制的理念。所以民主是政治上的信仰而不是权宜之计。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请问首席部长先生，在目前状况之下，对西藏问题解决的形式怎样预测，是否乐观，如果不乐观的话，还有什么应付之策？
桑东仁波切：从现在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以武力统治的状况来看，真的没有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而且如果还有所寄托的话，会被认为是笨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从大方面，从世界的变化、中国已经发生的变化、中国民众思维方式的变化，以及西藏境内外，藏人的追求及思想变化来看，我们觉得有希望，并不是需要很长时间来解决；在这些大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西藏问题能够尽快解决的希望。而这一希望也并不是没有任何根据；因为争取解决西藏问题，藏人具有两大力量，第一是具有追求正义真理的力量；第二是四十年来采取非暴力的方式。所以，我们相信正义和非暴力这两种力量一定会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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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7 October 2009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专访达赖喇嘛
一 “民主是世界趋势，中国应顺势而行”
在世界各国发展日趋密切的今天，西藏问题的解决已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内政事务”。西藏民众对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与全球的民主发展趋势遥相呼应，而就如何回应西藏人民的诉求与如何推动经济上崛起但政治上滞后的中国转入民主的轨道，国际社会实质上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作为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追寻民主、自治和自由的象征，是中国与西方外交纠纷中的“争议性”人物，而在很多人眼里，他更是解决西藏危机的希望。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达赖喇嘛表示，民主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应该顺势而行。
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同时，今年也是您本人及数万藏人被迫离开西藏五十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共六十周年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从此而生发的中国的近期和远期的前景？这一问题很重要，因为我想，中国内部包括汉民族和维吾尔民族在内的各民族都应该知道您是如何估价中国的前景和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一个不民主但却强大的中国是否意味着民主离中国更远，甚至也使国际民主社会在维护人权、自由、平等等您赞同的普世价值上处于守势？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为一个有世界声誉的精神领袖，您对西藏的观点固然重要，但您对中国整体甚至世界整体走势的看法也是十分重要的。
达赖喇嘛：从大的方面上说，中国共产党的专制集权制度难以影响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应该可以协助世界解决正在面临的经济危机等问题，如果她在这一方面真得能够有所助益，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当然，一些没有完全民主化的小国或许会认为，没有民主也好；比如中国，没有民主，但经济很强大。由于中国经济上的发展，我的一些朋友必须与中国合作、与中国接触，但是，他们内心深处并不认同中国的专制制度。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使民众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境外旅游人数不断增长，学生到海外留学的人数激增。中国与国际的接触若愈来愈广泛的话，西方国家的民主价值对其的影响将加深。现在的中国与三、四十年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其实，中国变化的分水岭是在邓小平复出后。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民众得以接触西方，这是国家产生变化的重要原因。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忽然瓦解对国家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正如前苏联所发生的那样，倘若中国共产党忽然崩溃，国内可能出现很大的问题，对其周边国家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中共能够自发地、渐进地进行改革，我认为，这是比较好的方向。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其中提及党内的民主，强调党内基层选举的重要性，我觉得这很好。胡锦涛在十七大大会报告中也多次用到“民主”这个字眼——但“民主”并不仅仅是个词，而有其实质内容。从这些方面看，中国领导人认为民主是重要的。我经常对一些朋友说，应该看到世界的变化，除了西方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逐渐走向民主化，这是世界的趋势和潮流。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只能顺势而行，其改变只是时间和速度的问题。中国若背道而驰，对其有害无益。中国的领导人或许多方考虑，但他们清楚民主是大势所趋，无法抵挡，如果他们看到民主给中国带来的长远利益，就应该面对这一问题。
通过这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我想说的是，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国家，未来，中国将成为很重要的国家。中国这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时，其关键问题在于应该利于这个世界、帮助这个世界和服务于这个世界，这样她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现在，中国为何无法做到这些呢？关键在于世界不信任中国。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中国没有媒体的透明化，整个国家的透明化尚有待于改善。比如说，现在中国政府一再提“国家机密”，国家机密在战争时期、在革命时期、在内战时期，例如说朝鲜战争时期，是存在的，但现在是一个和平时期。和平时期不透明，这是一种可悲的状况，令人感到惋惜。所以，未来，中国要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成为利于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关键的一点就是透明化。现在，由于不透明，使得周边国家很多人对中国产生怀疑与猜忌。新闻的垄断、新闻的封锁和新闻的歪曲这不仅仅是个不透明的问题，对中国本身的形象是有损害的，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一个障碍。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会犯错误，犯错了就应该面对，对世界说对不起。
记者：从世界舆论的角度看，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之时，争取“自由西藏”的呼声达到高潮，可能世界舆论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那么多地讨论西藏话题。但是，这一高潮同时也激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弹，由官方或利益诱导的民间民族主义情绪也达到高潮。北京利用其强大的国力，对西方政府，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包括美国从外交上进行反制，法中关系至今没有恢复到北京奥运之前的水平。应该说，北京的外交出击是有效的。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激起世界性的和平、缓和的希望，但您至今还没有会见这位总统，您下一次的美国行程是否确定？是否有同奥巴马会见的可能？
达赖喇嘛：关于这个问题，首先，中共的外交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奥巴马本人的想法是希望在访问中国时，把对西藏人民最有利的、能够帮助西藏的一些问题与中共相关的领导人交流，因此他希望在交流前，不要激怒中国，不要让中国产生不愉快的情绪。我觉着这也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西藏的问题。其次，透过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也接到一些中共相关领导人希望我不要在这一时间与奥巴马见面的讯息。这是通过朋友提的一些建议，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同意。基于这两个原因，在上一次去美国时，我同意不见奥巴马。当然，达成的协议是，奥巴马从中国回去后，什么时候都可以与我见面。但我还需按照既定的计划安排行程，并不能随时去美国。我到世界其它国家的行程可能是一年两年前就定好的，如果因为见奥巴马，我要取消这些行程，我在道义上对不起它们，所以我不能立刻去美国。我想，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可能会见到奥巴马。
记者：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欧洲。欧洲方面从高层到舆论对西藏问题均十分关注，您在欧洲也颇有声誉。但中欧外交近期摩擦不少，尤其是您与法国总统在波兰会面后，中法关系至今未完全恢复，您对欧洲的情况有何看法？您是否认为可能再次与法国总统萨科齐会晤，是否可能在法国见面？
达赖喇嘛：你刚才提到有关与奥巴马会面的问题，我在美国接受CNN采访时也谈到了，我的回答大概一样。当时，我对他们开玩笑地说道，去年，我见了德国的总理和法国的总统，使得他们面对中国的惩罚。如果我见了奥巴马，中共想惩罚奥巴马不行，不惩罚也不行，将是很微妙的问题。你也知道，我见了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后，中共非常不高兴。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共认为我是一个魔鬼，法国总统与一个魔鬼见面的话，他们自然不高兴。
我去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我去这些国家其实不是为了见政治人物。我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我的责任，我的发言是为了提升人类的善心。人类的道德操守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作为六十亿当中的一个人，人类的一份子，我有这个责任与义务去提升人类内心既有的善根。这与宗教没有关系，任何人都具有内心的善根，我们要发现它，提升它，使得人类成为和谐的群体。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至于第二个目标，作为一个宗教人物，我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我觉着这很重要。这两个目标，我认为是我的责任。所以，到每一个国家，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对大众的演讲和与人民的见面，还有参加对话和论坛等。见到国家的领导人，我觉得很高兴，但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同时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困扰。
