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专制的“成就”与民众的苦难

古往今来的专制者在物质上其实都留下了所谓“成就”。因为是专制，所以它能够把“人”变成畜役、变成机器，甚至和珍珠财宝一样变成殉葬品。埃及的金字塔、希特勒的大众汽车、高速公路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苏联1957年的卫星上天，导弹氢弹发展，中国六十年代初的原子弹……

古往今来的专制者、暴君也会因为维护权力不得不去做暂时的退让，让民众有些微喘息的机会。例如中国传统专制中的让步政策；1925年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对西方资本家的宽待；二次大战中苏联暂时与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去世后的解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邓小平的所谓改革；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的中国进一步经济的放松……

然而，专制就是专制，因为它是反人性的，因为它是少数人为了自己的权力对多数民众基本权利的剥夺和剥削，所以专制者无论在什么时期，都是民众的压迫者、剥削者，都是民众的敌人。这一点尤其是在近代世界更为突出。无论什么形式的专制，都一定是民众与社会制约和反对的对象，因为近代世界的社会是建立在人权、自由、民主的基础上的社会。但是尽管如此，最近一百年来，近代世界也呈现给我们另外一个不得不思考的悖谬现象：那就是在最近二百年产生的现代国家的国际关系中，在由于工业化带来的现代媒体舆论中，对于专制统治者的绥靖、美化，乃至合作、共生。

毫无疑问，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统治，从1917年一出现，它的排他性、残酷性、嗜血性就赤裸裸地显现在人们面前。对此，就连它的同党、同一个主义的拥护者考茨基都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并公开提出“恐怖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问题。可就是有很多知识分子、政客还是面对在面对无数牺牲者的尸体仍然歌颂这个专制，为残暴提出各种解释和期许：什么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牺牲，为了未来的美好不得不交出的学费，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比以往的俄国社会好了、进步了等等。可直到1989年，72年过去，这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也没有向人们提供任何好的回报。

二十年代中期后，西方更由于自己的经济危机，不顾俄国民众们遭到的残酷迫害，而大举向能够利用政治权力有效控制劳动力的苏联投资，帮助共产党苏联政府建立了各种大型的重工业基地和城市的基本设施。这些设施直到1989年苏联崩溃的时候，还做为重要的建设屹立在苏联。

尽管类似的悖谬在三十年代的希特勒的崛起中不仅是重复，而且更为悲剧性地发生——西方，乃至德国国内民众对于希特勒极权专制的纵容，对于暂时经济繁荣的“享受”，让犹太人，以及全世界的民众在其后发生的二次世界大战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面对专制者闭著眼睛手淫，只要专制政府的屠刀暂时还没有沾上自己的鲜血，就袖手旁观，甚至去分一杯羹的现象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减轻，遁词也永远是相同的。

专制政府非常廉价的解释就能够让那些心中没有他人，只有自己的利益的政客、商人，乃至知识分子尾随他们而去，甚至助纣为虐。

所有这些，其实自身都充满明显的矛盾，可人们从来不去回想，不愿意正视。例如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对于解冻的歌颂和幻想，六十年代初期德国乃至西方社会甚至争论过东德及东欧是否还是极权主义国家，就连那位以《极权主义的起源》而著名的阿伦特都认为不能够再说共产党社会是极权主义社会了，实际上他们都忘记了，这意味著他们这些人，国际上的左派知识分子，此前十年积极参加过苏联暗中支持下所谓世界和平大会时对当时共产党社会的歌颂是错误的，对于以前苏联的经济成就，卫星上天的欢呼是错误的，不然何以有所谓解冻？何以有他们所认为的共产党政府变了？

不是专制者的本性改变了，而是想要从专制者们那里牟利的人变换著说法，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开脱。从六十年代的那场如何认识斯大林后的共产党社会到七十年代的所谓欧安会、和平共处，变了的都不是共产党政权，而是西方的政客、商人。

要西方的政客、商人，以及那些在知识领域中为自己牟利的人，为了受迫害的民众，被专制奴役的民众牺牲自己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当然，由于民主社会是多元的，有著自己的监督机能，更由于现代经济和政治使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违背基本的价值原则，为某一个人或群体牟利必然直接或间接地伤害本国民众的就业、小公司的运营，以及其他党派的利益。所以，现代社会的政客、商人，知识分子不能够明目张胆地利用权力和国家机器与专制者携手共谋。他们需要借口与说法，而这个借口与说法，说穿了，最重要的目的是欺骗本国民众，而不只是专制政府下被迫害的民众。

