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从许志永的妥协看维权走向

在被拘留之前，公盟创办人许志永于7月15日在博客上发出一篇文章：《苍天在上——公盟要被处罚142万多元》。作者在文中发出悲愤的质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遭到如此报应？”然后他回答说：“因为我们一身浩然正气，因为我们倡导美好的政治，因为我们的愿望太美好了，因为我们对这个民族从没有放弃希望，……”

年轻维权律师的回答富有激情和诗意，却不能解释严峻而复杂的现实。在被关押了三个多星期后，许志永获准保释候审。他向香港媒体说：“在被拘押期间进行了一些反思，今后的维权工作，可能需要作出一点妥协。”

这就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许志永需要妥协到什么地步，才能被当局所容？与勇敢无畏陷入黑牢的陈光诚、胡佳、高智晟和郭飞雄等维权人士不同，许志永们被认为是更温和更理性的一群，他们希望和中共当局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曾一度被当局容忍并有所作为。但现在，为什么他们也举步维艰陷入困境了呢？

公盟事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标志性事件，在谴责当局对民间维权组织进行整肃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对整个维权运动的历史进行回顾，对维权运动未来的走向进行思考。

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曾一度陷入恐惧与绝望，在肃杀的气氛中噤若寒蝉。不久，就有一批学者站出来“与总书记谈心”，从民主追求者摇身一变为帮闲文人。同时，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政治缺席权”之类的犬儒主义理论。最有影响力的是李泽厚等人提出的“告别革命”理论，旨在反对政治激进主义。

在 2000年后形成的中国维权运动，可以说是在“告别革命”成为主流话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八十年代明确提出政治改革要求的情形相比，后来兴起的维权运动具有某种妥协的性质，它没有提出政治要求，其诉求只是，在中国现行法律下要求法定权利得到保障。最初，维权运动是一个自发性的民间运动，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业主权益为主，后来参与者日增，维权的范围逐渐扩大，一些法律界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成为领军人物。

这里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欧洲的左派以维护社会公正为己任，而中国所谓的“新左派”却不太介入为弱势群体说话的维权运动，在中国参与民间维权浪潮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自由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重视个人权利，反对专制的，但自由主义对现存社会秩序却是保守的，如王怡所说：“在无政府状态和专制制度之间，英美式的自由主义者会泪流满面地选择后者。”

这也是在中国环境里的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既然政治改革看不到希望，不愿沉沦下去的知识分子就只能转型，把改善社会的理想转到对权利的落实上。于是我们看见，出现在民间维权运动中的，不仅有陈光诚、高智晟等以帮助弱者为使命的人权律师，还有滕彪、许志永、贺卫方和萧瀚等优秀自由知识分子。

许志永很幸运，他在从北京法学院毕业不久，就介入了2003年的孙志刚案件。三位法学博士领导了这场广受关注的民间维权运动，几个月后，中国国务院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这是一个令人大为鼓舞的胜利，因为这次维权不是一般的司法和行政方面维权，而是在立法方面维权。

这可以视为维权人士和当局的一个短暂的“蜜月”。2003年正是“胡温新政”诞生的时候，官方宣传说，要将工作重点和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转移到追求社会公平与进步上去，海内外民主人士对胡温新政充满期待。为弥补权力来源缺乏道德合法性，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胡温当局需要追求“良政”(good gorvernance)，即在不改变一党专制的前提下，做一些行政上的改良。于是，2003年民间知识分子维权的成果，就被胡温当局吸收和利用了。

那时，人们似乎走出了1989年以来沮丧的阴影，相信已经找到了一条能和胡温当局良性互动、能通向民主法制的道路，这就是个案维权。个案维权对推动中国进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每一个个案维权，其理性精神和法制观念，都有某种典范的演示作用，可以为中国走向司法独立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个案维权的成功能够鼓舞人的勇气，吸引更多不同阶层的人参与社会活动，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第三，个案维权积少成多，不同案情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可以涵盖整个民主的范围，从而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

从2004年开始，维权运动的形势便不妙起来。律师高智晟在陕北油田案中揭露当局的违法行径，又促请中国当局停止迫害法轮功，于2005年被勒令休业一年。同年，郭飞雄为太石村村民提供法律谘助，被广州番禺公安局刑事拘留。至今，这二位维权律师仍然在酷刑、失踪和监牢的厄运中挣扎。

当时许志永写了一篇《为高智晟律师辩护》的文章，颂扬高智晟“担当起了公正和道义的社会责任”，不回避敏感的案件。2007年，为艾滋病人和政治犯维权的胡佳被捕入狱，许志永又写了《就胡佳被捕致胡锦涛主席的公开信》，称胡佳是“当代中国的良心”。

但许志永们选择的道路，却与高智晟、胡佳等有所不同，这条妥协的道路被称为“中道维权”。按照他们的解释，这条路线不是激烈对抗，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推进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关系，以达成互信。许志永的一位朋友在网上透露说，许志永给公盟订的铁规矩是：“不沾三独，不沾大法，不沾六四。”这就回避了高智晟和胡佳们所牵涉的敏感案件。

