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龟”超过“中国兔”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印度，在印度国内造成的轰动，印度媒体的全方位密集报导，远比奥巴马到中国访问那次还强烈。当然，美印之间，没有台湾问题，没有人权问题，没有人民币升值及贸易逆差等摩擦，两个全球最大民主国家，价值观基本一致，所以两国元首见面，如同是一家人。

奥巴马最令印度人兴奋的讲话，还不是用印度语说“非常衷心地感谢”，而是明确表态，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目前印度和德国，都想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国力挺印度，明显增大新德里的声音。这次美印不仅签署了百亿美元军售，美国还支持印度加入世界四个核不扩散国阵营，观察家说，“这将大大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

随着印度国际地位的提升，印度的经济也在快速增长，更有跟中国一比高低的劲头。据最新统计，今年印度第二季的经济增长率达8.8％。印度财长说，印度经济已走上正轨，将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最近的封面文章“印度将如何超越中国”中预言∶印度正创造令人吃惊的经济奇迹，最晚不超过 2013年，其增长速度将超越中国。

美印的经济、政治、还有军事的联手，尤其是印度本身的经济腾飞，都令世人关注。那么中国和印度，到底哪一个会成为这场全球化赛跑的赢家？

在奥巴马访印前夕，美国企鹅出版社推出《超级大国？中国兔与印度龟的神奇比赛》一书，作者是印度知名的媒体大亨拉加维-巴尔（Raghav Bahl）。在这本242页的新书中，作者比较了中、印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诸层面，分析“印度龟”超过“中国兔”的可能性。

巴尔认为中国有自己的优势∶中国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目前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规模是印度的四倍。中国在基础工程建设，贸易出口，吸引外资，以及人均收入等方面，都超过印度。

在谈到中印差距时，有中国学者不无讽刺地说，中国人有完全充分的理由在印度人面前自豪∶我们的GDP总量远远超过印度；我们的亿万富翁人数世界第一；我们拥有的豪华车数量世界第一（不过没一部是国产的）；我们是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大国；我们的道路和城市建设远比印度漂亮（印度城市有数不清的贫民窟）。

但是，印度的很多优势，却是中国完全缺乏的∶

第一，印度有民主制度。人口已近12亿的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其宪政民主，不会引致巨大政治动荡，能确保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在全球“个人自由”排名中，印度排第41位，中国排第91位。

第二，印度的经济以私营和市场型为主，有更长远的竞争能力。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仍超过民营企业。中国现有的400家大公司，只有 72家是民营的。有学者说，中印的主要差别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型的；而印度的发展模式则是自下而上、市场主导型的。这也是印度不少私营大公司走向世界，打造了全球品牌，而中国无数产品出口，却无世界名牌的原因之一。

第三，印度的大众消费占其整体经济的67％，接近美国的七成，远超过中国。这标印度主要靠内部消费而不是依赖外贸。在印度的GDP中，服务业占50％（工业和农业各占25％）。所以出现大的国际金融风暴等，印度有相当的弹性承受能力。印度人之所以愿意消费，不仅受当年英国西化的影响，还因为印度人对自己的民主制度有信心，而不像中国人那样，总想存些钱以防不测，所以中国的个人储蓄率全球第一，2009年为51％，逾半收入存到银行。

第四，印度不实行一胎化，年轻劳动力持续增长，目前印度一半人口在25岁以下；而十年之后，中国就将进入严峻的老龄化人口期。未来10年内，印度将有1.36亿人口加入劳动大军。

第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英语国家，有三亿五千万人会英语，超过三亿人口的美国。印度的菁英阶层全都会英文，所以印度的企业家和管理层，更有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优势。而中国的企业家、管理层绝大部分不会讲英语。

第六，印度主要是接近佛教的印度教文化背景，跟中国的党文化更有巨大差别。在印度知识阶层中，没有像中国那样假文凭、假学位，假论文满天飞的现象，更无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那样明目张胆的“假博士”官运亨通。在印度民间，诚实、道德、荣誉、责任等价值和信仰，仍是社会的主要根基。好的信誉是健康的商业活动的基石之一，而中国这个环节非常弱。

有中国官方或御用学者强调，如果中国实行印度那种选举制度，就会天下大乱；理由是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资源短缺，文盲多等等。但是，印度的面积还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只有297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相当中国的近三倍，但却养活了12亿人口。而且印度的石油资源，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煤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印度的文盲率更远高于中国∶中国成人文盲率目前是9％，印度却是39％。