七十年代的东西缓和，是建立在西方认为共产党统治短期内不会崩溃的基础上，是他们试图把他们与极权专制的共产党政府的合作合理化的一种政策措施。这种政策说白了就是西方承认共产党政府对于本国民众专制的合法性，在这样一种“缓和”的说法中，西方的政客、商人和他们分一杯羹也就心安理得、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肆无忌惮了。

“缓和”与对于所谓斯大林后共产党专制的歌颂与幻想，曾经让共产党社会的民众处于十分绝望的境地，曾经把东欧社会的反抗者、异议人士置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由于这种气氛的逼迫，那位后来在捷克民主化后当了总统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哈威尔，曾不得不对所谓“后极权主义”（posttotalitaer）概念进行辨析。

他说，“虽然使用‘后’（post）这个字，我却绝不是想说，它涉及的那个制度不再是极权主义的了。我只是想说，它涉及的是另一类根本性的极权主义，而不再是通常那种我们与经典意义上的独裁专制相连的极权主义概念。”

1989年柏林墙和东欧共产党社会出乎所有西方人的预料崩溃了。无论西德的媒体、政界还是知识界都众口一词地承认，是东德民众自己的努力带来了和平革命，推倒了专制。显然这个看法意味著：不是缓和，不是当年对东欧共产党的幻想与对所谓“改革”的歌颂造成了专制的崩溃，自然也更不是共产党的“改变”导致了专制的崩溃。事实上，东德、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共产党政府，一个共产党社会自身能够演变成、进步到民主社会，共产党社会极权专制的结束永远伴随著革命，甚至血腥，其原因在于共产党手里有屠刀，而不是民众！在现代社会中，最残暴的暴力永远不是由民众，而是由国家制造的！这尤其是在极权主义国家！

同样的道理，1989年后，中国所谓的经济繁荣没有任何值得惊奇与出乎意料的地方，它不过是历史的重复。西方政客、商人们重复著历史。投资利用极权专制下的工人及环境是牟利的政客、商人们必然的去处。

部分国家的政客和商人们的投机，造就了苏联二十年代末期后的发展，最近二十年世界上所有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客、商人们到中国的牟利，当然就造成中国经济的分外繁荣。但是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无论经济上有什么变化，专制还是专制，并且依然还是冷战时期的极权专制，共产党的锁链、皮鞭和屠刀仍然在他们的头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约束、制止专制者们的暴戾，恣意而为。

任何对世界，对中国民众说中国共产党变了的人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你用什么可以约束、制止共产党在拉萨、在乌鲁木齐的屠杀，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甚至退一万步说，你用什么可以了解到这些屠杀迫害的真相？如果你不能，那就是说明，你的说法、你的绥靖与歌颂是欺骗！然而对此，我们却可以告诉你，只有一次曾经让共产党有所收敛和后退，那就是1989年后，全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愤怒和制裁，这个制裁和愤怒使得最近二十年共产党能够有所收敛，专心提防国内民众，放手让你进去。

所以那些说中国共产党变了的人，不仅是对于专制下中国民众的痛苦雪上加霜，而且使得二十年前的冷战加速脚步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对于那些歌颂专制者成就的人，专制下生活的中国民众只有重复哲学家卡尔‧波普的话：就是专制在经济上再有成就，我们也不愿意生活在专制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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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性文化是支撑中国专制制度的根源

香港才子陶杰先生在《苹果日报》的《奴隶与奴才》一文对中国的奴才（当然对于港澳甚至某些台湾人同样适用）有恰当的描述。他认为奴才在中国是现在式和未来式。而且指出：“奴才首先是甘愿当的，历代的太监，许多主动净身，且还争先恐后想做。奴才不但从不会想过反抗，而且把一份奴性活在人格上，发挥到血液中，铭刻在每一个胞核里......，奴才在他们的主人眼中虽然是低等，由于也分得一点残羹，穿上些绸缎绫罗而身娇肉贵，中国的奴才自以为已晋身统治阶级，他们以当奴才为荣，高兴得不得了，会游说自己的子女和亲戚也加入这一行......，奴才是人格自愿的阉割贬仰......”环顾整个大陆和港澳地区，在今天的21世纪中，的确是盛产了不少的奴才。奴才除了一般的平民外，政商界人士、“学者”和“专家”等的所谓知识分子、主流媒体等，甚至某些民主派人士也包括在内。