许志永们因此得以保全至今，成绩斐然。公盟成立六年来，在司法公正、政务公开、舆论监督、住房拆迁、土地征收、业主权益、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疾病防治以及教育公平、自由迁徙等民生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许志永本人于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影响社会进程代表人物之一。在此之前，他还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并被评为南方人物周刊十大青年领袖。这些来自体制内的荣誉令许志永确信，中共内部是有空间和弹性的，有走向民主法治的可能性。

对那些承担了苦难的维权者，许志永说：“我们尊敬那些先驱者，那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士，但我们选择了一条建设性道路，因为我们真的很在意，我们的努力有没有结果……”(《美好政治——公盟成立五周年年会的演讲》)这位年轻人似乎真的以为，避开了敏感案件，只从事一些当局容许的维权工作，就可以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政治。

对此，许志永不是没有歉疚感的。在美国时，他谨慎地谢绝了大部分国外资助，小心翼翼地不和政治流亡者接触。有一天，许志永获知刘宾雁先生患了癌症的消息，他说：“犹豫了很久，我决定去看望老人家，我不能因为政治上的敏感而完全放弃良知（我已经放弃很多了）。”许志永说自己放弃了很多良知，也许是指他们没能维护六四受害者和法轮功的人权。

无论许志永怎样善于妥协，公盟仍然被查抄罚款，他本人仍然遭受了拘押。社会舆论因此大哗，人们不明白，这些只是在体制内寻求公正的维权人士，对共产党有利无害，为什么也被当局所不容了？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下：

首先，这是因为胡温新政走不下去了，出现了行政失效、政府失灵的问题。如前所说，2003年的孙志刚一案之所以维权成功，是因为新官上任的胡温需要追求“良政”。但几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扩张的政治权力、扭曲的经济结构破坏了环境和生态，践踏了伦理，使很多人成为无助的受害者。各种治安、土地和煤矿等事故频仍，政府几乎是全面的行政失效。

此时，胡温政权已经丧失了走向良政的信心，但想帮助政府搞良政的维权人士，仍然不断地捅出漏子来。例如公盟介入的案件有：死刑冤案、黑砖窑、毒奶粉、杨佳袭警、铁路索赔、拆迁征地、黑监狱暴力和电信垄断暴利等等，无一不是暴露当局头上的癞痢疤 ——行政失效。这令权力来源本来就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大为恼火，因此，不管那些维权人士多么温和，恼羞成怒的政府也得教训吓唬你一下，不准你再给他暴露问题。

其次，许志永们想要走非政治化的法律维权道路，但真正的维权一定会触及政治。我们知道，政治是根本，是法律产生的前提，法律体现的是统治阶级意志。当今统治者都是既得利益者，维权律师帮助弱势群体打官司，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当权者的利益。因此，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变，维权律师总是会身不由己地撞在铁板上。

即使只在经济方面、在司法和行政上个案维权，也会招致权势者强烈的不满，何况许志永们还试图在立法方面给共产党建议。例如，公盟资助四个北大学生撰写《藏区3.14事件的经济、社会成因调查报告》，调查出藏区暴乱的根源，主动先寄给安全部、公安部领导，供他们决策参考。这就刺激了骄横不可一世的专制者，许志永们就注定要倒霉了。

在许志永被拘押之后，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万延海写道：“蓦然间，发现我们都是砧板上的肉！”公盟事件令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人人自危，人们想要知道，中共当局的容忍的底线究竟在哪里？民间组织还需要妥协到什么地步，才能为当局所容？

许志永被释放之后明确表示要继续妥协，他将如何在社会公义、受害者权益与党国利益之间取舍？他能退到对那个体制完全认同的地步吗？看来，当局对许志永还是网开一面的，只是以税收之类的经济手段小小惩罚他一下。许志永还很年轻，他可以在深思之后选择自己要走的路。

在笔者看来，公盟事件显示出，中国的公民社会不是在“自由次序”下形成的，没有司法独立做保障，因此先天不足非常脆弱。这个事件还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上的一些误区，例如，以为只有体制内改良才是唯一能走通的道路，有些人不提告别专制，只提告别革命，以为革命是想要告别就能告别的。其实，当一切温和理性的道路都被堵死之后，人们就可能别无选择。避免革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当局及时响应政治改革的呼声。

回顾中国维权运动多年来走过来的路程，不能不深深感叹其曲折艰难。笔者想起了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在西西弗斯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但是，西西弗斯的行为来自他的自由意志，来自他对人间的热爱。在这个黑暗而污浊的时代，中国的维权人士也像西西弗斯一样，前赴后继地奉献与牺牲，承担起中国的命运。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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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然逮捕推崇法制的许志永

今年七月中旬，为公众提供法律咨询援助的北京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因被指控逃税而遭到北京市民政局搜查，公盟负责人许志永又于7月29日被警方带走。法国点击率极高的新闻网站八九大街网站八月十五日刊登了《解放报》前驻京记者哈斯基的文章，标题是：中国当局逮捕了许志永、这个对法制社会充满信心的律师。

文章开门见山的写到，许志永曾经被当选人大代表、曾经位居中文版的《时尚先生》杂志的首页、曾经公开表示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真正贯彻实施中国现有的法律规定。而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居然最终也被送进了监狱。