但是，印度从1947年独立以来，已进行过15次全国大选，政治一直稳定，民主制度相当成功。在这种制度下，再加上面的那些因素，无怪乎《印度龟与中国兔》的作者做出这样的结论∶

“一苹自信的乌龟，大声哼着一支英语流行歌，轻快地超过一苹听不懂歌词、神情有些迷茫的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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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专制的“成就”与民众的苦难

古往今来的专制者在物质上其实都留下了所谓“成就”。因为是专制，所以它能够把“人”变成畜役、变成机器，甚至和珍珠财宝一样变成殉葬品。埃及的金字塔、希特勒的大众汽车、高速公路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苏联1957年的卫星上天，导弹氢弹发展，中国六十年代初的原子弹……

古往今来的专制者、暴君也会因为维护权力不得不去做暂时的退让，让民众有些微喘息的机会。例如中国传统专制中的让步政策；1925年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对西方资本家的宽待；二次大战中苏联暂时与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去世后的解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邓小平的所谓改革；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的中国进一步经济的放松……

然而，专制就是专制，因为它是反人性的，因为它是少数人为了自己的权力对多数民众基本权利的剥夺和剥削，所以专制者无论在什么时期，都是民众的压迫者、剥削者，都是民众的敌人。这一点尤其是在近代世界更为突出。无论什么形式的专制，都一定是民众与社会制约和反对的对象，因为近代世界的社会是建立在人权、自由、民主的基础上的社会。但是尽管如此，最近一百年来，近代世界也呈现给我们另外一个不得不思考的悖谬现象：那就是在最近二百年产生的现代国家的国际关系中，在由于工业化带来的现代媒体舆论中，对于专制统治者的绥靖、美化，乃至合作、共生。

毫无疑问，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统治，从1917年一出现，它的排他性、残酷性、嗜血性就赤裸裸地显现在人们面前。对此，就连它的同党、同一个主义的拥护者考茨基都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并公开提出“恐怖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问题。可就是有很多知识分子、政客还是面对在面对无数牺牲者的尸体仍然歌颂这个专制，为残暴提出各种解释和期许：什么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牺牲，为了未来的美好不得不交出的学费，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比以往的俄国社会好了、进步了等等。可直到1989年，72年过去，这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也没有向人们提供任何好的回报。

二十年代中期后，西方更由于自己的经济危机，不顾俄国民众们遭到的残酷迫害，而大举向能够利用政治权力有效控制劳动力的苏联投资，帮助共产党苏联政府建立了各种大型的重工业基地和城市的基本设施。这些设施直到1989年苏联崩溃的时候，还做为重要的建设屹立在苏联。

尽管类似的悖谬在三十年代的希特勒的崛起中不仅是重复，而且更为悲剧性地发生——西方，乃至德国国内民众对于希特勒极权专制的纵容，对于暂时经济繁荣的“享受”，让犹太人，以及全世界的民众在其后发生的二次世界大战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面对专制者闭著眼睛手淫，只要专制政府的屠刀暂时还没有沾上自己的鲜血，就袖手旁观，甚至去分一杯羹的现象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减轻，遁词也永远是相同的。

专制政府非常廉价的解释就能够让那些心中没有他人，只有自己的利益的政客、商人，乃至知识分子尾随他们而去，甚至助纣为虐。

所有这些，其实自身都充满明显的矛盾，可人们从来不去回想，不愿意正视。例如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对于解冻的歌颂和幻想，六十年代初期德国乃至西方社会甚至争论过东德及东欧是否还是极权主义国家，就连那位以《极权主义的起源》而著名的阿伦特都认为不能够再说共产党社会是极权主义社会了，实际上他们都忘记了，这意味著他们这些人，国际上的左派知识分子，此前十年积极参加过苏联暗中支持下所谓世界和平大会时对当时共产党社会的歌颂是错误的，对于以前苏联的经济成就，卫星上天的欢呼是错误的，不然何以有所谓解冻？何以有他们所认为的共产党政府变了？

不是专制者的本性改变了，而是想要从专制者们那里牟利的人变换著说法，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开脱。从六十年代的那场如何认识斯大林后的共产党社会到七十年代的所谓欧安会、和平共处，变了的都不是共产党政权，而是西方的政客、商人。

要西方的政客、商人，以及那些在知识领域中为自己牟利的人，为了受迫害的民众，被专制奴役的民众牺牲自己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当然，由于民主社会是多元的，有著自己的监督机能，更由于现代经济和政治使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违背基本的价值原则，为某一个人或群体牟利必然直接或间接地伤害本国民众的就业、小公司的运营，以及其他党派的利益。所以，现代社会的政客、商人，知识分子不能够明目张胆地利用权力和国家机器与专制者携手共谋。他们需要借口与说法，而这个借口与说法，说穿了，最重要的目的是欺骗本国民众，而不只是专制政府下被迫害的民众。