无独有偶的，近年轰动的中文著作－－《来生不做中国人》的作者钟祖康曾在此著作中道出与陶杰相同意思的话，他说：“中国人之奴性有一种古今中外奴隶制度相形见绌的特色，就是做奴隶的往往不觉得自己是奴隶，而最为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中国人奴隶通常会比奴隶主更热衷的去捍卫这个奴隶制度。”只不过，钟祖康没有像陶杰那样，将奴才和奴隶严格的分开而已。

由此可见，这种奴性文化的存在，确实是几千年来号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其中一个重要陋习。而甘愿当奴才的，为数不少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些披着 “专家”、“学者”外表的知识分子，就是站在奴才前线上的中坚分子，藉以为中共专制制度，甚至指鹿为马、撒谎、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等方式，宣扬中共独裁统治的优越性。久而久之，不少一般民众被这些“专家”、“学者”的灌输下，也相信独裁统治比民主政治有更大的好处，拥护中共的专制统治，从而盛产一批又一批的奴才，周而复始，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而中共也利用甘愿为奴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再加上被灌输成为奴才的一般民众，从而为自己巩固了其独裁统治的合法性。香港的土共在面对“反高铁”运动、“五区公投”的既疯狂又恐惧的表现。是典型奴才的一个教材，而且土共的奴性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经历几千年来的中国大陆，为何依然是专制独裁统治之下？究其原因是传统中国文化的陋习的毒素。而这种毒素的却是无形的，但祸害却是无穷，像DNA一样代代相传，渗入大部分中国人及港澳人的血液里，造成民主发展其中一个巨大阻碍。当中的奴性文化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元素，一批又一批，而且不少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奴才的源源不断辈出，一般民众也很容易不知不觉的展现出奴性。最简单不过的，就是他们经常宣传没有中共的领导，中国就会天下中乱等等本能地“奴才不敢，奴才该死”的被阉割者心态的话语，这不仅使中共的独裁统治就显得理性气壮，也让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独立思考在中国大陆停止了几千年。

奴性文化也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在中国大陆、港澳地区对于民主和非民主、普选与非普选等话题仍进行没完没了的争论，而此话题在西方民主国家早已被视之为 “常识”了。西方国家现在讨论却是比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更深层次的，亦即各种政策左一点好？还是右一点好？简单来说是西方国家内的左派和右派间正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显然很少人明白这一点。钟祖康曾经对此作一个发人深省的比喻，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人们只会讨论到底是吃马铃薯好呢？还是吃面包好呢？”但是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人们则依然停留在讨论是吃饭好呢，还是吃粪好呢？”虽然此肯定引起了不少人厌恶和唾骂，但如果单是认真检视现在港澳主流社会，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土共固然如此，但是民主派也犯上了这个弊病。正是奴性文化等中国传统劣质文化继续为独裁政权源源不断的输血和支撑，才是使中共得以生存的主因。

为何几千年来一直盛产一大堆奴才，而且不少是所谓的有识之士。这就牵涉了“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了。虽然不少人维护甚至推崇“儒家文化”，但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其实是君尊臣卑的统治，奠定了专制统治及其附属物奴性文化产生。而其所谓的“学会做人”，只不过学会怎样做一个奴才而已。中共现在大行其道的推销孔子（例如电影《孔子决战春秋》），目的就是如此，并视之为其专制政权的手段。港澳的民主派在争取双普选之路的效果不甚理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忽略了奴性文化在港澳社会的渗透是非常可观的。只要奴性文化的毒素一天不清除，专制统治一天也不会消失，民主之路只会停滞不前，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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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a

Most Chinese probably know this Japanese word of insult, at least vaguely. Some may also know that they should not use it on someone who speaks Japanese, unless they want to get severely bruised with multiple fractures. Maybe they even know a longer form bakayaro.

However, I bet most of them do not really know what it means. Even fewer know where it came from.

Yet, if I tell you that when it is spelled out it simply means "calling a deer horse" (马鹿, 指鹿为马), some learned Chinese might suddenly remember something from their vast treasure trove of ancient wisdom and knowledge.