哈斯基在文中介绍说，他曾经于2003年在北京的大学区同许志永会过面。许志永当时毛遂自荐，准备作为独立代表参加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就在他参选前几个月，他就已经因孙志刚事件上书有关部门提倡废除收容遣送制度，而受到当时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哈斯基在文中写道，许志永当时在中国官方多家电视台的前呼后拥下，接受了他本人的采访，说明这名所谓参选独立代表实际上已经受到了中国官方的默许。哈斯基当时对这位受到官方默许的独立参选代表只是将信将疑，但是许志永的直率、天真以及他对中国必将向法制社会演变的信心和乐观态度却给哈斯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当选人大代表之后，许志永按部就班地继续他所选择的道路，他同别的司法专家和律师们一同共同创办即是研究中心又是咨询机构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公盟中心很快就演变成全国冤假错案受害者的求得公平的场所。被当地贪官夺去土地的农民；还有那些没有受到足够经济赔偿的拆迁户都纷至沓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公盟开始插手一些敏感事件，例如对三鹿毒奶粉受害者的赔偿问题，以及捍卫拉萨事件受害者权益问题。公盟还在处理各种案件的调查工作中发现了全国各地存在的用来关押上访者的黑监狱。公盟因此也越来越妨碍中国的某些权力机构和派系势力。

中国有关当局因此决定对公盟下手，这家注册为非盈利性组织的公司7月底连续收到北京地税局和国税局的两份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公盟因此于七月底被取缔。当局的真正目的是路人皆知的，那就是要清除一个越来越碍事的组织。这实际上也显示了中国体制本身的一大吊诡之处，也就是说，中国当局对出自自身的法律都无法遵守。

许志永的失踪和遭逮捕是事件发展的必然，根据中方的说法，许志永因偷税漏税而可能被判处七年徒刑。而对这位年轻的律师来说，这也意味着他原先提倡的从体制内改革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十多年来，许志永坚持不懈地在这条道理上行走，伴随他一同行走的有多名年轻的维权律师。他们同心协力试图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的中国重建完整的法律制度，然而，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他们中有许多人因为涉足一些敏感案件不是被没收律师执照就是干脆被拘押。

哈斯基评论说，中共的体制内反对自由化倾向的保守势力长期以来将这些维权律师当作是可能动摇中共一党专制体制的“第五纵队”。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国，然而，与此同时，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社会脱胎换骨的演变也正使中国政权进入前所未有的脆弱阶段。中国政权内部近期来对整体局势失控的日益担心又使反对自由化的保守派在中国体制内占了上风。

哈斯基还在文中介绍说，许志永被逮捕之后，中国国内网站上所有有关公盟和许志永的内容都被删除。如果要在谷歌的中文版搜寻许志永以及公盟组织，只能找到一篇空白。用中国网民的幽默话来说，那就是已经被“和谐了”。

许志永已经同去年被判处三年半监禁的艾滋病工作者胡佳和被拘押八个多月的零八宪章起草者、著名作家刘晓波一同成为无能力实行自身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共政权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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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盟负责人获准保释候审

据香港媒体得到的消息，被北京公安拘捕的公盟负责人许志永，今早获准保释候审。据悉，许志永获释是由他所属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的文法学院出面担保，不用缴交保释金，条件是许志永如果离开北京，要向当局申请及获得批准，亦要随时协助有关方面调查。7月29日北京文化执法总队的人员，查抄维权组织益仁平中心的办公室，指他们非法出版刊物。而曾与该中心合作的许志永，亦被公安带走。当局后来指控许志永涉嫌瞒税140万元，正式拘捕他。后来，6名举足轻重的北京知识界名人，包括法学家江平、经济学家茅于轼、作家章诒和、维权律师张思之、人文学者钱理群、以及知名编辑许医农子，于19日在网上发表一封题为《呼吁政府妥善解决公盟事件》的公开信，质疑中国当局对待许志永的手法，有“蓄意陷害”之嫌，呼吁释放许志永。许志永在获释后表示，日后行事会较为低调，但会继续为有需要的人争取正义。他还说，被捕期间很多人关心他，包括素未谋面的人，令他很感动，也感谢他们。另外，许志永的代表律师说，许志永所犯的法例，只要缴清税项，就不会被起诉，现时尚欠数十万元，一年内清还便可撤案。

今天也是《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被正式逮捕满两个月的日子，被拘禁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他，精神状态良好。本台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庭报道说，为唤起香港市民关注，香港记者协会、笔会和支联会等十一个团体中午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请愿，强烈要求北京立即释放刘晓波及其它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异议作家及维权人士。之后请愿团体又在旺区街头举办论坛，解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言论自由、记者工作和市民知情权的影响，重申他们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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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盟正遭遇的“黑色幽默”

《第22条军规》(Catch 22)是美国人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小说。其主人公尤塞恩希望能逃避作战，他找到一个军医帮忙，想让他证明自己疯了。军医告诉他，虽然按照“第22条军规”，疯子可以免于飞行，但同时又规定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而如果本人一旦提出申请，便证明你并未变疯，因为“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乃是头脑理性活动的结果”。北京的公盟正遭遇到这样的黑色幽默。