我提到的这两个责任，在我往生前，我离开人世前，我会努力做好。关于西藏的问题，我是一个藏人，同时，我也拥有“达赖喇嘛”这一称号，境内外的西藏人信任我，对我有一种依托的感觉，因此，我一再说，我感到有责任作为境内外的西藏人民的代言人，这也是我的责任之一。但自 2001年，流亡在海外的西藏人民团体开始选举行政首长，行政部分由选举产生的首长负责，我从此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所以，我有时很骄傲地说，达赖喇嘛四百多年对西藏政教统治的制度从2001年开始成为历史。在政治方面，我现在应该说是一名顾问，并没有专门负责决定什么问题。因此，就刚才提到的第三个责任，（我发挥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
记者：您见过萨科齐及其夫人，您的印象如何？
达赖喇嘛：在法国南部，我先与萨科齐夫人见面，她见到我很激动，直来直去的，我觉得很好。与萨科齐总统见面是在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获诺贝尔奖纪念会上，（编者案：2008年12月7日，达赖喇嘛与萨科齐在出席“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庆祝仪式”的间隙中举行会谈。）总统这个人直来直去的，没有任何做作，我觉得非常好。
二 “热比娅赞成我以非暴力方式寻求自治的立场”
继去年三月西藏发生大规模骚乱后，今年七月新疆又爆发了严重的维汉冲突，潜伏在中国经济繁荣背后的政治诉求冲突、族群矛盾以及宗教信仰分歧等问题日益凸显，而西藏与新疆这两个边疆重镇成为火山喷发的出口。面对相似的困境，藏民族是否考虑与维族形成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谋求走出困境的策略？他们又是如何争取更多汉族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就上述问题，达赖喇嘛强调接触与对话的重要性——通过交谈，他赢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对其以非暴力方式寻求自治的政策的支持；通过交流，他使更多的人消除误解、放下成见，了解西藏的真实状况和藏人的真正需求。
记者：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两件同西藏前途紧密相关的大事。第一件事即国际舆论所称的08年三月直到五月的西藏危机，第二件事是今年七月以来的新疆危机。新疆危机虽然同西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同样显示中国汉民族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问题已经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您如何看待这两件事，藏民族是否应该寻求同维吾尔民族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争取更大的空间，无论是独立还是自治？
达赖喇嘛：关于新疆的这个问题，我在1954年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见到一些新疆当地的官员时，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痛苦，对当局不满的痛苦。 1959年，我离开西藏到印度以后，我们与新疆一些人曾有多次接触，大家相互关心，同食同寝。大家一起叫苦，因为面临一样的状况，我们都感到压力。这些新疆人中，部分人一直认为应该寻求新疆的独立，而且就独立的手段上说，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我们之间的接触因此愈来愈少了，几乎没有很密切的接触。热比娅女士从中国出来后，我在美国与她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我们并没有详细地谈论问题。后来，在德国与其见面时，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讨论一些问题。当时，我把我的一些理念、想法非常详细地解释给她听。她很清楚地对我说，支持达赖喇嘛所寻求的西藏自治方式。她认为，新疆也应该寻求自治，就方式来说，她觉得应该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她完全支持我的非暴力方式，觉得新疆的自治问题应该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新疆的“七·五”事件发生后，我在捷克布拉克参加诺贝尔获奖者的高峰会时再次与热比娅会面。那时，我们也谈到一些问题。她充分肯定了我寻求自治的非暴力方式，她本人也觉得应该走这一方向。最近，热比娅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会议上，公开表示新疆的未来是要寻求真正、高度的自治。他们完全支持非暴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愈来愈走到一起了。
记者：请问您与热比娅在德国见面是哪一年的？
达赖喇嘛：2007年，在汉堡。
记者：也就是说，在不使用暴力这点上，热比娅夫人与您的观点一致？
达赖喇嘛：完全一样。
记者：自治问题上呢？
达赖喇嘛：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对我与热比娅的会面表示不满。他们批评说，热比娅在中国政府那形象很不好，特别是中国政府认为热比娅是恐怖主义的头目，觉得达赖喇嘛不应该见她。很多中国朋友对我这样说。我告诉这些中国朋友，我见热比娅，其实帮助了她，使她赞成我的自治和非暴力的立场，使她结束了那种理念和斗争的方式，我其实帮了她。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记者：热比娅对于维吾尔民族的影响力并不像您在西藏人民当中的影响力那样强，她可能并不具备如此大的号召力使得新疆其他人也选择非暴力的道路。
达赖喇嘛：阿图坎（音译名）曾是新疆独立时期政府的部长，如今已经过世，但他的儿子还活着。我对热比娅说：你现在可以说是新疆的一名领导人，你应该有责任让全世界的新疆异议分子、流亡人士统一起来，这是你的一个责任。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许多民主运动人士去了美国、欧洲、澳洲及其它国家。那时，见到他们，我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力量。我说，这很重要。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统一的力量一直没有形成。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您亲自出席并召开了两个藏汉大会，八月份的日内瓦会议和九月份的加拿大温哥华会议。您希望更多地向中国人民说话，流亡藏人也普遍加强了同海外华人的接触，现在看来，您觉得这一政策调整是否收到了一定成果？
达赖喇嘛：去年三月西藏事件发生后，我于四、五月份去了美国、英国、德国等地。当时我到时，大概一百多名中国留学生举行了抗议。看起来，那些抗议的学生情绪高涨、满腔愤怒。当然，我知道他们对事实并不了解。因此，在这期间，我向中国民众尤其是佛教徒发出呼吁，我把我真实的想法、立场和原则清楚地告诉他们。随后在六月份访问澳洲时，就没有多少抗议的学生，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更重要的是，有些学生、学者、作家等人遇见我时说，由于中国新闻“一言堂”，他们在国内难以了解真正的达赖喇嘛，因此产生了很多的误解。见到达赖喇嘛并了解其想法后，他们意识到真正的达赖喇嘛并非如中国新闻中宣传中的那样，而他们事实上支持达赖喇嘛的想法和观点。因此，与中国民众加深接触对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同样地，有些刚到达兰萨拉的中国人最初时心怀担忧，比如担心被藏人殴打，但当他们了解到这是一个祥和的地方时，他们就感到很快乐。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956年，我从西藏到印度朝圣，中国军队护送我到边境，其中一位副司令员对我说，如果在印度有人问你西藏的情况如何时，你应该回答说，“百闻不如一见”。这位中共官员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中共官员不应该一味丑化达兰萨拉，他们应到这里来看看，“百闻不如一见”嘛。同样的，去年西藏事件发生时，我即刻呼吁中国政府派人到达兰萨拉调查。我们可以公开所有流亡政府的文件，请他们调查是否是我们预谋、策划了西藏发生的事情。我们欢迎中国政府前来调查，但他们并没有派人来。如果说西藏发展的很好，西藏人民很快乐，那么，北京就不应禁止、管制国外的媒体，而是欢迎、邀请媒体；不仅是邀请，而且应该给予媒体自由的采访空间，让它们得以看到真正的西藏，这才是“百闻不如一见”。最近，中国举行了建国六十周年庆典，但在庆典时期，中国政府却处于恐惧之中，需要用军队制止一些事情的发生。当时，我在加拿大。我对大家说，按道理说，庆典是件高兴的事，可大家却感到恐惧。所以，我一再强调，透明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你们的广播，虽然中国方面有些限制，但很多地方一定可以收听，通过这样的渠道了解事实，是相当重要的。
三 “我们从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
解决西藏问题的困难之一在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历史上，西藏地区的领域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西藏流亡政府以保护藏文化为由要求重新统一各藏区，这被中国政府批评为“大西藏的野心”，是名副其实的“藏独”设想。此外，尽管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表示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政教合一制度，将政治上的领导权交给流亡政府民选产生的首长，中国官方舆论却始终批驳达赖喇嘛制度代表着政教一治。就此争议，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达赖喇嘛指出：（1）流亡政府从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所强调的是在宗教与文化保护上的而考虑统一所有藏区；（2）作为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制度已经结束，但宗教上的达赖喇嘛传统是否延续，将由西藏人民来决定。
记者：邓小平生前有一句话，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充分显示了中国对本土统一的坚持。您在西藏问题上早已明确立场，即不追求独立，只追求真正的自治。但同时，您也强调西藏除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版图之外，也要包括其他西藏文化的覆盖地区，这被舆论尤其是中国大陆解读为大西藏的诉求。中国官方即指这一立场只不过是要求独立的第一步而已，因此拒绝谈判也就名正言顺了。这里是否同样存在一个西藏各地区的统一问题？即使是不要求独立，但却也是中央政府辖区内的西藏统一？这一广大地区囊括了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提出这样的条件是否现实？您在一些场合就此问题也提到过：这不是大西藏概念，而仅仅是保存西藏文化上的考虑。能否就此问题更具体地阐明一下您的想法？
达赖喇嘛：如果说“大西藏”是走向独立的第一步的话，实际上，这首先是中国政府造成的。现在，在西藏自治区以外，还存在着藏族自治州、自治县，也就是说，在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另外四个省份当中，已经存在藏族自治州与自治县的设置，而这些地方，均有藏语电台、藏文报纸。我们从未提到“大西藏”，从未在任何一个文件中使用“大西藏”这样的字眼。我们所强调的是真正的自治。所谓真正的自治，其目的在于保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而西藏的宗教与文化不仅涵盖西藏自治区，还包括所有的藏区。也就是说，在宗教与文化的保护上是需要统一的。我们所说的宗教与文化统一上的自治，是指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认定的藏族地区以及已经符合自治条件的所有藏族地区。这样的话，所有的藏族人民都将满意。为什么？因为在过去一千多年，西藏的宗教、文化，即西藏的民族特性或者说西藏的文明的保护与发展涵盖了所有的藏区——包括安多、康巴和卫藏的所有藏区。许多支持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的学者和专家，均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如安多或是康巴。1959年，很多从西藏逃亡到印度的西藏出家人——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为相当与佛学博士的格西——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安多或是康巴这两个地区。例如，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的哲蚌寺——西藏三大寺之一，也是藏传佛教的大学——1959年之前，该寺僧众达七、八千人，即使是59年之后，由于诸多运动的破坏，僧众人数锐减，可也始终保持在五百到一千人左右，但最近，我的一位汉族朋友前往西藏并专程到了哲蚌寺，发现寺院中的僧侣仅仅剩下七十多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去年西藏事件发生后，当局从寺院中驱逐了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僧人，把他们赶回了家乡。