For those who still do not have a clue, here is a brief summary.

Centuries ago, the prime minister of China brought a deer into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old all the officials that it was a horse.

Most of them wisely agreed that it was indeed a beautiful steed of pure pedigree.

A few were promptly decapitated, along with all their relatives to the 9th degree, when they tried to argue in vain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got the species mixed up.

The story probably would have ended there and quickly forgotten, if the ingenious Japanese had not picked it up and turned it into the most insulting word in their language.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land populated by descendants of those who called deer horses, the tradition is glorified and developed into the founding principles of the ruling regime. If you still have any doubt, just remember that they are calling a corpse their beloved and glorious leader, even though when it was alive it wiped out one tenth of the nation and brought harm to over 95% of the population.

Regardless, you should never apply this little piece of knowledge if you should go there to visit, or you will be reported to the authorities who will sentence you to life in prison, or even worse handed over to a mob that will tear you into pieces for insulting their glorious and civilized nation. You have been properly warned, I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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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国家才会三权“互相配合”

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发表了惊人也毫不意外的“伟论”，他说行政、立法和司法“互相配合”，很明显这句话是冲着香港而来的，意思就是香港应该向澳门学习。学习什么？就是要香港学习澳门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如何配合行政机关的强势“行政主导”。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在香港更为激烈。因为在香港，仍然不少人心中，“三权分立”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而且。“三权互相配合”论也完全扭曲了“三权分立”的定义。

19世纪英国的艾克顿爵士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权力会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所以，为了防止“绝对的权力”所造成“绝对的腐化”。民主政治是一个重要的根本，而当中的“三权分立”凸显了当中的重要性。

何谓“三权分立”？相信这个名词连中学生也会知道，这是由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所构出来的（当然英国洛克政治思想家洛克也有类似的观点）。意指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是相互独立和对等的，彼此互相制衡，防止其中一方滥权。“三权分立”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在于透过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的权力制衡，防止专政暴政的出现。这个对于欧美国家等西方民主国家来说，已经是一个很普通的常识了。但换成了大陆和港澳等地区，“三权分立”的重要意义不是被抹黑、曲解，就是被扭曲。以中共等专制独裁国家来说，为了维护独裁统治，对于“三权分立”当然是不屑一顾甚至是贬低，张晓明说出三权要“互相配合”，却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共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也有类似的言论——于去年香港说“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三权合作论”。张晓明只不过一再重复习近平的话而已。在笔者看来，张晓明的“三权互相配合论”就像太监为表忠心，拍皇帝的马屁而已。可是，这个马屁实在拍得太过火，专制的面目实在太露骨，才会引起强烈的回响。

为什么三权分立对于民主政治来说那么重要，关键在于“制衡”。特别是行政机关（政府）容易造成对于权力的迷恋和欲望，这造就了专制独裁统治的产生。因此，立法和司法本身就有担当了监督和制衡行政机关的责任。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当中，最不起眼的司法往往床为了整个民主政治制度的最后防线。如果连司法也失去应有的独立性，距离专制独裁可以说为期不远了。

说到“三权互相配合”，现有的专制独裁国家就是很好的例子。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独裁政权——中共是典型之中的典型。中共在“三权互相配合”（与其说“三权互相配合”，倒不如说“三权合作”甚至是“三权合一”）下出现什么情况。除了人所共知的专制统治、往往利用司法打压异见外，更造成贪污腐败，中共的贪官真的是多不胜数，可以说是世界第一。为何如此？这就是因为没有“三权分立”。中共的所谓司法机关，只不过巩固政权的工具（简单来说就是司法为政治服务）；而产生那么多的贪官，除了中国人的本性离不开“钱”外，缺乏“三权分立”的互相监督和制衡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主因。可见“三权互相配合”的劣迹真的是“有目共睹”。这不仅于中共，为数不少的独裁国家也是如此。