公盟，这家注册为公司的的著名的非营利组织，7月底连续收到了北京地税局和国税局的两份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北京税务局将公盟收到的来自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和一位捐款人的捐款，作为营业所得，要求其补缴税款，并以最高罚则罚款五倍，共计100多万。而公盟的法定代表人，许志永博士和财务庄璐则被北京警方以涉税为理由抓捕。于是，公盟作为以推进中国法治为目标的NGO, 他们的应对是积极募款，交上税款以及罚款。

8月3日，公盟发布接受社会捐款用于履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积极筹备资金，准备缴纳两税罚款。但到了8月5日，却被北京市公安局冻结，只能付出，不能划款出来。公盟于8月10日上午向北京市公安局致送了请求解冻账户协助办理缴纳税款和罚款的书面文件。并在当天，8月10日下午，分别到地税和国税申请缴纳罚款。但都被拒绝。理由是，“无法人代表签字不能缴税。”

8月10日下午2：30，黎雄兵律师与公盟研究员王功权先生带着盖有公盟公司印章的代为办理缴纳税款及罚款事宜的专项委托书，再次来到位于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办公大楼417房间的执行科，请求开出缴款税单，以便到银行办理缴款手续。执行科的王元锋科长说要请示领导后告知黎雄兵律师，称其所持的授权委托书不符合要求，不能办理开具税票的事项。理由是，黎雄兵律师所持的盖有公盟公司印章的专项委托书上没有法人代表许志永的亲笔签字。

黎雄兵律师对王元锋科长说，公盟的法人代表许志永现已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税问题羁押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律师未获批准会见，目前无法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盖有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要求依法予以办理准许缴纳税款及罚款的手续，开具税单。税务官强调说，要求授权委托书上有法人代表的亲笔签字这是税务部门的规定，“你们有异议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当公盟工作人员试图联系税务局其他官员，都被告知“正在开会”或者“休假了”。

黎雄兵律师和王功权研究员担心，如果不能及时联系上陈、郭二位局长，公盟将被迫按照《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所确定的每日百分之三的利率缴纳逾期履行的罚款，每天将额外支付一万多元的滞纳金。北京地税的一位苏姓官员回答说，“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最后，稽查局的多名工作人员连同两名保安强行将黎雄兵律师、王功权研究员赶出了朝阳区裕民路12号院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的办公大楼。他们在北京国税局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形。公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后的几天内，公盟的工作人员和律师，多次前往北京市国税，地税交涉，但对方均不愿意接受税款和罚款。公盟律师表示，公盟使用的公司章和许志永个人的印章在之前的税务实践中没有问题。

无奈之下，公盟只能于8月11日通过邮政汇款的方式向北京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汇款30万4975.65元。同时通过邮政汇款给北京市国税稽查局补缴了所得税款18万4724.87元。三项合计，共缴纳款项55万3395.65元。但这次汇款并未获得税务局的缴款税单。有网友总结说，“地税局：无法人代表签字不能缴税；公安：不缴税，所以把法人代表抓起来关小黑屋；法人代表：我在小黑屋，不让出来，不能去地税局签字。”这样的逻辑如此荒谬，却又活生生的存在。

公盟方面表示，截止八月十三日，公盟共收到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捐款84万5783元，其他差额部分，公盟已经联系部分借款以便尽快补足差额。此外，北京市有不少于一百万家公司，北京国税局今年出具的“稽查处理决定书”到目前为止的文号只有第七号，其中有两个文号针对公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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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发布请愿书要求释放维权律师

一批中国公民向中央政府请愿，要求恢复许志永和庄璐的自由。签署请愿书的有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自由知识分子、记者、作家以及维权人士等等。曾经为三鹿毒奶粉受害者等弱势群体维权的许志永律师被当局以偷税漏税的名义拘留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弹。今年36岁的许志永以创办公民维权团体--公盟，为外地民工、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争取权益而闻名。特别是针对孙志刚案，许志永等人推动促使中国政府废除了收容法，更是受到海内外法律界的高度评价。然而，这位为中国弱势群体和普通百姓维权的律师7月28号被公安机关带走，公盟被当局以逃税漏税为由罚款，罚款额相当于20万8千美元，然后查封。

许志永被拘捕引起海内外的反响。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都报导了这一消息。纽约时报报导说，北京当局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常用的“逃税”为由逮捕许志永，最高可判7年徒刑，但真正原因是许志永提倡法治，触怒中共领导阶层。纽约时报认为，许志永享有国际声望。中国内外法学专家认为，本案显示中国打压异己的行动已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与此同时，要求释放公盟负责人许志永律师及其财务主管庄璐女士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最近，一份《就许志永先生和庄璐女士被拘押向公民们征集签名》的请愿书在互联网上传播，已经签字的有来自中国各地的著名中国人权人士、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大学教授、诗人、记者、作家和NGO工作者等活动人士。在请愿书上签字的深圳维权活动人士郭永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当局不愿意给民间维权一点点活动空间。郭永丰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正义的诉求，也是一个支持同道的呼吁和呐喊。我对这个活动是积极支持的，也是积极参与的。因为我们的政府太霸道，它把什么都垄断了，不给民间正义的力量一丝一毫生存的空间。”