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到中国政府。2002年，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恢复后，我们进行了八轮商谈。在2006年2月第五次对话时，我的代表与中共的统战官员接触中，中共官员很清楚地表示说，北京知道达赖喇嘛并没有寻求西藏独立和分裂中国。但随后4月、5月间，北京批评我的力度愈来愈大，说我在寻求独立和分裂。这清楚地表明，中共并非不了解我的立场和想法，而是出于别的原因要这样做。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北京明知我的想法，却还是要歪曲。新疆的事件发生后，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在最近的一个讲话当中提出，民族的问题应该重新思考。另外，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呼吁重新思考、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政策。我近日读了一篇由中国知识分子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过去六十年民族政策上存在不符合实际的问题。这些意见均反映了一种科学的观点，我比较赞成。中国的经济，经过邓小平的大幅改革，正走向资本主义。我们希望北京能拿出改革经济的百分之十的勇气进行政治改革，我们愿意乐观其成。
记者：假如可能获得文化上充分自由的保证，同时为了回应中国当局的宣传，是否可能在西藏文化统一问题上做出某些退让或者说灵活的调整，比如说，并不一定要求在一个自治区内解决文化统一问题，也接受自治区外的安排，您是否可能接受这样的让步？
达赖喇嘛：我们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尊重藏区广大人民的愿望，并以此为基础而奋斗，因此，很多事情能否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上一世班禅大师（编者：此处应该指的是第十世班禅确吉坚赞）在世时，一再强调藏族三区统一的重要性。他提到多个原因，包括保护西藏宗教和文化。此外，在安多和青海、甘肃一带，很多作为共产党员的藏人表达相同的愿望，希望未来的藏区不要如此分散，希望统一藏区。他们谈到统一藏区的必要性，提出了符合实际的理由。由于当时提出这些要求的来自各方各界，并且其中包括了一些很实际的理由，因此，在西藏自治区成立时，当时的副总理陈毅作为中央代表来到拉萨，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内部的党员会议上，他清楚地表示，所有的藏区未来统一成立一个自治区的想法很好。这些都是中国境内人民的愿望与意见。当然，解决所有藏区的统一的相关细节问题应该详细地讨论，但目前这种高压状态下，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尊重西藏境内人民、知识分子的意见。我在世界各地都呼吁中国政府允许有信誉的国际组织到西藏实地了解情况，如果西藏人民现在生活地很好，如果他们心满意足、安居乐业，那么说明我们的讯息是错误的，我们的奋斗也是错误的，我们将公开向世界人民道歉；但如果西藏人民目前面临种种困难，他们心中痛苦，如果无论是在物质生活上还是精神生活上，他们都无法得到满足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面对现实，进行改变。
记者：您提到达赖喇嘛的制度正朝民主方向过渡，这里涉及到民主与传统两方面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西藏文化中一种传统的结束？是否表明民主制度的建立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距离？
达赖喇嘛：从历史发展上看，达赖喇嘛制度其实只是藏人在某一时期内的习俗，与真正的佛教文化并没有关系。以藏传佛教为根基的西藏文化，可以说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而达赖喇嘛这一政教合一的制度只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达赖喇嘛这一名称的出现至今大约六百多年。因此，达赖喇嘛的名称及其制度是基于藏传佛教文化而发展的。并不是因为有达赖喇嘛的制度才有西藏文化，恰恰相反，是先有西藏文化才出现达赖喇嘛的制度。西藏的传统文化与佛教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超过一千年。这个问题有两方面，我刚才所说的，是指达赖喇嘛作为政教领袖这一旧的制度已经“成为历史”，但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是否还需继续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在1969 年已经公开呼吁，未来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是否还应延续这一问题，应该问西藏人民，让他们来做决定。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快就需要做出决定，因为我不是明天就要去世。但在我去世后，西藏人民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认为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那就应该结束，我因此可能成为最后一个达赖喇嘛。我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我个人认为，与前十三世达赖喇嘛相比，我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这样很光荣地结束达赖喇嘛的传承，我觉得也不错。
记者：但如果现在举行公民投票的话，西藏人民应该不会选择废除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
达赖喇嘛：你说的没有错。因为，目前西藏境内的人民面对很大的困难，处于痛苦之中，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因此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人，而这恰恰是中国政府造就的。但废除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西藏真正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人民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后，或许会觉得这一传统不必再继续了；我们并不排除这一可能性。我一再呼吁所有的佛教徒——不论是西藏、汉地还是越南、朝鲜、韩国、日本等地的佛教徒，不论他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的弟子——成为一名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那么，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呢？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应该既掌握佛教文化又熟悉现代的科学文化，在了解现代科学文化的基础上，精通佛法，就能明白佛法适合现代。作为现代的佛教徒，需把佛法与现代科学文化相契合的一面体现出来。当这一理想实现时，藏传佛教中修行者依靠上师或大喇嘛的时代或许将结束。那时，每个寺院中的老师，如同学校中的老师，将扮演重要角色。但现在的佛教徒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他们认为上师或大喇嘛很重要。
记者：也就是说作为政教领袖的达赖喇嘛制度的结束与作为宗教领袖的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的结束是不同的？
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首长通过每五年举行的选举产生，因此，我在行政上的职务已经结束。我们希望未来的西藏实现民主，但我们从未要求，西藏实现真正自治后，流亡政府将回到西藏。我曾在1992年曾公开地明确地表示过，我在政治承担的责任已经结束。当境内、境外的藏人实现统一之时，也将是达赖喇嘛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的结束之日。所以，作为宗教领袖，我并不一定要掌握政治权力，我可以讲经说法。比如说，最近我为一千多位华人佛教徒讲经说法，但我从未说，我是你们的宗教领袖，所以要给你们说法。在佛教或者是其它宗教盛行的一些国家，似乎认为宗教领袖等同于一名官员，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的，对宗教毫不了解的人也可以成为宗教领袖，变成官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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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国发展日趋密切的今天，西藏问题的解决已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内政事务”。西藏民众对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与全球的民主发展趋势遥相呼应，而就如何回应西藏人民的诉求与如何推动经济上崛起但政治上滞后的中国转入民主的轨道，国际社会实质上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作为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追寻民主、自治和自由的象征，是中国与西方外交纠纷中的“争议性”人物，而在很多人眼里，他更是解决西藏危机的希望。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达赖喇嘛表示，民主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应该顺势而行。
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同时，今年也是您本人及数万藏人被迫离开西藏五十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共六十周年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从此而生发的中国的近期和远期的前景？这一问题很重要，因为我想，中国内部包括汉民族和维吾尔民族在内的各民族都应该知道您是如何估价中国的前景和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一个不民主但却强大的中国是否意味着民主离中国更远，甚至也使国际民主社会在维护人权、自由、平等等您赞同的普世价值上处于守势？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为一个有世界声誉的精神领袖，您对西藏的观点固然重要，但您对中国整体甚至世界整体走势的看法也是十分重要的。