再举一个例子吧，这就是张晓明所赞美的、要香港学习的澳门。“行政主导”下的澳门，正是张晓明所说的“三权互相配合”的典型。究竟澳门现在“三权互相配合”的政治体制实际如何？“三权互相配合”政治体制，造就了利益输送屡屡不断，最近澳门所引爆银河贱价批地事件就是一项例证；立法会成了典型的橡皮图章（29个议席中只有12个是民选产生的），不能有效制衡和监督；更造成行政霸权、官权独大、吏治和司法腐败，巨贪欧文龙案就是此情况下产生，而且极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由此可知，澳门可说没有一项值得学习的。说到监督政府，香港仍比澳门强，最起码能够对政改有生杀大权；说到司法公正和独立性，虽然港澳两地的司法制度不同，但单以这两个最基本的标准而言，香港也比澳门要强；说到争取民主自由的积极性，到目前为止香港仍比澳门高不知多少倍。澳门人很多只对特区政府敢怒而不敢言。澳门的民主之所以几乎毫无寸进，澳门人其实要负上一定的责任。笔者认为，中共就是最喜欢澳门人的性格，因为乖乖的听话，而不敢向中共说不。

换句话来说，中共的官员所说“三权互相配合”论，表面上看来，就是“扬澳抑港”，要香港学习澳门的“行政主导”的政治制度。实际也说穿了，中共迷恋独裁统治暴露无遗，始终如一，也因此不惜扭曲“三权分立”。可是，“三权分立”与“三权互相配合”的政治制度谁较好，已是高下立见，在此不用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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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自有人类文明开始，有一种心理病症可能就已存在，然而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种病症才由于一个刑事案件受到重视，并以此得以命名，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先是一阵狂扫乱射。绑匪一边扫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此后，绑匪将几名银行职员挟持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营救，警方设法打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此后甚至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更为离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还由此爱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

人们无法为这个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只好将它病理化。从而，在心理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病症又被称为人质情结，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后来，人们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几乎是人质挟持事件中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根据一名头脑清醒的女人质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头目发表演说时，全机舱里就会发出如潮的掌声。这个叫做达维森的女人质在回忆中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

前不久报道说，意大利两位被劫持的女记者获救之后，不但不感谢政府的努力，反而“支持伊武装分子的‘正义之战’”。这或许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体现（也有可能不是，这里还涉及到政治信仰问题）。不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007系列之《黑日危机》中有过明确的表现：该片中被劫持的石油大亨的女儿，后来助纣为虐。

我可以列举出一连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事例，不过没有这个必要，大家通过强大的网络搜索引擎可以了解得更详细。

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学燕京礼堂演讲中，分析出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

（1）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2）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4）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接着，杨景端博士说道：“那么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我们不难看到，从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上来看，这是一种针对个人的现象。然而就以个体为元素的社会心态而言，历史也呈现出一种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杨景端提出的四个条件仍旧是直观的归纳，在我看来，我们本能够走得更远一些，看得更深一些（我在后面将会提出我的意见）。不过，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视角：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看待社会，甚至检讨历史事件。当然，尤其观照的是专制的社会。

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可类比为绑匪与人质的关系，而臣民都将与人质一样，全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由此，臣民无疑符合上述的四个形成斯症的条件。不妨我们一一对照：

专制社会最常用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谓暴力。每一个想要与这个专体制作对的臣民都将受到生命的威胁。中国历史上以谋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杀无赦。统治者会反复强调这一点，目的正是“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专统治者的一个要求是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们，保证自己的持续生存可能。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这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因此，人质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时段，都是专下的“人质”实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果能够保证小恩小惠，臣民们都是甘愿做奴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是不会反抗国家“绑匪”的。

第三个条件是封锁信息，这是专制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无须分析，我在《历代禁书记》中谈到的统治者禁毁谶纬著作就属于此类。最后，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专社会里的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生与死的选择：要么反抗，结果是被国家“绑匪”一枪毙了；要么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国家“绑匪”培养成患者，培养成顺民。这就是“无路可逃”的境地，别无选择的余地。

从这个粗浅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专制社会里能够存活的，都将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们最初惊恐，接着会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无效，他们倾向于默认与接受自己被挟持、被统治的现状，最终甚至是习惯被挟持，依赖被统治，崇拜这些绑匪与国家“绑匪”。