中国政府在2009政治敏感年除了加强对法轮功、民运、藏独和疆独等传统对立面的镇压和防范之外，还加强对维权律师和民间草根社会团体的控制和打压。在许志永律师被拘禁之前，还有高智晟和盲人律师陈光诚被捕、监禁。最近还有20多名律师因处理具政治色彩案件遭当局拒绝延续律师执照。中国官方媒体援引中国司法部长吴爱英的话声称，律师应该坚持和拥护党的领导，代理敏感案件必须讲政治，还要求律师行业设置党联络人以指导工作，实现党的工作对律师行业的全覆盖。纽约时报援引公盟法律顾问、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的话说，中共党内保守势力对律师的顾忌越来越深，怀疑独立的司法最终将挑战一党专政体制，最令其害怕的是，维权律师和公民团体总有一天会带领贫民、权益受损民众，发起一场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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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永委托萧瀚起草《己丑公民宣言》

作者按：这本是一篇受公盟及许志永先生委托起草的公民宣言草稿，写于三个多月以前。鉴于近来政府非理性暴行频仍，现发表出来，也算是一个无能的人尽自己一点心力。

从今日回溯到1949年，回溯到1911年，回溯到1840年，再远溯到2200多年前，一幅清晰的历史图景展示在我们面前，延续了2200多年的家族官僚帝国时代，由统治者决定人民的良心和生活的臣民社会是其基本构成要素。

今天，这个臣民社会应当终结，为此，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决定自己的良心，脱下臣民的行头，穿上公民的衣冠，是我们的渴望，也是我们的责任。在以公民为基本构成元素的未来公民社会，建立在个体独立与社会自治基础上的联合政治制度，以此增进全体国民共同福祉，已是必然大势。

自从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公民这个概念在中断了数十年之后，重新开始逐渐进入普通国人的生活，这个概念或许预示着臣民时代再次日渐式微，公民时代再次日见初曙。

近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迄今虽已取得一定成就，但无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还存在全局性、根本性的制度和人心问题亟需解决。由于政治制度的陈旧，因转型而出现的许多问题，在其表现出来的制度之僵化、人性之扭曲、道德之堕落方面，甚至远超过封闭落后但显得稳定的时代。

通常而言，人之为人存活于世，需要五项基本保障：食品卫生、医疗保障、司法公正、教育人道、环境正常。然而，当今中国，在上述五个方面是怎样一幅图景？

十几年来，食品卫生安全问题早已是个大问题，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使得这个问题探底，食品商的职业伦理几乎荡然无存。

长期以来，医疗卫生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早已使得人们畏医院如虎，种种不公平现象、假药害人现象、医院、大夫不负责任现象……已是司空见惯，人们对医疗保障正在迅速地丧失信心。

无论朝野，人们对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司法改革一直抱着很高的期待，希望司法能给人们基本的公正，然而，贪赃枉法、官官相护也早已成为社会的常态，各地经常出现的信访和群体性事件，意味着司法公信力在中国已基本破产。

教育是个人心智健康成长和全民族的重要希望所在，然而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与实践，总体而言，依然延续着数十年来的愚民教育，以应试教育为载体，以政府垄断学位颁发权为手段，仇恨教育、暴力思维、庸俗唯物主义哲学、奴化人格等非人性的教育大行其道，严重妨碍了培养国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妨碍了培养国人正直、诚实的基本人格，严重败坏了各个领域中人和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造成全民族品格普遍矮化。当前的教育制度，已经成为毒害中华民族品格的主要毒源。

在庸俗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下，急功近利、拜金主义的官民互动，使得对资源竭泽而渔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主流，许多基础性的人文、历史、地理环境，遭到严重的蚕食与不可逆、根本性的破坏，导致了不少地方严重的土地沙化、气候异常、水质恶化、人文居住环境恶劣，已经严重威胁人们的正常生活。

可见，在食品安全、医疗保障、司法公正、教育人道、环境正常这五项指标方面，中国当代没有一项是达标的。与此同时，贫富分化极度严重，大量底层民众痛苦而无助地苟活在缺食、缺穿、缺房、缺医、缺公正的“五缺”生活之中。

面对这一切，政治改革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然而，坐等制度改革是不可能的，没有每个公民自己见之日常的良心自救运动，也不可能真正推进制度的变革。许多国人在抱怨和指责制度的同时，遗忘了自己的责任，遗忘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常常也是恶制度的奉行者、支持者，潜规则的参与者。我们不得不认为，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除了制度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我们每个生存于这个制度之中、拥护其恶、执行其恶、默认其恶、漠然其恶者，也都负有自己的一份制度性原罪之责——在这一点上我们作为倡议者也不例外。

应当建设这样一个中国——满足人们在食品、医疗、司法、教育、环境方面生存的底线需求，合乎人道、保障基本人权、提升民族品格，在国际事务中既能保护本国利益，又有主持和伸张国际正义的能力，中国公民到国外能够赢得国际尊重，而不是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国民……这不仅需要政治制度的改革，也需要全民自觉自省自救。