七十年代的东西缓和，是建立在西方认为共产党统治短期内不会崩溃的基础上，是他们试图把他们与极权专制的共产党政府的合作合理化的一种政策措施。这种政策说白了就是西方承认共产党政府对于本国民众专制的合法性，在这样一种“缓和”的说法中，西方的政客、商人和他们分一杯羹也就心安理得、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肆无忌惮了。

“缓和”与对于所谓斯大林后共产党专制的歌颂与幻想，曾经让共产党社会的民众处于十分绝望的境地，曾经把东欧社会的反抗者、异议人士置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由于这种气氛的逼迫，那位后来在捷克民主化后当了总统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哈威尔，曾不得不对所谓“后极权主义”（posttotalitaer）概念进行辨析。

他说，“虽然使用‘后’（post）这个字，我却绝不是想说，它涉及的那个制度不再是极权主义的了。我只是想说，它涉及的是另一类根本性的极权主义，而不再是通常那种我们与经典意义上的独裁专制相连的极权主义概念。”

1989年柏林墙和东欧共产党社会出乎所有西方人的预料崩溃了。无论西德的媒体、政界还是知识界都众口一词地承认，是东德民众自己的努力带来了和平革命，推倒了专制。显然这个看法意味著：不是缓和，不是当年对东欧共产党的幻想与对所谓“改革”的歌颂造成了专制的崩溃，自然也更不是共产党的“改变”导致了专制的崩溃。事实上，东德、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共产党政府，一个共产党社会自身能够演变成、进步到民主社会，共产党社会极权专制的结束永远伴随著革命，甚至血腥，其原因在于共产党手里有屠刀，而不是民众！在现代社会中，最残暴的暴力永远不是由民众，而是由国家制造的！这尤其是在极权主义国家！

同样的道理，1989年后，中国所谓的经济繁荣没有任何值得惊奇与出乎意料的地方，它不过是历史的重复。西方政客、商人们重复著历史。投资利用极权专制下的工人及环境是牟利的政客、商人们必然的去处。

部分国家的政客和商人们的投机，造就了苏联二十年代末期后的发展，最近二十年世界上所有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客、商人们到中国的牟利，当然就造成中国经济的分外繁荣。但是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无论经济上有什么变化，专制还是专制，并且依然还是冷战时期的极权专制，共产党的锁链、皮鞭和屠刀仍然在他们的头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约束、制止专制者们的暴戾，恣意而为。

任何对世界，对中国民众说中国共产党变了的人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你用什么可以约束、制止共产党在拉萨、在乌鲁木齐的屠杀，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甚至退一万步说，你用什么可以了解到这些屠杀迫害的真相？如果你不能，那就是说明，你的说法、你的绥靖与歌颂是欺骗！然而对此，我们却可以告诉你，只有一次曾经让共产党有所收敛和后退，那就是1989年后，全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愤怒和制裁，这个制裁和愤怒使得最近二十年共产党能够有所收敛，专心提防国内民众，放手让你进去。

所以那些说中国共产党变了的人，不仅是对于专制下中国民众的痛苦雪上加霜，而且使得二十年前的冷战加速脚步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对于那些歌颂专制者成就的人，专制下生活的中国民众只有重复哲学家卡尔‧波普的话：就是专制在经济上再有成就，我们也不愿意生活在专制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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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国的形象大使

中国启动国家形象宣传片制作，包括长达三十秒的《人物篇》广告短片，以及十五分钟的《角度篇》专题长片。前者将由国务院新闻办投入巨资，在中共建政六十一周年前夕，在诸多国际主流媒体上播出。

在当局精心选择的五十个名人当中，包括体育明星姚明、邓亚萍、郎平，文艺界明星朗朗、宋祖英、谭盾、吴宇森、甄子丹，宇航员杨利伟，水稻专家袁隆平，以及互联网新贵马云、丁磊、李彦宏等人。该片主创人员透露，这五十个人为了宣传国家形象，全部都是“零片酬”，所以该片“制作成本并不高”。

正如韩寒讽刺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中的演员大半是白求恩式的“外国人”一样，中国的第一部国家形象片的主演，也有不少是“外国人”，或者至少是拿着欧美国家绿卡的“准外国人”。面对媒体的质疑，承担这一“重大政治任务”的上海灵狮广告公司董事长沈赞臣回答说：“我们偏重于考虑这些人在世界上都比较‘眼熟’，外国人看到他能想到中国。”