达赖喇嘛：从大的方面上说，中国共产党的专制集权制度难以影响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应该可以协助世界解决正在面临的经济危机等问题，如果她在这一方面真得能够有所助益，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当然，一些没有完全民主化的小国或许会认为，没有民主也好；比如中国，没有民主，但经济很强大。由于中国经济上的发展，我的一些朋友必须与中国合作、与中国接触，但是，他们内心深处并不认同中国的专制制度。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使民众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境外旅游人数不断增长，学生到海外留学的人数激增。中国与国际的接触若愈来愈广泛的话，西方国家的民主价值对其的影响将加深。现在的中国与三、四十年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其实，中国变化的分水岭是在邓小平复出后。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民众得以接触西方，这是国家产生变化的重要原因。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忽然瓦解对国家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正如前苏联所发生的那样，倘若中国共产党忽然崩溃，国内可能出现很大的问题，对其周边国家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中共能够自发地、渐进地进行改革，我认为，这是比较好的方向。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其中提及党内的民主，强调党内基层选举的重要性，我觉得这很好。胡锦涛在十七大大会报告中也多次用到“民主”这个字眼——但“民主”并不仅仅是个词，而有其实质内容。从这些方面看，中国领导人认为民主是重要的。我经常对一些朋友说，应该看到世界的变化，除了西方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逐渐走向民主化，这是世界的趋势和潮流。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只能顺势而行，其改变只是时间和速度的问题。中国若背道而驰，对其有害无益。中国的领导人或许多方考虑，但他们清楚民主是大势所趋，无法抵挡，如果他们看到民主给中国带来的长远利益，就应该面对这一问题。
通过这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我想说的是，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国家，未来，中国将成为很重要的国家。中国这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时，其关键问题在于应该利于这个世界、帮助这个世界和服务于这个世界，这样她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现在，中国为何无法做到这些呢？关键在于世界不信任中国。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中国没有媒体的透明化，整个国家的透明化尚有待于改善。比如说，现在中国政府一再提“国家机密”，国家机密在战争时期、在革命时期、在内战时期，例如说朝鲜战争时期，是存在的，但现在是一个和平时期。和平时期不透明，这是一种可悲的状况，令人感到惋惜。所以，未来，中国要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成为利于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关键的一点就是透明化。现在，由于不透明，使得周边国家很多人对中国产生怀疑与猜忌。新闻的垄断、新闻的封锁和新闻的歪曲这不仅仅是个不透明的问题，对中国本身的形象是有损害的，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一个障碍。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会犯错误，犯错了就应该面对，对世界说对不起。
记者：从世界舆论的角度看，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之时，争取“自由西藏”的呼声达到高潮，可能世界舆论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那么多地讨论西藏话题。但是，这一高潮同时也激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弹，由官方或利益诱导的民间民族主义情绪也达到高潮。北京利用其强大的国力，对西方政府，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包括美国从外交上进行反制，法中关系至今没有恢复到北京奥运之前的水平。应该说，北京的外交出击是有效的。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激起世界性的和平、缓和的希望，但您至今还没有会见这位总统，您下一次的美国行程是否确定？是否有同奥巴马会见的可能？
达赖喇嘛：关于这个问题，首先，中共的外交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奥巴马本人的想法是希望在访问中国时，把对西藏人民最有利的、能够帮助西藏的一些问题与中共相关的领导人交流，因此他希望在交流前，不要激怒中国，不要让中国产生不愉快的情绪。我觉着这也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西藏的问题。其次，透过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也接到一些中共相关领导人希望我不要在这一时间与奥巴马见面的讯息。这是通过朋友提的一些建议，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同意。基于这两个原因，在上一次去美国时，我同意不见奥巴马。当然，达成的协议是，奥巴马从中国回去后，什么时候都可以与我见面。但我还需按照既定的计划安排行程，并不能随时去美国。我到世界其它国家的行程可能是一年两年前就定好的，如果因为见奥巴马，我要取消这些行程，我在道义上对不起它们，所以我不能立刻去美国。我想，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可能会见到奥巴马。
记者：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欧洲。欧洲方面从高层到舆论对西藏问题均十分关注，您在欧洲也颇有声誉。但中欧外交近期摩擦不少，尤其是您与法国总统在波兰会面后，中法关系至今未完全恢复，您对欧洲的情况有何看法？您是否认为可能再次与法国总统萨科齐会晤，是否可能在法国见面？
达赖喇嘛：你刚才提到有关与奥巴马会面的问题，我在美国接受CNN采访时也谈到了，我的回答大概一样。当时，我对他们开玩笑地说道，去年，我见了德国的总理和法国的总统，使得他们面对中国的惩罚。如果我见了奥巴马，中共想惩罚奥巴马不行，不惩罚也不行，将是很微妙的问题。你也知道，我见了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后，中共非常不高兴。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共认为我是一个魔鬼，法国总统与一个魔鬼见面的话，他们自然不高兴。
我去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我去这些国家其实不是为了见政治人物。我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我的责任，我的发言是为了提升人类的善心。人类的道德操守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作为六十亿当中的一个人，人类的一份子，我有这个责任与义务去提升人类内心既有的善根。这与宗教没有关系，任何人都具有内心的善根，我们要发现它，提升它，使得人类成为和谐的群体。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至于第二个目标，作为一个宗教人物，我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我觉着这很重要。这两个目标，我认为是我的责任。所以，到每一个国家，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对大众的演讲和与人民的见面，还有参加对话和论坛等。见到国家的领导人，我觉得很高兴，但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同时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困扰。
我提到的这两个责任，在我往生前，我离开人世前，我会努力做好。关于西藏的问题，我是一个藏人，同时，我也拥有“达赖喇嘛”这一称号，境内外的西藏人信任我，对我有一种依托的感觉，因此，我一再说，我感到有责任作为境内外的西藏人民的代言人，这也是我的责任之一。但自 2001年，流亡在海外的西藏人民团体开始选举行政首长，行政部分由选举产生的首长负责，我从此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所以，我有时很骄傲地说，达赖喇嘛四百多年对西藏政教统治的制度从2001年开始成为历史。在政治方面，我现在应该说是一名顾问，并没有专门负责决定什么问题。因此，就刚才提到的第三个责任，（我发挥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
记者：您见过萨科齐及其夫人，您的印象如何？
达赖喇嘛：在法国南部，我先与萨科齐夫人见面，她见到我很激动，直来直去的，我觉得很好。与萨科齐总统见面是在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获诺贝尔奖纪念会上，（编者案：2008年12月7日，达赖喇嘛与萨科齐在出席“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庆祝仪式”的间隙中举行会谈。）总统这个人直来直去的，没有任何做作，我觉得非常好。
二 “热比娅赞成我以非暴力方式寻求自治的立场”
继去年三月西藏发生大规模骚乱后，今年七月新疆又爆发了严重的维汉冲突，潜伏在中国经济繁荣背后的政治诉求冲突、族群矛盾以及宗教信仰分歧等问题日益凸显，而西藏与新疆这两个边疆重镇成为火山喷发的出口。面对相似的困境，藏民族是否考虑与维族形成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谋求走出困境的策略？他们又是如何争取更多汉族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就上述问题，达赖喇嘛强调接触与对话的重要性——通过交谈，他赢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对其以非暴力方式寻求自治的政策的支持；通过交流，他使更多的人消除误解、放下成见，了解西藏的真实状况和藏人的真正需求。
记者：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两件同西藏前途紧密相关的大事。第一件事即国际舆论所称的08年三月直到五月的西藏危机，第二件事是今年七月以来的新疆危机。新疆危机虽然同西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同样显示中国汉民族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问题已经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您如何看待这两件事，藏民族是否应该寻求同维吾尔民族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争取更大的空间，无论是独立还是自治？
达赖喇嘛：关于新疆的这个问题，我在1954年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见到一些新疆当地的官员时，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痛苦，对当局不满的痛苦。 1959年，我离开西藏到印度以后，我们与新疆一些人曾有多次接触，大家相互关心，同食同寝。大家一起叫苦，因为面临一样的状况，我们都感到压力。这些新疆人中，部分人一直认为应该寻求新疆的独立，而且就独立的手段上说，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我们之间的接触因此愈来愈少了，几乎没有很密切的接触。热比娅女士从中国出来后，我在美国与她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我们并没有详细地谈论问题。后来，在德国与其见面时，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讨论一些问题。当时，我把我的一些理念、想法非常详细地解释给她听。她很清楚地对我说，支持达赖喇嘛所寻求的西藏自治方式。她认为，新疆也应该寻求自治，就方式来说，她觉得应该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她完全支持我的非暴力方式，觉得新疆的自治问题应该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新疆的“七·五”事件发生后，我在捷克布拉克参加诺贝尔获奖者的高峰会时再次与热比娅会面。那时，我们也谈到一些问题。她充分肯定了我寻求自治的非暴力方式，她本人也觉得应该走这一方向。最近，热比娅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会议上，公开表示新疆的未来是要寻求真正、高度的自治。他们完全支持非暴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愈来愈走到一起了。