正是这一建设新时代的过程，赋予未来以新的希望，赋予每个公民新的自我完善以及完善社会的空间，其中核心的时代精神，我们认为是公民精神。

公民精神最核心的关键词是：良心。

与此相关，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人道、博爱、理性、非暴力、宽容、诚实、正直……也都是公民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那种仅仅依靠拥有巨大权力的政治领袖人物给国人擘画一幅美丽新世界的图景，从此中国人民就跑步进入天堂的思维方式和政治实践，与公民精神是相悖的。公民精神，在其本质上强调以独立个体的良心自决为基础，以良法内自由的思想和行动，殊途同归地凝成社会性和国族性的集群力量，因此，每个公民都是汇聚成这支蔚为壮观的整个民族力量不可或缺的组成者。

我们每个公民，不必是自大者，更不能是自暴自弃者。我们每个公民都应当对自己的公民人格——良心负责，对自己公民人格的负责也是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负责。

为此，我们认为，无论作为集体和旧制度承载者的政府，是否有政治改革、扭转当前局面的诚意，每个中国公民都不可推卸属于自己的一份良心责任，每个公民都可以努力做好自己，尽可能做好自己，做自己力所能及之事，日行一寸地远离各种违反良心的潜规则、恶规则，与导致当前中国社会全面腐败的这些身边邪恶保持距离，甚至直接反对。

为此，我们郑重倡议，如果我们真的有诚意过符合良心的生活，真的有诚意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那么每个中国公民都应当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日渐履行以下基本的公民义务：

作为政治家的公民，我按良心、良法和历史责任、民族责任推进中国的良治改革，不做腐朽制度的卫士，不做毁灭全民族的历史罪人；

作为公务员的公民，我按良心和良法办事，不受贿，不徇私，不枉法；

作为商人的公民，我按良心经商，不行贿，不制造假劣产品与服务；

作为记者的公民，我按良心报道真实新闻，不写虚假报道，不趋炎附势，不接受红包；

作为教师的公民，我按良心对学生尽责尽职，不说谎，不以教谋私；

作为医生的公民，我按良心与人道给病人治病，对病人一视同仁，不接受红包；

作为律师的公民，我按良心和法律为当事人服务，不拉关系，不贿赂法官，不欺骗当事人；

作为法官的公民，我奉良心和良法以及自然正义尽职司法，不枉法，不做违背良心的判决；

作为检察官的公民，我奉行良心与正义，对犯罪行为不枉不纵；

践行上述公民义务，在其最初的时候也许会有制度性和外部性导致的难度。但我们坚信，只要坚持日有努力、日有自省、日有推进的渐进行动模式，坚持公民之间的理性交往准则，互相砥砺，交流经验教训，共同推进每个公民自己和他人成为合格公民的努力，终有一天，即使不是每个中国公民，至少会是绝大多数中国公民，养成基本的公民习惯。

我们相信，如果坚持上述公民精神的基本理念和行动准则，每个公民不但因此而将收获自己的幸福，同时也会将这个国家建设成为自由、民主、人道、和平、繁荣与幸福的乐土。

（本文本曾参考许志永先生的意见，在此致谢！祝他早日归来！）

2009年4月26日于追远堂
萧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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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中联办前集会要求释放异议人士

支持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一些香港市民星期天在中央政府驻香港办公室大楼前集会，抗议中共践踏人权，拘禁异议人士。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的一批人士由主席司徒华、副主席李卓人、蔡耀昌、以及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等打头，星期天中午来到西环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大楼前，抗议示威，要求立即释放四川成都居民黄琦、谭作人以及北京维权人士许志永博士以及其他因言获罪的中国异议人士。他们还要求政府能允许被查抄的公盟、益仁平中心等公益和非政府机构能重新开办正常运作。

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对美国之音说，中共为筹备庆祝建政60周年消音，接二连三打压异议人士和相关机构。他说：“我们主要就是抗议中共政权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和拘捕，比如说黄琦、谭作人、许志永等等。它把搜集四川大地震死亡学生人数说成是非法具有国家机密，而且提出要追究豆腐渣工程责任，它说成是颠覆国家。这怎么是国家呢？天灾死亡人数应该是政府主动公布嘛。”成都居民黄琦是六四天网网站负责人，九年前曾因此被捕坐牢多年。去年6月10日，黄琦再度被捕。上星期三，政府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开庭审理黄琦案，并宣布“择日”宣判。另外一名成都居民谭作人因同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四川作家冉云飞等调查四川灾区豆腐渣工程去年3月18日被捕，罪名也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谭作人案星期三开庭审理。而许志永是中国知名维权人士，创建了非政府组织--公盟，在上月下旬遭到北京当局清查和没收办公室设备和文件。上月29日，许志永和公盟会计庄璐被警察带走。