满清入关时，有著名的“雉法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有多少前朝的遗老、遗少敢于挺身试法，甘愿保住中原的束发习惯，而不愿沦落为“披发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过去，时间过渡到近代的辛亥年，命的号角吹响，剃发成为拥护革命的一个身体标识。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经身患重症的“人质”，他们留恋这根表示人质身份的辫子，为取消他的人质资格而感到痛心。由此，我们看到，尤其在专制的社会体制下，当权者作为绑匪的身份出现，而被侵略与奴役的臣民则以人质的角色来希图适应这个新“绑匪”劫持与威胁“人质”的方法。我们不得不说，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赖，是向绑匪靠拢的愿意被驯养状态。

个人是国家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国家与社会的集体状态。由此，人质依赖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顺民服从专制的一个国家政治摹本。等到这种病症日益严重化，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暴力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然而，如果绑匪被执法部门制服了，人质被“解救”出来。这种平衡不论从个人的心理上还是此后与人相处上都被打破。这个当年的人质，也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具有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被人沦为人质；或者寻求将别人沦为自己的人质。总之，要重建这种绑匪与人质的相处平衡。引而申之，这个绑匪与人质的关系摹拟到臣民与专统治者关系上，亦即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上，如果原有的国家“绑匪”被取代、被倒，那么社会的人质 ——臣民就实际被解救出来。专的统治模式的社会平衡也同样被打破、被破坏，那么被解放的顺民，作为患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顺民，也呈现出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做顺民的机会，这就是那些前朝遗老们的普遍心态；或者寻求让别人做顺民的可能，这正是陈胜、刘邦、黄巢以及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病理症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病理学概念对历史学的价值就是，它解释了遗老存在的理由，也很好地解释了近代以来，因循守旧的清朝遗民为何要拼命维护曾经宁愿流血砍头也不要辫子的那根辫子。

就制度与社会而言，杨景端提出的产生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的条件过于直观化，它只是提出了一种绑匪与人质患者之间关系的简单轮廓，或者说状态，而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病症产生的原因。我在这里，也无法提出一些深刻的形成原因，一切只是探索。

首先，我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论是在医学范畴，还是在政治学、历史学范畴内，都存在一个生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则，即面对外部强大的压力，尤其是死亡威胁，所有生物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服从。这造成的结果是，每一种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有被驯养的可能。基本需求是一个底线，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续，面临暴力的强权，只有低头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这或许是源于本能反应。就像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让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同时，随着这个驯化过程，狗对主人也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专统治者对臣民的驯化，是通过各种暴力的体罚（例如惩戒性机制）、规范化的思想教育（例如儒家五伦等统治思想的渗透）以及适时的小恩小惠（例如封官进爵等笼络人心的奖励机制）而实现的，结果是培养出大量“为绑匪打掩护”的顺民、良民。只要是动物，就有被驯养的可能。人自然逃不出这个藩篱，这一条是根本的。

再者，人类有一种原始的渴望，那就是对英雄的崇拜。这里的“英雄”，并非单纯说绑匪就是英雄，而是说英雄形象与绑匪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其原始本能保留着一种处理问题的极端方法，这也是一个底线，即通过肢体冲突来解决问题，例如争夺食物、争夺配偶等利益。在无礼可讲的情况下，动手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谁施暴的力量大，谁就成为新的统治者与支配者，“唯兵强马壮耳”，“枪杆子里出政”，说到底这是一个原始的信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以成败论英雄。手中掌握对人质生杀予夺大权的绑匪就是以胜者的姿态，获得人质潜意识的心灵崇拜与倾慕。这样的形象，通过一些熏染个人英雄主义的影片更得以传播与彰显。在影片中，一个匪徒被构想为英雄，人们可以崇拜他，必然要崇拜他，例如香港电影中的“古惑仔”就是一个将匪徒想象为英雄的典型。这是就个人而言的，在国家领域，专社会里的多数人对专的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倾慕与崇拜。他们是“圣上”，是“主子”，是人们理想的“天子”，是全民偶像。在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患者心目中，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拿破仑、蒋介石、毛泽东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专制社会里，如果没有英雄，没有“核心”，人们会感到恐慌，会故意呼吁出一个“核心”，袁世凯的上台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定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通过《英雄》这部影片表达了对秦始皇这个国家“绑匪”的倾慕，并且主观地将当时的六国人全部假想为呼吁统一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其实，他搞错了，七国时代的人还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心中没有呼唤“核心”来绑架天下的冲动。秦始皇对天下人的劫持是中国人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开端。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轻柔地对你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的权利”，你会不会感到分外恐惧？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将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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