记者：请问您与热比娅在德国见面是哪一年的？
达赖喇嘛：2007年，在汉堡。
记者：也就是说，在不使用暴力这点上，热比娅夫人与您的观点一致？
达赖喇嘛：完全一样。
记者：自治问题上呢？
达赖喇嘛：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对我与热比娅的会面表示不满。他们批评说，热比娅在中国政府那形象很不好，特别是中国政府认为热比娅是恐怖主义的头目，觉得达赖喇嘛不应该见她。很多中国朋友对我这样说。我告诉这些中国朋友，我见热比娅，其实帮助了她，使她赞成我的自治和非暴力的立场，使她结束了那种理念和斗争的方式，我其实帮了她。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记者：热比娅对于维吾尔民族的影响力并不像您在西藏人民当中的影响力那样强，她可能并不具备如此大的号召力使得新疆其他人也选择非暴力的道路。
达赖喇嘛：阿图坎（音译名）曾是新疆独立时期政府的部长，如今已经过世，但他的儿子还活着。我对热比娅说：你现在可以说是新疆的一名领导人，你应该有责任让全世界的新疆异议分子、流亡人士统一起来，这是你的一个责任。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许多民主运动人士去了美国、欧洲、澳洲及其它国家。那时，见到他们，我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力量。我说，这很重要。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统一的力量一直没有形成。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您亲自出席并召开了两个藏汉大会，八月份的日内瓦会议和九月份的加拿大温哥华会议。您希望更多地向中国人民说话，流亡藏人也普遍加强了同海外华人的接触，现在看来，您觉得这一政策调整是否收到了一定成果？
达赖喇嘛：去年三月西藏事件发生后，我于四、五月份去了美国、英国、德国等地。当时我到时，大概一百多名中国留学生举行了抗议。看起来，那些抗议的学生情绪高涨、满腔愤怒。当然，我知道他们对事实并不了解。因此，在这期间，我向中国民众尤其是佛教徒发出呼吁，我把我真实的想法、立场和原则清楚地告诉他们。随后在六月份访问澳洲时，就没有多少抗议的学生，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更重要的是，有些学生、学者、作家等人遇见我时说，由于中国新闻“一言堂”，他们在国内难以了解真正的达赖喇嘛，因此产生了很多的误解。见到达赖喇嘛并了解其想法后，他们意识到真正的达赖喇嘛并非如中国新闻中宣传中的那样，而他们事实上支持达赖喇嘛的想法和观点。因此，与中国民众加深接触对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同样地，有些刚到达兰萨拉的中国人最初时心怀担忧，比如担心被藏人殴打，但当他们了解到这是一个祥和的地方时，他们就感到很快乐。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956年，我从西藏到印度朝圣，中国军队护送我到边境，其中一位副司令员对我说，如果在印度有人问你西藏的情况如何时，你应该回答说，“百闻不如一见”。这位中共官员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中共官员不应该一味丑化达兰萨拉，他们应到这里来看看，“百闻不如一见”嘛。同样的，去年西藏事件发生时，我即刻呼吁中国政府派人到达兰萨拉调查。我们可以公开所有流亡政府的文件，请他们调查是否是我们预谋、策划了西藏发生的事情。我们欢迎中国政府前来调查，但他们并没有派人来。如果说西藏发展的很好，西藏人民很快乐，那么，北京就不应禁止、管制国外的媒体，而是欢迎、邀请媒体；不仅是邀请，而且应该给予媒体自由的采访空间，让它们得以看到真正的西藏，这才是“百闻不如一见”。最近，中国举行了建国六十周年庆典，但在庆典时期，中国政府却处于恐惧之中，需要用军队制止一些事情的发生。当时，我在加拿大。我对大家说，按道理说，庆典是件高兴的事，可大家却感到恐惧。所以，我一再强调，透明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你们的广播，虽然中国方面有些限制，但很多地方一定可以收听，通过这样的渠道了解事实，是相当重要的。
三 “我们从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
解决西藏问题的困难之一在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历史上，西藏地区的领域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西藏流亡政府以保护藏文化为由要求重新统一各藏区，这被中国政府批评为“大西藏的野心”，是名副其实的“藏独”设想。此外，尽管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表示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政教合一制度，将政治上的领导权交给流亡政府民选产生的首长，中国官方舆论却始终批驳达赖喇嘛制度代表着政教一治。就此争议，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达赖喇嘛指出：（1）流亡政府从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所强调的是在宗教与文化保护上的而考虑统一所有藏区；（2）作为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制度已经结束，但宗教上的达赖喇嘛传统是否延续，将由西藏人民来决定。
记者：邓小平生前有一句话，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充分显示了中国对本土统一的坚持。您在西藏问题上早已明确立场，即不追求独立，只追求真正的自治。但同时，您也强调西藏除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版图之外，也要包括其他西藏文化的覆盖地区，这被舆论尤其是中国大陆解读为大西藏的诉求。中国官方即指这一立场只不过是要求独立的第一步而已，因此拒绝谈判也就名正言顺了。这里是否同样存在一个西藏各地区的统一问题？即使是不要求独立，但却也是中央政府辖区内的西藏统一？这一广大地区囊括了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提出这样的条件是否现实？您在一些场合就此问题也提到过：这不是大西藏概念，而仅仅是保存西藏文化上的考虑。能否就此问题更具体地阐明一下您的想法？
达赖喇嘛：如果说“大西藏”是走向独立的第一步的话，实际上，这首先是中国政府造成的。现在，在西藏自治区以外，还存在着藏族自治州、自治县，也就是说，在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另外四个省份当中，已经存在藏族自治州与自治县的设置，而这些地方，均有藏语电台、藏文报纸。我们从未提到“大西藏”，从未在任何一个文件中使用“大西藏”这样的字眼。我们所强调的是真正的自治。所谓真正的自治，其目的在于保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而西藏的宗教与文化不仅涵盖西藏自治区，还包括所有的藏区。也就是说，在宗教与文化的保护上是需要统一的。我们所说的宗教与文化统一上的自治，是指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认定的藏族地区以及已经符合自治条件的所有藏族地区。这样的话，所有的藏族人民都将满意。为什么？因为在过去一千多年，西藏的宗教、文化，即西藏的民族特性或者说西藏的文明的保护与发展涵盖了所有的藏区——包括安多、康巴和卫藏的所有藏区。许多支持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的学者和专家，均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如安多或是康巴。1959年，很多从西藏逃亡到印度的西藏出家人——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为相当与佛学博士的格西——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安多或是康巴这两个地区。例如，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的哲蚌寺——西藏三大寺之一，也是藏传佛教的大学——1959年之前，该寺僧众达七、八千人，即使是59年之后，由于诸多运动的破坏，僧众人数锐减，可也始终保持在五百到一千人左右，但最近，我的一位汉族朋友前往西藏并专程到了哲蚌寺，发现寺院中的僧侣仅仅剩下七十多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去年西藏事件发生后，当局从寺院中驱逐了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僧人，把他们赶回了家乡。
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到中国政府。2002年，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恢复后，我们进行了八轮商谈。在2006年2月第五次对话时，我的代表与中共的统战官员接触中，中共官员很清楚地表示说，北京知道达赖喇嘛并没有寻求西藏独立和分裂中国。但随后4月、5月间，北京批评我的力度愈来愈大，说我在寻求独立和分裂。这清楚地表明，中共并非不了解我的立场和想法，而是出于别的原因要这样做。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北京明知我的想法，却还是要歪曲。新疆的事件发生后，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在最近的一个讲话当中提出，民族的问题应该重新思考。另外，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呼吁重新思考、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政策。我近日读了一篇由中国知识分子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过去六十年民族政策上存在不符合实际的问题。这些意见均反映了一种科学的观点，我比较赞成。中国的经济，经过邓小平的大幅改革，正走向资本主义。我们希望北京能拿出改革经济的百分之十的勇气进行政治改革，我们愿意乐观其成。
记者：假如可能获得文化上充分自由的保证，同时为了回应中国当局的宣传，是否可能在西藏文化统一问题上做出某些退让或者说灵活的调整，比如说，并不一定要求在一个自治区内解决文化统一问题，也接受自治区外的安排，您是否可能接受这样的让步？
达赖喇嘛：我们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尊重藏区广大人民的愿望，并以此为基础而奋斗，因此，很多事情能否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上一世班禅大师（编者：此处应该指的是第十世班禅确吉坚赞）在世时，一再强调藏族三区统一的重要性。他提到多个原因，包括保护西藏宗教和文化。此外，在安多和青海、甘肃一带，很多作为共产党员的藏人表达相同的愿望，希望未来的藏区不要如此分散，希望统一藏区。他们谈到统一藏区的必要性，提出了符合实际的理由。由于当时提出这些要求的来自各方各界，并且其中包括了一些很实际的理由，因此，在西藏自治区成立时，当时的副总理陈毅作为中央代表来到拉萨，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内部的党员会议上，他清楚地表示，所有的藏区未来统一成立一个自治区的想法很好。这些都是中国境内人民的愿望与意见。当然，解决所有藏区的统一的相关细节问题应该详细地讨论，但目前这种高压状态下，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尊重西藏境内人民、知识分子的意见。我在世界各地都呼吁中国政府允许有信誉的国际组织到西藏实地了解情况，如果西藏人民现在生活地很好，如果他们心满意足、安居乐业，那么说明我们的讯息是错误的，我们的奋斗也是错误的，我们将公开向世界人民道歉；但如果西藏人民目前面临种种困难，他们心中痛苦，如果无论是在物质生活上还是精神生活上，他们都无法得到满足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面对现实，进行改变。