在香港，支联会和民主派机构经常来中联办前抗议示威，递交请愿信，但是，不论办公还是下班时间，中联办总是大门紧闭，没有一次有官员出面接受请愿信。司徒华说，中联办持何种态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支联会发出了声音。他说：“我们把信交去，它收不收是它的事。但是传媒报导出去，大家就知道了。它没有礼貌、没有风度，不成为一个政权的代表。”

支联会要求中共根据宪法和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落实改善中国人权，确保公民权利符合国际标准，公平、公开和公正地进行审讯，立即释放黄琦、谭作人和许志永等维权人士和律师，允许公盟等机构重新开办，使得法治、人权和新闻言论自由得到切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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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学者范亚峰谈公盟被取缔事件

以下内容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8月5日《当今世界》节目

问：范亚峰先生您好，请问您怎么看待最近的公盟被查封并取缔这一事件？对许志永的前景怎么预测？他会被很快释放还是要过一段时间，甚至到国庆之后？

答：公盟事件实际上是维权运动遭受大规模、高层次打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总体上说，这一事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法治理念的一个重要检验。从2000年到现在，将近十年时间里，中国民间的依法维权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法律人和普通公民合作、依照法律维护自身权利的公民行动。在这个基础之上，公民个人以及律师和民间组织不断汇聚形成社会运动，即我们通常所讲的维权运动。

今年以来，我们看到维权运动受到大规模的打压，比如几十名维权律师年检没有通过，而最新的结果是，从7月14日到29日，公盟从四个方面受到了打压：一是巨额罚款，经济上让它破产；二是法律上取缔，让公盟处于非法地位；三是房屋上赶走，让公盟办公室和许志永租住的地方都无法继续租用；最后一招就是人身自由上的抓捕，7月29日，许志永失去自由。从这四个方面来看，毫无疑问，对公盟的打压是精心策划、一气呵成的。我的判断是来自非常高的层次，而且是统一的意志。

这一事件之所以发生，我想是因为09年重大的社会危机，尤其是7月5日的新疆骚乱出现之后，以及此前的石首、邓玉娇案、最近的通钢事件，中国政府有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这这种情况之下，展开了针对公盟、益仁平、微博客和天益网等一系列的打压行动。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一系列的打压行动是非常愚蠢的，是自己把中国社会体制内的改良派和温和派推向更加激进、对现政党和政府更加失去信心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我前几年所讲的那样，中国共产党迅速形成政权危机的话，一定是因为自己错误的战略。这种错误战略，三年前我就说过大概是三个，一是大规模镇压家庭教会，二是大规模镇压维权运动，三是攻打台湾。现在看来，与台湾的关系有一定改善，09年对家庭教会的打压从全局上来说也不是很严重，但是对维权运动的打压，毫无疑问，是执政党在自我酿造政权危机，使更多的公民对中国的法制和司法彻底丧失信心。对公盟以及即将展开的一系列针对民间组织的打压，是非常愚蠢的。在这一点说，我认为胡、温两位开明的领导人对这样一个事情，应该有政治家的担当，对于中国的民主法治的进步，承担应有的历史责任。

问：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律师、记者、维权人士和体制内开明力量的互动会不会因为公盟事件受到影响？或者说公盟事件是不是宣告这条路基本上被堵死了？

答：那倒未必，09年中国的形势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从08年到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模式，即经济自由和政治威权的结合，在表面上似乎在世界各国中受危机影响最浅，但事实上，社会矛盾的程度，比西方国家更加深远。应该说，中国正处在一个必须进行大的变革，开启真正的民主法治建设的关键历史时期，这当中，总体来看应该说中国政府面对民间的力量、面对公民社会的变革诉求，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强硬路线，一条是相对温和开明的路线，这两条路线有非常复杂的交织，但总体上，我们应当看到，旧体制是在不断地后撤，所以说，单个就公盟事件来说，无法影响整个中国社会走向民主法治、寻求更多公民权利保护的历史大趋势，这个大趋势是谁都无法改变的。所以说，从短期看，公盟等一些民间组织可能会遭到一些打压，但是从整个中国民间社会的全局来看，现在的威权统治已经很难对民间社会彻底绞杀，尤其是互联网、多媒体、家庭教会，包括庞大的法律人群体，以及体制内深受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影响的社会主流开明人群，这些力量，都是无法从根本上剿灭的。对公盟的打压充满了试探性，这一轮打压的结果也很难预料。如果有更多的人指出，中国法制和民主无论对于民间还是官方、包括既得利益集团自身，都是一个切实的保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反对这样一种倒退，推进在政治上的进步，还是有可能的。

问：公盟本身对一些政治上敏感的事情，比如新疆西藏和一些群体性事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离国庆还有两个月的时间，高层当局就对公盟下手？这种时间上的考虑，您觉得是出自什么样的策略？

答：我个人认为公盟被打压和十一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新疆骚乱之后，以及中部和东北的几个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现政权有更强的不安全感。所以说，未来这种从紧的基调很可能要延续到十一之后，目前对公盟的打压已经不能被视为是为国庆所作的安保，而是一轮新的调整。

问：您刚才提到说，目前对公盟的打压可能是当局的一个试探性行动，那是不是说，如果中国的公民社会对公盟事件的反应非常强烈的话，有可能会遏制当局对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进一步压制？