这种解释让人啼笑皆非。在十三亿人当中，难道就找不出五十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来吗？如果说“眼熟”是首要标准，那么奥巴马内阁中的华人部长骆家辉、朱棣文岂不更加“眼熟”？但他们是如假包换的美国人，除了长着一副亚洲人的面孔之外，跟中国大陆、跟共产党的党文化毫无关系。

这五十个人真能代表中国吗？比如，吴宇森虽然出生在广州，但五岁时便移居香港。如果不是香港自由的文化氛围，他能成为一名独具风格的电影导演吗？而他九十年代闯荡好莱坞之后，方才成为一名世界级的电影导演，他依托的是好莱坞“浪花淘尽英雄”的电影工业的平台。

那么，吴宇森为何如此热衷于在《建国大业》和《建党大业》中“跑龙套”以及参加这部《人物篇》的“义务”出演呢？这不表明吴宇森有多么爱国，而是他深知中国大陆是他的电影的巨大的票房市场，所以要通过类似的活动，跟大陆官方搞好关系。这才是一本万利、财源滚滚的高招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一份报告中哀叹，近二十年来，中国数十万精英人才移居国外。而少数回流的“海归”，也只是看中当下中国赚钱的机会，暂时回来“裸居”而已。《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张涛在一篇文章中讽刺说：“淘金淘银无需国界，爱惜个人的羽毛也无可厚非，但非要腆着脸打出‘建设祖国’的旗号，而与此同时口袋里装着在星条旗下宣誓后拿到的护照，这种拙劣的包装就太不厚道了。”在这群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伟人”当中，此类人士占了多大的比例？

这部被誉为“中国的名片”的宣传片，根本就是一个赝品。“中国”就这样无辜地被戈培尔们“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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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与中国

前美国国务卿黑格2月20日病逝，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例行地讲了几句悼念的话，美国再也没有人对黑格的逝世做出反应。其实黑格应该从中国那边享受哀荣，因为在美国政治圈与外交界中，黑格是始终对中共政权一往情深的人。然而，中国对他的逝世也冷淡以对，只有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讲了几句话：“黑格将军长期致力于促进中美友好，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中国对他的不幸去世深表哀悼。”

黑格军人出身，获前国务卿基辛格赏识步入政坛。他曾效力于尼克松、福特、里根三任总统，被称为美国历届内阁中改变世界的五人之一，他所改变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因他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背弃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和价值观，令他担任国务卿仅17个月便黯然下台。

黑格逝世后，媒体对他也颇为冷落，能看到的多是有关他与中国的记述：

1972年1月，黑格以总统特使身分第一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而他的首次越轨表演，则发生在1981年6月访华期间，当时他已出任里根总统内阁国务卿一职，美中关系因为对台军售而出现紧张。

那次，黑格会见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着重讨论了军售问题，然后他在北京举行记者会，说美国正在考虑出售攻击性武器给北京。他的陈述显然是个人的杜撰，并且如此重大的宣布，他事先竟然没有知会与他同行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中国事务专家李洁明，和美国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专家阿米塔吉。这两人都大吃一惊，立即动用美国驻华使馆的密码，向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艾伦和国防部长温伯格紧急报告。

结果，里根总统即在白宫举行记者会，明白否定了黑格在北京的讲话，重申美国履行《台湾关系法》，强调《台湾关系法》中有出售武器给台湾的条款。这令北京恼怒，当即把接待黑格的规格降级：当黑格打道回府时，美国国务卿本应由中国外交部长送行，但送行者却由外长黄华改为副外长章文晋。

黑格身为基辛格的传人，在美中关系上比基辛格走得更远。基辛格认为与中国打交道，是应对世界局势需要的手段而非目的；黑格却把与中国建立关系视为目的，并称这是他的信念，1980年代后，他认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已非传统意义的共产国家。黑格在华军售上，秉持一个奇怪的理论，称美国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可堵住北京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口。而他同时又主张美国从对台湾的承诺上后退。

黑格一生访问中国不下50次，乐此不疲。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就给儿子买回一本毛泽东的“红宝书”。他赞同邓小平“中国的人权就是养活13亿中国人”的理论。他去世前两年，还为美国未能撤销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和终止对台军售感到遗憾。他只比他当年的下属傅立民少走了一步，没有公开支持中共的六四屠杀，不然，黑格在中国的问题上，就找不到可称道之处了。