记者：您提到达赖喇嘛的制度正朝民主方向过渡，这里涉及到民主与传统两方面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西藏文化中一种传统的结束？是否表明民主制度的建立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距离？
达赖喇嘛：从历史发展上看，达赖喇嘛制度其实只是藏人在某一时期内的习俗，与真正的佛教文化并没有关系。以藏传佛教为根基的西藏文化，可以说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而达赖喇嘛这一政教合一的制度只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达赖喇嘛这一名称的出现至今大约六百多年。因此，达赖喇嘛的名称及其制度是基于藏传佛教文化而发展的。并不是因为有达赖喇嘛的制度才有西藏文化，恰恰相反，是先有西藏文化才出现达赖喇嘛的制度。西藏的传统文化与佛教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超过一千年。这个问题有两方面，我刚才所说的，是指达赖喇嘛作为政教领袖这一旧的制度已经“成为历史”，但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是否还需继续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在1969 年已经公开呼吁，未来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是否还应延续这一问题，应该问西藏人民，让他们来做决定。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快就需要做出决定，因为我不是明天就要去世。但在我去世后，西藏人民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认为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那就应该结束，我因此可能成为最后一个达赖喇嘛。我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我个人认为，与前十三世达赖喇嘛相比，我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这样很光荣地结束达赖喇嘛的传承，我觉得也不错。
记者：但如果现在举行公民投票的话，西藏人民应该不会选择废除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
达赖喇嘛：你说的没有错。因为，目前西藏境内的人民面对很大的困难，处于痛苦之中，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因此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人，而这恰恰是中国政府造就的。但废除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西藏真正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人民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后，或许会觉得这一传统不必再继续了；我们并不排除这一可能性。我一再呼吁所有的佛教徒——不论是西藏、汉地还是越南、朝鲜、韩国、日本等地的佛教徒，不论他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的弟子——成为一名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那么，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呢？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应该既掌握佛教文化又熟悉现代的科学文化，在了解现代科学文化的基础上，精通佛法，就能明白佛法适合现代。作为现代的佛教徒，需把佛法与现代科学文化相契合的一面体现出来。当这一理想实现时，藏传佛教中修行者依靠上师或大喇嘛的时代或许将结束。那时，每个寺院中的老师，如同学校中的老师，将扮演重要角色。但现在的佛教徒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他们认为上师或大喇嘛很重要。
记者：也就是说作为政教领袖的达赖喇嘛制度的结束与作为宗教领袖的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的结束是不同的？
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首长通过每五年举行的选举产生，因此，我在行政上的职务已经结束。我们希望未来的西藏实现民主，但我们从未要求，西藏实现真正自治后，流亡政府将回到西藏。我曾在1992年曾公开地明确地表示过，我在政治承担的责任已经结束。当境内、境外的藏人实现统一之时，也将是达赖喇嘛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的结束之日。所以，作为宗教领袖，我并不一定要掌握政治权力，我可以讲经说法。比如说，最近我为一千多位华人佛教徒讲经说法，但我从未说，我是你们的宗教领袖，所以要给你们说法。在佛教或者是其它宗教盛行的一些国家，似乎认为宗教领袖等同于一名官员，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的，对宗教毫不了解的人也可以成为宗教领袖，变成官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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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8 October 2009
从柏林墙到防火墙
王小山 德国《日报》网络版稿件
2006年，我曾经在柏林住过3 天，3天时间里，基本只去了一个地方，那就是柏林墙。我和另外一个朋友沿着柏林墙遗迹不停地走，走过大街，跨过河流，有心的柏林人给了我们很大方便，原柏林墙沿线都留有足可辨认的痕迹——不过，还是推得太干净了，只保留了很小的一段。我很喜欢保留那段墙体上各国艺术家的涂鸦，但还是想，多保留一些，会更好，它能让我们的子孙知道，柏林人曾经过的什么日子。
毫不意外，那年回到中国后，最受朋友们欢迎的礼物是价格从3.5欧元到6.5欧元不等的柏林墙碎片。
柏林墙倒了，到今年整整20年，纪念日也很快到来，相信柏林人已经想好了如何庆祝这个日子。
无论如何，我乐于看到柏林墙的倒掉，这有我的一份贡献——20年前的5月份，我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读书，和很多同学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如果没有北京学生和市民的抗争，柏林墙也终究会倒掉的，但速度至少会慢一些。我没想让柏林人感谢我，但就是高兴。
昨天（2009年 10月15日），记者无国界组织在法兰克福书展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到了很多中国问题，比如“截访”（jie fang，很难翻译，大致意思是很多受了冤枉的人，到北京上访，而他所在的地区政府会派专人阻截他，免得他到了北京，惹出祸来，影响“稳定”，最终影响当地官员的仕途），比如擦边球（ca bian qiu，指一些勇敢的编辑记者发表有可能令政府不快的稿件，以试探政府能承受的底线，我的同事中，就有过线被投入监狱的先例），也提到了另外一堵墙，那就是GFW（GREAT FIREWALL）。它不是人们熟知的GREAT WALL，而是一种网络技术，利用软件阻隔中国国内的互联网用户登录政府不喜欢的网站。Great wall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建立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北方民族的入侵，而GREAT FIREWALL的历史不超过十年，关闭的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2008奥运会期间，GFW曾经短暂而有限地开放）。从GREAT WALL到GREAT FIREWALL，中国走回了历史。
1963年6月23日，美国人肯尼迪站在柏林墙边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 Ich bin ein Berliner这句话感到自豪。”
我对任何政治人物的承诺、激情都抱有怀疑态度，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但肯尼迪“Ich bin ein Berliner”的说法还是足够打动我——可惜的是，面对着比柏林墙更坚固的GFW，目前为止，我还没听到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人说出“我是中国人”。欧洲的总统总理首相们更热衷的是和中国做生意，赚取钞票；德国许多作家、汉学家，则忙着和中国官方代表团的御用文人插科打诨；欧洲很多普通人看到的是中国商品的低价格“优势”抢了他们的饭碗，从马德里到莫斯科，莫不如此——在这一博弈过程中，更能体现出肯尼迪“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的涵义，中国的产品很多来自“血汗工厂”，那里的工人缺乏基本保障，工资低到欧洲人难以想像，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价格低廉，这更像是巧妙的报复：你不关注他们的人权状况，他们就会让你失业。
墙，悲观地说，人人之间都有一堵墙，语言、教育程度、种族、国籍等等，都是建造隔离墙的材料，但主动造墙隔断人民之间的交流，曾经的德国人和现在中国人做得最为极致，区别不过是德国人用的是石头，中国人用的是数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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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曾经在柏林住过3 天，3天时间里，基本只去了一个地方，那就是柏林墙。我和另外一个朋友沿着柏林墙遗迹不停地走，走过大街，跨过河流，有心的柏林人给了我们很大方便，原柏林墙沿线都留有足可辨认的痕迹——不过，还是推得太干净了，只保留了很小的一段。我很喜欢保留那段墙体上各国艺术家的涂鸦，但还是想，多保留一些，会更好，它能让我们的子孙知道，柏林人曾经过的什么日子。
毫不意外，那年回到中国后，最受朋友们欢迎的礼物是价格从3.5欧元到6.5欧元不等的柏林墙碎片。
柏林墙倒了，到今年整整20年，纪念日也很快到来，相信柏林人已经想好了如何庆祝这个日子。
无论如何，我乐于看到柏林墙的倒掉，这有我的一份贡献——20年前的5月份，我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读书，和很多同学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如果没有北京学生和市民的抗争，柏林墙也终究会倒掉的，但速度至少会慢一些。我没想让柏林人感谢我，但就是高兴。
昨天（2009年 10月15日），记者无国界组织在法兰克福书展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到了很多中国问题，比如“截访”（jie fang，很难翻译，大致意思是很多受了冤枉的人，到北京上访，而他所在的地区政府会派专人阻截他，免得他到了北京，惹出祸来，影响“稳定”，最终影响当地官员的仕途），比如擦边球（ca bian qiu，指一些勇敢的编辑记者发表有可能令政府不快的稿件，以试探政府能承受的底线，我的同事中，就有过线被投入监狱的先例），也提到了另外一堵墙，那就是GFW（GREAT FIREWALL）。它不是人们熟知的GREAT WALL，而是一种网络技术，利用软件阻隔中国国内的互联网用户登录政府不喜欢的网站。Great wall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建立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北方民族的入侵，而GREAT FIREWALL的历史不超过十年，关闭的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2008奥运会期间，GFW曾经短暂而有限地开放）。从GREAT WALL到GREAT FIREWALL，中国走回了历史。
1963年6月23日，美国人肯尼迪站在柏林墙边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 Ich bin ein Berliner这句话感到自豪。”