答：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恰当的应对，而不是一种激烈的姿态。恰当的应对，需要去寻求现代社会的法制、民主、专家、技术等规则生成的模式，寻求民间力量的稳健的、温和的、理性的恰当表达。就此而言，应该说过去一二十天来所形成的目前的反应，应该说还是不够的。

问：最近笑蜀发表评论，提到公盟本身的性质就是一个法律人的组织，他们本身承担着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救济的角色，现在他们自己也受到当局打压，那么谁来为他们扮演救济者的角色？

从整体上来讲，中国民间社会逐渐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态度。目前而言，这一事件还处于演进和生成的过程当中。举例而言，益仁平对于这种“选择性执法”的态度，就更为成熟、恰当、稳健和理性，而且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现在为止还没发现第三起“选择性执法”。因此依法维权、中道维权的原则，仍然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也就是说，要意识到在当下的中国，真正具有保守、僵硬思维的人毕竟是少数。

好的，再次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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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我的朋友许志永

许志永是我的朋友，不是因为我们见面多，而是我们的每一次见面都能够很谈得来，很多观点相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和一帮朋友吃饭，满桌子都很激烈，要打要杀的激情笼罩了饭桌，唯独我和志永兄“据理力争”，我们两人都认为社会变革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推进，最重要的是，我们都相信，只要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一起努力，“政治”总会有好起来的一天。

我们的观点无疑受到和我们有相同信念却更激进的朋友们的“围攻”，他们说我们太温和，“把希望寄托在体制内”，很显然，我们两人是少数派。饭桌上的朋友几乎都认为这个体制已经烂了，无药可救了，即便你不去加速它的溃烂，也不要奢望通过努力去改进它。我和志永兄只能沉默，记得那次吃完饭后，我们两人送走了其他人，又在一起聊了很久。

志永的内心和外表一样，给我一种扎实和可信的印象。我对他的思路和作为非常赞同。在这样一个积重难返的国家里，他创立的公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民众维权，培养公民意识，建设公民社会，以微薄的力量试图把走入邪路的社会推回到法制的轨道上，那作用是让我汗颜的。而我最欣赏的是他面对“不可能的任务”时的依然平和与理性。和我一样，志永从不讳言“政治”，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的政治更和谐，更适合民众，不那么肮脏，变得美好。

志永是有抱负和理想的，但身为维权和社会活动人士，我能够感觉到，他始终把他帮助的那些弱势群体放在第一位，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让那些他想帮助的弱势群体和个人受损。在我们那天的交谈中我感觉到了，在这次公盟被整肃时，他在处境艰难时却仍然为那些想帮助他为他出头的普通民众着想，让我更深地感觉到他的这一品质。

志永是我的好朋友，六月初在一个研讨会上见到他时，才是我们第四次见面，但我已经感觉到这是我的老朋友了。他把一顶旅游帽斜戴在头上，有点调皮的打扮，引得我想笑。他仍然是理性、平和、与人为善。更重要的是，我始终认为，他和我一样，相信这个体制里好人还有很多，相信只要经过大家的努力，中国是有前途的。在上上次我们单独聊天后分别的时候，我们互相握手，互相鼓励。

但这次从国外回来就听说公盟被查抄了，不过，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也算是和志永一样吧——“与人为善”。我希望通过听证会等弄清楚，按照法律程序来，如果真有什么困难，或者真是因为经济问题，我愿意尽我所能，加入为公盟捐款的行列。

也就是抱着这样善良的愿望，我一直没有联系他。直到星期三中午我从机场回到市区的大巴上，接到北京的一个电话，电话里的朋友告诉我，早上五点钟，五个警察开着两部车把许志永博士从家里带走了，他被拘留了。

北京，天还没有亮的五点钟，志永家有人敲门，等他打开门时，一个武装警察和四名便衣蜂拥而上，围住他……我已经好久没有写间谍小说了，没有写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了，而且，即便写，我也想不到那场景会在北京，2009年的北京，刚刚举办奥运会，中国金牌世界第一的北京……

志永是我的好朋友，可我并不为他担心，要就是搞错了吧，或者不如你们快快审判他，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当场释放他的，而他也会一如既往地包容和原谅你们的错误。

前两天读张博树兄赠送的书时，看到了一句十年前就读过，可已经渐渐遗忘的句子，于是准备抄下来，没想到还没有抄写完，眼睛就有些发酸……你们怎么连许志永这样温和理性的年轻人也抓进去呢？想一想目前还被拘留的刘晓波，还有在监狱中的黄金秋，还有我知道已经被抓起来，却因为家属还抱有希望而不愿意透露案情的无名的朋友们……

是谁失去了理智？我的理智还在告诉我，虽然许志永是我的好朋友，但我并不为他担心，我倒是担心那些在五点钟敲响了他的家门，好像克格勃一样的人，因此，我把抄下来的那句话修改一下送给他们。要知道，这句话曾经在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在风雨如晦的台湾都被人传诵，并且，都被证实过是颠覆不破的真理，那句话是这样说的——当你们在法庭上审判他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在审判你们！而我们所有的人，总有一天都会被历史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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