奥巴马、希拉里对黑格逝世冷淡反应是有道理的：在对中国的友善与退让换来中国政府的狂妄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正趋于强硬，此时，终生亲北京的黑格不可能受到他们的赞扬。

但中国政府对黑格逝世冷淡以对却令人不解，中国不是正需要美国有更多黑格这样的人吗？唯一的解释是：黑格早已过气，并被美国人唾弃，赞扬他只能是朝美国日趋强硬的对华政策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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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谷歌退出中国市场

国际网络巨头谷歌有可能退出中国市场的消息继续引发中国及国际舆论的关注，其中市场考量与因特网信息传播自由的价值操守交织，在中国经济强势崛起于国际舞台的今天，凸现出中国经济先行，政治改革滞后的发展模式与外部世界接轨互动过程中的矛盾。

本周二，谷歌集团宣布将重新审视其在中国市场发展的战略，流露出可能将退出中国市场的意愿。理由是谷歌搜索引擎在去年年底受到显然来自中国政府或其授意机构的网络袭击。

做为企业团体，谷歌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自然遵从一定的市场逻辑。一些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谷歌自开始立足中国之后，发展情况始终不尽如人意。面对网民人数超过三亿的庞大市场，其市场占有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三，始终落后于中国本土搜索引擎―百度。而2009年，谷歌又因为被指控有色情网站链接，并卷入中国作家与出版业间的版权争议。就在几天前，谷歌才刚刚就版权争议向一些中国作家道歉。谷歌因此被列为2009年在中国最失意的企业。

但是，谷歌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国经济先行，政治改革滞后的发展模式与外部世界接轨互动过程中的矛盾。

最近二十年，中国政府完全搁置政治改革，在持续控制舆论自由空间的同时，全力发展经济，以其令世人炫目的增长率，成为国际舞台不可忽视的大国。而在国际舞台的崛起也显然使中国政府对这种限制民主自由，但经济强势发展模式更加自信，从而对由西方最早倡导而为普遍接受的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更加不屑一顾。

但是，如果说中国经济正日益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话，中国政府坚持、甚至不惜投入大笔资金宣传中国模式的做法显然也在加剧这种模式与外部世界价值理念的冲突。多年来，外国企业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为保住市场，往往不得不屈从于中国缺少自由的政治空间游戏规则；但中国为推动其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世界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理念上的要求采取了相对宽容的姿态。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加强，外国企业在中国特殊政治环境下的市场上开始面对更多的困难。

去年，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力拓集团四名在中国的员工被捕，他们被指控染指国家机密，这使众多在华外国企业感到忧虑，担心这种常年对中国国民使用的，难以确定内涵的指控从此也殃及外国企业。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谷歌事件只是外国企业在华发展面对困难的又一个典型例证。外国网络企业在中国运作，屈从于中国对舆论自由空间的限制规则，其实已不令人意外。

雅虎集团向中国披露个人信息，致使中国记者和维权人士石涛被判刑已是众人皆知的例证。中国网民对于网络流通之不畅通更是有所领教。但谷歌今年先是在中国大举网络扫黄行动中被指控，随后又卷入版权纠纷，近日再遇网络袭击。而根据谷歌集团目前掌握的消息，这些网络袭击行动显然是为了获取中国异议人士的网络个人信息。本已立足困难的谷歌显然更感到前景茫然。

谷歌可能撤离中国的消息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网络自由问题的关注。美国国务院周三对此表示，中国经济崛起势必产生很多问题，网络自由与咨询安全就是其中之一。希望中国面对国际标准与规范。

多年来一再呼吁关注中国政府控制网络信息流通做法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对谷歌的行动表示欢迎，并赞扬谷歌此举是对中国互联网审查制度的“反叛”。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还赞扬谷歌公布它对网络攻击调查结果的做法，表示，“终于外国公司承担起对中国用户的责任，在中国政府不断收紧互联网控制时挺身而出。”

常年被动承受政府的网络封锁与审查措施的中国网民也迅速做出反应。有人对谷歌的选择表示支持，更有人对谷歌退出中国感到茫然。两天来，不断有网民前往谷歌北京总部的门前献花、留言。

但中国政府面对谷歌事件引发的广泛关注，则再次强调网络监控的必要性。据路透社报道，面对西方公共舆论自由发展的模式，中国政府在周四发表的一份公报中表示，政府与网络媒体对公共舆论形成负有责任。

谷歌撤离中国的威胁将在何种程度上推动中国舆论导向逻辑与新闻与舆论自由理念间的博弈、在市场逻辑与价值操守间建立新的平衡有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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