我对任何政治人物的承诺、激情都抱有怀疑态度，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但肯尼迪“Ich bin ein Berliner”的说法还是足够打动我——可惜的是，面对着比柏林墙更坚固的GFW，目前为止，我还没听到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人说出“我是中国人”。欧洲的总统总理首相们更热衷的是和中国做生意，赚取钞票；德国许多作家、汉学家，则忙着和中国官方代表团的御用文人插科打诨；欧洲很多普通人看到的是中国商品的低价格“优势”抢了他们的饭碗，从马德里到莫斯科，莫不如此——在这一博弈过程中，更能体现出肯尼迪“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的涵义，中国的产品很多来自“血汗工厂”，那里的工人缺乏基本保障，工资低到欧洲人难以想像，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价格低廉，这更像是巧妙的报复：你不关注他们的人权状况，他们就会让你失业。
墙，悲观地说，人人之间都有一堵墙，语言、教育程度、种族、国籍等等，都是建造隔离墙的材料，但主动造墙隔断人民之间的交流，曾经的德国人和现在中国人做得最为极致，区别不过是德国人用的是石头，中国人用的是数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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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5 October 2009
茉莉：从许志永的妥协看维权走向
在被拘留之前，公盟创办人许志永于7月15日在博客上发出一篇文章：《苍天在上——公盟要被处罚142万多元》。作者在文中发出悲愤的质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遭到如此报应？”然后他回答说：“因为我们一身浩然正气，因为我们倡导美好的政治，因为我们的愿望太美好了，因为我们对这个民族从没有放弃希望，……”
年轻维权律师的回答富有激情和诗意，却不能解释严峻而复杂的现实。在被关押了三个多星期后，许志永获准保释候审。他向香港媒体说：“在被拘押期间进行了一些反思，今后的维权工作，可能需要作出一点妥协。”
这就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许志永需要妥协到什么地步，才能被当局所容？与勇敢无畏陷入黑牢的陈光诚、胡佳、高智晟和郭飞雄等维权人士不同，许志永们被认为是更温和更理性的一群，他们希望和中共当局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曾一度被当局容忍并有所作为。但现在，为什么他们也举步维艰陷入困境了呢？
公盟事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标志性事件，在谴责当局对民间维权组织进行整肃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对整个维权运动的历史进行回顾，对维权运动未来的走向进行思考。
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曾一度陷入恐惧与绝望，在肃杀的气氛中噤若寒蝉。不久，就有一批学者站出来“与总书记谈心”，从民主追求者摇身一变为帮闲文人。同时，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政治缺席权”之类的犬儒主义理论。最有影响力的是李泽厚等人提出的“告别革命”理论，旨在反对政治激进主义。
在 2000年后形成的中国维权运动，可以说是在“告别革命”成为主流话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八十年代明确提出政治改革要求的情形相比，后来兴起的维权运动具有某种妥协的性质，它没有提出政治要求，其诉求只是，在中国现行法律下要求法定权利得到保障。最初，维权运动是一个自发性的民间运动，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业主权益为主，后来参与者日增，维权的范围逐渐扩大，一些法律界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成为领军人物。
这里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欧洲的左派以维护社会公正为己任，而中国所谓的“新左派”却不太介入为弱势群体说话的维权运动，在中国参与民间维权浪潮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自由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重视个人权利，反对专制的，但自由主义对现存社会秩序却是保守的，如王怡所说：“在无政府状态和专制制度之间，英美式的自由主义者会泪流满面地选择后者。”
这也是在中国环境里的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既然政治改革看不到希望，不愿沉沦下去的知识分子就只能转型，把改善社会的理想转到对权利的落实上。于是我们看见，出现在民间维权运动中的，不仅有陈光诚、高智晟等以帮助弱者为使命的人权律师，还有滕彪、许志永、贺卫方和萧瀚等优秀自由知识分子。
许志永很幸运，他在从北京法学院毕业不久，就介入了2003年的孙志刚案件。三位法学博士领导了这场广受关注的民间维权运动，几个月后，中国国务院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这是一个令人大为鼓舞的胜利，因为这次维权不是一般的司法和行政方面维权，而是在立法方面维权。
这可以视为维权人士和当局的一个短暂的“蜜月”。2003年正是“胡温新政”诞生的时候，官方宣传说，要将工作重点和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转移到追求社会公平与进步上去，海内外民主人士对胡温新政充满期待。为弥补权力来源缺乏道德合法性，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胡温当局需要追求“良政”(good gorvernance)，即在不改变一党专制的前提下，做一些行政上的改良。于是，2003年民间知识分子维权的成果，就被胡温当局吸收和利用了。
那时，人们似乎走出了1989年以来沮丧的阴影，相信已经找到了一条能和胡温当局良性互动、能通向民主法制的道路，这就是个案维权。个案维权对推动中国进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每一个个案维权，其理性精神和法制观念，都有某种典范的演示作用，可以为中国走向司法独立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个案维权的成功能够鼓舞人的勇气，吸引更多不同阶层的人参与社会活动，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第三，个案维权积少成多，不同案情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可以涵盖整个民主的范围，从而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
从2004年开始，维权运动的形势便不妙起来。律师高智晟在陕北油田案中揭露当局的违法行径，又促请中国当局停止迫害法轮功，于2005年被勒令休业一年。同年，郭飞雄为太石村村民提供法律谘助，被广州番禺公安局刑事拘留。至今，这二位维权律师仍然在酷刑、失踪和监牢的厄运中挣扎。
当时许志永写了一篇《为高智晟律师辩护》的文章，颂扬高智晟“担当起了公正和道义的社会责任”，不回避敏感的案件。2007年，为艾滋病人和政治犯维权的胡佳被捕入狱，许志永又写了《就胡佳被捕致胡锦涛主席的公开信》，称胡佳是“当代中国的良心”。
但许志永们选择的道路，却与高智晟、胡佳等有所不同，这条妥协的道路被称为“中道维权”。按照他们的解释，这条路线不是激烈对抗，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推进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关系，以达成互信。许志永的一位朋友在网上透露说，许志永给公盟订的铁规矩是：“不沾三独，不沾大法，不沾六四。”这就回避了高智晟和胡佳们所牵涉的敏感案件。
许志永们因此得以保全至今，成绩斐然。公盟成立六年来，在司法公正、政务公开、舆论监督、住房拆迁、土地征收、业主权益、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疾病防治以及教育公平、自由迁徙等民生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许志永本人于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影响社会进程代表人物之一。在此之前，他还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并被评为南方人物周刊十大青年领袖。这些来自体制内的荣誉令许志永确信，中共内部是有空间和弹性的，有走向民主法治的可能性。
对那些承担了苦难的维权者，许志永说：“我们尊敬那些先驱者，那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士，但我们选择了一条建设性道路，因为我们真的很在意，我们的努力有没有结果……”(《美好政治——公盟成立五周年年会的演讲》)这位年轻人似乎真的以为，避开了敏感案件，只从事一些当局容许的维权工作，就可以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政治。
对此，许志永不是没有歉疚感的。在美国时，他谨慎地谢绝了大部分国外资助，小心翼翼地不和政治流亡者接触。有一天，许志永获知刘宾雁先生患了癌症的消息，他说：“犹豫了很久，我决定去看望老人家，我不能因为政治上的敏感而完全放弃良知（我已经放弃很多了）。”许志永说自己放弃了很多良知，也许是指他们没能维护六四受害者和法轮功的人权。
无论许志永怎样善于妥协，公盟仍然被查抄罚款，他本人仍然遭受了拘押。社会舆论因此大哗，人们不明白，这些只是在体制内寻求公正的维权人士，对共产党有利无害，为什么也被当局所不容了？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下：
首先，这是因为胡温新政走不下去了，出现了行政失效、政府失灵的问题。如前所说，2003年的孙志刚一案之所以维权成功，是因为新官上任的胡温需要追求“良政”。但几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扩张的政治权力、扭曲的经济结构破坏了环境和生态，践踏了伦理，使很多人成为无助的受害者。各种治安、土地和煤矿等事故频仍，政府几乎是全面的行政失效。
此时，胡温政权已经丧失了走向良政的信心，但想帮助政府搞良政的维权人士，仍然不断地捅出漏子来。例如公盟介入的案件有：死刑冤案、黑砖窑、毒奶粉、杨佳袭警、铁路索赔、拆迁征地、黑监狱暴力和电信垄断暴利等等，无一不是暴露当局头上的癞痢疤 ——行政失效。这令权力来源本来就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大为恼火，因此，不管那些维权人士多么温和，恼羞成怒的政府也得教训吓唬你一下，不准你再给他暴露问题。
其次，许志永们想要走非政治化的法律维权道路，但真正的维权一定会触及政治。我们知道，政治是根本，是法律产生的前提，法律体现的是统治阶级意志。当今统治者都是既得利益者，维权律师帮助弱势群体打官司，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当权者的利益。因此，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变，维权律师总是会身不由己地撞在铁板上。
即使只在经济方面、在司法和行政上个案维权，也会招致权势者强烈的不满，何况许志永们还试图在立法方面给共产党建议。例如，公盟资助四个北大学生撰写《藏区3.14事件的经济、社会成因调查报告》，调查出藏区暴乱的根源，主动先寄给安全部、公安部领导，供他们决策参考。这就刺激了骄横不可一世的专制者，许志永们就注定要倒霉了。
在许志永被拘押之后，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万延海写道：“蓦然间，发现我们都是砧板上的肉！”公盟事件令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人人自危，人们想要知道，中共当局的容忍的底线究竟在哪里？民间组织还需要妥协到什么地步，才能为当局所容？
许志永被释放之后明确表示要继续妥协，他将如何在社会公义、受害者权益与党国利益之间取舍？他能退到对那个体制完全认同的地步吗？看来，当局对许志永还是网开一面的，只是以税收之类的经济手段小小惩罚他一下。许志永还很年轻，他可以在深思之后选择自己要走的路。
在笔者看来，公盟事件显示出，中国的公民社会不是在“自由次序”下形成的，没有司法独立做保障，因此先天不足非常脆弱。这个事件还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上的一些误区，例如，以为只有体制内改良才是唯一能走通的道路，有些人不提告别专制，只提告别革命，以为革命是想要告别就能告别的。其实，当一切温和理性的道路都被堵死之后，人们就可能别无选择。避免革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当局及时响应政治改革的呼声。
回顾中国维权运动多年来走过来的路程，不能不深深感叹其曲折艰难。笔者想起了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在西西弗斯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但是，西西弗斯的行为来自他的自由意志，来自他对人间的热爱。在这个黑暗而污浊的时代，中国的维权人士也像西西弗斯一样，前赴后继地奉献与牺牲，承担起中国的命运。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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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维权律师的回答富有激情和诗意，却不能解释严峻而复杂的现实。在被关押了三个多星期后，许志永获准保释候审。他向香港媒体说：“在被拘押期间进行了一些反思，今后的维权工作，可能需要作出一点妥协。”
这就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许志永需要妥协到什么地步，才能被当局所容？与勇敢无畏陷入黑牢的陈光诚、胡佳、高智晟和郭飞雄等维权人士不同，许志永们被认为是更温和更理性的一群，他们希望和中共当局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曾一度被当局容忍并有所作为。但现在，为什么他们也举步维艰陷入困境了呢？
公盟事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标志性事件，在谴责当局对民间维权组织进行整肃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对整个维权运动的历史进行回顾，对维权运动未来的走向进行思考。
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曾一度陷入恐惧与绝望，在肃杀的气氛中噤若寒蝉。不久，就有一批学者站出来“与总书记谈心”，从民主追求者摇身一变为帮闲文人。同时，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政治缺席权”之类的犬儒主义理论。最有影响力的是李泽厚等人提出的“告别革命”理论，旨在反对政治激进主义。
在 2000年后形成的中国维权运动，可以说是在“告别革命”成为主流话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八十年代明确提出政治改革要求的情形相比，后来兴起的维权运动具有某种妥协的性质，它没有提出政治要求，其诉求只是，在中国现行法律下要求法定权利得到保障。最初，维权运动是一个自发性的民间运动，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业主权益为主，后来参与者日增，维权的范围逐渐扩大，一些法律界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成为领军人物。
这里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欧洲的左派以维护社会公正为己任，而中国所谓的“新左派”却不太介入为弱势群体说话的维权运动，在中国参与民间维权浪潮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自由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重视个人权利，反对专制的，但自由主义对现存社会秩序却是保守的，如王怡所说：“在无政府状态和专制制度之间，英美式的自由主义者会泪流满面地选择后者。”
这也是在中国环境里的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既然政治改革看不到希望，不愿沉沦下去的知识分子就只能转型，把改善社会的理想转到对权利的落实上。于是我们看见，出现在民间维权运动中的，不仅有陈光诚、高智晟等以帮助弱者为使命的人权律师，还有滕彪、许志永、贺卫方和萧瀚等优秀自由知识分子。
许志永很幸运，他在从北京法学院毕业不久，就介入了2003年的孙志刚案件。三位法学博士领导了这场广受关注的民间维权运动，几个月后，中国国务院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这是一个令人大为鼓舞的胜利，因为这次维权不是一般的司法和行政方面维权，而是在立法方面维权。
这可以视为维权人士和当局的一个短暂的“蜜月”。2003年正是“胡温新政”诞生的时候，官方宣传说，要将工作重点和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转移到追求社会公平与进步上去，海内外民主人士对胡温新政充满期待。为弥补权力来源缺乏道德合法性，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胡温当局需要追求“良政”(good gorvernance)，即在不改变一党专制的前提下，做一些行政上的改良。于是，2003年民间知识分子维权的成果，就被胡温当局吸收和利用了。
那时，人们似乎走出了1989年以来沮丧的阴影，相信已经找到了一条能和胡温当局良性互动、能通向民主法制的道路，这就是个案维权。个案维权对推动中国进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每一个个案维权，其理性精神和法制观念，都有某种典范的演示作用，可以为中国走向司法独立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个案维权的成功能够鼓舞人的勇气，吸引更多不同阶层的人参与社会活动，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第三，个案维权积少成多，不同案情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可以涵盖整个民主的范围，从而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
从2004年开始，维权运动的形势便不妙起来。律师高智晟在陕北油田案中揭露当局的违法行径，又促请中国当局停止迫害法轮功，于2005年被勒令休业一年。同年，郭飞雄为太石村村民提供法律谘助，被广州番禺公安局刑事拘留。至今，这二位维权律师仍然在酷刑、失踪和监牢的厄运中挣扎。
当时许志永写了一篇《为高智晟律师辩护》的文章，颂扬高智晟“担当起了公正和道义的社会责任”，不回避敏感的案件。2007年，为艾滋病人和政治犯维权的胡佳被捕入狱，许志永又写了《就胡佳被捕致胡锦涛主席的公开信》，称胡佳是“当代中国的良心”。
但许志永们选择的道路，却与高智晟、胡佳等有所不同，这条妥协的道路被称为“中道维权”。按照他们的解释，这条路线不是激烈对抗，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推进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关系，以达成互信。许志永的一位朋友在网上透露说，许志永给公盟订的铁规矩是：“不沾三独，不沾大法，不沾六四。”这就回避了高智晟和胡佳们所牵涉的敏感案件。
许志永们因此得以保全至今，成绩斐然。公盟成立六年来，在司法公正、政务公开、舆论监督、住房拆迁、土地征收、业主权益、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疾病防治以及教育公平、自由迁徙等民生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许志永本人于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影响社会进程代表人物之一。在此之前，他还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并被评为南方人物周刊十大青年领袖。这些来自体制内的荣誉令许志永确信，中共内部是有空间和弹性的，有走向民主法治的可能性。
对那些承担了苦难的维权者，许志永说：“我们尊敬那些先驱者，那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士，但我们选择了一条建设性道路，因为我们真的很在意，我们的努力有没有结果……”(《美好政治——公盟成立五周年年会的演讲》)这位年轻人似乎真的以为，避开了敏感案件，只从事一些当局容许的维权工作，就可以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政治。
对此，许志永不是没有歉疚感的。在美国时，他谨慎地谢绝了大部分国外资助，小心翼翼地不和政治流亡者接触。有一天，许志永获知刘宾雁先生患了癌症的消息，他说：“犹豫了很久，我决定去看望老人家，我不能因为政治上的敏感而完全放弃良知（我已经放弃很多了）。”许志永说自己放弃了很多良知，也许是指他们没能维护六四受害者和法轮功的人权。
无论许志永怎样善于妥协，公盟仍然被查抄罚款，他本人仍然遭受了拘押。社会舆论因此大哗，人们不明白，这些只是在体制内寻求公正的维权人士，对共产党有利无害，为什么也被当局所不容了？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下：
首先，这是因为胡温新政走不下去了，出现了行政失效、政府失灵的问题。如前所说，2003年的孙志刚一案之所以维权成功，是因为新官上任的胡温需要追求“良政”。但几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扩张的政治权力、扭曲的经济结构破坏了环境和生态，践踏了伦理，使很多人成为无助的受害者。各种治安、土地和煤矿等事故频仍，政府几乎是全面的行政失效。
此时，胡温政权已经丧失了走向良政的信心，但想帮助政府搞良政的维权人士，仍然不断地捅出漏子来。例如公盟介入的案件有：死刑冤案、黑砖窑、毒奶粉、杨佳袭警、铁路索赔、拆迁征地、黑监狱暴力和电信垄断暴利等等，无一不是暴露当局头上的癞痢疤 ——行政失效。这令权力来源本来就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大为恼火，因此，不管那些维权人士多么温和，恼羞成怒的政府也得教训吓唬你一下，不准你再给他暴露问题。
其次，许志永们想要走非政治化的法律维权道路，但真正的维权一定会触及政治。我们知道，政治是根本，是法律产生的前提，法律体现的是统治阶级意志。当今统治者都是既得利益者，维权律师帮助弱势群体打官司，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当权者的利益。因此，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变，维权律师总是会身不由己地撞在铁板上。
即使只在经济方面、在司法和行政上个案维权，也会招致权势者强烈的不满，何况许志永们还试图在立法方面给共产党建议。例如，公盟资助四个北大学生撰写《藏区3.14事件的经济、社会成因调查报告》，调查出藏区暴乱的根源，主动先寄给安全部、公安部领导，供他们决策参考。这就刺激了骄横不可一世的专制者，许志永们就注定要倒霉了。
在许志永被拘押之后，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万延海写道：“蓦然间，发现我们都是砧板上的肉！”公盟事件令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人人自危，人们想要知道，中共当局的容忍的底线究竟在哪里？民间组织还需要妥协到什么地步，才能为当局所容？
许志永被释放之后明确表示要继续妥协，他将如何在社会公义、受害者权益与党国利益之间取舍？他能退到对那个体制完全认同的地步吗？看来，当局对许志永还是网开一面的，只是以税收之类的经济手段小小惩罚他一下。许志永还很年轻，他可以在深思之后选择自己要走的路。
在笔者看来，公盟事件显示出，中国的公民社会不是在“自由次序”下形成的，没有司法独立做保障，因此先天不足非常脆弱。这个事件还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上的一些误区，例如，以为只有体制内改良才是唯一能走通的道路，有些人不提告别专制，只提告别革命，以为革命是想要告别就能告别的。其实，当一切温和理性的道路都被堵死之后，人们就可能别无选择。避免革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当局及时响应政治改革的呼声。
回顾中国维权运动多年来走过来的路程，不能不深深感叹其曲折艰难。笔者想起了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在西西弗斯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但是，西西弗斯的行为来自他的自由意志，来自他对人间的热爱。在这个黑暗而污浊的时代，中国的维权人士也像西西弗斯一样，前赴后继地奉献与牺牲，承担起中国的命运。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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